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通常讀的版本，是毛宗岡和他的父親修訂過的。毛宗岡是清初的一個腐儒，卻誤會自己的腐氣為慷慨激昂之氣。他曾論《三國演義》的十幾項妙處，我常建議想看三國的人，先看看毛氏這半篇文字，如果看了不笑，那不妨去看三國，因為此時他讀不讀三國，已經無所謂了。
不讀水滸
清人禁《水滸》，說它誨盜。今天的人批評《水滸》，說它宣揚「暴力美學」，—這個詞我不懂，但寫下來有自我提升的感覺。
中間還有一段，《水滸》在市麵上見不到，那是受「封資修」的牽連，和別的毒草一起，封存在溫室裏了，免得欣賞水平在地師級之下的我輩不小心看壞了肚子。實際上，在「封」字號的毒草裏，《水滸》是第一個解禁的，時間是在一九七五年，我那時還在上小學，如獲至寶，批判地看了兩三遍，也沒有覺得怎麽暴力。比如，那時的小孩子玩「打仗」，根本就沒有模仿梁山人物的，他們連槍都沒有，太狗熊；我們玩起來，至少得有楊育才、小爐匠的裝備。
說起來，要禁一本書，或任何什麽，隻要你懷著以天下為己任之心，關心別人的腦子甚於關心自己的，沒有找不到理由的，—如果一本書，沒有一點把柄，可以讓我們想像有人讀了之後，會有壞的想法，結果把自己嚇得跳起來，恨不得連夜上書，請禁流布，這樣一本書，用不著禁，一本也賣不掉。當然，有的書，給我這樣有想像力的簡單頭腦，提供恐怖材料，是比別的書多一些，—我今天本來是想寫《不讀〈小雅〉》的，因為我發現，雅詩裏的怪話特別多，比如「君子信盜，亂是用暴」，這叫什麽話，怎麽可以不刪？還有一批，是容易誤解的，如「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原意勉強過得去，但在新解層出不窮的今天，誰能保證不會有人說是對訛言可以寬容？所以它也是當刪的，至少改成「民之訛言，判他十年」之類。
但最後還是寫《水滸》，不寫《小雅》了，因為《詩經》的讀者，得罪不起，—可見《水滸》的讀者，未必暴力。《水滸》是本童話，愛看童話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性格總要好一些，臉上的微笑也多於晦氣。什麽李逵李達，就是逗個樂子，明代有個人評論說李逵不該殺羅真人，另一個說，「此言真如放屁」，「天下文章以趣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實有其事」。我記得小時候聽的童話，結局不外乎是誰把誰吃了，或誰把誰打死了，但那時的幼兒園，也沒有因此成為戰場，—戰場是有的，是在早把童話忘得幹淨的成年人中間。
我並不是說《水滸》不暴力，《水滸》裏有很多暴力，不同的暴力，有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也有石秀大鬧翠屏山，都是不應該的。石秀純粹是多管閑事，特別是在今天看來。這樣的人不去做領導，拿把刀子在街上橫行，難怪古人評論《水滸》之所作，是遺賢在野，因為不遇而憤激。至於林沖，功虧一簣，自毀功德。我們可以想像，再多忍一口氣—好吧，也許兩口—沒準兒就峰迴路轉，別人不都是這麽過來的嘛，再說你也沒給燒死，用得著喪失對程序正義的信心？人常說暴力是最後手段，其實忍耐才是，畢竟八十萬禁軍教頭，天下沒有幾個。
《水滸》的問題，是把暴力寫成漫畫了。一句「殺出條血路」，掩藏了多少細節，其間多少人傷了，如何之痛，多少人死了，如何之不知道痛，全都沒寫。哪天我想殺個雞什麽的，《水滸》並不能提供神經的訓練；它提供的是另一種，使我可以輕易地說出「把它滅了」之類的話，隻要去「滅」的不是我，被滅的更不是。說話不走腦子，是人生四大境界之一，多看點《水滸》，還是有用的。
但我今天說的是「不讀《水滸》」，為什麽呢？因為它把武鬆寫得甚高，而我極不喜歡這個人。看他做的事！第一是打死個野生動物，以後逢人就吹，然後在縣裏管治安，然後幹涉婚姻，然後給人做打手，然後披著宗教的外衣，然後到處殺人，還抽菸喝酒。有一件是好事嗎？而且他在書中關涉甚廣，刪也難刪，改也難改，還一直活到最後。他最多，也隻好算個僱傭打手，而這樣的人，在城郊的某個市場上成群結隊，晃來晃去的，有的是呢，一百塊錢，再髮根棒子，就雇他一天，哪裏用得著什麽武鬆。
不讀紅樓
題目照例危言聳聽，其實我對《紅樓夢》並無很大意見，也領教過它的魔力。念中學時，班裏有個同學，上課時愁眉不展，以手柱頤，眼望虛空，老師詢問，答以「晴雯病了」。藝術家的工作，就是創造一個結構，使人的經驗，有第二種容身之地；做得好的，這新天地的活性，不亞於圍繞你我的真實世界，為之掉掉眼淚，正是我們追求的閱讀體驗。
但《紅樓夢》是一迴事，紅學是另一迴事，紅學是一迴事，紅學中的索隱派是另一迴事，—不過既然紅學能容納索隱派，且索隱派之外，也不乏各種奇談怪論（我昨天剛見到的一篇論文題目，叫《〈冷月葬詩魂〉與多弦理論》，本著行文簡便、一棒子打死的精神，以下不做區別。
中國大大小小的紅學會，總得有幾千個吧。從某一方麵說，我們應該感謝紅學會，正如我們要感謝ufo協會、美人魚服飾學會、兔子紅眼根治小組等等一樣。社會沒有權力幹涉一個人的旨趣，那麽，對心靈特異之士，最好的辦法就是吸收到一起，有個組織，便於管理，也免得到街上鬧事。
不讀水滸
清人禁《水滸》，說它誨盜。今天的人批評《水滸》，說它宣揚「暴力美學」，—這個詞我不懂，但寫下來有自我提升的感覺。
中間還有一段，《水滸》在市麵上見不到，那是受「封資修」的牽連，和別的毒草一起，封存在溫室裏了，免得欣賞水平在地師級之下的我輩不小心看壞了肚子。實際上，在「封」字號的毒草裏，《水滸》是第一個解禁的，時間是在一九七五年，我那時還在上小學，如獲至寶，批判地看了兩三遍，也沒有覺得怎麽暴力。比如，那時的小孩子玩「打仗」，根本就沒有模仿梁山人物的，他們連槍都沒有，太狗熊；我們玩起來，至少得有楊育才、小爐匠的裝備。
說起來，要禁一本書，或任何什麽，隻要你懷著以天下為己任之心，關心別人的腦子甚於關心自己的，沒有找不到理由的，—如果一本書，沒有一點把柄，可以讓我們想像有人讀了之後，會有壞的想法，結果把自己嚇得跳起來，恨不得連夜上書，請禁流布，這樣一本書，用不著禁，一本也賣不掉。當然，有的書，給我這樣有想像力的簡單頭腦，提供恐怖材料，是比別的書多一些，—我今天本來是想寫《不讀〈小雅〉》的，因為我發現，雅詩裏的怪話特別多，比如「君子信盜，亂是用暴」，這叫什麽話，怎麽可以不刪？還有一批，是容易誤解的，如「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原意勉強過得去，但在新解層出不窮的今天，誰能保證不會有人說是對訛言可以寬容？所以它也是當刪的，至少改成「民之訛言，判他十年」之類。
但最後還是寫《水滸》，不寫《小雅》了，因為《詩經》的讀者，得罪不起，—可見《水滸》的讀者，未必暴力。《水滸》是本童話，愛看童話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性格總要好一些，臉上的微笑也多於晦氣。什麽李逵李達，就是逗個樂子，明代有個人評論說李逵不該殺羅真人，另一個說，「此言真如放屁」，「天下文章以趣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實有其事」。我記得小時候聽的童話，結局不外乎是誰把誰吃了，或誰把誰打死了，但那時的幼兒園，也沒有因此成為戰場，—戰場是有的，是在早把童話忘得幹淨的成年人中間。
我並不是說《水滸》不暴力，《水滸》裏有很多暴力，不同的暴力，有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也有石秀大鬧翠屏山，都是不應該的。石秀純粹是多管閑事，特別是在今天看來。這樣的人不去做領導，拿把刀子在街上橫行，難怪古人評論《水滸》之所作，是遺賢在野，因為不遇而憤激。至於林沖，功虧一簣，自毀功德。我們可以想像，再多忍一口氣—好吧，也許兩口—沒準兒就峰迴路轉，別人不都是這麽過來的嘛，再說你也沒給燒死，用得著喪失對程序正義的信心？人常說暴力是最後手段，其實忍耐才是，畢竟八十萬禁軍教頭，天下沒有幾個。
《水滸》的問題，是把暴力寫成漫畫了。一句「殺出條血路」，掩藏了多少細節，其間多少人傷了，如何之痛，多少人死了，如何之不知道痛，全都沒寫。哪天我想殺個雞什麽的，《水滸》並不能提供神經的訓練；它提供的是另一種，使我可以輕易地說出「把它滅了」之類的話，隻要去「滅」的不是我，被滅的更不是。說話不走腦子，是人生四大境界之一，多看點《水滸》，還是有用的。
但我今天說的是「不讀《水滸》」，為什麽呢？因為它把武鬆寫得甚高，而我極不喜歡這個人。看他做的事！第一是打死個野生動物，以後逢人就吹，然後在縣裏管治安，然後幹涉婚姻，然後給人做打手，然後披著宗教的外衣，然後到處殺人，還抽菸喝酒。有一件是好事嗎？而且他在書中關涉甚廣，刪也難刪，改也難改，還一直活到最後。他最多，也隻好算個僱傭打手，而這樣的人，在城郊的某個市場上成群結隊，晃來晃去的，有的是呢，一百塊錢，再髮根棒子，就雇他一天，哪裏用得著什麽武鬆。
不讀紅樓
題目照例危言聳聽，其實我對《紅樓夢》並無很大意見，也領教過它的魔力。念中學時，班裏有個同學，上課時愁眉不展，以手柱頤，眼望虛空，老師詢問，答以「晴雯病了」。藝術家的工作，就是創造一個結構，使人的經驗，有第二種容身之地；做得好的，這新天地的活性，不亞於圍繞你我的真實世界，為之掉掉眼淚，正是我們追求的閱讀體驗。
但《紅樓夢》是一迴事，紅學是另一迴事，紅學是一迴事，紅學中的索隱派是另一迴事，—不過既然紅學能容納索隱派，且索隱派之外，也不乏各種奇談怪論（我昨天剛見到的一篇論文題目，叫《〈冷月葬詩魂〉與多弦理論》，本著行文簡便、一棒子打死的精神，以下不做區別。
中國大大小小的紅學會，總得有幾千個吧。從某一方麵說，我們應該感謝紅學會，正如我們要感謝ufo協會、美人魚服飾學會、兔子紅眼根治小組等等一樣。社會沒有權力幹涉一個人的旨趣，那麽，對心靈特異之士，最好的辦法就是吸收到一起，有個組織，便於管理，也免得到街上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