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莊子差不多同時，有一位孟子。孟子的格言是：「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的道德勇氣，光耀千載，如能再多一點反省，就更好了，一邊仗義直行，一邊對自己的「義」，不斷反思，庶免勇猛過頭，以百姓為芻狗。儒家的道德文章，都是好的，就是以先師的主張，為理所當然，不但自己不驗證，也反對別人驗證，離先賢的本意，也越來越遠。而在莊子看來，以禮義繩天下，或以社會理論改造社會，那發生在後來的，乃是必然。
與莊子同時，還有一位屈原。若請莊子說屈原，一定會論為值得同情的反麵教材。好好的一個人，非要以身試法，豈不愚蠢？但在屈原看來，自己是高陽的苗裔、楚國的貴族，對國家有義務，不容逃避，他又有政治理想要實現，「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所以秉道直行，不惜身殉。在《離騷》中，屈原最後說「算了」—「己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但實際上，我們知道，他最後還是一條道走到黑，「伏清白以死直」了。
除了取捨不同，性情兩異，屈原和莊子的一大分別，是屈原追求的，是一種政治或社會方案。《離騷》中有一句話，叫「眾不可以戶說」，而「戶說」，正是莊子做的事。莊子哲學是個人的，並不包含社會的解決方案，前儒或拿莊子書，邊翻邊罵說，瞧，大家都如此，還有國有家麽，怎麽得了，這便是責人以其所無了。朱子說莊子「隻在僻處說活」，是的，莊子確實不像儒者那樣，說什麽都是一囫圇，既然談的是個體生命，自然在彼此之間。他的思想，若當社會思想看，立顯幼稚、膚淺，就是當人生指導，可能直接導致「不譴是非，與世俗處」的犬儒主義，要是懷此兩種算盤，還是不要讀《莊子》吧。
荀子曾批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不知他在說這話時怎麽想的，因為他恰恰說反了。莊子思想對社會，固然是一種瓦解力量，但又何嚐不是使社會免於走到極端，人人自危的挽救力量？莊子的性格一定是極敏感的，因為戰國時，社會還大致鬆散，他死後兩百年，絕對國家大功告成，國家社會把市民社會擠得更扁，莊子連後者都忍受不了，若活在這時，無處藏身，也許會另有一番嶄新的說法。
活在這時的是司馬遷，已如前所說，陷入政治方案的迷局。莊子是不懂政治的，不過他談國家政治的話，偶爾也精采，如《雜篇·則陽》中的「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正是作威作福的法門。
不讀《孫子》
後人看春秋人打仗，會笑；春秋人看後人打仗，會哭。春秋時，天子在上，雖然管不了事，諸侯國也因此不能合法地吞併別的國家。戰事的目的和規模都有限，軍隊由有身份的人組成，這樣的戰爭，有點像決鬥，未必要置對方於死地。到了孫武的時代，古舊的戰爭規則正在瓦解，原因之一，是諸侯的火氣越打越旺，仇恨越積越多；原因之二，是兵源擴大了，農民和社會地位更低的人都被徵召入伍，成為步兵；第三個原因，是新起的國家，如孫武從事的吳國，都來爭霸，這些國家，不久前還被中原人視為蠻夷，遵守舊的規則，對他們來說，是既無趣，也無利可圖的事。
不管政治家如何說，戰爭，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種將道德水準向下拉的力量。在戰爭中，人有機會做很高貴的事，但同時，欺騙，殺人，以及別的無數種不同尋常的行為，都是允許的。平日裏要被擲石頭的事，在戰爭中，國民要為之喝彩，那麽，道德所需要的普遍性基礎，必然要動搖。成熟的社會，自能平衡這種力量，而不至於每打一次仗，就墮落一次，但這種平衡，也不總能成功。
《孫子兵法》，是本了不起的戰爭教材。孫武子的事跡，我們知道得不多，但他一定是位出色的智者，因為他的戰爭經驗，就史籍可見的來說，並不十分豐富，那麽，他的推理和想像的能力，當超乎常人。先秦子書中，傳為格言的句子最多的，除了《論語》，就是《孫子》十三篇了，特別是現在，好多人在記誦其中的警句，希望學到點什麽，好去占別人的便宜。
在當時，《孫子》雖未必是專為吳國寫的，卻特別地適合吳國的情況。我們不能說《孫子》定義了一種新型的戰爭，因為《孫子》的論述，集中於戰術方麵，而在此之前，春秋的戰爭，已走偏鋒。但實際地來看，《孫子》確實拆掉了一些枷鎖，那些希望可以在戰時為所欲為的人，快有好日子了。孫子之後的戰國時期，戰爭變得野蠻，而蜂出的兵法，沒有孫子的智慧，卻遠比孫子更重視智術。
後代或有批評孫子的，以為他強調的兵不厭詐，對世道人心有所侵蝕，甚至有人說：「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這不公平，因為孫子隻是戰術家，那些戰爭之外的事，怪不到他頭上，而且他從未主張無節製的戰爭。戰爭必然是殘忍的，如何把戰爭的風氣和社會風俗隔離開來，不是軍事家要考慮的事。兵以詐立，是戰爭的格言，至於把它奉為日常生活的指針，那是眾人的問題，和孫子無關了。
《孫子》是本好書，是一本講戰爭的好書，不過它的絕大多數讀者，一輩子也沒上過戰場。很多人說，官場如戰場，或說，商場如戰場，如戰場的，還有情場、賭場、劇場、考場、球場、機場……總之除了引力場、磁場，什麽都是戰場。人們這樣說，不外乎想豁免自己的道德責任，通過把自己想像成前線的兵士；他們讀《孫子》，也不見得是真需要從中發現鉤心鬥角的智慧，—這個，人們早已有了，讀讀《孫子》，隻是給自己的行為找個來頭，說起來好聽，想起來輕鬆。
與莊子同時，還有一位屈原。若請莊子說屈原，一定會論為值得同情的反麵教材。好好的一個人，非要以身試法，豈不愚蠢？但在屈原看來，自己是高陽的苗裔、楚國的貴族，對國家有義務，不容逃避，他又有政治理想要實現，「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所以秉道直行，不惜身殉。在《離騷》中，屈原最後說「算了」—「己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但實際上，我們知道，他最後還是一條道走到黑，「伏清白以死直」了。
除了取捨不同，性情兩異，屈原和莊子的一大分別，是屈原追求的，是一種政治或社會方案。《離騷》中有一句話，叫「眾不可以戶說」，而「戶說」，正是莊子做的事。莊子哲學是個人的，並不包含社會的解決方案，前儒或拿莊子書，邊翻邊罵說，瞧，大家都如此，還有國有家麽，怎麽得了，這便是責人以其所無了。朱子說莊子「隻在僻處說活」，是的，莊子確實不像儒者那樣，說什麽都是一囫圇，既然談的是個體生命，自然在彼此之間。他的思想，若當社會思想看，立顯幼稚、膚淺，就是當人生指導，可能直接導致「不譴是非，與世俗處」的犬儒主義，要是懷此兩種算盤，還是不要讀《莊子》吧。
荀子曾批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不知他在說這話時怎麽想的，因為他恰恰說反了。莊子思想對社會，固然是一種瓦解力量，但又何嚐不是使社會免於走到極端，人人自危的挽救力量？莊子的性格一定是極敏感的，因為戰國時，社會還大致鬆散，他死後兩百年，絕對國家大功告成，國家社會把市民社會擠得更扁，莊子連後者都忍受不了，若活在這時，無處藏身，也許會另有一番嶄新的說法。
活在這時的是司馬遷，已如前所說，陷入政治方案的迷局。莊子是不懂政治的，不過他談國家政治的話，偶爾也精采，如《雜篇·則陽》中的「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正是作威作福的法門。
不讀《孫子》
後人看春秋人打仗，會笑；春秋人看後人打仗，會哭。春秋時，天子在上，雖然管不了事，諸侯國也因此不能合法地吞併別的國家。戰事的目的和規模都有限，軍隊由有身份的人組成，這樣的戰爭，有點像決鬥，未必要置對方於死地。到了孫武的時代，古舊的戰爭規則正在瓦解，原因之一，是諸侯的火氣越打越旺，仇恨越積越多；原因之二，是兵源擴大了，農民和社會地位更低的人都被徵召入伍，成為步兵；第三個原因，是新起的國家，如孫武從事的吳國，都來爭霸，這些國家，不久前還被中原人視為蠻夷，遵守舊的規則，對他們來說，是既無趣，也無利可圖的事。
不管政治家如何說，戰爭，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種將道德水準向下拉的力量。在戰爭中，人有機會做很高貴的事，但同時，欺騙，殺人，以及別的無數種不同尋常的行為，都是允許的。平日裏要被擲石頭的事，在戰爭中，國民要為之喝彩，那麽，道德所需要的普遍性基礎，必然要動搖。成熟的社會，自能平衡這種力量，而不至於每打一次仗，就墮落一次，但這種平衡，也不總能成功。
《孫子兵法》，是本了不起的戰爭教材。孫武子的事跡，我們知道得不多，但他一定是位出色的智者，因為他的戰爭經驗，就史籍可見的來說，並不十分豐富，那麽，他的推理和想像的能力，當超乎常人。先秦子書中，傳為格言的句子最多的，除了《論語》，就是《孫子》十三篇了，特別是現在，好多人在記誦其中的警句，希望學到點什麽，好去占別人的便宜。
在當時，《孫子》雖未必是專為吳國寫的，卻特別地適合吳國的情況。我們不能說《孫子》定義了一種新型的戰爭，因為《孫子》的論述，集中於戰術方麵，而在此之前，春秋的戰爭，已走偏鋒。但實際地來看，《孫子》確實拆掉了一些枷鎖，那些希望可以在戰時為所欲為的人，快有好日子了。孫子之後的戰國時期，戰爭變得野蠻，而蜂出的兵法，沒有孫子的智慧，卻遠比孫子更重視智術。
後代或有批評孫子的，以為他強調的兵不厭詐，對世道人心有所侵蝕，甚至有人說：「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這不公平，因為孫子隻是戰術家，那些戰爭之外的事，怪不到他頭上，而且他從未主張無節製的戰爭。戰爭必然是殘忍的，如何把戰爭的風氣和社會風俗隔離開來，不是軍事家要考慮的事。兵以詐立，是戰爭的格言，至於把它奉為日常生活的指針，那是眾人的問題，和孫子無關了。
《孫子》是本好書，是一本講戰爭的好書，不過它的絕大多數讀者，一輩子也沒上過戰場。很多人說，官場如戰場，或說，商場如戰場，如戰場的，還有情場、賭場、劇場、考場、球場、機場……總之除了引力場、磁場，什麽都是戰場。人們這樣說，不外乎想豁免自己的道德責任，通過把自己想像成前線的兵士；他們讀《孫子》，也不見得是真需要從中發現鉤心鬥角的智慧，—這個，人們早已有了，讀讀《孫子》，隻是給自己的行為找個來頭，說起來好聽，想起來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