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濟卦六爻也講述了清政府試圖維新求治，而新勢力革命圖強的曆史故事。
初六：濡其尾，吝。
在既濟卦中，濡其尾，曳其輪，無咎，但為什麽在未濟卦中，一旦打濕了尾巴就很艱難呢？
因為渡河上岸以後，隻要我們拽住車輪，不讓車子走歪，也不讓車子倒滑進水裏，尾巴上沾再多水也不會有危險。
但如果一隻小狐狸自不量力，冒然去渡河，那就比較麻煩了。它個子小小的，剛到河中間還沒有渡過去，就筋疲力盡遊不動了，尾巴也很快被河水打濕。
人生在世，既要樹立遠大誌向，更要學會腳踏實地，量力而行。千萬不要想著一口氣吃成一個胖子，若是心不足蛇吞象，結果一定是消化不良。
你能相信嗎？光緒帝竟然比孫中山先生小了五歲，他完全像是上一個時代的人。
光緒帝兩歲登基，更早登上了曆史舞台。看著列強臉色長大的光緒帝，和孫中山一樣，有一顆求變圖強的壯誌雄心，所以當康有為與梁啟超集結一眾士子公車上書反對簽訂《馬關條約》，光緒帝不僅不加怪罪，反而很快起用了他們。
康有為（1858年—1927年）的學習成績很不好。他連續多次參加鄉試均不及格，轉而開始學習西方文化。他位卑未敢忘憂國，雖然成績很差，身份低微，卻敢上書光緒帝，痛陳國家危亡，建議變法維新，並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張。
這些建議和主張，基本送不到養心殿的書桌上，光緒帝很大可能從沒有看到過。
沒有得到迴複的康有為迴到廣東，在廣州開堂講學，主講中外之故，而授救中國之法。梁啟超（1873年—1929年）成為他的得意門生。
梁啟超的學習成績比康老師好太多。他十二歲到廣州應童子試，考中了秀才。十七歲參加鄉試，以第八名中舉。
1890年春，梁啟超認識了康有為，對他以布衣上書力倡變法的作為和見解大為佩服，從此拋棄舊學，拜康有為為師，學習他的改革主張和變法理論。
師生兩人雖然努力研究西方新學，卻依然還懷有封建士子的功名夢。
公元1895春，康有為與梁啟超一同進京參加會試。時逢清政府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兩人於是邀集一千三百多名舉人聯名公車上書，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
這份上書終於送到了光緒帝的手中。上書中申明必須及時變法，提出“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陳述了富國、養民、教民、練兵等變法思想，引起了渴望雪恥自強的光緒帝的強烈共鳴。
他立刻命令抄錄四件副本，分別送呈慈禧太後、留存軍機處以待發往各省督撫討論。
師生二人趁機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創辦《萬國公報》，大力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兩位原本人微言輕的不第士子，就此逐漸成為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歐美各國紛紛趁火打劫，企圖將滿清政府吃幹抹淨。危急存亡之秋，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後來到北京，四方奔走唿號，積極組織救亡活動。
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帝，指出形勢迫在眉睫，必須變法圖強，否則一旦國亡民危，就連皇帝也將朝不保夕。
光緒帝接見了康梁二人，表示絕不做亡國之君。他任命康有為為總理衙門章京，全麵籌備變法，又賜梁啟超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正式啟動戊戌變法。變法開始後，光緒帝鬥誌滿滿，在康有為的幕後主持下，接連發布上百道變法詔令，大刀闊斧推出一係列改革，包括擬定憲法、開製度局、禁止婦女纏足、裁綠營、放旗兵、廢科舉、辦學校等等。
其中經濟改革提倡以工商立國，實現富國養民，鼓勵創辦民辦企業；軍事改革則要求改用西洋軍事訓練方法，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考試停試弓箭騎劍而改試槍炮。
這些措施與晚清洋務運動差相仿佛，或還勉強被保守派接受，但其政治改革和文教改革卻顯然步子邁得太快，觸痛了保守派的神經。
在政治改革方麵，光緒帝下詔開放言路，允許報紙指陳利弊，又詔令各院部官吏、普羅大眾都可以上書條陳意見。這也是封建製度的常見改革措施，慈禧太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之任之。
但他提出精減機構、任用新人時，捅了馬蜂窩。
主管後宮事務的詹事府、主管內外奏章的通政司等六個衙門被撤銷，其他各省院部也要精減編製，這些被裁撤、精簡出來的人員怎麽安排？
光緒帝和康有為顯然沒有考慮善後問題。他們不僅沒有考慮，反而大肆任命維新派成員進入中樞參與新政，如譚嗣同等人就被任命為軍機衙門的秘書。
文教改革方麵，光緒帝批準成立了中國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直接創辦的綜合性大學京師大學堂，同時詔令廢除八股及科舉考試，將所有書院、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為破除封建迷信，遍布全國城鄉的祠堂、廟宇也將全部改成新式學堂。
這些舉措迅速激化了新舊兩派的矛盾。保守派拿廢八股及科考說事，指斥維新派搖惑人心，招誘黨羽，混淆國是。康有為則組織維新派禦史宋伯魯、楊深秀等人予以反擊，表示這些新政都得到了光緒帝的同意。
他或許把自己當成了不足畏、不足恤、不足法的王安石，把光緒帝當成了宋神宗。然而他忘記了最關鍵的一點，就算光緒帝變法的決心遠超宋神宗，但在風景宜人的頤和園中，還盤踞著一個看似老態龍鍾的西太後。
戊戌變法僅僅啟動五天，慈禧太後迫使光緒帝連下三道諭旨，一舉控製了朝廷人事任免權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
朝廷內部紛紛擾擾，有人跪請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有人奏請誅殺康有為、梁啟超，甚至有流言要廢光緒而另立新帝。光緒帝意識到變法將有變故，頒密詔給楊銳說朕的皇位可能不保，何況其它？叮囑維新派要製定良策，推進變法。
風聲鶴唳之下，維新派不僅沒有製定出好的策略，反而慌不擇路地下了一個昏招。他們在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唆使下，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國訪問，紛紛上書請求重用這個日本人，提議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選拔通達時務者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務。
所謂中英美日四國合邦，說得好聽點，是與虎謀皮，把中國的軍事、財稅、外交大權統統交給外國人大理，說得難聽點，是賣國求榮。
但維新派茫然不知，紛紛勸諫光緒帝早定大計，不要嫌棄合邦之名不好聽。
對此我無話可說，真是一群愚昧無知的蠢貨。
就連保守派官員都意識到此事大大不妥，他們密奏慈禧太後，說如果起用伊藤博文，相當於將中國拱手讓人。
慈禧太後這才離開頤和園，返迴紫禁城重新訓政。她將光緒帝軟禁在瀛台，結束了戊戌變法。
傻乎乎的康有為連忙找到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請求他們去遊說慈禧太後，結果人家壓根不接茬。康有為悲哀地發現被別人當槍使了，與梁啟超連夜離開北京，渡海出走日本。然而，在清廷的交涉下，日本人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康有為，不準他留日居住，將他趕去了加拿大。
維新派八人被捕入獄。其中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當街斬首，史稱戊戌六君子。徐致靖被處無期徒刑永遠監禁，張蔭桓被發配新疆。
譚嗣同在牢裏用地上煤屑寫下一首絕筆詩《獄中題壁》：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他用短短二十八字表達對維新運動的期待，抒發視死如歸的壯烈情懷。
維新派在變法前期過於激進，在後期形勢有變時不擇手段，導致變法僅僅僅過百日即告失敗，還犧牲了譚嗣同這樣的大好男兒，殊為可惜。但它作為近代中國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為辛亥革命推翻帝製打下了思想基礎。
更重要的是，這一年3月5日，在江蘇淮安市的一個普通家庭中，誕生了一名男嬰。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是以毛主席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他的名字叫周恩來，我們都敬稱他為周總理。
初六：濡其尾，吝。
在既濟卦中，濡其尾，曳其輪，無咎，但為什麽在未濟卦中，一旦打濕了尾巴就很艱難呢？
因為渡河上岸以後，隻要我們拽住車輪，不讓車子走歪，也不讓車子倒滑進水裏，尾巴上沾再多水也不會有危險。
但如果一隻小狐狸自不量力，冒然去渡河，那就比較麻煩了。它個子小小的，剛到河中間還沒有渡過去，就筋疲力盡遊不動了，尾巴也很快被河水打濕。
人生在世，既要樹立遠大誌向，更要學會腳踏實地，量力而行。千萬不要想著一口氣吃成一個胖子，若是心不足蛇吞象，結果一定是消化不良。
你能相信嗎？光緒帝竟然比孫中山先生小了五歲，他完全像是上一個時代的人。
光緒帝兩歲登基，更早登上了曆史舞台。看著列強臉色長大的光緒帝，和孫中山一樣，有一顆求變圖強的壯誌雄心，所以當康有為與梁啟超集結一眾士子公車上書反對簽訂《馬關條約》，光緒帝不僅不加怪罪，反而很快起用了他們。
康有為（1858年—1927年）的學習成績很不好。他連續多次參加鄉試均不及格，轉而開始學習西方文化。他位卑未敢忘憂國，雖然成績很差，身份低微，卻敢上書光緒帝，痛陳國家危亡，建議變法維新，並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張。
這些建議和主張，基本送不到養心殿的書桌上，光緒帝很大可能從沒有看到過。
沒有得到迴複的康有為迴到廣東，在廣州開堂講學，主講中外之故，而授救中國之法。梁啟超（1873年—1929年）成為他的得意門生。
梁啟超的學習成績比康老師好太多。他十二歲到廣州應童子試，考中了秀才。十七歲參加鄉試，以第八名中舉。
1890年春，梁啟超認識了康有為，對他以布衣上書力倡變法的作為和見解大為佩服，從此拋棄舊學，拜康有為為師，學習他的改革主張和變法理論。
師生兩人雖然努力研究西方新學，卻依然還懷有封建士子的功名夢。
公元1895春，康有為與梁啟超一同進京參加會試。時逢清政府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兩人於是邀集一千三百多名舉人聯名公車上書，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
這份上書終於送到了光緒帝的手中。上書中申明必須及時變法，提出“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陳述了富國、養民、教民、練兵等變法思想，引起了渴望雪恥自強的光緒帝的強烈共鳴。
他立刻命令抄錄四件副本，分別送呈慈禧太後、留存軍機處以待發往各省督撫討論。
師生二人趁機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創辦《萬國公報》，大力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兩位原本人微言輕的不第士子，就此逐漸成為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歐美各國紛紛趁火打劫，企圖將滿清政府吃幹抹淨。危急存亡之秋，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後來到北京，四方奔走唿號，積極組織救亡活動。
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帝，指出形勢迫在眉睫，必須變法圖強，否則一旦國亡民危，就連皇帝也將朝不保夕。
光緒帝接見了康梁二人，表示絕不做亡國之君。他任命康有為為總理衙門章京，全麵籌備變法，又賜梁啟超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正式啟動戊戌變法。變法開始後，光緒帝鬥誌滿滿，在康有為的幕後主持下，接連發布上百道變法詔令，大刀闊斧推出一係列改革，包括擬定憲法、開製度局、禁止婦女纏足、裁綠營、放旗兵、廢科舉、辦學校等等。
其中經濟改革提倡以工商立國，實現富國養民，鼓勵創辦民辦企業；軍事改革則要求改用西洋軍事訓練方法，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考試停試弓箭騎劍而改試槍炮。
這些措施與晚清洋務運動差相仿佛，或還勉強被保守派接受，但其政治改革和文教改革卻顯然步子邁得太快，觸痛了保守派的神經。
在政治改革方麵，光緒帝下詔開放言路，允許報紙指陳利弊，又詔令各院部官吏、普羅大眾都可以上書條陳意見。這也是封建製度的常見改革措施，慈禧太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之任之。
但他提出精減機構、任用新人時，捅了馬蜂窩。
主管後宮事務的詹事府、主管內外奏章的通政司等六個衙門被撤銷，其他各省院部也要精減編製，這些被裁撤、精簡出來的人員怎麽安排？
光緒帝和康有為顯然沒有考慮善後問題。他們不僅沒有考慮，反而大肆任命維新派成員進入中樞參與新政，如譚嗣同等人就被任命為軍機衙門的秘書。
文教改革方麵，光緒帝批準成立了中國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直接創辦的綜合性大學京師大學堂，同時詔令廢除八股及科舉考試，將所有書院、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為破除封建迷信，遍布全國城鄉的祠堂、廟宇也將全部改成新式學堂。
這些舉措迅速激化了新舊兩派的矛盾。保守派拿廢八股及科考說事，指斥維新派搖惑人心，招誘黨羽，混淆國是。康有為則組織維新派禦史宋伯魯、楊深秀等人予以反擊，表示這些新政都得到了光緒帝的同意。
他或許把自己當成了不足畏、不足恤、不足法的王安石，把光緒帝當成了宋神宗。然而他忘記了最關鍵的一點，就算光緒帝變法的決心遠超宋神宗，但在風景宜人的頤和園中，還盤踞著一個看似老態龍鍾的西太後。
戊戌變法僅僅啟動五天，慈禧太後迫使光緒帝連下三道諭旨，一舉控製了朝廷人事任免權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
朝廷內部紛紛擾擾，有人跪請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有人奏請誅殺康有為、梁啟超，甚至有流言要廢光緒而另立新帝。光緒帝意識到變法將有變故，頒密詔給楊銳說朕的皇位可能不保，何況其它？叮囑維新派要製定良策，推進變法。
風聲鶴唳之下，維新派不僅沒有製定出好的策略，反而慌不擇路地下了一個昏招。他們在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唆使下，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國訪問，紛紛上書請求重用這個日本人，提議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選拔通達時務者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務。
所謂中英美日四國合邦，說得好聽點，是與虎謀皮，把中國的軍事、財稅、外交大權統統交給外國人大理，說得難聽點，是賣國求榮。
但維新派茫然不知，紛紛勸諫光緒帝早定大計，不要嫌棄合邦之名不好聽。
對此我無話可說，真是一群愚昧無知的蠢貨。
就連保守派官員都意識到此事大大不妥，他們密奏慈禧太後，說如果起用伊藤博文，相當於將中國拱手讓人。
慈禧太後這才離開頤和園，返迴紫禁城重新訓政。她將光緒帝軟禁在瀛台，結束了戊戌變法。
傻乎乎的康有為連忙找到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請求他們去遊說慈禧太後，結果人家壓根不接茬。康有為悲哀地發現被別人當槍使了，與梁啟超連夜離開北京，渡海出走日本。然而，在清廷的交涉下，日本人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康有為，不準他留日居住，將他趕去了加拿大。
維新派八人被捕入獄。其中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當街斬首，史稱戊戌六君子。徐致靖被處無期徒刑永遠監禁，張蔭桓被發配新疆。
譚嗣同在牢裏用地上煤屑寫下一首絕筆詩《獄中題壁》：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他用短短二十八字表達對維新運動的期待，抒發視死如歸的壯烈情懷。
維新派在變法前期過於激進，在後期形勢有變時不擇手段，導致變法僅僅僅過百日即告失敗，還犧牲了譚嗣同這樣的大好男兒，殊為可惜。但它作為近代中國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為辛亥革命推翻帝製打下了思想基礎。
更重要的是，這一年3月5日，在江蘇淮安市的一個普通家庭中，誕生了一名男嬰。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是以毛主席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他的名字叫周恩來，我們都敬稱他為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