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走正道，王公聽從，利用其為依據遷都。
中國曆史上經曆過無數次遷都。在易經成書以前，殷商王朝因為黃河改道多次遷都，其中影響最大的一次是盤庚遷殷。周王朝至少經曆過一次遷都，周平王將王都從長安遷至洛陽，成為東西二周的分水嶺。
這裏借用商周遷都的故事，來形容做大事、作重要抉擇之時要有充分且正當的理由，要堅持走正道。
比如陳勝吳廣起義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王小波起義則喊出“均貧富”，宋江起義豎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就是要為起義找到合法性依據，以贏得百姓擁護。
曆史上，帝王出兵征伐之前總要寫一篇檄文，羅列敵人的罪名，強調自己是懲惡揚善、吊民伐罪，這同樣是為了師出有名。
所以，我們要做大事，要獲得上級和同事的支持，就需要打報告，給出正確恰當的理由，同時堅定不移做正確的事。
如果隻會一門心思搞歪門邪道，成就不了大事。
公元1102年，宋徽宗拜蔡京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支持新黨而打擊舊黨。宋徽宗親撰《元佑黨籍碑》，把司馬光、文彥博、蘇轍、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三百零九人列為奸黨，刻石於端禮門外，昭告天下。碑中所列元佑黨人，生者或被罷官或被貶謫，死者被褫奪功名。且黨人子弟不得擅自進京，不得在朝為官，不得與皇族通婚，這等於剝奪了其子孫後代進取仕途的權利。
為進一步消除元佑黨人的影響，蔡京用了非常陰毒的一招：詔令天下盡數銷毀他們的書信文章，並禁止民間誦讀傳播。這一招要是成功，蘇東坡流傳至今的詩詞文章至少要少一半。
幸好，蘇東坡的詩詞早已風靡天下，想要禁毀不是一件容易事。據傳朝廷為禁止他的文章，一度將賞錢提高到八十萬錢。但是禁令越嚴厲，民間傳播越厲害，人們甚至相互攀比，以收藏數量更多為榮。
為保全蘇東坡留下的文化遺產，梁師成找到宋徽宗求情。他跪倒在地涕淚交加：“先臣何罪？”先父有什麽罪過，要禁止他的文章呢？
善於觀言察色、逢迎聖意的梁師成，居然能為蘇東坡做到如此地步，應不隻是為抬高身價而冒充私生子這麽簡單了。如果隻是一個冒牌貨，他有必要冒著忤逆皇帝的風險，拿前途打賭來為蘇東坡求情嗎？
而且他不隻為其求情，還苦苦說服宋徽宗下令，允許蘇東坡的文章重新流傳於世。
這是有史可載，梁師成難得的一次走正道、做好事。然而，他救得了蘇東坡的文章，卻救不了宋代文學的沉淪。
按常理來說，宋徽宗和蔡京似乎不該對蘇東坡趕盡殺絕。
蘇東坡任杭州通判時，蔡京的父親蔡準也在杭州為官，兩人關係相當密切。蘇軾曾與他詩酒吟唱，作詩《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其中有詩句雲：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
蔡京比蘇東坡小十歲左右，當時擔任錢塘尉。大約因父親蔡準牽線搭橋，兩人以書法相交，共同研究過唐代書法家徐季海的書法。有這麽一份交情在，蔡京雖然在立場上偏向改革派的新黨，卻不必非要置蘇東坡於死地。隻可惜世事多變，人心難測，狡詐寡恩的蔡京還是舉起了屠刀。
宋徽宗是有名的書畫皇帝，書畫造詣極深。蘇東坡客死他鄉時，宋徽宗剛剛登基不久，年不過二十歲，沒有證據證明他與蘇軾有過直接交往。事實上宋徽宗還是親王時，為避嫌計，不大可能與朝廷大臣私相來往。但兩人有一定的淵源。
宋徽宗有一個相交莫逆的好朋友，駙馬都尉王詵。王詵也是蘇東坡的至交好友。相傳太尉高俅原本是蘇東坡的小秘書，他為人乖巧，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蘇東坡外放出京時，把他推薦給了王詵。因為擅長蹴鞠，他被端王看中並納為門客，最後官至太尉。高俅這人在水滸傳中是大大的奸臣，但在曆史上卻不然，隻能算才具平平，不配其位。
在書法上，宋徽宗受黃庭堅的影響很大，曾稱讚“黃書如抱道足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鉗高下，無不如意。”他愛屋及烏，曾派人找到黃庭堅，暗示他隻要和蘇東坡劃清界限，就可以官複原職。
黃庭堅的迴答是：好的，他是我的老師。
蘇東坡以超凡的才能和號召力為宋代詩、詞、書、畫、文章的風格及走向定下了基調，而宋徽宗對北宋書畫藝術的貢獻也不遑多讓。
他獨創的瘦金體開創了書壇的一大流派，且將畫家的地位提到了中國曆史上的最高地位。宋徽宗統治時期，成立了翰林書畫院，將繪畫列為科舉入仕的一種途徑。
相傳有一次宋徽宗踏春歸來，以“踏花歸來馬蹄香”為題在禦花園中舉行了一次畫考。其中有一幅畫構思極為巧妙，畫中沒有花，卻有幾隻蝴蝶繞馬蹄翩翩飛舞，令無形的花香躍然紙上，生動形象地表達了主題，從而一舉拔得頭籌。
還有一次，他以“深山藏古寺”為題來開畫考。有一個幅畫既沒畫深山，也沒畫古寺，隻畫了一條沒入雲層的幽長石徑，和一個在山腳溪邊打水的和尚，畫有盡而意無窮，富含詩情畫意的絕妙意境。
在他的提倡下，這種以詩詞為題的美術考試，極大刺激了中國文人畫的發展。
宋徽宗還是《清明上河圖》的第一位收藏者。張擇端完成這幅太平盛世的曆史長卷後，第一個進獻給了宋徽宗。他在畫卷上欣然親筆題下“清明上河圖”五個大字。
然而，宋徽宗對書畫藝術的貢獻，抵消不了他對北宋文學的摧殘。他雖然勉強守住了“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卻突破了崇文抑武的多條底線。
元佑黨籍碑囊括了當時文壇的大半壁江山，使得新舊黨爭從政見之爭演變成了思想、文化觀念之爭。隨著蘇軾、黃庭堅、蘇轍等人先後離世，北宋文壇百花凋零，在中國封建帝製中盛極一時的文化盛世從此沒落。
走正道，王公聽從，利用其為依據遷都。
中國曆史上經曆過無數次遷都。在易經成書以前，殷商王朝因為黃河改道多次遷都，其中影響最大的一次是盤庚遷殷。周王朝至少經曆過一次遷都，周平王將王都從長安遷至洛陽，成為東西二周的分水嶺。
這裏借用商周遷都的故事，來形容做大事、作重要抉擇之時要有充分且正當的理由，要堅持走正道。
比如陳勝吳廣起義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王小波起義則喊出“均貧富”，宋江起義豎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就是要為起義找到合法性依據，以贏得百姓擁護。
曆史上，帝王出兵征伐之前總要寫一篇檄文，羅列敵人的罪名，強調自己是懲惡揚善、吊民伐罪，這同樣是為了師出有名。
所以，我們要做大事，要獲得上級和同事的支持，就需要打報告，給出正確恰當的理由，同時堅定不移做正確的事。
如果隻會一門心思搞歪門邪道，成就不了大事。
公元1102年，宋徽宗拜蔡京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支持新黨而打擊舊黨。宋徽宗親撰《元佑黨籍碑》，把司馬光、文彥博、蘇轍、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三百零九人列為奸黨，刻石於端禮門外，昭告天下。碑中所列元佑黨人，生者或被罷官或被貶謫，死者被褫奪功名。且黨人子弟不得擅自進京，不得在朝為官，不得與皇族通婚，這等於剝奪了其子孫後代進取仕途的權利。
為進一步消除元佑黨人的影響，蔡京用了非常陰毒的一招：詔令天下盡數銷毀他們的書信文章，並禁止民間誦讀傳播。這一招要是成功，蘇東坡流傳至今的詩詞文章至少要少一半。
幸好，蘇東坡的詩詞早已風靡天下，想要禁毀不是一件容易事。據傳朝廷為禁止他的文章，一度將賞錢提高到八十萬錢。但是禁令越嚴厲，民間傳播越厲害，人們甚至相互攀比，以收藏數量更多為榮。
為保全蘇東坡留下的文化遺產，梁師成找到宋徽宗求情。他跪倒在地涕淚交加：“先臣何罪？”先父有什麽罪過，要禁止他的文章呢？
善於觀言察色、逢迎聖意的梁師成，居然能為蘇東坡做到如此地步，應不隻是為抬高身價而冒充私生子這麽簡單了。如果隻是一個冒牌貨，他有必要冒著忤逆皇帝的風險，拿前途打賭來為蘇東坡求情嗎？
而且他不隻為其求情，還苦苦說服宋徽宗下令，允許蘇東坡的文章重新流傳於世。
這是有史可載，梁師成難得的一次走正道、做好事。然而，他救得了蘇東坡的文章，卻救不了宋代文學的沉淪。
按常理來說，宋徽宗和蔡京似乎不該對蘇東坡趕盡殺絕。
蘇東坡任杭州通判時，蔡京的父親蔡準也在杭州為官，兩人關係相當密切。蘇軾曾與他詩酒吟唱，作詩《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其中有詩句雲：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
蔡京比蘇東坡小十歲左右，當時擔任錢塘尉。大約因父親蔡準牽線搭橋，兩人以書法相交，共同研究過唐代書法家徐季海的書法。有這麽一份交情在，蔡京雖然在立場上偏向改革派的新黨，卻不必非要置蘇東坡於死地。隻可惜世事多變，人心難測，狡詐寡恩的蔡京還是舉起了屠刀。
宋徽宗是有名的書畫皇帝，書畫造詣極深。蘇東坡客死他鄉時，宋徽宗剛剛登基不久，年不過二十歲，沒有證據證明他與蘇軾有過直接交往。事實上宋徽宗還是親王時，為避嫌計，不大可能與朝廷大臣私相來往。但兩人有一定的淵源。
宋徽宗有一個相交莫逆的好朋友，駙馬都尉王詵。王詵也是蘇東坡的至交好友。相傳太尉高俅原本是蘇東坡的小秘書，他為人乖巧，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蘇東坡外放出京時，把他推薦給了王詵。因為擅長蹴鞠，他被端王看中並納為門客，最後官至太尉。高俅這人在水滸傳中是大大的奸臣，但在曆史上卻不然，隻能算才具平平，不配其位。
在書法上，宋徽宗受黃庭堅的影響很大，曾稱讚“黃書如抱道足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鉗高下，無不如意。”他愛屋及烏，曾派人找到黃庭堅，暗示他隻要和蘇東坡劃清界限，就可以官複原職。
黃庭堅的迴答是：好的，他是我的老師。
蘇東坡以超凡的才能和號召力為宋代詩、詞、書、畫、文章的風格及走向定下了基調，而宋徽宗對北宋書畫藝術的貢獻也不遑多讓。
他獨創的瘦金體開創了書壇的一大流派，且將畫家的地位提到了中國曆史上的最高地位。宋徽宗統治時期，成立了翰林書畫院，將繪畫列為科舉入仕的一種途徑。
相傳有一次宋徽宗踏春歸來，以“踏花歸來馬蹄香”為題在禦花園中舉行了一次畫考。其中有一幅畫構思極為巧妙，畫中沒有花，卻有幾隻蝴蝶繞馬蹄翩翩飛舞，令無形的花香躍然紙上，生動形象地表達了主題，從而一舉拔得頭籌。
還有一次，他以“深山藏古寺”為題來開畫考。有一個幅畫既沒畫深山，也沒畫古寺，隻畫了一條沒入雲層的幽長石徑，和一個在山腳溪邊打水的和尚，畫有盡而意無窮，富含詩情畫意的絕妙意境。
在他的提倡下，這種以詩詞為題的美術考試，極大刺激了中國文人畫的發展。
宋徽宗還是《清明上河圖》的第一位收藏者。張擇端完成這幅太平盛世的曆史長卷後，第一個進獻給了宋徽宗。他在畫卷上欣然親筆題下“清明上河圖”五個大字。
然而，宋徽宗對書畫藝術的貢獻，抵消不了他對北宋文學的摧殘。他雖然勉強守住了“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卻突破了崇文抑武的多條底線。
元佑黨籍碑囊括了當時文壇的大半壁江山，使得新舊黨爭從政見之爭演變成了思想、文化觀念之爭。隨著蘇軾、黃庭堅、蘇轍等人先後離世，北宋文壇百花凋零，在中國封建帝製中盛極一時的文化盛世從此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