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兇。震不於其躬，於其鄰，無咎；婚媾有言。
雷聲很大，一陣緊似一陣，使人恐懼慌張，雙腿抖抖索索走不成路。因為內心不安，眼睛就東張西望，四處亂瞥。
連路都走不穩了，出兵打仗萬萬打不贏。再加上心神不定，視線都不能聚焦，做什麽都做不好。
此時此刻，一動不如一靜。
既然亂動危險，那就應該安靜下來，沉穩下來，靜觀其變。
這時候我們發現，原來雷沒有傷到自己，但是傷害到了附近的鄰居。那我們更加不能亂動，因為原地靜守是安全的，如果不小心向前走進雷區，反而就危險了。
我們不要去拉幫結派，不要去打探消息，不要搞得自己東張西望、抖抖索索就像一個小偷。我們如果沒事找事，就會像兩口子一樣，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鬧得不可開交，搞出很多麻煩事，最後收不了場。
所以說，我們一旦亂了方寸，就要先停下來，好好看一看，認真想一想，
每臨大事有靜氣。穩得住，是一種很靠譜的品質。
明宣宗處理朝政鬆緩得宜，張弛有度，是個穩得住的皇帝。但他也有穩不住的時候，因為他有普通人的兩個通病：貪玩和偷懶。
明宣宗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詩文俱佳，中國畫水平也堪稱一流。文藝皇帝通常都有雅好，明宣宗的雅好是射獵、樂遊山水和鬥蟋蟀，時有“太平天子，促織皇帝”之美稱。
這本沒有什麽問題，誰沒有一點業餘愛好呢？隻不過明憲宗酷愛鬥蟋蟀到了瘋魔的程度，為此他甚至不惜破壞朝廷的用人製度。
據說蘇州一帶的駐軍熱衷於捕捉蟋蟀，因為這是沒有危險的升官發財之道。若是捉到一隻銅頭鐵背的上好蟋蟀，功勞竟與上陣取敵首級相同，可以獲得世襲的官職。
相比濫封藏僧，這隻是小巫見大巫。
明初皇帝尊崇佛教但有節製，積極扶持卻不濫封。但明宣宗對藏僧禮之益厚，從他開始漸開明朝皇帝過度崇奉藏傳佛教之門。他不僅大修佛寺，封號也是五花八門。不僅有大國師、國師之類封號，而且還有品級。如大國師為四品，國師為五品，禪師為六品。他甚至加封過正二品的灌頂國師，賜二品鍍金銀印。
這種無功受祿的封賞，無形中打破了正常的選任、晉升製度，對澄清吏治大為不利。
明宣宗為明王朝埋下的最大禍根不是鬥蛐蛐，也不是封藏僧，而是重用宦官，並且還讓宦官有文化。
明宣宗要寫詩繪畫，要樂遊皇家園林，要鬥蛐蛐，還要帶著後宮嬪妃禮佛，那他必然沒有太多時間一五一十批閱奏章，為票擬批紅。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很簡單，找一個人或幾個人幫他批紅即可。內閣大學士們本來是最合適的人選，但他偏偏不能用。
批紅權，是決策權的一部分。
內閣學士已擁有了議政權和行政權，若是再得到批紅的權力，那就等於是事實上的宰相。明宣宗如果敢這麽做，他太爺爺朱元璋搞不好會半夜托夢，痛罵他這不孝子孫。
所以，明宣宗選擇了司禮監的太監們。
秉筆太監本就是幫皇帝做批紅工作的，掌印太監則幫皇帝蓋印章。批紅加上蓋印，才是完整的決策權。
用司禮監的太監幫他批紅，既可以避免決策權落入內閣學士之手，而且宦官乃是皇帝的家仆，看起來更加信得過。
於是公元1426年，明宣宗下令設置內書堂，指定翰林學士教宦官們讀書識字。
明宣宗這麽做，初衷是使宦官們辦事更迅速，更有效率。然而他選擇性地忽視了一個嚴重問題：當宦官開始接受正規教育，並獲得處理公文的權力時，宦官勢力將不可遏製地崛起。
宦官能代表皇帝，盡量做出最合適的決策嗎？
顯然不能。
我們拋開地位、眼界、能力方麵的差距不談，單純從製度上看就有巨大的差異。
內閣大臣、六部官員尚有機會與明宣宗當麵商量工作，但他們沒有機會也不能和宦官討論工作，也不可能和明宣宗一起複審宦官們的建議。
這意味著，即使最高明的宦官，也隻能一個人拍腦袋提出建議。如此建議的質量和水平堪憂。
更何況，這些宦官一旦心術不正，完全可以利用信息差的優勢上下其手，從中牟利。
就明宣宗本人而言，他似乎還能控製宦官勢力的擴張。但皇帝的特權已交給宦官打理，他們遲早有一天會濫用手中權力，對朝政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明宣宗已經來不及發現並處理這個問題了。
公元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而崩，年僅九歲的明英宗朱祁鎮（1427年—1464年）繼位。太皇太後張氏受遺命攝政。
張太後雖然秉政，卻以“不要破壞祖宗之法”為由拒絕垂簾聽政，而將國家政務全權交給三楊處理。這一年，楊士奇已年逾古稀，楊榮、楊溥也已六十四歲，三個白發蒼蒼的老頭子信誓旦旦，表示要輔佐少帝再展宏圖。
這一年，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於謙三十八歲，擔任兵部右侍郎。
有一天，張太後在便殿召見英國公張輔、三楊和禮部尚書胡濙，明英宗陪立一側。張太後與他們略作寒暄後，派人喚來太監王振，厲聲喝道：“你侍候皇帝不循規矩，應當賜死！”身旁早已有女官把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
太後突發雷霆之威，嚇得王振跪伏在地，渾身顫抖。
明英宗和五位大臣都跪下為王振求情，張太後這才饒了他，警告他不要再誤人誤國，否則嚴懲不貸。
王振本是蔚州（今河北蔚縣）的一個落第秀才，粗通經書，曾在私塾教過書。他在永樂年間揮刀自宮，當了宦官，深得明英宗寵信，逐漸成長為明朝第一位巨宦權奸。
但張太後在世之時，一直嚴防王振不與內閣商議而獨斷專行。
王振因此一直不能真正專權，直到張太後去世。
雷聲很大，一陣緊似一陣，使人恐懼慌張，雙腿抖抖索索走不成路。因為內心不安，眼睛就東張西望，四處亂瞥。
連路都走不穩了，出兵打仗萬萬打不贏。再加上心神不定，視線都不能聚焦，做什麽都做不好。
此時此刻，一動不如一靜。
既然亂動危險，那就應該安靜下來，沉穩下來，靜觀其變。
這時候我們發現，原來雷沒有傷到自己，但是傷害到了附近的鄰居。那我們更加不能亂動，因為原地靜守是安全的，如果不小心向前走進雷區，反而就危險了。
我們不要去拉幫結派，不要去打探消息，不要搞得自己東張西望、抖抖索索就像一個小偷。我們如果沒事找事，就會像兩口子一樣，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鬧得不可開交，搞出很多麻煩事，最後收不了場。
所以說，我們一旦亂了方寸，就要先停下來，好好看一看，認真想一想，
每臨大事有靜氣。穩得住，是一種很靠譜的品質。
明宣宗處理朝政鬆緩得宜，張弛有度，是個穩得住的皇帝。但他也有穩不住的時候，因為他有普通人的兩個通病：貪玩和偷懶。
明宣宗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詩文俱佳，中國畫水平也堪稱一流。文藝皇帝通常都有雅好，明宣宗的雅好是射獵、樂遊山水和鬥蟋蟀，時有“太平天子，促織皇帝”之美稱。
這本沒有什麽問題，誰沒有一點業餘愛好呢？隻不過明憲宗酷愛鬥蟋蟀到了瘋魔的程度，為此他甚至不惜破壞朝廷的用人製度。
據說蘇州一帶的駐軍熱衷於捕捉蟋蟀，因為這是沒有危險的升官發財之道。若是捉到一隻銅頭鐵背的上好蟋蟀，功勞竟與上陣取敵首級相同，可以獲得世襲的官職。
相比濫封藏僧，這隻是小巫見大巫。
明初皇帝尊崇佛教但有節製，積極扶持卻不濫封。但明宣宗對藏僧禮之益厚，從他開始漸開明朝皇帝過度崇奉藏傳佛教之門。他不僅大修佛寺，封號也是五花八門。不僅有大國師、國師之類封號，而且還有品級。如大國師為四品，國師為五品，禪師為六品。他甚至加封過正二品的灌頂國師，賜二品鍍金銀印。
這種無功受祿的封賞，無形中打破了正常的選任、晉升製度，對澄清吏治大為不利。
明宣宗為明王朝埋下的最大禍根不是鬥蛐蛐，也不是封藏僧，而是重用宦官，並且還讓宦官有文化。
明宣宗要寫詩繪畫，要樂遊皇家園林，要鬥蛐蛐，還要帶著後宮嬪妃禮佛，那他必然沒有太多時間一五一十批閱奏章，為票擬批紅。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很簡單，找一個人或幾個人幫他批紅即可。內閣大學士們本來是最合適的人選，但他偏偏不能用。
批紅權，是決策權的一部分。
內閣學士已擁有了議政權和行政權，若是再得到批紅的權力，那就等於是事實上的宰相。明宣宗如果敢這麽做，他太爺爺朱元璋搞不好會半夜托夢，痛罵他這不孝子孫。
所以，明宣宗選擇了司禮監的太監們。
秉筆太監本就是幫皇帝做批紅工作的，掌印太監則幫皇帝蓋印章。批紅加上蓋印，才是完整的決策權。
用司禮監的太監幫他批紅，既可以避免決策權落入內閣學士之手，而且宦官乃是皇帝的家仆，看起來更加信得過。
於是公元1426年，明宣宗下令設置內書堂，指定翰林學士教宦官們讀書識字。
明宣宗這麽做，初衷是使宦官們辦事更迅速，更有效率。然而他選擇性地忽視了一個嚴重問題：當宦官開始接受正規教育，並獲得處理公文的權力時，宦官勢力將不可遏製地崛起。
宦官能代表皇帝，盡量做出最合適的決策嗎？
顯然不能。
我們拋開地位、眼界、能力方麵的差距不談，單純從製度上看就有巨大的差異。
內閣大臣、六部官員尚有機會與明宣宗當麵商量工作，但他們沒有機會也不能和宦官討論工作，也不可能和明宣宗一起複審宦官們的建議。
這意味著，即使最高明的宦官，也隻能一個人拍腦袋提出建議。如此建議的質量和水平堪憂。
更何況，這些宦官一旦心術不正，完全可以利用信息差的優勢上下其手，從中牟利。
就明宣宗本人而言，他似乎還能控製宦官勢力的擴張。但皇帝的特權已交給宦官打理，他們遲早有一天會濫用手中權力，對朝政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明宣宗已經來不及發現並處理這個問題了。
公元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而崩，年僅九歲的明英宗朱祁鎮（1427年—1464年）繼位。太皇太後張氏受遺命攝政。
張太後雖然秉政，卻以“不要破壞祖宗之法”為由拒絕垂簾聽政，而將國家政務全權交給三楊處理。這一年，楊士奇已年逾古稀，楊榮、楊溥也已六十四歲，三個白發蒼蒼的老頭子信誓旦旦，表示要輔佐少帝再展宏圖。
這一年，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於謙三十八歲，擔任兵部右侍郎。
有一天，張太後在便殿召見英國公張輔、三楊和禮部尚書胡濙，明英宗陪立一側。張太後與他們略作寒暄後，派人喚來太監王振，厲聲喝道：“你侍候皇帝不循規矩，應當賜死！”身旁早已有女官把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
太後突發雷霆之威，嚇得王振跪伏在地，渾身顫抖。
明英宗和五位大臣都跪下為王振求情，張太後這才饒了他，警告他不要再誤人誤國，否則嚴懲不貸。
王振本是蔚州（今河北蔚縣）的一個落第秀才，粗通經書，曾在私塾教過書。他在永樂年間揮刀自宮，當了宦官，深得明英宗寵信，逐漸成長為明朝第一位巨宦權奸。
但張太後在世之時，一直嚴防王振不與內閣商議而獨斷專行。
王振因此一直不能真正專權，直到張太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