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李賀也有過類似的努力，但實驗和混鬧還是有區別的，我們知道李賀是如何苦吟。他前後左右，都有詩人用雕嵌的法子寫詩，並不都成功，畢竟，拚命去表達腦子裏的印象，拚命去掩飾腦子的空空如，其結果隻在最表麵上才相似，有經驗的讀者，一眼就可分辨開來。
如此說來，對李賀詩歌的態度，就有點複雜了。一方麵，不希望漢語在他的方向上，走得太遠，另一方麵，又想推薦所有的詩人，讀讀李賀，特別是他那些名氣不大的篇章，就當是去看看古代的詩人，有多麽盡職盡責，或還可以幫我們想起一種塵封已久的情感，叫羞愧。白話漢語作為書麵語，是吃著激素成大的，拿我自己來說，寫起字來，極少有得心應手的時候，總是絆絆磕磕，踉踉蹌蹌。我自己已經絕望了，便指望別的作家，寫出新的條理。不管怎麽說，要馴化這頭不勻稱的巨獸，除了作家，我們還能靠誰呢？秘書？記者？如果漢語的規範形成在他們手裏，大家也都可以閉嘴住手了。
不讀王維
中國畫最感人的一個主題，是將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圖寫為極富詩意的場景，或渡頭落日，或墟裏孤煙，或江中漁火，或隔浦人家，青溪盤繞的柴門，紅樹遮掩的山窗，霧曉的舟子，雪夜的騾夫，等等。
為什麽這是感人的？為什麽我們覺得這些畫麵優美而富於意味，那意味又是什麽？為什麽「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令人神往，改成「青溪兩千仞，中有二道士」便成了笑話？與其尋求枯燥的答案，不如繼續欣賞古人的用心。最典型的山水畫麵，我以為是在王維的半首詩裏：
「不識香積寺，數裏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鍾。」
山水詩和山水畫，起於六朝，復興於唐。和六朝的亂七八糟不同，雖然經歷了安史之亂，王維的時代，仍可以稱為盛唐，國家高歌猛進，人民欣欣向榮，那麽，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這些人，對個人命運及社會狀態的看法，如此暗淡，是不是多少有點奇怪呢？
和眾多的儒士一樣，王維年輕時，也是奮發向上的，從他受張九齡的汲引而做了右拾遺，到九齡南貶，也就在兩三年的時間裏，王維對政治的興趣，如同青年人的熱情，迅速冷卻。但政治挫折並不足以解釋他後來的立場，他和當時的一批士人，發自內心地厭惡被賦予的社會使命，對政治和倫理生活失掉興趣，早就發現傳統的為儒家所描繪的天下圖景，乏味到毫不值得嚮往。
王維自己的理想國，與其說在真實的山水之間，不如說是在想像之中。他幾次退隱，又都復出，他厭惡人際的紛攘，又受不了貧窮和寂寞，他自稱是清正的人，卻不得罪每一位大人物來往，不論那人是李林甫、李輔國，還是安祿山。用他自己的話說，世事浮雲，何足關心，所以虛與委蛇，心不在焉，便解除了舊有的道德責任，不為禮法所累了。
對意趣相近、卻葆有節操的幾位前人，他有所批評，或者說，藉批評以自辯。洗耳的許由，不解至道，解印的陶潛，忘大守小，至於嵇康的抗爭，在王維看來，更是毫無意義，「頓纓狂顧，豈與俯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人事中的善惡，既無分別，出處去就，也便無所謂了。
徹徹底底的犬儒主義，與對合理生活的美好嚮往，就這麽結合起來了。在後世，更加明顯，一個人隻要把自己想像為理想主義者，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個現實主義者了。山林之思，一直是士大夫的隱身草，幾乎沒有一人，不是一有機會，就圖山詠水，如單看那些詩文，你會奇怪，古代中國，怎麽還找得到肯去做官的人，何況為之打破頭乎。
王維想像中的山野，能將人洗淨，使無所不安，又是友好的道具，給空虛賦予意義。王維學佛，得一空字。有意思的是，他，以及後來的一大批人，將空寂的概念，從哲學下拉到實際生活，這固然不是錯誤，但也足為遁術了。
王維的畫沒有流傳下來，世傳的幾幅，都不可信。據說他喜歡畫「雪景，劍閣，棧道，騾綱，曉行，捕魚，雪渡，村墟」。在蕭瑟的環境裏，人的活動，仿佛迴到本來，構成與自然界的單獨關係，雙方共演一出啞劇，還有比這更美好的事情嗎？天才的力量便是如此，王維描繪的清靜世界，那是上帝也造不出來的。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自憐自惜如此，誰不願意誦讀呢？我熱愛王維的詩，也艷羨他過的日子，借用宋人的評論，是富貴山林，兩得其趣。看來用不著雲霞俠侶，鳥獸朋群，便在人倫中，也可安擁世外之思，辦法之一，就是讀王維的詩。
在另一首詩裏，王維寫道：「日夕見太行，沉吟未能去。問君何以然，世網嬰我故。」世網攖掛，沉吟難去，所以要歌式微而寫空林，以冀明月之一顧。王維畢竟是有遠誌的人，後人無王維之誌，行則百倍不堪言，來遷之餘，畫一大山，中置一峨冠而貌類君子者，曰此我也，此我心隱處也。明月有光，寧照此物耶？
不讀韓愈
古代文人，如果寫得好一些，現代人就叫他文學家，—這也無所謂了，反正「文學」裏早已什麽東西都有，猶如文聯裏什麽人都有。是的，文學早已被普遍理解為帶有「文學性」的文字，而「文學性」，聽起來不知所雲，但據說實有其物，可以在「隻盼墳前有屏幕」這樣的詩歌裏或小說裏找到，也可以在說明書或gg詞裏找到，正如行家可以在鄉下的藍門簾子或上古的瓦罐上找到「藝術性」一樣。
如此說來，對李賀詩歌的態度，就有點複雜了。一方麵，不希望漢語在他的方向上，走得太遠，另一方麵，又想推薦所有的詩人，讀讀李賀，特別是他那些名氣不大的篇章，就當是去看看古代的詩人，有多麽盡職盡責，或還可以幫我們想起一種塵封已久的情感，叫羞愧。白話漢語作為書麵語，是吃著激素成大的，拿我自己來說，寫起字來，極少有得心應手的時候，總是絆絆磕磕，踉踉蹌蹌。我自己已經絕望了，便指望別的作家，寫出新的條理。不管怎麽說，要馴化這頭不勻稱的巨獸，除了作家，我們還能靠誰呢？秘書？記者？如果漢語的規範形成在他們手裏，大家也都可以閉嘴住手了。
不讀王維
中國畫最感人的一個主題，是將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圖寫為極富詩意的場景，或渡頭落日，或墟裏孤煙，或江中漁火，或隔浦人家，青溪盤繞的柴門，紅樹遮掩的山窗，霧曉的舟子，雪夜的騾夫，等等。
為什麽這是感人的？為什麽我們覺得這些畫麵優美而富於意味，那意味又是什麽？為什麽「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令人神往，改成「青溪兩千仞，中有二道士」便成了笑話？與其尋求枯燥的答案，不如繼續欣賞古人的用心。最典型的山水畫麵，我以為是在王維的半首詩裏：
「不識香積寺，數裏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鍾。」
山水詩和山水畫，起於六朝，復興於唐。和六朝的亂七八糟不同，雖然經歷了安史之亂，王維的時代，仍可以稱為盛唐，國家高歌猛進，人民欣欣向榮，那麽，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這些人，對個人命運及社會狀態的看法，如此暗淡，是不是多少有點奇怪呢？
和眾多的儒士一樣，王維年輕時，也是奮發向上的，從他受張九齡的汲引而做了右拾遺，到九齡南貶，也就在兩三年的時間裏，王維對政治的興趣，如同青年人的熱情，迅速冷卻。但政治挫折並不足以解釋他後來的立場，他和當時的一批士人，發自內心地厭惡被賦予的社會使命，對政治和倫理生活失掉興趣，早就發現傳統的為儒家所描繪的天下圖景，乏味到毫不值得嚮往。
王維自己的理想國，與其說在真實的山水之間，不如說是在想像之中。他幾次退隱，又都復出，他厭惡人際的紛攘，又受不了貧窮和寂寞，他自稱是清正的人，卻不得罪每一位大人物來往，不論那人是李林甫、李輔國，還是安祿山。用他自己的話說，世事浮雲，何足關心，所以虛與委蛇，心不在焉，便解除了舊有的道德責任，不為禮法所累了。
對意趣相近、卻葆有節操的幾位前人，他有所批評，或者說，藉批評以自辯。洗耳的許由，不解至道，解印的陶潛，忘大守小，至於嵇康的抗爭，在王維看來，更是毫無意義，「頓纓狂顧，豈與俯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人事中的善惡，既無分別，出處去就，也便無所謂了。
徹徹底底的犬儒主義，與對合理生活的美好嚮往，就這麽結合起來了。在後世，更加明顯，一個人隻要把自己想像為理想主義者，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個現實主義者了。山林之思，一直是士大夫的隱身草，幾乎沒有一人，不是一有機會，就圖山詠水，如單看那些詩文，你會奇怪，古代中國，怎麽還找得到肯去做官的人，何況為之打破頭乎。
王維想像中的山野，能將人洗淨，使無所不安，又是友好的道具，給空虛賦予意義。王維學佛，得一空字。有意思的是，他，以及後來的一大批人，將空寂的概念，從哲學下拉到實際生活，這固然不是錯誤，但也足為遁術了。
王維的畫沒有流傳下來，世傳的幾幅，都不可信。據說他喜歡畫「雪景，劍閣，棧道，騾綱，曉行，捕魚，雪渡，村墟」。在蕭瑟的環境裏，人的活動，仿佛迴到本來，構成與自然界的單獨關係，雙方共演一出啞劇，還有比這更美好的事情嗎？天才的力量便是如此，王維描繪的清靜世界，那是上帝也造不出來的。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自憐自惜如此，誰不願意誦讀呢？我熱愛王維的詩，也艷羨他過的日子，借用宋人的評論，是富貴山林，兩得其趣。看來用不著雲霞俠侶，鳥獸朋群，便在人倫中，也可安擁世外之思，辦法之一，就是讀王維的詩。
在另一首詩裏，王維寫道：「日夕見太行，沉吟未能去。問君何以然，世網嬰我故。」世網攖掛，沉吟難去，所以要歌式微而寫空林，以冀明月之一顧。王維畢竟是有遠誌的人，後人無王維之誌，行則百倍不堪言，來遷之餘，畫一大山，中置一峨冠而貌類君子者，曰此我也，此我心隱處也。明月有光，寧照此物耶？
不讀韓愈
古代文人，如果寫得好一些，現代人就叫他文學家，—這也無所謂了，反正「文學」裏早已什麽東西都有，猶如文聯裏什麽人都有。是的，文學早已被普遍理解為帶有「文學性」的文字，而「文學性」，聽起來不知所雲，但據說實有其物，可以在「隻盼墳前有屏幕」這樣的詩歌裏或小說裏找到，也可以在說明書或gg詞裏找到，正如行家可以在鄉下的藍門簾子或上古的瓦罐上找到「藝術性」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