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問題是，吳敬梓以及他書中的理想文人，所堅守的東西到底是什麽？是文化中的傳統？還是道德中的傳統？書裏麵，遲衡山說：「講學問的隻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隻講功名，不必問學問。」說得不錯，但如果學問、功名都不講呢？實際上，書中那些糞土功名的正麵角色，除一二子外，並不講究學問，詩文也不一定好，那麽，這批士子的本色在什麽地方呢？如果說隻是某種道德價值的看守，那麽，非得吟詩弄文做文人才合格嗎？
這個問題等於是，古典文人，在清代中期，剝掉一兩層皮毛後，核心在什麽地方。魯迅曾說：「《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嚐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魯迅的意思，似乎是以為《儒林外史》是為舊文人做的，那時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大家興頭正濃，難怪他有此議論。如果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也許他會進一步說，這本書，盛世的人還是不要讀了吧，讀也讀不懂。
每個社會、每個階層都有失意者，偉大的《儒林外史》，講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證明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的說服力是不夠的，但小說告訴我們，他們怎樣活下去，怎樣把幻想維持下去，其中那慘澹的信心，是除了《紅樓夢》的讀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別人身上。小說最後一個人物是荊元，是個裁縫，喜歡彈琴，在小說的結尾，他彈給一個老友聽（那人也是個市井中人），彈完後，「當下也就別過了。」—我相信任何當代人都不願意淪落到這種田地，但能夠想像在什麽地方有這種人，且能想像他們沒有餓死，多少令人欣慰。
不讀《考工記》
民間技藝自有流傳。古代的典籍，鮮有對工藝的記錄，然而一代代的中國人，仍然會造酒、製車、種田。隻是，若沒有知識豐富的人參加，工藝的改進必然緩慢，而且無法產生出科學。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古代寫工藝的書，少之又少，所以每一本都珍貴。最珍貴的一本，是大約成書於戰國時期的《考工記》。《考工記》是工藝大全，怎麽造車，怎麽做食器、兵器，小到編筐，大到營建城邑，挖溝築防，雖未必詳細，卻樣樣法度清楚。既有能力著述、又通工匠之事的人，古代是極少的，前人或說這本書便成於這種人之手。但書的內容如此豐富，怎麽能有那樣的百事通呢？所以更可能是士人訪問各行的工匠，記錄成書。
讀書人能有這樣的心思，不論是出於私意還是官命，在當時算了不起。隻是陸續潤飾，有些東西難免走樣。比如《考工記》說車輪要用三十根輻條，取日月之數，這就是儒生的一己之意了。考古所得周秦古車，極少見三十輻的，大多數是二十幾根輻條。老子雖也說過「三十輻共一轂」，但老子是哲學家，可以舉其成數，不必對工藝負責。若是工匠自己來記，當不會想到要讓工藝向哲學讓步，非三十不可。
儒生為了整齊好看，以及合於他們的哲學，對這本書的加工不止一處。仍以車製為例，按現存《考工記》的定製，車轂的長度，要合於車輪（去掉接地的一圈）的半徑。實際情況，是要比這個短一些的，不過如實寫就麻煩，妨礙閱讀愉快。
《考工記》對車製的記錄最詳細，也最難解。為它做注的漢代大儒鄭玄，去《考工記》的時代不算很遠，註解已錯誤百出。比如車轂兩端金屬套的大小，按鄭玄的理解，粗的一端（「賢」），徑八寸多，細的一端（「軹」），徑四寸多，相差如此懸殊，世上哪有這樣的車呢？鄭玄「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一輩子不知坐了多少迴車，何惜於湊近看一看，或者問一問製車匠呢？
這個問題留了下來，大家都覺得不妥當，又沒有好的解釋。清代通西學、重實證的戴震，不得不改字解經，又把鐵箍的厚度也算進去，勉強讓這理想之車能夠運轉，但畢竟不合經文。他的師弟程瑤田，則以為「賢」「軹」說的是飾轂。清代對《考工記》研究最深，要屬戴、程二位，仍說不清楚這件事，而從現在的考古所得來看，先秦車轂，兩端的徑差縱有，斷不如書中所記那樣懸殊。至於是記錄或傳抄錯誤，或「賢」、「軹」別有所解，就不知道了。
《考工記》流傳中或有錯誤，但擁有這本書，是我們的幸運。有個成語，叫「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中的「輔」和「車」，舊訓一直是解作頰骨和牙床（我記得我上中學時的課本，還這樣解釋）。直到清代的王引之，才正確地指出「輔」是加固車輪的額外輻條，所謂「夾輔」是也。《考工記》中沒有講到這種「輔」，它少說了一句，大家就糊塗了一千年。若無《考工記》，我們對先秦社會的知識，秦漢以前的技術史，要少掉一半篇章，古籍中許多名物，也更不可解了。
我們平時讀書，是想不到《考工記》的，因為它又枯燥，又難讀。另一本著名的《齊民要術》，也同樣鮮有讀者。古代對技術，沒有設立專門的學科，也沒有專門的知識係統，讀者不會，會者不讀，技術發展固然自有其進程，隻是無法鑽入讀書人的法眼，成了地下的暗河。
戴震曾感慨，經書中有些地方，若無實際知識，是理解不了的。他舉了些例子，如不懂天文，讀不懂《尚書》；不知古音，讀不通《詩經》，沒有數學知識，也看不明白《考工記》。他說，對這些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但對古代的大多數讀書人來說，除了「忽置不講」，也沒什麽好法子，戴震自己若不是懂些西方歷算，對《考工記》怕也隻好忽置不講了。
這個問題等於是，古典文人，在清代中期，剝掉一兩層皮毛後，核心在什麽地方。魯迅曾說：「《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嚐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魯迅的意思，似乎是以為《儒林外史》是為舊文人做的，那時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大家興頭正濃，難怪他有此議論。如果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也許他會進一步說，這本書，盛世的人還是不要讀了吧，讀也讀不懂。
每個社會、每個階層都有失意者，偉大的《儒林外史》，講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證明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的說服力是不夠的，但小說告訴我們，他們怎樣活下去，怎樣把幻想維持下去，其中那慘澹的信心，是除了《紅樓夢》的讀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別人身上。小說最後一個人物是荊元，是個裁縫，喜歡彈琴，在小說的結尾，他彈給一個老友聽（那人也是個市井中人），彈完後，「當下也就別過了。」—我相信任何當代人都不願意淪落到這種田地，但能夠想像在什麽地方有這種人，且能想像他們沒有餓死，多少令人欣慰。
不讀《考工記》
民間技藝自有流傳。古代的典籍，鮮有對工藝的記錄，然而一代代的中國人，仍然會造酒、製車、種田。隻是，若沒有知識豐富的人參加，工藝的改進必然緩慢，而且無法產生出科學。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古代寫工藝的書，少之又少，所以每一本都珍貴。最珍貴的一本，是大約成書於戰國時期的《考工記》。《考工記》是工藝大全，怎麽造車，怎麽做食器、兵器，小到編筐，大到營建城邑，挖溝築防，雖未必詳細，卻樣樣法度清楚。既有能力著述、又通工匠之事的人，古代是極少的，前人或說這本書便成於這種人之手。但書的內容如此豐富，怎麽能有那樣的百事通呢？所以更可能是士人訪問各行的工匠，記錄成書。
讀書人能有這樣的心思，不論是出於私意還是官命，在當時算了不起。隻是陸續潤飾，有些東西難免走樣。比如《考工記》說車輪要用三十根輻條，取日月之數，這就是儒生的一己之意了。考古所得周秦古車，極少見三十輻的，大多數是二十幾根輻條。老子雖也說過「三十輻共一轂」，但老子是哲學家，可以舉其成數，不必對工藝負責。若是工匠自己來記，當不會想到要讓工藝向哲學讓步，非三十不可。
儒生為了整齊好看，以及合於他們的哲學，對這本書的加工不止一處。仍以車製為例，按現存《考工記》的定製，車轂的長度，要合於車輪（去掉接地的一圈）的半徑。實際情況，是要比這個短一些的，不過如實寫就麻煩，妨礙閱讀愉快。
《考工記》對車製的記錄最詳細，也最難解。為它做注的漢代大儒鄭玄，去《考工記》的時代不算很遠，註解已錯誤百出。比如車轂兩端金屬套的大小，按鄭玄的理解，粗的一端（「賢」），徑八寸多，細的一端（「軹」），徑四寸多，相差如此懸殊，世上哪有這樣的車呢？鄭玄「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一輩子不知坐了多少迴車，何惜於湊近看一看，或者問一問製車匠呢？
這個問題留了下來，大家都覺得不妥當，又沒有好的解釋。清代通西學、重實證的戴震，不得不改字解經，又把鐵箍的厚度也算進去，勉強讓這理想之車能夠運轉，但畢竟不合經文。他的師弟程瑤田，則以為「賢」「軹」說的是飾轂。清代對《考工記》研究最深，要屬戴、程二位，仍說不清楚這件事，而從現在的考古所得來看，先秦車轂，兩端的徑差縱有，斷不如書中所記那樣懸殊。至於是記錄或傳抄錯誤，或「賢」、「軹」別有所解，就不知道了。
《考工記》流傳中或有錯誤，但擁有這本書，是我們的幸運。有個成語，叫「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中的「輔」和「車」，舊訓一直是解作頰骨和牙床（我記得我上中學時的課本，還這樣解釋）。直到清代的王引之，才正確地指出「輔」是加固車輪的額外輻條，所謂「夾輔」是也。《考工記》中沒有講到這種「輔」，它少說了一句，大家就糊塗了一千年。若無《考工記》，我們對先秦社會的知識，秦漢以前的技術史，要少掉一半篇章，古籍中許多名物，也更不可解了。
我們平時讀書，是想不到《考工記》的，因為它又枯燥，又難讀。另一本著名的《齊民要術》，也同樣鮮有讀者。古代對技術，沒有設立專門的學科，也沒有專門的知識係統，讀者不會，會者不讀，技術發展固然自有其進程，隻是無法鑽入讀書人的法眼，成了地下的暗河。
戴震曾感慨，經書中有些地方，若無實際知識，是理解不了的。他舉了些例子，如不懂天文，讀不懂《尚書》；不知古音，讀不通《詩經》，沒有數學知識，也看不明白《考工記》。他說，對這些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但對古代的大多數讀書人來說，除了「忽置不講」，也沒什麽好法子，戴震自己若不是懂些西方歷算，對《考工記》怕也隻好忽置不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