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問題雖不嚴謹，卻意味深長，所以有很多人討論。論者必然要提及的一個人物，是墨子。孔子歿後，墨子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思想者。墨家徒眾，遍布南北，並且內有組織，有點像教團，一直到戰國時代，還很興旺，《墨子》中最讓人感興趣的文字，便是戰國年間寫就的。傳世的《墨子》中的一大部分，是後學們的文章彙編，另一部分的作者還無定論，也許是墨子本人，也許仍是他的後學。
墨子早年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後來另有想法。先秦政治學說的共同特點，是他們的社會設計，都以個人為出發點，卻又都不迴到個人上。明顯的傾向，是說人都如何如何，天下就好了。墨子講兼愛時，顯出很強的推理能力，但仍在時代的風尚之中。他的政治學說，自然重要，但有點像儒學的另一個版本。今人對《墨子》興趣濃厚的主要原因，在於書中的另一種內容。
《墨子》中有幾篇，成於戰國時期，後世統稱《墨經》。先秦諸子書中，《墨經》是最難讀的。它的文字太簡略了，—別的書，文字也簡略，但我們熟悉那言說的背景，所以讀起來並不吃力。《墨經》辯說的背景，早已十喪其九，而作者在當時，隻是大略記一下提綱而已。感謝清朝樸學家的努力和近代科學的映照，現在我們知道《墨經》在說什麽了。
《墨子》有一句話，「知，接也」。知是智識的意思，接，便是接遇萬物。比較一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的態度，便知其區別。儒家的特點，是對人事之外的物理世界漠不關心。孔子至少還想著「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他老人家的弟子，說起人來，一個比一個勤快，說起物來，一個比一個懶。墨家的學風是辯論，辯論多了，發現一大部分惱人的分歧，來自缺少一致的定義。《墨經》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下定義，定義的對象，有當時流行的一些範疇，如仁義禮智忠孝，等等，也有抽象的概念，如體、端、久（時間）、宇（空間）、窮、盡、同、異，等等。有日常行為，如睡覺，做夢，利害誹譽，功賞罪罰，也有物理世界中的一些事情，如什麽是方，什麽是圓，什麽是二物相接，什麽又是相似。
《墨子》書中的定義，已有一種傾向，即從物理角度解釋一些事情，如說「中，同長也」，便是。比這些零星的發現更重要的，是墨家的方法。儒家是很了不起的，但若和他們發生辯論，一定十分痛苦，因為他們既沒有、也沒有習慣去遵守簡單的邏輯準則。《墨經》一再強調，不同的事情，不能放在一起類比，比如，我們會說夜晚長，也說樹木長，也說智多，也說米多，難道就可以去比較「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出於辯論的需要，邏輯學在墨家中發展起來，然而，遺憾的是，墨家的邏輯，說服不了那些不講邏輯的人，隻令自己在與對方辯論時加倍的不愉快。
這樣一個富有生氣的學派，在中國兩次大一統完成之間，也便是秦始皇到漢武帝的兩百年裏，消失了。《墨子》也從讀書人的架上消失了，本來，它有可能徹底失傳的，幸有道家，誤把墨子拉入自家陣營。即使如此，一千多年裏，沒幾個人讀過《墨子》，沒一個人讀得懂《墨經》。唐朝的韓愈是讀過的，但一看他寫的讀後感，我們便知道，他完全不明白《墨子》的要義。便是這樣，俞樾還誇讚說「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因為別人還不如韓愈。
二十世紀，風氣又變。一本被遺忘了兩千多年的書，忽然被拿出來證明我們對好多事情都「古已有之」，—仍然是「萬物皆備於我」的態度。《墨經》中一些已不可解的地方，也被強解了，如「儇」條，說的什麽意思，誰知道呀，現在已被解釋為切線定理了。科學不熱墨學熱，是墨家的幸，還是不幸呢？這是無法斷言的；所敢於斷言者，是拋棄者若裝得像沒事人一樣，當屬臉皮太厚。當此之時，不讀《墨子》，乃是對墨子最好的紀念。
不讀《莊子》
把莊子和老子劃歸一派，是漢代文、景之後的事。有點奇怪的是，司馬遷也隨著大流，說莊子的思想本於老子，以攻擊儒墨為長，—以司馬遷的遭遇，讀莊子，正該感慨萬千，引為先聲，何以有此論呢？
先秦諸子，若從立場來分，有兩大派。兩派的共同點，是對社會現實不滿，覺得這也不對，那也不對，自己不舒服，別人也不舒服，滔滔者天下皆是。不同點，是一派，要用自己的綱領改造社會，所謂狂者進取，如孔、墨，以及後來的名法之士，都是這樣。另一派，更多著眼於個人感受，厭惡權力本身，所以對前者的社會理論，打心眼裏不信任，覺得那隻是將惡改良，至多是將兇惡的權力，換成好一點的，何況—如為後來的事情所證實的—也未必好到哪裏去。
老子，實際上是第一派的。他對個人處境的論述，啟發了莊子，但兩個人的旨歸，畢竟不同。在莊子，改造社會是無意義的，因為社會本身，便是個人的對頭，至於政治，「方今之世，僅免刑焉」，一涉足便成大恨，躲還躲不及呢。
一個人，處在他不滿意的社會環境中，何去何從，一直是古代哲人的大惑。是默默忍受，還是挺身反抗？是自保高潔，遠離是非，還是跳到渾水裏，想讓大舟轉向？是單騎獨行，不以事功為期，還是招良聚莠，以惡抗惡？個人的力量極為渺小，集體又汙濁，何棄何取？一個人對社會的義務，有無限度，這限度又在哪裏？圓滿的無趣，與破損的生動，哪個更值得爭取，人生的意義，有無可能延伸到人生之外？
墨子早年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後來另有想法。先秦政治學說的共同特點，是他們的社會設計，都以個人為出發點，卻又都不迴到個人上。明顯的傾向，是說人都如何如何，天下就好了。墨子講兼愛時，顯出很強的推理能力，但仍在時代的風尚之中。他的政治學說，自然重要，但有點像儒學的另一個版本。今人對《墨子》興趣濃厚的主要原因，在於書中的另一種內容。
《墨子》中有幾篇，成於戰國時期，後世統稱《墨經》。先秦諸子書中，《墨經》是最難讀的。它的文字太簡略了，—別的書，文字也簡略，但我們熟悉那言說的背景，所以讀起來並不吃力。《墨經》辯說的背景，早已十喪其九，而作者在當時，隻是大略記一下提綱而已。感謝清朝樸學家的努力和近代科學的映照，現在我們知道《墨經》在說什麽了。
《墨子》有一句話，「知，接也」。知是智識的意思，接，便是接遇萬物。比較一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的態度，便知其區別。儒家的特點，是對人事之外的物理世界漠不關心。孔子至少還想著「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他老人家的弟子，說起人來，一個比一個勤快，說起物來，一個比一個懶。墨家的學風是辯論，辯論多了，發現一大部分惱人的分歧，來自缺少一致的定義。《墨經》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下定義，定義的對象，有當時流行的一些範疇，如仁義禮智忠孝，等等，也有抽象的概念，如體、端、久（時間）、宇（空間）、窮、盡、同、異，等等。有日常行為，如睡覺，做夢，利害誹譽，功賞罪罰，也有物理世界中的一些事情，如什麽是方，什麽是圓，什麽是二物相接，什麽又是相似。
《墨子》書中的定義，已有一種傾向，即從物理角度解釋一些事情，如說「中，同長也」，便是。比這些零星的發現更重要的，是墨家的方法。儒家是很了不起的，但若和他們發生辯論，一定十分痛苦，因為他們既沒有、也沒有習慣去遵守簡單的邏輯準則。《墨經》一再強調，不同的事情，不能放在一起類比，比如，我們會說夜晚長，也說樹木長，也說智多，也說米多，難道就可以去比較「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出於辯論的需要，邏輯學在墨家中發展起來，然而，遺憾的是，墨家的邏輯，說服不了那些不講邏輯的人，隻令自己在與對方辯論時加倍的不愉快。
這樣一個富有生氣的學派，在中國兩次大一統完成之間，也便是秦始皇到漢武帝的兩百年裏，消失了。《墨子》也從讀書人的架上消失了，本來，它有可能徹底失傳的，幸有道家，誤把墨子拉入自家陣營。即使如此，一千多年裏，沒幾個人讀過《墨子》，沒一個人讀得懂《墨經》。唐朝的韓愈是讀過的，但一看他寫的讀後感，我們便知道，他完全不明白《墨子》的要義。便是這樣，俞樾還誇讚說「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因為別人還不如韓愈。
二十世紀，風氣又變。一本被遺忘了兩千多年的書，忽然被拿出來證明我們對好多事情都「古已有之」，—仍然是「萬物皆備於我」的態度。《墨經》中一些已不可解的地方，也被強解了，如「儇」條，說的什麽意思，誰知道呀，現在已被解釋為切線定理了。科學不熱墨學熱，是墨家的幸，還是不幸呢？這是無法斷言的；所敢於斷言者，是拋棄者若裝得像沒事人一樣，當屬臉皮太厚。當此之時，不讀《墨子》，乃是對墨子最好的紀念。
不讀《莊子》
把莊子和老子劃歸一派，是漢代文、景之後的事。有點奇怪的是，司馬遷也隨著大流，說莊子的思想本於老子，以攻擊儒墨為長，—以司馬遷的遭遇，讀莊子，正該感慨萬千，引為先聲，何以有此論呢？
先秦諸子，若從立場來分，有兩大派。兩派的共同點，是對社會現實不滿，覺得這也不對，那也不對，自己不舒服，別人也不舒服，滔滔者天下皆是。不同點，是一派，要用自己的綱領改造社會，所謂狂者進取，如孔、墨，以及後來的名法之士，都是這樣。另一派，更多著眼於個人感受，厭惡權力本身，所以對前者的社會理論，打心眼裏不信任，覺得那隻是將惡改良，至多是將兇惡的權力，換成好一點的，何況—如為後來的事情所證實的—也未必好到哪裏去。
老子，實際上是第一派的。他對個人處境的論述，啟發了莊子，但兩個人的旨歸，畢竟不同。在莊子，改造社會是無意義的，因為社會本身，便是個人的對頭，至於政治，「方今之世，僅免刑焉」，一涉足便成大恨，躲還躲不及呢。
一個人，處在他不滿意的社會環境中，何去何從，一直是古代哲人的大惑。是默默忍受，還是挺身反抗？是自保高潔，遠離是非，還是跳到渾水裏，想讓大舟轉向？是單騎獨行，不以事功為期，還是招良聚莠，以惡抗惡？個人的力量極為渺小，集體又汙濁，何棄何取？一個人對社會的義務，有無限度，這限度又在哪裏？圓滿的無趣，與破損的生動，哪個更值得爭取，人生的意義，有無可能延伸到人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