我想起我的少年時代，歷史書會說，那時的中國不停地在折騰，但對少年來說，以及在成年人生活的某些方麵，世界便將如此了，肉食將永遠稀少，但母雞還在下蛋，混亂成為常態之後，又有了安定的風味，人們仍要發瘋，卻是定期地發瘋。那個世界比之茨威格的，自然是不幸許多，但兩種世界確有共同點，頗堪琢磨。
我在那個村莊前麵一點的空地上懶洋洋地消磨了兩個小時，這對我來說是少見的，因為我的旅行，特別是那次旅行的特點，是「停不住」。再美麗的河畔，再安靜的山穀，也不能讓我真正地安寧下來；每次奔向某個嚮往已久的地方，趕到後，都是打量一眼又不耐煩地迅速離開。把希望放在下一個拐彎的後麵，而對窗外的事物漠不關心，每天漫無目標地行駛，直到精疲力竭，才悻悻停下。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精神狀態呢？
我便想，我們——我也不清楚這裏的「我們」指的是誰，反正是「我們」吧，對進步所應持有的溫和與持久的信心，是否在變質，是否掩蓋著這個時代本質性的焦躁，是否本來應該深藏不露的儲備金，卻被我們急不可待地揮霍。我們或者說很多人，似乎不是生活在現在裏，倒像是拚命地將自己探入不屬於自己的未來，而那本來是沒有可能的，可能的隻是錯覺和幻想。
我並不怎麽讚賞那個小村莊舊有的生活方式，對於現代社會將那裏的人們強行拖入共同軌道，也不怎麽歉疚。我仍然認為社會停滯在困苦與不公平的狀態中，是件悲慘的事，比如，假如中國此刻停滯下來，那我一定要大唿倒黴，但是，在公路上疾馳時，或在家中漫無要領地翻看新聞網頁時，我確實感到一種荒唐。比如說，我常用來批評牧歌精神的一個武器，是指責那種生活狀態下的人們沒有人類感，沒有共同感。而我認為自己是擁有它的，證明之一是知道「羅弗敦牆」是在挪威的什麽地方，非洲有人在生病，以及……對了，我經常上網看看新聞什麽的。
今天抄書有癮，再抄一段索爾·貝婁。我以前引用過他的一篇演講，今天再從裏麵抄一點。貝婁神經過敏地談到電視的影響：「它是我們時代特有聒噪的主要來源——這是一種經過裝飾的聒噪，它要求我們的專注，其目的不是把它聚攏起來，而是把 它分散開來……它使分散的孤獨進入一種交流狀態。電視讓離群索居的美國人認為，他參與了整個國家的生活。它並沒有真正把他置於一個社團裏麵，而他的心卻由於這種暗示而暖洋洋的，也就是，附近什麽地方有一個社團，因而，他那源自你的意識也就給引向那個整體。」（李自修譯文）
貝婁的演講是在1990年。他說的電視，對我們來說就是網際網路。
「……後來，電視劇結束了，我們來到了斑馬和長頸鹿的草原上。再後，又看到了群眾集會上的列寧。突然，我們切換到了一所烹飪學校，有人教給我們怎麽填塞火雞。接著柏林圍牆倒塌了。或者旗子在焚燒。也或者，一個小組討論吸毒危機。越來越多的大眾話題，可個人意識卻越來越少。顯然，個人意識在萎縮。」
麵對台階上的七八位老人（曾被我輕蔑地形容為一排植物的），沒辦法不意識到，陌生與疏遠是雙向的，我對於他們生活的理解，我相信，多於他們對於我的。有時候，我對原地不動的陌生人的興趣，要超過他們對陌生的過客發生的興趣，而有時候又相反，但統統這些，都改變不了一件事，那就是，所謂共同感有可能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種時間感，而這可貴的時間感，又讓我們煩躁，我們寧可以進步之名來打碎它。
在旅行中，如果連著幾天發生這種自我懷疑，我就得趕緊找家舒服的旅館，在幹淨的地毯和能夠反光的鏡子之間恢復平衡，還有一件重要的事，上網，看新聞，迴到人類的大家庭中，正如貝婁所形容的「暖洋洋的」。
我和朋友們談起過這些。我們互相問，有誰能夠在如前所述村莊那類的地方、在「時間的後麵」，生活一年，而不感到恐慌？沒有一個人能。如果有網際網路和電話呢？也許可以，但沒必要嘛，我們這麽說。
我觀察，焦躁不安是普遍的，我們用摻水的共同感來分散它，用進步觀來推遲解決這個問題的壓力，或者把個人問題化為時代問題或政治問題。奇怪的是，我確實認識一些非常安靜的人，聽說過更多此類人，通常，我一邊羨慕，一邊懷疑地想，真有那樣的人嗎，在這個時代？我麵前的這個人，是不是腦子有什麽問題？或者，瞧他付出的代價。實際上，每個焦躁的人，對他人或事物，都沒有時間去實現自己本來可以達到的理解程度，我們隻是踩油門，飛馳而過。
有個叫天花墕的地方，我莫名其妙地在兩年內途經三次。天花墕在土塬頂上，有家人住在那裏，門前總是擺著自家出產的梨棗之類，指望賣給過往的人。第一次經過，我停下來照了幾張相，迴來看，毫無趣味。第二次經過，我用那家的水洗了手臉，然後買了梨和一種很小的蘋果。第三次，我沒有停車，直接開了過去。我已經知道了他家梨果的味道，便想不出還有什麽是值得停留的了，而且，我還要趕到前麵的縣城投宿。
總是如此，有足夠的理由馳過每一個地方；如果在某處有所逗留，不是出於實際的考慮，便是偶然所致。
我在那個村莊前麵一點的空地上懶洋洋地消磨了兩個小時，這對我來說是少見的，因為我的旅行，特別是那次旅行的特點，是「停不住」。再美麗的河畔，再安靜的山穀，也不能讓我真正地安寧下來；每次奔向某個嚮往已久的地方，趕到後，都是打量一眼又不耐煩地迅速離開。把希望放在下一個拐彎的後麵，而對窗外的事物漠不關心，每天漫無目標地行駛，直到精疲力竭，才悻悻停下。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精神狀態呢？
我便想，我們——我也不清楚這裏的「我們」指的是誰，反正是「我們」吧，對進步所應持有的溫和與持久的信心，是否在變質，是否掩蓋著這個時代本質性的焦躁，是否本來應該深藏不露的儲備金，卻被我們急不可待地揮霍。我們或者說很多人，似乎不是生活在現在裏，倒像是拚命地將自己探入不屬於自己的未來，而那本來是沒有可能的，可能的隻是錯覺和幻想。
我並不怎麽讚賞那個小村莊舊有的生活方式，對於現代社會將那裏的人們強行拖入共同軌道，也不怎麽歉疚。我仍然認為社會停滯在困苦與不公平的狀態中，是件悲慘的事，比如，假如中國此刻停滯下來，那我一定要大唿倒黴，但是，在公路上疾馳時，或在家中漫無要領地翻看新聞網頁時，我確實感到一種荒唐。比如說，我常用來批評牧歌精神的一個武器，是指責那種生活狀態下的人們沒有人類感，沒有共同感。而我認為自己是擁有它的，證明之一是知道「羅弗敦牆」是在挪威的什麽地方，非洲有人在生病，以及……對了，我經常上網看看新聞什麽的。
今天抄書有癮，再抄一段索爾·貝婁。我以前引用過他的一篇演講，今天再從裏麵抄一點。貝婁神經過敏地談到電視的影響：「它是我們時代特有聒噪的主要來源——這是一種經過裝飾的聒噪，它要求我們的專注，其目的不是把它聚攏起來，而是把 它分散開來……它使分散的孤獨進入一種交流狀態。電視讓離群索居的美國人認為，他參與了整個國家的生活。它並沒有真正把他置於一個社團裏麵，而他的心卻由於這種暗示而暖洋洋的，也就是，附近什麽地方有一個社團，因而，他那源自你的意識也就給引向那個整體。」（李自修譯文）
貝婁的演講是在1990年。他說的電視，對我們來說就是網際網路。
「……後來，電視劇結束了，我們來到了斑馬和長頸鹿的草原上。再後，又看到了群眾集會上的列寧。突然，我們切換到了一所烹飪學校，有人教給我們怎麽填塞火雞。接著柏林圍牆倒塌了。或者旗子在焚燒。也或者，一個小組討論吸毒危機。越來越多的大眾話題，可個人意識卻越來越少。顯然，個人意識在萎縮。」
麵對台階上的七八位老人（曾被我輕蔑地形容為一排植物的），沒辦法不意識到，陌生與疏遠是雙向的，我對於他們生活的理解，我相信，多於他們對於我的。有時候，我對原地不動的陌生人的興趣，要超過他們對陌生的過客發生的興趣，而有時候又相反，但統統這些，都改變不了一件事，那就是，所謂共同感有可能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種時間感，而這可貴的時間感，又讓我們煩躁，我們寧可以進步之名來打碎它。
在旅行中，如果連著幾天發生這種自我懷疑，我就得趕緊找家舒服的旅館，在幹淨的地毯和能夠反光的鏡子之間恢復平衡，還有一件重要的事，上網，看新聞，迴到人類的大家庭中，正如貝婁所形容的「暖洋洋的」。
我和朋友們談起過這些。我們互相問，有誰能夠在如前所述村莊那類的地方、在「時間的後麵」，生活一年，而不感到恐慌？沒有一個人能。如果有網際網路和電話呢？也許可以，但沒必要嘛，我們這麽說。
我觀察，焦躁不安是普遍的，我們用摻水的共同感來分散它，用進步觀來推遲解決這個問題的壓力，或者把個人問題化為時代問題或政治問題。奇怪的是，我確實認識一些非常安靜的人，聽說過更多此類人，通常，我一邊羨慕，一邊懷疑地想，真有那樣的人嗎，在這個時代？我麵前的這個人，是不是腦子有什麽問題？或者，瞧他付出的代價。實際上，每個焦躁的人，對他人或事物，都沒有時間去實現自己本來可以達到的理解程度，我們隻是踩油門，飛馳而過。
有個叫天花墕的地方，我莫名其妙地在兩年內途經三次。天花墕在土塬頂上，有家人住在那裏，門前總是擺著自家出產的梨棗之類，指望賣給過往的人。第一次經過，我停下來照了幾張相，迴來看，毫無趣味。第二次經過，我用那家的水洗了手臉，然後買了梨和一種很小的蘋果。第三次，我沒有停車，直接開了過去。我已經知道了他家梨果的味道，便想不出還有什麽是值得停留的了，而且，我還要趕到前麵的縣城投宿。
總是如此，有足夠的理由馳過每一個地方；如果在某處有所逗留，不是出於實際的考慮，便是偶然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