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讀《左傳》
《左傳》和《史記》，是我最喜愛的史籍。為什麽說不讀呢？讀了影響信心。這信心來之不易，受國家教育這麽多年，從小好好學習社會發展史觀，知道人類天天向上，製度越來越好。《左傳》記錄的春秋時代，按教科書說法，是在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聽，又是奴隸，又是封建，和咱們現在的製度，差著好幾個階段，比舊社會還舊，比古代還古，簡直就是暗無天日了。
記得有人評選「最喜愛的時代」，有說宋朝的，有說大漢的，問到我這裏，答以春秋。話一出口就趕緊懺悔，用著計算機，打著青黴素，沐浴著自來水以及主義帶來的陽光，怎麽可以嚮慕野蠻、艱苦的上古呢？無非是《左傳》讀多了。可見便是好書，也有不讀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春秋時代的人，倒不像我們這樣，覺得自己恭逢盛世，睡夢裏也要幹笑三聲。特別是春秋後期的士人，比如孔子吧，唉聲嘆氣，對社會不滿。春秋到戰國，一大批讀書人，受這陰暗心理的影響，一直在尋找製度出路，當時，一種普遍的觀念是，人類是從黃金時代墮落下來的，所以幽厲不如文武，三王不如三代，如按老莊等人的看法，三代又不如最早的無懷氏葛天氏之類。儒家主張以禮製一點點地規束人性，以期大同，莊子則對任何製度沒信心，主張一鬧而散。他們也都是理想主義者，隻是方向與我們相反。
儒家同國家結盟後，談不上再有什麽製度理想了。一千多年中，古人對未來，並無想像，也沒有什麽期待。政治的時鍾，其實已停擺，官民的日常生活，一成不變，一切都是理所當然，那些仁人誌士，補苴罅漏之餘，放膽一想，也不過是聖賢的舊調。這和我們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和古人相反。我們崇拜時間，堅信不論人類生活的哪一方麵，都是越往後越好，而且會自動地變好。近代比古代好，當代比近代好，我們今天不管怎麽胡鬧，也隻能產生好的結果，因為未來天然地就比現在好。我們有能力主動地改變生活，也從不吝惜這種能力，因為我們相信，改變就是好。
但冷靜地想一想，人類向前走，體現在積極方麵的，有技術的發展，觀念的改善。春秋時代，得了肺炎，幾乎沒有活路，再往前，還吃人肉呢。這些改變，是實際的，標誌著人類的真正進步。在消極方麵，則是人們常寄以厚望的製度變革了，也就是在組織社會的同時，讓組織本身少搗一點亂，別反客為主。
如對後者也有天然的信心，未免對未來太樂觀。比如我們知道，最壞的絕對主義國家，並沒有出現在上古，而是一次次出現在後代，而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壞，一個很恰當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這樣的國家，在一千年前，是沒有條件出現的。
這並不是說古人的心眼就好。拿中國舉例子吧，在古代，國家權力並不能管製人民的全部生活，官僚體製，也隻管到縣級，這一半是宗法的牽製，一半是技術和經濟能力不足以支持對全民的動員和控製。所以古代的皇帝會感嘆壯誌難酬，餘生也早，沒有趕上未來的盛世。
我經常批評古代的帝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覺得唐宋元明人的日子，就沒法兒過了。古代的生活是艱苦的、不公平的，個人的權利，更是受到無數幹涉，好在那時的幹涉，是粗糙的，雖然惹不起，偶爾還躲得起。握有權力的鄉紳和官員，其大多數，多少還知道一些節製，這種節製來自他受的教育，也來自他的遠比今天廣泛的社會聯繫。
何況還有其他的一些細節。讀《左傳》，最令人嚮往的，是春秋人的氣質，強健而溫和，直率而雍容，子夏之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春秋時代的日常生活，大概是沒有人嚮往的；但春秋時的人，今天，也許你能找到那樣的朋友，但不太能找到那樣的敵人了。
或形容春秋人的氣質為「高貴」。我傾向於不這麽說。「高貴」現在已經是商標了，一成商標，就要大量生產，賣將出去，高雖未必，貴是一定的。而春秋人相反，高尚是有一點的，貴則未必，我們看《左傳》裏的平民，也沉著得很，仿佛他的生活，在許多方麵都有些餘裕，這不僅令人想到，春秋時雖有嚴重的壓迫，方向卻單一，並不是從四麵八方擠過來，使人成為渾圓的國民。
不讀公羊
《春秋》三傳，我們最熟悉的是《左傳》，另兩部，《公羊傳》和《榖梁傳》，名氣小一些。但要論在古代政治哲學中的地位，《公羊傳》實高於《左傳》。《左傳》是歷史書，《公羊傳》則是儒生為漢代定製的政治學。
秦末造反的諸強，以興滅繼絕為號召，等搶到天下，自己一屁股坐住，再不提從前的話頭。在劉氏，本無什麽不好意思，在與皇權合作的儒生，略有幾分理論上的尷尬。按公羊學說，孔子對周並無信心或興趣，他老人家作《春秋》，本意便是為後王立法。這叫「以春秋當新王」，是公羊學的一大要旨，緯書裏有更生動的描述雲：「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預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如此說來，漢朝代秦自立，應了孔子的預言，理直氣壯。
儒生與皇帝之間，如同狐狸與獅子的合作。儒家得意的一件事，是馴化了獅子—或多或少，獅子得意的，是能讓狐狸來為它管理草原，至於其間各自的得失，也是筆糊塗帳。若憑孔子的學說，這種合作根本無法形成，—起孔子於地下，遇見秦漢式的皇帝，互相都不會買帳。公羊學說的第一位大師董仲舒，改造了儒學，這種新儒學，同孔子的古典儒學，其實隻有皮毛上的相似，倒是同名法及五行學派，更親近些。皇權和儒家的正式締約，粗略地說，簽字人便是漢武帝和董仲舒，公羊學在其中的作用，也不算小了。
《左傳》和《史記》，是我最喜愛的史籍。為什麽說不讀呢？讀了影響信心。這信心來之不易，受國家教育這麽多年，從小好好學習社會發展史觀，知道人類天天向上，製度越來越好。《左傳》記錄的春秋時代，按教科書說法，是在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聽，又是奴隸，又是封建，和咱們現在的製度，差著好幾個階段，比舊社會還舊，比古代還古，簡直就是暗無天日了。
記得有人評選「最喜愛的時代」，有說宋朝的，有說大漢的，問到我這裏，答以春秋。話一出口就趕緊懺悔，用著計算機，打著青黴素，沐浴著自來水以及主義帶來的陽光，怎麽可以嚮慕野蠻、艱苦的上古呢？無非是《左傳》讀多了。可見便是好書，也有不讀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春秋時代的人，倒不像我們這樣，覺得自己恭逢盛世，睡夢裏也要幹笑三聲。特別是春秋後期的士人，比如孔子吧，唉聲嘆氣，對社會不滿。春秋到戰國，一大批讀書人，受這陰暗心理的影響，一直在尋找製度出路，當時，一種普遍的觀念是，人類是從黃金時代墮落下來的，所以幽厲不如文武，三王不如三代，如按老莊等人的看法，三代又不如最早的無懷氏葛天氏之類。儒家主張以禮製一點點地規束人性，以期大同，莊子則對任何製度沒信心，主張一鬧而散。他們也都是理想主義者，隻是方向與我們相反。
儒家同國家結盟後，談不上再有什麽製度理想了。一千多年中，古人對未來，並無想像，也沒有什麽期待。政治的時鍾，其實已停擺，官民的日常生活，一成不變，一切都是理所當然，那些仁人誌士，補苴罅漏之餘，放膽一想，也不過是聖賢的舊調。這和我們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和古人相反。我們崇拜時間，堅信不論人類生活的哪一方麵，都是越往後越好，而且會自動地變好。近代比古代好，當代比近代好，我們今天不管怎麽胡鬧，也隻能產生好的結果，因為未來天然地就比現在好。我們有能力主動地改變生活，也從不吝惜這種能力，因為我們相信，改變就是好。
但冷靜地想一想，人類向前走，體現在積極方麵的，有技術的發展，觀念的改善。春秋時代，得了肺炎，幾乎沒有活路，再往前，還吃人肉呢。這些改變，是實際的，標誌著人類的真正進步。在消極方麵，則是人們常寄以厚望的製度變革了，也就是在組織社會的同時，讓組織本身少搗一點亂，別反客為主。
如對後者也有天然的信心，未免對未來太樂觀。比如我們知道，最壞的絕對主義國家，並沒有出現在上古，而是一次次出現在後代，而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壞，一個很恰當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這樣的國家，在一千年前，是沒有條件出現的。
這並不是說古人的心眼就好。拿中國舉例子吧，在古代，國家權力並不能管製人民的全部生活，官僚體製，也隻管到縣級，這一半是宗法的牽製，一半是技術和經濟能力不足以支持對全民的動員和控製。所以古代的皇帝會感嘆壯誌難酬，餘生也早，沒有趕上未來的盛世。
我經常批評古代的帝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覺得唐宋元明人的日子，就沒法兒過了。古代的生活是艱苦的、不公平的，個人的權利，更是受到無數幹涉，好在那時的幹涉，是粗糙的，雖然惹不起，偶爾還躲得起。握有權力的鄉紳和官員，其大多數，多少還知道一些節製，這種節製來自他受的教育，也來自他的遠比今天廣泛的社會聯繫。
何況還有其他的一些細節。讀《左傳》，最令人嚮往的，是春秋人的氣質，強健而溫和，直率而雍容，子夏之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春秋時代的日常生活，大概是沒有人嚮往的；但春秋時的人，今天，也許你能找到那樣的朋友，但不太能找到那樣的敵人了。
或形容春秋人的氣質為「高貴」。我傾向於不這麽說。「高貴」現在已經是商標了，一成商標，就要大量生產，賣將出去，高雖未必，貴是一定的。而春秋人相反，高尚是有一點的，貴則未必，我們看《左傳》裏的平民，也沉著得很，仿佛他的生活，在許多方麵都有些餘裕，這不僅令人想到，春秋時雖有嚴重的壓迫，方向卻單一，並不是從四麵八方擠過來，使人成為渾圓的國民。
不讀公羊
《春秋》三傳，我們最熟悉的是《左傳》，另兩部，《公羊傳》和《榖梁傳》，名氣小一些。但要論在古代政治哲學中的地位，《公羊傳》實高於《左傳》。《左傳》是歷史書，《公羊傳》則是儒生為漢代定製的政治學。
秦末造反的諸強，以興滅繼絕為號召，等搶到天下，自己一屁股坐住，再不提從前的話頭。在劉氏，本無什麽不好意思，在與皇權合作的儒生，略有幾分理論上的尷尬。按公羊學說，孔子對周並無信心或興趣，他老人家作《春秋》，本意便是為後王立法。這叫「以春秋當新王」，是公羊學的一大要旨，緯書裏有更生動的描述雲：「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預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如此說來，漢朝代秦自立，應了孔子的預言，理直氣壯。
儒生與皇帝之間，如同狐狸與獅子的合作。儒家得意的一件事，是馴化了獅子—或多或少，獅子得意的，是能讓狐狸來為它管理草原，至於其間各自的得失，也是筆糊塗帳。若憑孔子的學說，這種合作根本無法形成，—起孔子於地下，遇見秦漢式的皇帝，互相都不會買帳。公羊學說的第一位大師董仲舒，改造了儒學，這種新儒學，同孔子的古典儒學，其實隻有皮毛上的相似，倒是同名法及五行學派，更親近些。皇權和儒家的正式締約，粗略地說，簽字人便是漢武帝和董仲舒，公羊學在其中的作用，也不算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