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微有點麻煩的是，紅學對社會日常生活的入侵，走得有一點遠。比如紅學家同時又各自是公認的美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學者、教授、愛國者、好丈夫，那麽，這些正常的身份，就有點兒不清不楚，別的人再以什麽家或什麽者自居，一想到沾了光，臉或要有些「紅」。紅學，包括曹學、秦學，和正在建立的「姥學」，既為人生哲理之總括，宇宙運行之樞機，已非「學術」二字所可範圍，不妨另起高門大戶，把「學」字賞給你我平庸之輩混口飯吃。
在需要專業知識才能自定其是非的許多問題上，我們都在接受主流行家的意見。古代的哲人說大地是中心，我們便取這意見，今天的科學家說地球不過是太空中的一個流浪漢，我們也取這意見，這並無問題，問題在於一個社會，什麽樣的東西成為主流，或接近主流。各種意見都有表達的權利，但何種意見占上風，卻構成重大的區別。比如在二十一世紀，仍有人主張宇宙的密碼是寫在文學作品裏的，並無什麽不好，且很有趣，但假如相當多的人同意這意見，就有點異樣了。
《堂·吉訶德》的主角，堅信騎士小說裏那個世界更加真實，如果他遇到的事情，和小說裏的形容不符，他寧可不相信眼睛。吉訶德先生是小說的讀者，但他本人也是小說中的角色，而我們又是《堂·吉訶德》的讀者，假如有人把這些全部混為一談，那一定能創造相當的混亂。在我接觸的人裏，相信《紅樓夢》不是簡單的小說的，比能想像的要多很多。有太多的人，認為這本小說，其實是推背圖，是史書，甚至超越了記錄，成為被記錄的某種實在之物，這些最可駭怪的議論，出自各種受過良好教育、衣著得體的成功人士之口，很難不令人去想：我們的教育真是失敗呀。
現代教育的要義，於傳授知識之外，還要訓練學生掌握辨別真偽是非的一套基本程序。對個人經驗之外的多數問題，我們隻有聽別人的，但通過觀察他建立主張的方法，我們能決定自己的立場，我們不知道地心裏藏著什麽，但假如一個人說「我是個慈善家，所以當我說地心是一個大燕窩時，你最好相信我」，我們不該同意他，因為他的方法有問題。
常識和通常說的知識有不同的意義，常識不僅是一套合用的知識，還代表一種日用理性，完全有可能的是，一個人學富五車，卻極端缺少常識，那是因為他少一種核查程序，而那是決定了誰是大肚漢，誰是美食家的。
有一位紅學家，提出曹雪芹其人並不是作者，而是抄手，理由是「曹雪芹者，『抄書勤』也」，—很獨特的觀點，放在飯桌上談談，還是有趣的。紅學中好多主張，看著不像這一條這麽奇怪，而骨子裏比它奇怪一百倍，而且那幾種最廣為人接受的主張，其實是最奇怪的，是對當代教育的最大嘲笑。
「最大」有點誇張了。窗上漏了那麽大的洞，進來的不會隻有紅學。比紅學更背離常識，而且大行其道的，還多著呢。有時聽那些衣冠楚楚之士胡言亂語，看那些善良的人們點頭稱是，難免要想，這就是我們，發明了顯微鏡和電冰箱，把飛船送上太空的晚期直立人？
不讀《儒林外史》
時代變化快呀，吳敬梓這類人的精神祖先，操心的隻是精神，至多是性命問題，像他喜歡的嵇阮們，都是社會上的貴族，生計雲雲，不用費心，阮籍有時哭哭窮，其實他就是什麽也不做，也有酒喝的，等到吳敬梓或杜少卿的時候，「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得死人的」，於是小姐的身子丫環命，高明如虞博士，也得每年謀幾兩俸金，掙下三十擔米的一塊田，猶不敢去，還要「多則做三年，少則做兩年，再積些俸銀，添得二十擔米，每年養著我夫妻兩個不得餓死」。
當代英語裏的loser一詞，譯成漢語的失敗者，太生硬，那麽譯成什麽呢？不中用之人？笨蛋？廢物？廢物點心？反正，一部《儒林外史》，就是loser之歌，它裏麵的好人，都是混得不好的，混得好的，在作者筆下，無非鄙吝之徒。作為讀者，我們很難同意吳敬梓的這種牢騷，第一，那樣會顯得我們也是loser；第二，我們都是工作者，而工作的定義就是可以出售，出售了就可以過活，可以買棉帽子、買炸糕等各種好東西。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可不想為一本小說叛教。
《儒林外史》寫的是士子、文人，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不過這本書對「知識圈兒」以外的人，也不客氣，書裏寫過三十來個鄉民，二十幾個買賣人，十個差役，十六個奴僕，還有三個看陰陽的，五個大夫，八個和尚，四個尼姑，—除一二人外，也都不是什麽好嘴臉。吳敬梓搭建的書中社會，簡單地說，就是所治癒下，得車愈多，他把自己和友人的不幸，歸咎於世風日下。那也是中國最古典的牢騷了。
《儒林外史》裏的文人有幾類，一類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遲衡山、餘二先生，這些人有操守，還多少有些才學，前者使他們混得不好，後者使他們不至於餓肚子。第二類是混功名而人品見識又很差的，像高翰林、匡超人這樣的。第三類是什麽也沒有，向雅人處說雅，向俗人處吃俗，艱難地混在外圍的小文人，如季葦蕭、季恬逸之輩。
還有一種人，醉心功名然而為人極好，如著名的馬二先生。這個角色的原型是馮祚泰，和作者是朋友。《儒林外史》寫馬二，下筆是很溫柔的，同對杜慎卿的貶抑相對讀，可以發現，在吳敬梓的價值表裏，道德比才學重要很多。所以他對第四類文人，也就是欺世盜名者，態度最嚴厲，如小說裏的權勿用（據說原型是康雍幹時代的假道學、假名士是鏡）。
在需要專業知識才能自定其是非的許多問題上，我們都在接受主流行家的意見。古代的哲人說大地是中心，我們便取這意見，今天的科學家說地球不過是太空中的一個流浪漢，我們也取這意見，這並無問題，問題在於一個社會，什麽樣的東西成為主流，或接近主流。各種意見都有表達的權利，但何種意見占上風，卻構成重大的區別。比如在二十一世紀，仍有人主張宇宙的密碼是寫在文學作品裏的，並無什麽不好，且很有趣，但假如相當多的人同意這意見，就有點異樣了。
《堂·吉訶德》的主角，堅信騎士小說裏那個世界更加真實，如果他遇到的事情，和小說裏的形容不符，他寧可不相信眼睛。吉訶德先生是小說的讀者，但他本人也是小說中的角色，而我們又是《堂·吉訶德》的讀者，假如有人把這些全部混為一談，那一定能創造相當的混亂。在我接觸的人裏，相信《紅樓夢》不是簡單的小說的，比能想像的要多很多。有太多的人，認為這本小說，其實是推背圖，是史書，甚至超越了記錄，成為被記錄的某種實在之物，這些最可駭怪的議論，出自各種受過良好教育、衣著得體的成功人士之口，很難不令人去想：我們的教育真是失敗呀。
現代教育的要義，於傳授知識之外，還要訓練學生掌握辨別真偽是非的一套基本程序。對個人經驗之外的多數問題，我們隻有聽別人的，但通過觀察他建立主張的方法，我們能決定自己的立場，我們不知道地心裏藏著什麽，但假如一個人說「我是個慈善家，所以當我說地心是一個大燕窩時，你最好相信我」，我們不該同意他，因為他的方法有問題。
常識和通常說的知識有不同的意義，常識不僅是一套合用的知識，還代表一種日用理性，完全有可能的是，一個人學富五車，卻極端缺少常識，那是因為他少一種核查程序，而那是決定了誰是大肚漢，誰是美食家的。
有一位紅學家，提出曹雪芹其人並不是作者，而是抄手，理由是「曹雪芹者，『抄書勤』也」，—很獨特的觀點，放在飯桌上談談，還是有趣的。紅學中好多主張，看著不像這一條這麽奇怪，而骨子裏比它奇怪一百倍，而且那幾種最廣為人接受的主張，其實是最奇怪的，是對當代教育的最大嘲笑。
「最大」有點誇張了。窗上漏了那麽大的洞，進來的不會隻有紅學。比紅學更背離常識，而且大行其道的，還多著呢。有時聽那些衣冠楚楚之士胡言亂語，看那些善良的人們點頭稱是，難免要想，這就是我們，發明了顯微鏡和電冰箱，把飛船送上太空的晚期直立人？
不讀《儒林外史》
時代變化快呀，吳敬梓這類人的精神祖先，操心的隻是精神，至多是性命問題，像他喜歡的嵇阮們，都是社會上的貴族，生計雲雲，不用費心，阮籍有時哭哭窮，其實他就是什麽也不做，也有酒喝的，等到吳敬梓或杜少卿的時候，「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得死人的」，於是小姐的身子丫環命，高明如虞博士，也得每年謀幾兩俸金，掙下三十擔米的一塊田，猶不敢去，還要「多則做三年，少則做兩年，再積些俸銀，添得二十擔米，每年養著我夫妻兩個不得餓死」。
當代英語裏的loser一詞，譯成漢語的失敗者，太生硬，那麽譯成什麽呢？不中用之人？笨蛋？廢物？廢物點心？反正，一部《儒林外史》，就是loser之歌，它裏麵的好人，都是混得不好的，混得好的，在作者筆下，無非鄙吝之徒。作為讀者，我們很難同意吳敬梓的這種牢騷，第一，那樣會顯得我們也是loser；第二，我們都是工作者，而工作的定義就是可以出售，出售了就可以過活，可以買棉帽子、買炸糕等各種好東西。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可不想為一本小說叛教。
《儒林外史》寫的是士子、文人，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不過這本書對「知識圈兒」以外的人，也不客氣，書裏寫過三十來個鄉民，二十幾個買賣人，十個差役，十六個奴僕，還有三個看陰陽的，五個大夫，八個和尚，四個尼姑，—除一二人外，也都不是什麽好嘴臉。吳敬梓搭建的書中社會，簡單地說，就是所治癒下，得車愈多，他把自己和友人的不幸，歸咎於世風日下。那也是中國最古典的牢騷了。
《儒林外史》裏的文人有幾類，一類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遲衡山、餘二先生，這些人有操守，還多少有些才學，前者使他們混得不好，後者使他們不至於餓肚子。第二類是混功名而人品見識又很差的，像高翰林、匡超人這樣的。第三類是什麽也沒有，向雅人處說雅，向俗人處吃俗，艱難地混在外圍的小文人，如季葦蕭、季恬逸之輩。
還有一種人，醉心功名然而為人極好，如著名的馬二先生。這個角色的原型是馮祚泰，和作者是朋友。《儒林外史》寫馬二，下筆是很溫柔的，同對杜慎卿的貶抑相對讀，可以發現，在吳敬梓的價值表裏，道德比才學重要很多。所以他對第四類文人，也就是欺世盜名者，態度最嚴厲，如小說裏的權勿用（據說原型是康雍幹時代的假道學、假名士是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