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震往來厲，意無喪，有事。
雷聲接連不停地響起，人們就會意識到天氣有變，可能帶來更大的危險。
我們既然意識到了危險，就會采取措施應對。我們?處理問題或應對風險時，最佳的方案是預防為主，防重於治，?把危險消滅在萌芽狀態，而不是在問題發生後再進行治理。
扁鵲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大夫，是中醫切脈診斷的發明者。有一次，?魏文王問他：“你們三兄弟都精通醫術，誰最厲害呢？”扁鵲迴答說大哥的醫術最厲害，我的最差。
魏文王很奇怪。既然這樣，為什麽扁鵲最有名呢？
扁鵲的迴答很有意思。他說大哥治病，是治病於未病之前，一般人不知道，所以他沒有名氣。他二哥治病，是治病於初病之時，一般人以為這隻是小病，所以他有名氣，但是不大。隻有他，因為不能提前發現病情，隻能等到病情嚴重時才能幫人診治。一般人看到他穿針放血、敷藥治病，都以為他醫術高明，因此反而名氣更大。
這就叫防患於未然。
好比避雷針，一般人覺得裝它有什麽用？純粹是多此一舉嘛。
他們不知道樓越高，越容易招來雷擊。如果不裝避雷針，劈啪一聲響，雷擊垮房子，擊穿電線引起火災，損失就大了。
如果裝上避雷針，就可以把雷電的力量引向大地。這樣房子就算被雷打到，也能安然無恙。
曆朝曆代，官員貪汙始終是一個禁之不絕的大問題，明朝當然不會例外。
明太祖朱元璋當政三十一年，試圖殺盡天下貪官。結果他一直殺啊殺，殺了十五萬餘人，差不多把全國官員整體換了五遍。殺到最後，衙門門可羅雀，官吏幾乎殺光了。朱元璋隻得下令，把貪官們從牢裏放出來戴罪上班。但就算如此嚴刑重典，貪官也未根除，以致他晚年隻能發出“治愈重而犯愈多”的哀歎。
明宣宗剛剛繼位時，都察院貪汙成風。
都察院，在宋朝叫禦史台，主要職責是監察、彈劾和建議。我們看曆史小說和電視劇，經常聽到一個聽起來很拉風的詞，叫三司會審。這意味著案件足夠重大，須由都察院、刑部、大理寺這三大法司聯合會審。
都察院，就是明朝官吏的最高紀律檢查機關和最高監察機關。連負責督查貪汙腐敗的都察院都已經貪汙成風了，其他衙門可想而知。
明宣宗決定要做些什麽。
公元1428年，明宣宗任命顧佐為都禦史，並罷去兩京都察院四十三名不合格官員。
顧佐（1376年—1446年）以秉公執法著稱，人稱外號當代包公。相傳顧佐每日上朝，當他在外廬靜坐休息時，百官都遠遠繞道避開，於是又得到一個外號“顧獨坐”。
他上任以後，對十三道監察禦史管理極為嚴格，不斷黜退不合格官員。他在任七年，共考黜二十二人次，其中最嚴重的被處以死刑，官職最高的則是都察院首席長官，左都禦史劉觀。
劉觀是政治資曆深厚、鬥爭經驗豐富的五朝元老，他執掌都察院多年，位高權重，貪汙受賄的名聲在外已久。
為了肅清這個巨貪，明宣宗外派劉觀到各地巡視河道，顧佐則利用這段時間抓緊收集證據。很快，劉觀被控訴結黨、受賄、收受死罪囚犯賄賂、縱子受賄等四大罪行，因罪發配遼東充軍。
劉觀被彈劾下台後，都察院風氣為之大變。明宣宗隨即推出改革，對都察院的組織、職能範圍和辦事程序都做了調整。都察院新增兩個職能：重建兵員名冊和視察邊境各省。軍屯、京營等建設項目，以及南直隸征稅、大運河至北京的漕運等等，至此全部納入都察院監察範圍。
經過大規模機構改革，都察院的監察工作覆蓋明朝內外廷和和地方各級行政機關，負責監管民事、軍事、財政和司法等幾乎所有行政領域。同時禦史的工作積極性也更高了，他們在行政監督和勸諫皇帝等方麵都更加直言不諱。
據統計，仁宣年間禦史們共計上呈二百四十七份彈劾奏折，揭發近七百名官員，使其中二百四十餘名官員降職。他們還還呈上二百五十多份奏折以勸諫皇帝。
在明宣宗的支持下，顧佐展開大規模的吏治整肅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官場腐敗現象，直接推動了仁宣之治的形成。
在地方行政方麵，明宣宗將督撫製度發展為正式體製。
所謂督撫製度，因起洪武大帝朱元璋，源於永樂大帝朱棣。
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和丞相製後，來自元朝的行省製度也被廢除。而由藩王分駐要地，各省設三司使而不相統屬。
這麽做，既削弱地方行政權力，也弱化了中央集權。所以，朱棣派遣禦史巡視天下以加強中央集權。這隻是一個臨時工作，官無定員，事畢迴朝，且隻負責監察，不理政事。
公元1430年，因各地稅糧隱報漏報過多，影響國家財政收入，明宣宗擢升一批新銳官員出任侍郎，專司巡撫各地、總督稅糧。與此同時，巡撫作為天子特命專職大臣，有權處理訴訟，審問奸猾。
巡撫製度，由此漸漸形成定製。
明宣宗認為居安思危才是保邦之道。他經常與大臣探討曆代帝王得失，以史為鑒，反複告誡文武百官天下雖安，不可忘武，因為“毋謂已安，雖安不可忘危”。
他把整治武備與國家長治久安聯係在一起，認為隻有武備不廢，國家與社會的安寧才能得到有力保障。這個道理，到現在都依然顛撲不破。
他明確指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因為禍亂常常起於不測。故而嚴甲兵以守其國，是達到天下久安的“長治之道”。
為此他力行儲將、養士和儲蓄，從將士、糧草、後勤等方麵做好充足準備，隨時有能力安內而攘外。但另一方麵，他又反對無故興兵，濫用武力，認為“窮兵黷武，亦非帝王盛德事。”
明宣宗通過一係列改革穩定了明朝統治，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但他也因自己的短視為後世留下了禍患，比如立內書堂教宦官讀書，自此宦官之權漸重，遂成為明朝政治痼疾。
雷聲接連不停地響起，人們就會意識到天氣有變，可能帶來更大的危險。
我們既然意識到了危險，就會采取措施應對。我們?處理問題或應對風險時，最佳的方案是預防為主，防重於治，?把危險消滅在萌芽狀態，而不是在問題發生後再進行治理。
扁鵲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大夫，是中醫切脈診斷的發明者。有一次，?魏文王問他：“你們三兄弟都精通醫術，誰最厲害呢？”扁鵲迴答說大哥的醫術最厲害，我的最差。
魏文王很奇怪。既然這樣，為什麽扁鵲最有名呢？
扁鵲的迴答很有意思。他說大哥治病，是治病於未病之前，一般人不知道，所以他沒有名氣。他二哥治病，是治病於初病之時，一般人以為這隻是小病，所以他有名氣，但是不大。隻有他，因為不能提前發現病情，隻能等到病情嚴重時才能幫人診治。一般人看到他穿針放血、敷藥治病，都以為他醫術高明，因此反而名氣更大。
這就叫防患於未然。
好比避雷針，一般人覺得裝它有什麽用？純粹是多此一舉嘛。
他們不知道樓越高，越容易招來雷擊。如果不裝避雷針，劈啪一聲響，雷擊垮房子，擊穿電線引起火災，損失就大了。
如果裝上避雷針，就可以把雷電的力量引向大地。這樣房子就算被雷打到，也能安然無恙。
曆朝曆代，官員貪汙始終是一個禁之不絕的大問題，明朝當然不會例外。
明太祖朱元璋當政三十一年，試圖殺盡天下貪官。結果他一直殺啊殺，殺了十五萬餘人，差不多把全國官員整體換了五遍。殺到最後，衙門門可羅雀，官吏幾乎殺光了。朱元璋隻得下令，把貪官們從牢裏放出來戴罪上班。但就算如此嚴刑重典，貪官也未根除，以致他晚年隻能發出“治愈重而犯愈多”的哀歎。
明宣宗剛剛繼位時，都察院貪汙成風。
都察院，在宋朝叫禦史台，主要職責是監察、彈劾和建議。我們看曆史小說和電視劇，經常聽到一個聽起來很拉風的詞，叫三司會審。這意味著案件足夠重大，須由都察院、刑部、大理寺這三大法司聯合會審。
都察院，就是明朝官吏的最高紀律檢查機關和最高監察機關。連負責督查貪汙腐敗的都察院都已經貪汙成風了，其他衙門可想而知。
明宣宗決定要做些什麽。
公元1428年，明宣宗任命顧佐為都禦史，並罷去兩京都察院四十三名不合格官員。
顧佐（1376年—1446年）以秉公執法著稱，人稱外號當代包公。相傳顧佐每日上朝，當他在外廬靜坐休息時，百官都遠遠繞道避開，於是又得到一個外號“顧獨坐”。
他上任以後，對十三道監察禦史管理極為嚴格，不斷黜退不合格官員。他在任七年，共考黜二十二人次，其中最嚴重的被處以死刑，官職最高的則是都察院首席長官，左都禦史劉觀。
劉觀是政治資曆深厚、鬥爭經驗豐富的五朝元老，他執掌都察院多年，位高權重，貪汙受賄的名聲在外已久。
為了肅清這個巨貪，明宣宗外派劉觀到各地巡視河道，顧佐則利用這段時間抓緊收集證據。很快，劉觀被控訴結黨、受賄、收受死罪囚犯賄賂、縱子受賄等四大罪行，因罪發配遼東充軍。
劉觀被彈劾下台後，都察院風氣為之大變。明宣宗隨即推出改革，對都察院的組織、職能範圍和辦事程序都做了調整。都察院新增兩個職能：重建兵員名冊和視察邊境各省。軍屯、京營等建設項目，以及南直隸征稅、大運河至北京的漕運等等，至此全部納入都察院監察範圍。
經過大規模機構改革，都察院的監察工作覆蓋明朝內外廷和和地方各級行政機關，負責監管民事、軍事、財政和司法等幾乎所有行政領域。同時禦史的工作積極性也更高了，他們在行政監督和勸諫皇帝等方麵都更加直言不諱。
據統計，仁宣年間禦史們共計上呈二百四十七份彈劾奏折，揭發近七百名官員，使其中二百四十餘名官員降職。他們還還呈上二百五十多份奏折以勸諫皇帝。
在明宣宗的支持下，顧佐展開大規模的吏治整肅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官場腐敗現象，直接推動了仁宣之治的形成。
在地方行政方麵，明宣宗將督撫製度發展為正式體製。
所謂督撫製度，因起洪武大帝朱元璋，源於永樂大帝朱棣。
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和丞相製後，來自元朝的行省製度也被廢除。而由藩王分駐要地，各省設三司使而不相統屬。
這麽做，既削弱地方行政權力，也弱化了中央集權。所以，朱棣派遣禦史巡視天下以加強中央集權。這隻是一個臨時工作，官無定員，事畢迴朝，且隻負責監察，不理政事。
公元1430年，因各地稅糧隱報漏報過多，影響國家財政收入，明宣宗擢升一批新銳官員出任侍郎，專司巡撫各地、總督稅糧。與此同時，巡撫作為天子特命專職大臣，有權處理訴訟，審問奸猾。
巡撫製度，由此漸漸形成定製。
明宣宗認為居安思危才是保邦之道。他經常與大臣探討曆代帝王得失，以史為鑒，反複告誡文武百官天下雖安，不可忘武，因為“毋謂已安，雖安不可忘危”。
他把整治武備與國家長治久安聯係在一起，認為隻有武備不廢，國家與社會的安寧才能得到有力保障。這個道理，到現在都依然顛撲不破。
他明確指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因為禍亂常常起於不測。故而嚴甲兵以守其國，是達到天下久安的“長治之道”。
為此他力行儲將、養士和儲蓄，從將士、糧草、後勤等方麵做好充足準備，隨時有能力安內而攘外。但另一方麵，他又反對無故興兵，濫用武力，認為“窮兵黷武，亦非帝王盛德事。”
明宣宗通過一係列改革穩定了明朝統治，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但他也因自己的短視為後世留下了禍患，比如立內書堂教宦官讀書，自此宦官之權漸重，遂成為明朝政治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