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的宋人，時常批評李白的另一種庸俗，如蘇轍說他「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蘇轍說這番話，大概想到了李白應永王徵召的事，其實李白當年應玄宗征，也未必很合他對自己的描述，但詩人一接詔書，恨不得連夜收拾行李，他當時寫的一首詩，後幾句是：
「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我們都知道小人得誌的樣子；敢情大人得誌，樣子也不很好看。李白上長安，「當年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好不揚眉吐氣；雖然未得重用，但在他自己的描述中，卻不是如此。這番際遇，以後他一有機會必要提到，看來是視為人生的高峰了。另外，說起前引詩中的「愚婦」，他還另有一首詩，頗見心誌：「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說起「蓬蒿」，李白一直瞧不起不立事功的人，羞與夷齊原憲這些人為儕，更不用說默默無聞的微賤之輩。
盡管如此，大多數讀者，包括我，還是打心眼兒裏喜歡李白。李白固有庸俗膚淺的一麵，但誰不呢？隻要庸俗得誠懇，膚淺得天真，一樣能招人待見。李白不能為人下，在我看來，這是可貴的品質，另一種可貴的品質，不欲為人上，李白這方麵的成色如何，不是完全清楚，但看起來，他不像那種硬心腸、不擇手段的人，他的一些猛誌，時不時地要讓位給自己的同情心呢，那麽，就幾乎沒有什麽，讓我們不覺得這個人雖然有點討厭，畢竟頗可親近的了。
要緊的是，李白是世俗幻想的代言人。咱們這些世俗之輩，平民百姓，自古以來一些零零碎碎的幻想，白日夢，一直在殿堂外麵流浪，羞羞答答，找不到體麵的描述，遇到李白，等於有了收容所。他的詩才，解救了他自己，也使無數普通人，用不著在形容自己的誌向時張嘴結舌。
李白盡管愛吹牛，抒寫自己柔軟的感情時，是誠懇而不掩飾的，帶來了他最好的一批詩句，也給他帶來了女性讀者，— 一個沒有女性讀者的詩人，簡直就算不上詩人。我曾經向四個人詢問，最喜歡李白的哪一首詩，隻有一個人答了一首豪言詩，兩個人喜歡他感性地描寫自然的詩句，一個人喜歡他寫愁緒的詩。我想像中的接受比例，也恰好如此。
不讀李賀
曾有那麽個時代，詩歌鋪天蓋地。我們在報紙的二版或四版上看到一兩首詩，毫不覺得異樣，也不把目光挪開。我們讀詩。他們寫詩。那時候，一個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自稱詩人，不用擔心周圍的人會一鬧而散；一個丈母娘，對女兒嫁給了詩人，也不覺得大禍臨頭。—這些並不是發生在幾千年前，幾百年前，或海外仙山上的事，而就是三十年前，我們國家的事。
三十年。發生了什麽，改變如此之快？是這個民族精神上已豐腴有加，不再需要詩歌的滋潤，還是減肥成功，容不下那些短行的贅物？是應該怪罪你我這樣的人過於誌得意滿，看不起所有細膩的感受，還是該褒獎製片人和gg商，提供熱烈的公共消遣，使我們有好多理由，沒有一點時間，和自己廝混？也許，這個現象不過是某個進程的附屬品，而那個進程，大家都知道，正把我們這一大群人，改良為綽綽有餘、作作有芒、振振有辭、津津有味、全無心肝的成功人士。
《春秋》責備賢者，如今是冬夏，那就責備弱者吧。我們的白話詩人，一百年來，越來越不在乎鍛鍊語言，而如果詩歌隻是用日常語言，表達日常情感，還有誰不是詩人呢，本土的茹爾丹準要說，原來我已經說了四十年的詩了。須知，精緻的表達不一定是詩，但詩一定得是精緻的表達呀，精緻的表達加上非常的感受如「縱做鬼，也幸福」者，才是我們想看的，相反，「在城裏幹活不僅要流汗，還要用腦子」這種日常加日常的妙句，再偉大也不太像是詩。
我們對詩人的期望很高。語言即頭腦，語言的豐富就是頭腦的豐富。突破日常語言的樊籬，詩人是先鋒；所以我們熱愛詩人，因為如果沒有楚辭，中國人的世界要少掉一半色彩，所以我們容忍詩人，因為哪怕是最失敗的語言實驗，產生出最可惡的作品，也有可得鼓勵的地方。
李賀那些最雕琢的詩章，不妨看作是他的語言實驗。在李賀的詩裏，我們可能更喜歡「東家蝴蝶西家飛」之類，平實而不失巧妙，不太喜歡「一方黑照三方紫」之類，用力過甚，但李賀的價值，倒在後者。語言如何能夠調度我們對感覺的記憶，如何通過巧妙的安排，在讀者頭腦中刺激出新鮮的畫麵，不實驗怎麽知道呢？
我們最早接觸李賀，是在中學課本裏。課本選的，都是李賀成功的作品如《金銅仙人辭漢歌》、《雁門太守行》、《李憑箜篌引》。早些年，我曾有一種意見，以為中學課本裏也許不必選入李賀的詩，免得引導學生寫得過於纖穠。那時，我還覺得選朱自清的文章，不該取《荷塘月色》和《綠》，正如不推薦李賀「綠波浸葉滿濃光」那種用力的方向。
但時過境遷，現在我覺得，學生於修辭上用心，不管什麽方向，都是好事了。看看我們現在的報紙、我們的網絡，然後，最可擔心的，看看我們的作家，對語言沒什麽敬重，而據說，這樣的漢語，還要推廣呢。如果頭腦幹枯、想像力缺乏可以傳染的話，還有比它更好的載體嗎？而所謂巧妙的文字，一大主流，是將詞放在本來不該在的地方，像是把材料胡亂扔到坩鍋裏，冀在讀者頭腦中自行反應，—萬一產生出什麽奇妙的物質呢？哪怕是爆炸也好。
「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我們都知道小人得誌的樣子；敢情大人得誌，樣子也不很好看。李白上長安，「當年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好不揚眉吐氣；雖然未得重用，但在他自己的描述中，卻不是如此。這番際遇，以後他一有機會必要提到，看來是視為人生的高峰了。另外，說起前引詩中的「愚婦」，他還另有一首詩，頗見心誌：「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說起「蓬蒿」，李白一直瞧不起不立事功的人，羞與夷齊原憲這些人為儕，更不用說默默無聞的微賤之輩。
盡管如此，大多數讀者，包括我，還是打心眼兒裏喜歡李白。李白固有庸俗膚淺的一麵，但誰不呢？隻要庸俗得誠懇，膚淺得天真，一樣能招人待見。李白不能為人下，在我看來，這是可貴的品質，另一種可貴的品質，不欲為人上，李白這方麵的成色如何，不是完全清楚，但看起來，他不像那種硬心腸、不擇手段的人，他的一些猛誌，時不時地要讓位給自己的同情心呢，那麽，就幾乎沒有什麽，讓我們不覺得這個人雖然有點討厭，畢竟頗可親近的了。
要緊的是，李白是世俗幻想的代言人。咱們這些世俗之輩，平民百姓，自古以來一些零零碎碎的幻想，白日夢，一直在殿堂外麵流浪，羞羞答答，找不到體麵的描述，遇到李白，等於有了收容所。他的詩才，解救了他自己，也使無數普通人，用不著在形容自己的誌向時張嘴結舌。
李白盡管愛吹牛，抒寫自己柔軟的感情時，是誠懇而不掩飾的，帶來了他最好的一批詩句，也給他帶來了女性讀者，— 一個沒有女性讀者的詩人，簡直就算不上詩人。我曾經向四個人詢問，最喜歡李白的哪一首詩，隻有一個人答了一首豪言詩，兩個人喜歡他感性地描寫自然的詩句，一個人喜歡他寫愁緒的詩。我想像中的接受比例，也恰好如此。
不讀李賀
曾有那麽個時代，詩歌鋪天蓋地。我們在報紙的二版或四版上看到一兩首詩，毫不覺得異樣，也不把目光挪開。我們讀詩。他們寫詩。那時候，一個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自稱詩人，不用擔心周圍的人會一鬧而散；一個丈母娘，對女兒嫁給了詩人，也不覺得大禍臨頭。—這些並不是發生在幾千年前，幾百年前，或海外仙山上的事，而就是三十年前，我們國家的事。
三十年。發生了什麽，改變如此之快？是這個民族精神上已豐腴有加，不再需要詩歌的滋潤，還是減肥成功，容不下那些短行的贅物？是應該怪罪你我這樣的人過於誌得意滿，看不起所有細膩的感受，還是該褒獎製片人和gg商，提供熱烈的公共消遣，使我們有好多理由，沒有一點時間，和自己廝混？也許，這個現象不過是某個進程的附屬品，而那個進程，大家都知道，正把我們這一大群人，改良為綽綽有餘、作作有芒、振振有辭、津津有味、全無心肝的成功人士。
《春秋》責備賢者，如今是冬夏，那就責備弱者吧。我們的白話詩人，一百年來，越來越不在乎鍛鍊語言，而如果詩歌隻是用日常語言，表達日常情感，還有誰不是詩人呢，本土的茹爾丹準要說，原來我已經說了四十年的詩了。須知，精緻的表達不一定是詩，但詩一定得是精緻的表達呀，精緻的表達加上非常的感受如「縱做鬼，也幸福」者，才是我們想看的，相反，「在城裏幹活不僅要流汗，還要用腦子」這種日常加日常的妙句，再偉大也不太像是詩。
我們對詩人的期望很高。語言即頭腦，語言的豐富就是頭腦的豐富。突破日常語言的樊籬，詩人是先鋒；所以我們熱愛詩人，因為如果沒有楚辭，中國人的世界要少掉一半色彩，所以我們容忍詩人，因為哪怕是最失敗的語言實驗，產生出最可惡的作品，也有可得鼓勵的地方。
李賀那些最雕琢的詩章，不妨看作是他的語言實驗。在李賀的詩裏，我們可能更喜歡「東家蝴蝶西家飛」之類，平實而不失巧妙，不太喜歡「一方黑照三方紫」之類，用力過甚，但李賀的價值，倒在後者。語言如何能夠調度我們對感覺的記憶，如何通過巧妙的安排，在讀者頭腦中刺激出新鮮的畫麵，不實驗怎麽知道呢？
我們最早接觸李賀，是在中學課本裏。課本選的，都是李賀成功的作品如《金銅仙人辭漢歌》、《雁門太守行》、《李憑箜篌引》。早些年，我曾有一種意見，以為中學課本裏也許不必選入李賀的詩，免得引導學生寫得過於纖穠。那時，我還覺得選朱自清的文章，不該取《荷塘月色》和《綠》，正如不推薦李賀「綠波浸葉滿濃光」那種用力的方向。
但時過境遷，現在我覺得，學生於修辭上用心，不管什麽方向，都是好事了。看看我們現在的報紙、我們的網絡，然後，最可擔心的，看看我們的作家，對語言沒什麽敬重，而據說，這樣的漢語，還要推廣呢。如果頭腦幹枯、想像力缺乏可以傳染的話，還有比它更好的載體嗎？而所謂巧妙的文字，一大主流，是將詞放在本來不該在的地方，像是把材料胡亂扔到坩鍋裏，冀在讀者頭腦中自行反應，—萬一產生出什麽奇妙的物質呢？哪怕是爆炸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