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馬經》揭開帷布的一個小角，使我們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經那麽認真地格物致知。翻翻各代的藝文誌，便知記載實際知識的書，最容易亡佚，空言欺世的，倒世代流傳。魯迅曾氣憤憤地說：「做《內經》的不知道究竟是誰。對於人的肌肉，他確是看過，但似乎單是剝了皮，略略一觀，沒有細考校，所以亂成一片，說是凡有肌肉都發源於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錄》說人骨，竟至於謂男女骨數不同。」其實《內經》時代，人們還是求知的，懶惰的是後人，不肯將知識積累上去。如此說來，一篇《相馬經》，還不如長埋地下，沒的挖出來，讓我們慚愧。
不讀酒誡
我國風俗最奇怪處之一，是以酗酒為美德，溫克為無趣。波德萊爾說的「長醉不醒是唯一出路」，本是驚世駭俗之言，放在咱們這兒，便成家常的意見。喝到爛醉如泥，不以為恥，反矜矜自喜，到處說上好幾年，當作自己的英雄事；自己喝也罷了，還要勸別人喝，人家拒絕這無理且無禮的要求，他還不高興。最講不通的，是誇耀酒量，好像在昏迷之前喝下更多的酒，是造福人類的事。
凡是與常識有違，又蔚然成風的事，都得向上找源頭。喝酒的這種作風，始作俑的是兩晉的文人，唐代詩人把它發揚光大，使成社會的習俗。古代的文人，標榜自己喝酒，如同標榜自己有才情，要是一點也喝不了，別人就懷疑他是個無趣之人。寫過《濁醪有妙理賦》的蘇軾，生來不能喝酒，他覺得這是少了一樣雅韻，便以勤補拙，天天把盞練習，比填詞練字還要用功，果然天道酬勤，到了六十歲，他已能喝下五盞酒，當然，不是一頓，是在一天裏累積。
也有反對喝酒的。從《尚書》中的《酒誥》開始，就有正人君子，看這些橫七豎八的醉漢，心裏難過，寫下各種勸誡。但到後世，兩邊的力量，不成比例，主張節製的，都是些葛洪、庾闡這樣的實木腦袋，講些大道理（他們忘了，正是因為聽大道理聽煩了，人家才跑去喝酒），而在另一邊，從莊子往下，從漢代的孔融到唐的王績，從李杜到皮陸，都是有才情的人。一邊是恃才任性，一邊是崇學重道，一邊是嵇康，一邊是嵇紹，一邊是李白，一邊是韓愈，一邊把道理想個周全，好不容易寫出一篇《酒誡》，一邊輕輕揮去，十來篇酒賦醉賦之類已一湧而出了。這架不用打，就知誰輸誰贏。
王績《醉鄉記》，模仿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而寫的，韓愈讀後，感慨說這些醉漢，都是些不遇的人，心中有不平氣，所以躲到醉鄉。唐人對喝酒的理解，正反兩麵，大抵如此，一說到建安、竹林那些人喝酒的動機，不外是逃世網於糟丘，以求得全。如李白，是上引陶淵明為知己的，但淺如太白者，畢竟無法接近陶淵明的內心，寫下和喝酒有關的詩不知有多少首，也注不動陶淵明的一首：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此中有真味。」
遺世忘憂之外，晉人喝酒，與唐人比，還有別的心事。王蘊說的「酒正使人人自遠」，唐代的詩人就說不出，而王蘊還隻是說在形而下。各代說喝酒如何如何好的，很少在說老實話，而在另一麵，反對耽溺於酒的人，更反映時代的趨向。庾闡酒誡，講的道理是「窮智害性，任欲喪真」，「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於心」，就比較入當時那一批人的耳，若是像後世的道德家那樣，舉出健康、政治、道德之類的理由，徒令人生厭，酒是一點也勸不住的。
晉人的心事，未必都傳了下去，晉人的作風，一樣不少地被後人效仿。酒是一代代喝下去了，每代人有每個時代的理由，每個人都有不需要現實感的時候。「一杯顏色好，十杯膽氣加」，酒能釋恨佐歡，也能激發情性，讓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可惜「醉中隻恨歡娛少，無奈明朝酒醒何」，酒一醒，一切復原。在這一點上，今人要羨慕古人的，是古代酒薄，魯酒千鍾，趕不上一瓶二鍋頭，陶然一醉，要花很長時間，醒酒又要很長時間，這樣一三五喝酒，二四六醒酒，或許真的可以流連醉鄉，沒身不返呢。
總之，崇尚喝醉，先是晉代特殊的風氣，後是文人的一種生活方式，—「火滿酒爐詩滿口」，聽起來就很雅，最後，在全社會普及開來，哪怕是僻遠的鄉下，男人喝酒，勞苦功高、大模大樣地坐著，全家人在下麵忙，顯然是一致同意喝酒是嚴肅的事業，喝醉是事業的完成。我知道喝酒能令人喜歡自己，喝醉時喜歡自己，平時也喜歡自己的雅興，但如果一無晉人的心事，二無詩要寫，三則本來已經很喜歡自己，很喜歡自己的時代了，還要鎮日無事，不讀離騷痛飲酒，就看不出有什麽好藉口了。
不讀酒經
我國對文明最大的貢獻之一，是發明了用酒麴釀酒，使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自己喝醉自己。《尚書》裏說，「若作酒醴，爾惟曲櫱」，櫱且不論，製曲，實乃中國酒的特點，工藝也有風致，單說其中的踏曲，即用腳把曲料踩實，最合古意。北魏時的農書《齊民要術》說「令壯士熟踏之」，便是這個環節了。《齊民要術》中用手團製曲餅，都用小孩子，且「有汙穢者不使」，何以用腳踏曲，卻用壯士？想必是求堅實，兒童體重不足，隻好有請壯漢了。但故老相傳，近代製曲，卻用胖小子來踩，也算一種改進吧。踏曲時邊踩邊唱歌，很是田園風光，竟成製曲的別名（如幹隆禁酒，詔曰嚴禁「肆行踩曲」），可惜現在難得見到了。
不讀酒誡
我國風俗最奇怪處之一，是以酗酒為美德，溫克為無趣。波德萊爾說的「長醉不醒是唯一出路」，本是驚世駭俗之言，放在咱們這兒，便成家常的意見。喝到爛醉如泥，不以為恥，反矜矜自喜，到處說上好幾年，當作自己的英雄事；自己喝也罷了，還要勸別人喝，人家拒絕這無理且無禮的要求，他還不高興。最講不通的，是誇耀酒量，好像在昏迷之前喝下更多的酒，是造福人類的事。
凡是與常識有違，又蔚然成風的事，都得向上找源頭。喝酒的這種作風，始作俑的是兩晉的文人，唐代詩人把它發揚光大，使成社會的習俗。古代的文人，標榜自己喝酒，如同標榜自己有才情，要是一點也喝不了，別人就懷疑他是個無趣之人。寫過《濁醪有妙理賦》的蘇軾，生來不能喝酒，他覺得這是少了一樣雅韻，便以勤補拙，天天把盞練習，比填詞練字還要用功，果然天道酬勤，到了六十歲，他已能喝下五盞酒，當然，不是一頓，是在一天裏累積。
也有反對喝酒的。從《尚書》中的《酒誥》開始，就有正人君子，看這些橫七豎八的醉漢，心裏難過，寫下各種勸誡。但到後世，兩邊的力量，不成比例，主張節製的，都是些葛洪、庾闡這樣的實木腦袋，講些大道理（他們忘了，正是因為聽大道理聽煩了，人家才跑去喝酒），而在另一邊，從莊子往下，從漢代的孔融到唐的王績，從李杜到皮陸，都是有才情的人。一邊是恃才任性，一邊是崇學重道，一邊是嵇康，一邊是嵇紹，一邊是李白，一邊是韓愈，一邊把道理想個周全，好不容易寫出一篇《酒誡》，一邊輕輕揮去，十來篇酒賦醉賦之類已一湧而出了。這架不用打，就知誰輸誰贏。
王績《醉鄉記》，模仿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而寫的，韓愈讀後，感慨說這些醉漢，都是些不遇的人，心中有不平氣，所以躲到醉鄉。唐人對喝酒的理解，正反兩麵，大抵如此，一說到建安、竹林那些人喝酒的動機，不外是逃世網於糟丘，以求得全。如李白，是上引陶淵明為知己的，但淺如太白者，畢竟無法接近陶淵明的內心，寫下和喝酒有關的詩不知有多少首，也注不動陶淵明的一首：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此中有真味。」
遺世忘憂之外，晉人喝酒，與唐人比，還有別的心事。王蘊說的「酒正使人人自遠」，唐代的詩人就說不出，而王蘊還隻是說在形而下。各代說喝酒如何如何好的，很少在說老實話，而在另一麵，反對耽溺於酒的人，更反映時代的趨向。庾闡酒誡，講的道理是「窮智害性，任欲喪真」，「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於心」，就比較入當時那一批人的耳，若是像後世的道德家那樣，舉出健康、政治、道德之類的理由，徒令人生厭，酒是一點也勸不住的。
晉人的心事，未必都傳了下去，晉人的作風，一樣不少地被後人效仿。酒是一代代喝下去了，每代人有每個時代的理由，每個人都有不需要現實感的時候。「一杯顏色好，十杯膽氣加」，酒能釋恨佐歡，也能激發情性，讓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可惜「醉中隻恨歡娛少，無奈明朝酒醒何」，酒一醒，一切復原。在這一點上，今人要羨慕古人的，是古代酒薄，魯酒千鍾，趕不上一瓶二鍋頭，陶然一醉，要花很長時間，醒酒又要很長時間，這樣一三五喝酒，二四六醒酒，或許真的可以流連醉鄉，沒身不返呢。
總之，崇尚喝醉，先是晉代特殊的風氣，後是文人的一種生活方式，—「火滿酒爐詩滿口」，聽起來就很雅，最後，在全社會普及開來，哪怕是僻遠的鄉下，男人喝酒，勞苦功高、大模大樣地坐著，全家人在下麵忙，顯然是一致同意喝酒是嚴肅的事業，喝醉是事業的完成。我知道喝酒能令人喜歡自己，喝醉時喜歡自己，平時也喜歡自己的雅興，但如果一無晉人的心事，二無詩要寫，三則本來已經很喜歡自己，很喜歡自己的時代了，還要鎮日無事，不讀離騷痛飲酒，就看不出有什麽好藉口了。
不讀酒經
我國對文明最大的貢獻之一，是發明了用酒麴釀酒，使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自己喝醉自己。《尚書》裏說，「若作酒醴，爾惟曲櫱」，櫱且不論，製曲，實乃中國酒的特點，工藝也有風致，單說其中的踏曲，即用腳把曲料踩實，最合古意。北魏時的農書《齊民要術》說「令壯士熟踏之」，便是這個環節了。《齊民要術》中用手團製曲餅，都用小孩子，且「有汙穢者不使」，何以用腳踏曲，卻用壯士？想必是求堅實，兒童體重不足，隻好有請壯漢了。但故老相傳，近代製曲，卻用胖小子來踩，也算一種改進吧。踏曲時邊踩邊唱歌，很是田園風光，竟成製曲的別名（如幹隆禁酒，詔曰嚴禁「肆行踩曲」），可惜現在難得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