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舜正值國家發生之時，這個時代，必然是血腥的，充斥著鎮壓和征服，而成功者用道德和神意粉飾權力的本性，是所有君主都會的。善良的孔孟，特別是孟子，對強權的異議，被今天的人稱為民本思想，也不算是過分的恭維。隻是民本不同於人本，當年人民是集體地被強權征服的，但要走迴頭路，卻需一個人一個人地進行。如無個人的解放，大家一股腦兒、一塊堆兒就解吊懸了，是絕無可能之事。
我們現在重讀先秦諸子的著作，常覺溫暖，一批思想者，貨真價實地，關心人民的命運，他們思考的問題，在那個時代，已至極限，如無後來的思想大統一，孔墨莊荀的脈絡，當延伸到更遠，但君主明察秋毫，哪裏會讓這種事發生？漢武之後，堯舜，在孔墨時代尚為寓言的，就坐實為帝王的護身神，道德合法性的象徵了。
不讀《論衡》
前儒非議王充，是因為他不正統，問孔刺孟，對聖賢不恭。特別是《論衡》裏的《問孔》一篇，專從《論語》裏挑孔子的毛病，如宰予白天睡大覺，孔子罵道：「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王充對此寫了一大段，批評孔子說話太過分，而且聖人的話，不是可以隨便說說的，「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
這也有點過分。《論語》中孔子的話，不少是隨便說說的，如果他老人家按王充的標準要求自己，述而如作，一部《論語》，即使弟子們還編得出，也一定變得極其無趣。所以徐復觀譏評王充理解能力太低，對孔子的一些問難，近於胡鬧。
徐復觀寫《王充論考》時，海峽這邊正在評法批儒，王充正在當英雄。徐復觀的文章，要唱對台戲，所以貶斥王充，未免過火一點。不過他對王充氣質的分析，很有意思。他說王充是一位矜才負氣的鄉曲之士，涉世落魄，而歸結於自己的命不好，所以持命運論，做官時被人舉報過，所以大罵讒佞，以儒生出仕，所以力詆文吏，身在主流之外，所以看不起博士，等等。
不管為什麽，王充不懼權威，事求證信，是漢代出色的人物，這一點，現在的人沒有不同意的。漢代董仲舒以後，儒生寫的東西，除一二子外，看來看去，無比氣悶。和他們比，王充是新鮮的，活潑的，使人微笑的（盡管他自己是個極嚴肅的人，從不開玩笑），難怪章太炎說漢代出了王充這麽個人，「足以振恥」。
我們再看前儒對王充的抨擊，說他自吹自擂也好，說他不孝也好，在現在看，這些都算不了什麽，更不影響到他的著作的水準。
那麽，我為什麽不喜歡《論衡》，甚至列為不必讀之目呢？一大原因，是書中的《宣漢》、《須頌》等幾篇馬屁文字。
儒生事必法古，固然毫無進步氣味，但在大一統局麵已成、天下控於一人之手的帝製時代，三皇五帝天下太平那一套，竟是理論體係裏少有的製衡之一。儒生永遠可以對不可一世的皇帝說，你能比得上唐堯虞舜嗎？能比得上周文王嗎？堯舜時有鳳鳥河圖那些祥瑞，你有嗎？皇帝再狂妄，也隻好說「朕不如」。王充對此不服氣，在《宣漢篇》裏說，「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祥瑞。」單獨來講，王充說的是對的，但他這麽說的目的，隻是力證當代為太平盛世，「以盤石為沃田，以桀暴為良民，夷坎坷為平均，化不賓為齊民，非太平而何？」
王充竭力說明漢代比周代隆盛，盡而上擬堯舜之世，也沒什麽不如，甚至，「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迴絕無劫奪之奸，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四十歲以上的讀者，聽到這幾句，或許覺得耳熟。三十一年前，曾有一篇《歌德與缺德》的名文，引起很熱烈的爭論。文中有名言雲：「現代的中國人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衣無食之慮，日不怕盜賊執杖行兇，夜不怕黑布蒙麵的大漢輕輕叩門。」—當然，這並不是從《論衡》裏化來的，隻是古今諛時頌聖之作，說來說去，總不出那麽幾句。
秦代時間太短，大一統的形成，說起來還是在漢代。前漢的讀書人，對此並不舒服。遠事不說，近在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士人或秦或楚，或宦或否，頗有餘裕，而在「野無遺賢」的漢代，一人決定一切，如東方朔所說，「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而且無處躲無處藏，這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到了後漢，習慣成舒服。比較一下《史記》和《漢書》，最大的不同，是司馬遷還沒有改造好，班氏父子則已改造得差不多了。王充改造得更好，認為臣子當褒君父，天經地義。他起初的心思，頗求上進，寫《宣漢》諸篇，也是希圖傳到皇帝眼裏，皇帝一高興，召他「至台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妙不可言。可惜他一生蹭蹬，養了一肚子氣，卻是向著他的競爭對手，當代儒生的。對皇家，他從來沒一點怨言。
現代讀者，讀《論衡》中那些褒功頌德的文字，覺得也平常，是因為我們見得太多了。在古代，這樣津津有味地頌聖，王充是開風氣的人。《論衡》書中，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的地方，比比皆是。王充是有思想有學問的人，但拿學術來保護皇權，實為一大發明。
我們現在重讀先秦諸子的著作，常覺溫暖，一批思想者，貨真價實地，關心人民的命運，他們思考的問題，在那個時代，已至極限，如無後來的思想大統一，孔墨莊荀的脈絡，當延伸到更遠，但君主明察秋毫，哪裏會讓這種事發生？漢武之後，堯舜，在孔墨時代尚為寓言的，就坐實為帝王的護身神，道德合法性的象徵了。
不讀《論衡》
前儒非議王充，是因為他不正統，問孔刺孟，對聖賢不恭。特別是《論衡》裏的《問孔》一篇，專從《論語》裏挑孔子的毛病，如宰予白天睡大覺，孔子罵道：「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王充對此寫了一大段，批評孔子說話太過分，而且聖人的話，不是可以隨便說說的，「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
這也有點過分。《論語》中孔子的話，不少是隨便說說的，如果他老人家按王充的標準要求自己，述而如作，一部《論語》，即使弟子們還編得出，也一定變得極其無趣。所以徐復觀譏評王充理解能力太低，對孔子的一些問難，近於胡鬧。
徐復觀寫《王充論考》時，海峽這邊正在評法批儒，王充正在當英雄。徐復觀的文章，要唱對台戲，所以貶斥王充，未免過火一點。不過他對王充氣質的分析，很有意思。他說王充是一位矜才負氣的鄉曲之士，涉世落魄，而歸結於自己的命不好，所以持命運論，做官時被人舉報過，所以大罵讒佞，以儒生出仕，所以力詆文吏，身在主流之外，所以看不起博士，等等。
不管為什麽，王充不懼權威，事求證信，是漢代出色的人物，這一點，現在的人沒有不同意的。漢代董仲舒以後，儒生寫的東西，除一二子外，看來看去，無比氣悶。和他們比，王充是新鮮的，活潑的，使人微笑的（盡管他自己是個極嚴肅的人，從不開玩笑），難怪章太炎說漢代出了王充這麽個人，「足以振恥」。
我們再看前儒對王充的抨擊，說他自吹自擂也好，說他不孝也好，在現在看，這些都算不了什麽，更不影響到他的著作的水準。
那麽，我為什麽不喜歡《論衡》，甚至列為不必讀之目呢？一大原因，是書中的《宣漢》、《須頌》等幾篇馬屁文字。
儒生事必法古，固然毫無進步氣味，但在大一統局麵已成、天下控於一人之手的帝製時代，三皇五帝天下太平那一套，竟是理論體係裏少有的製衡之一。儒生永遠可以對不可一世的皇帝說，你能比得上唐堯虞舜嗎？能比得上周文王嗎？堯舜時有鳳鳥河圖那些祥瑞，你有嗎？皇帝再狂妄，也隻好說「朕不如」。王充對此不服氣，在《宣漢篇》裏說，「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祥瑞。」單獨來講，王充說的是對的，但他這麽說的目的，隻是力證當代為太平盛世，「以盤石為沃田，以桀暴為良民，夷坎坷為平均，化不賓為齊民，非太平而何？」
王充竭力說明漢代比周代隆盛，盡而上擬堯舜之世，也沒什麽不如，甚至，「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迴絕無劫奪之奸，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四十歲以上的讀者，聽到這幾句，或許覺得耳熟。三十一年前，曾有一篇《歌德與缺德》的名文，引起很熱烈的爭論。文中有名言雲：「現代的中國人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衣無食之慮，日不怕盜賊執杖行兇，夜不怕黑布蒙麵的大漢輕輕叩門。」—當然，這並不是從《論衡》裏化來的，隻是古今諛時頌聖之作，說來說去，總不出那麽幾句。
秦代時間太短，大一統的形成，說起來還是在漢代。前漢的讀書人，對此並不舒服。遠事不說，近在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士人或秦或楚，或宦或否，頗有餘裕，而在「野無遺賢」的漢代，一人決定一切，如東方朔所說，「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而且無處躲無處藏，這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到了後漢，習慣成舒服。比較一下《史記》和《漢書》，最大的不同，是司馬遷還沒有改造好，班氏父子則已改造得差不多了。王充改造得更好，認為臣子當褒君父，天經地義。他起初的心思，頗求上進，寫《宣漢》諸篇，也是希圖傳到皇帝眼裏，皇帝一高興，召他「至台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妙不可言。可惜他一生蹭蹬，養了一肚子氣，卻是向著他的競爭對手，當代儒生的。對皇家，他從來沒一點怨言。
現代讀者，讀《論衡》中那些褒功頌德的文字，覺得也平常，是因為我們見得太多了。在古代，這樣津津有味地頌聖，王充是開風氣的人。《論衡》書中，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的地方，比比皆是。王充是有思想有學問的人，但拿學術來保護皇權，實為一大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