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形勢大好的遁隱，君子吉利，小人則不會。
當放下了心中的執念和牽絆，無所掛礙，輕鬆自在，隱居生活就變得很有趣了。但隻有真正的君子才能享受如此美好的隱居生活，比如陶淵明，比如司馬承禎，比如孫思邈。
而小人的想法太多了，不可能做到寧靜致遠，淡泊安隱。
也有君子欲隱而不得，比如李泌，他幾度歸隱山林，卻幾度應召出山。所謂大隱隱於朝，或即如是。
我們知道，佛家出世以求來生，道家避世以獨善其身，隻有儒家入世以天下為任。在唐德宗時期，三家思想流派中，唯一一個以入世為目標的儒學偏偏衰落了。當時朝野上下，幾乎人人信佛，人人崇佛，哪還有儒學的插針之地？
唐憲宗時期，打算光大儒學道統的韓愈（768年－824年）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皇帝燒毀佛骨，以免天下人被誤導。結果皇帝閱後大怒，打算對韓愈處以極刑。幸好朝臣們認為量刑過重，紛紛勸諫，皇帝這才罷死刑，將其貶到遙遠的潮州（今廣東潮州市）擔任刺史。
潮州古為閩越之地，是佘族公認的民族發源地，在唐朝屬於蠻荒地帶。韓愈被貶到這裏，幾乎相當於政治生命被判了死刑。
他究竟說了什麽，引起皇帝的雷霆大怒呢？
原來，他為了引起皇帝警醒，開篇就爆出驚天大瓜，足足用了三百餘字，援引漢明帝、梁武帝為例，力證人主奉佛不是壽短，就是位促。
這等於指著皇帝的鼻子大罵短命鬼，判一個欺君大罪不算過分。而唐憲宗隻給了他一個貶謫的處分，已算皇恩浩蕩。
韓愈隻身一人，淒淒切切前往潮州製所潮陽，途中遇到了侄孫韓湘子，便寫了一首更加悲哀淒切的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道家神話故事八仙過海之中，韓湘子並列八仙之一，是與鐵拐李、呂洞賓等齊名的道家神仙。
來到潮陽後的韓愈，趕緊上書為自己辯白，算是勉強逃過一劫。而儒學之複興，就如此冒了幾個小泡泡後戛然而止。但是，他提出的由堯舜禹而至湯周孔孟的儒學道統，以及他對仁義道德的定義卻被繼承下來，發展出了程朱理學和王陽明心學。
複古主義思潮雖然沒能促成儒學徹底複興，但無心插柳柳成蔭，唐傳奇創作意外地進入興盛期。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在唐朝以前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小說創作始終處於萌芽狀態。比較有名的如東晉文學家幹寶所著誌怪小說《搜神記》，以篇幅短小、情節簡單為特色。而記事小說如《世說新語》，同樣文筆簡約，缺少具體的故事描寫。
到唐代，唐傳奇出現了。
這是一種文言短篇小說，篇幅更長而文辭華豔，部分作品還塑造出了個性豐滿的人物形象。一般認為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短篇小說趨於成熟。
唐傳奇的繁榮，至少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社會安定，經濟繁榮，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來越豐富多彩，使得民間“說話”藝術應運而生，這可視為現代評書的前身。
第二個原因，是佛教興盛。佛教通過講唱佛經故事來宣揚佛法，於是事實上促進了“說話”藝術的發展。
到了唐德宗時期， 唐傳奇如魯迅先生所言：“惟自大曆以至大中中，作者雲蒸，鬱術文苑，沈既濟、許堯佐擢秀於前，蔣防、元稹振采於後，而李公佐、白行簡、陳鴻、沈亞之輩，則其卓異也。”名家、名作輩出。
比如沈既濟的《枕中記》和李公佐《南柯太守傳》，分別描寫盧生、淳於棼在夢中富貴至極，待夢醒覺悟，發現榮華富貴不過是黃粱一夢或南柯一夢。
又比如陳玄佑的《離魂記》和李朝威的《柳毅傳》，書寫神怪愛情，極為生動。尤其是《柳毅傳》，描寫柳毅傳書，最終與龍女結為夫妻的故事，情節離奇，與元稹的《鶯鶯傳》一起，被視為唐傳奇的傑作。
元稹（779年－831年9月）是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十九世孫，鮮卑族人。他與白居易關係莫逆，同為新樂府運動的創始人，並稱“元白”。他曾在唐穆宗時期官拜宰相，但卻以詩名著稱於世。
公元799年唐德宗年間，年方弱冠的風流才子元稹來到蒲州（今山西永濟市），與母係遠親一位崔姓少女相戀。第二年，元稹赴京參加吏部考試時，為前途著想而迎娶了吏部侍郎韋夏卿之女韋叢。
但初戀總是美好的。很多年後，念及心中那道愛而不得的白月光，元稹創作了傳奇小說《鶯鶯傳》，講述了貧寒書生張生對沒落貴族女子崔鶯鶯始亂終棄的愛情故事。這便是戲曲《西廂記》的原身。而故事中為兩人鴻雁傳書的婢女紅娘，也成了為愛情牽線搭橋者的專有名詞。
俠義小說在中唐時期開始出現。
這是一種好人得償所願，壞人惡貫滿盈的爽文小說，為二十世紀風靡一時的武俠小說提供了豐富的創作靈感和素材。
比如李公佐的《謝小娥傳》，描寫了女俠謝小娥女扮男裝，為父親和丈夫報仇的的故事。沈亞之的《馮燕傳》則描述了馮燕與人妻私通，後殺人犯法並勇於承擔後果的豪俠作風。
到了晚唐時期，統治階級鬥爭加劇，老百姓生活日益動蕩不安，俠義小說因此有了更大發展。
比如傳奇《紅線》和《聶隱娘》，講述了俠女行盜行刺、參與藩鎮鬥爭的故事，反映了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故事中那些能騰空飛行、千裏殺人、為民除害的俠士，寄托著老百姓對現實生活的無奈，以及對英雄人物的向往。
在二十世紀同樣紛亂的民國時期，這些神話般的人物和故事，通過梁羽生、金庸等人的新武俠小說一一重現。
這是兩個時代的老百姓，遙隔千年的情感共鳴。
形勢大好的遁隱，君子吉利，小人則不會。
當放下了心中的執念和牽絆，無所掛礙，輕鬆自在，隱居生活就變得很有趣了。但隻有真正的君子才能享受如此美好的隱居生活，比如陶淵明，比如司馬承禎，比如孫思邈。
而小人的想法太多了，不可能做到寧靜致遠，淡泊安隱。
也有君子欲隱而不得，比如李泌，他幾度歸隱山林，卻幾度應召出山。所謂大隱隱於朝，或即如是。
我們知道，佛家出世以求來生，道家避世以獨善其身，隻有儒家入世以天下為任。在唐德宗時期，三家思想流派中，唯一一個以入世為目標的儒學偏偏衰落了。當時朝野上下，幾乎人人信佛，人人崇佛，哪還有儒學的插針之地？
唐憲宗時期，打算光大儒學道統的韓愈（768年－824年）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皇帝燒毀佛骨，以免天下人被誤導。結果皇帝閱後大怒，打算對韓愈處以極刑。幸好朝臣們認為量刑過重，紛紛勸諫，皇帝這才罷死刑，將其貶到遙遠的潮州（今廣東潮州市）擔任刺史。
潮州古為閩越之地，是佘族公認的民族發源地，在唐朝屬於蠻荒地帶。韓愈被貶到這裏，幾乎相當於政治生命被判了死刑。
他究竟說了什麽，引起皇帝的雷霆大怒呢？
原來，他為了引起皇帝警醒，開篇就爆出驚天大瓜，足足用了三百餘字，援引漢明帝、梁武帝為例，力證人主奉佛不是壽短，就是位促。
這等於指著皇帝的鼻子大罵短命鬼，判一個欺君大罪不算過分。而唐憲宗隻給了他一個貶謫的處分，已算皇恩浩蕩。
韓愈隻身一人，淒淒切切前往潮州製所潮陽，途中遇到了侄孫韓湘子，便寫了一首更加悲哀淒切的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道家神話故事八仙過海之中，韓湘子並列八仙之一，是與鐵拐李、呂洞賓等齊名的道家神仙。
來到潮陽後的韓愈，趕緊上書為自己辯白，算是勉強逃過一劫。而儒學之複興，就如此冒了幾個小泡泡後戛然而止。但是，他提出的由堯舜禹而至湯周孔孟的儒學道統，以及他對仁義道德的定義卻被繼承下來，發展出了程朱理學和王陽明心學。
複古主義思潮雖然沒能促成儒學徹底複興，但無心插柳柳成蔭，唐傳奇創作意外地進入興盛期。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在唐朝以前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小說創作始終處於萌芽狀態。比較有名的如東晉文學家幹寶所著誌怪小說《搜神記》，以篇幅短小、情節簡單為特色。而記事小說如《世說新語》，同樣文筆簡約，缺少具體的故事描寫。
到唐代，唐傳奇出現了。
這是一種文言短篇小說，篇幅更長而文辭華豔，部分作品還塑造出了個性豐滿的人物形象。一般認為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短篇小說趨於成熟。
唐傳奇的繁榮，至少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社會安定，經濟繁榮，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來越豐富多彩，使得民間“說話”藝術應運而生，這可視為現代評書的前身。
第二個原因，是佛教興盛。佛教通過講唱佛經故事來宣揚佛法，於是事實上促進了“說話”藝術的發展。
到了唐德宗時期， 唐傳奇如魯迅先生所言：“惟自大曆以至大中中，作者雲蒸，鬱術文苑，沈既濟、許堯佐擢秀於前，蔣防、元稹振采於後，而李公佐、白行簡、陳鴻、沈亞之輩，則其卓異也。”名家、名作輩出。
比如沈既濟的《枕中記》和李公佐《南柯太守傳》，分別描寫盧生、淳於棼在夢中富貴至極，待夢醒覺悟，發現榮華富貴不過是黃粱一夢或南柯一夢。
又比如陳玄佑的《離魂記》和李朝威的《柳毅傳》，書寫神怪愛情，極為生動。尤其是《柳毅傳》，描寫柳毅傳書，最終與龍女結為夫妻的故事，情節離奇，與元稹的《鶯鶯傳》一起，被視為唐傳奇的傑作。
元稹（779年－831年9月）是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十九世孫，鮮卑族人。他與白居易關係莫逆，同為新樂府運動的創始人，並稱“元白”。他曾在唐穆宗時期官拜宰相，但卻以詩名著稱於世。
公元799年唐德宗年間，年方弱冠的風流才子元稹來到蒲州（今山西永濟市），與母係遠親一位崔姓少女相戀。第二年，元稹赴京參加吏部考試時，為前途著想而迎娶了吏部侍郎韋夏卿之女韋叢。
但初戀總是美好的。很多年後，念及心中那道愛而不得的白月光，元稹創作了傳奇小說《鶯鶯傳》，講述了貧寒書生張生對沒落貴族女子崔鶯鶯始亂終棄的愛情故事。這便是戲曲《西廂記》的原身。而故事中為兩人鴻雁傳書的婢女紅娘，也成了為愛情牽線搭橋者的專有名詞。
俠義小說在中唐時期開始出現。
這是一種好人得償所願，壞人惡貫滿盈的爽文小說，為二十世紀風靡一時的武俠小說提供了豐富的創作靈感和素材。
比如李公佐的《謝小娥傳》，描寫了女俠謝小娥女扮男裝，為父親和丈夫報仇的的故事。沈亞之的《馮燕傳》則描述了馮燕與人妻私通，後殺人犯法並勇於承擔後果的豪俠作風。
到了晚唐時期，統治階級鬥爭加劇，老百姓生活日益動蕩不安，俠義小說因此有了更大發展。
比如傳奇《紅線》和《聶隱娘》，講述了俠女行盜行刺、參與藩鎮鬥爭的故事，反映了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故事中那些能騰空飛行、千裏殺人、為民除害的俠士，寄托著老百姓對現實生活的無奈，以及對英雄人物的向往。
在二十世紀同樣紛亂的民國時期，這些神話般的人物和故事，通過梁羽生、金庸等人的新武俠小說一一重現。
這是兩個時代的老百姓，遙隔千年的情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