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溫經過為長子求婚先後被王坦之和郗超拒絕這件事情上，看到了士族門閥們人為設置的門檻壁壘是多麽愚昧之極，而由於士族門閥壟斷了朝廷資源，又有經濟特權加身，實際上也就阻斷了社會中下層人士們上升的通道，階層壟斷一旦形成，那麽整個社會也就失去了活力，顯得死氣沉沉，乏陳可新。
而桓溫作為一名穿越者，實在太了解階層壟斷的危害性了，為了推動社會的變革，盡早實現東晉王朝國富民強，桓溫在為大兒子操作完婚禮之後，決定上書朝廷，推行改革。
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桓溫十分鄭重的向朝廷提出了一份奏疏，因為奏疏中針對當前的政治現狀指出了七條弊病，因此也被稱之為《七項事宜疏》。
這七條弊病分別是：
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
二、戶口凋敝，人口少得可憐，朝廷財務缺稀。
三、辦事拖拉，一件事情辦個十天半個月是常有的事，因為官員們從上到下都喜歡清淡，以善清談為美事，閑著沒事就去開沙龍搞清談，沒有幾個正經幹事的官員。
四、建議忠誠、幹事勤快的官吏要褒獎、漲薪。
五、建議提拔官員不能光看家族背景，還得看個人努力，應該加大針對寒族官員的提拔力度，為朝廷注入新鮮血液，同時褒貶賞罰應當公允。
六、由朝廷選定官方教材，興辦教育，推動寒族素族及平民階層的孩子讀書。
七、選定史官，續寫《晉書》，《晉書》自西晉初年阮籍等人開始書寫後，因為接連發生了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事件，大家都忙著逃難也沒人管這事情了，因此桓溫建議應該繼續選擇史官續寫《晉書》。
這道奏疏將目前東晉朝廷內部的幾大矛盾和急需解決的問題都做了一一羅列和分析，針砭時弊，鞭辟入裏，尤其是提到了要大膽提拔使用寒族人士，為國家效勞效力。
桓溫在奏疏中指出，朝廷在用人上十分僵硬死板，凡是阿貓阿狗，隻要你有一定的門閥地位，都可以出仕為官。而且越會清談越吃香，整日空空而談，不務實際，雖說談道，實長浮華空談之風，而且世人都認為這樣做是對的。名實不符者比比皆是，空談浮華之惡習遍地開花。
所以桓溫覺得，通過提拔務實的想做事的寒門子弟，也許可以改變這個現狀。
同時，桓溫也在奏疏裏坦言了當時官場上的風行朋黨之爭，因政見不同而相互傾軋。
比如曾經的“荊揚之爭”就是東晉內部最大的內耗，從早期的王導和司馬睿，再到庾亮和陶侃，再到殷浩和桓溫。整個東晉朝廷內部被割裂成荊揚兩塊，這兩塊時時刻刻在較勁著，所以中央集權到現在也實現不了，直到桓溫統領了荊州與揚州的事務才結束這種內耗。
再比如冗官現象突出、辦事效率低下。東晉這個政權冗官現象之所以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衣冠南渡”帶來的負麵影響。人浮於事的直接後果就是朝廷事務處理效率低下，辦事相當拖遝。一個分散無法集權，又因冗官而人浮於事的政府又如何能高效運轉呢？
此外，桓溫還在奏疏中提出要重視機要政務，對公文案卷的處理要限製時日，有點類似於今天的即辦製，簡單事立即辦，複雜事限時辦，特殊事緊急辦，類似於後世社會裏的“放管服”。
此外，桓溫還在奏疏中指出要明確長幼之禮，獎勵忠實、公正的官吏等等。
在這篇傳世的奏疏中，桓溫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其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讓東晉寒門素族接受教育，給他們晉身之階。
桓溫以雄渾的文筆論證一個道理：士族高門把持教育會弊端叢生，要想富國強兵、光複中華隻有一個途徑，那就是興辦教育、實現社會階層流動。
桓溫這是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待教育問題的，要想擺脫曆史的宿命，必須有一個條件，就是讓教育普惠於國民，隻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們過的更好，才能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階層流動渠道，在這種不停的階層流動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會更加富強。
桓溫這種不拘門第、選賢任能的言行，對當時以家世為標準選才的“九品中正製”，無疑是很大的衝擊。
因為東晉是典型的門閥政治，世族門閥完全壟斷中央政權。九品中正製成為門閥貴族仕進、升遷和壟斷政治的工具，進一步確立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的政治準則，導致了“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的現象。高門士族世代擔任高官美職，寒門青年則無晉升之階。
所以當桓溫這份奏疏被交到司馬丕的禦案上之後，引起了司馬丕的極大的關注，在仔細閱讀了桓溫的奏疏之後，司馬丕不禁暗自稱好，並馬上把這份奏疏轉交給了丞相司馬昱，並批示道：“管仲曾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治國經邦，人才為急，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
其實司馬丕是個不錯的皇帝。他登基後不久就大赦天下，同時下令減免賦稅，一畝隻收二升。冬天到了，考慮到民眾生活艱難，司馬丕還賞賜大米給貧窮戶，每人五斛。
為了發展農業，司馬丕甚至親自下田當農民，體驗種田的生活。
隆和元年十二月，天空出現了“日食”現象，在古代日食這種現象意味著兇兆來臨，因為太陽象征著帝王，太陽黯淡無光，意味著是國家將會陷入紛亂。
日食現象是對帝國的警告這一思想起源於西周幽王時期，周幽王在烽火戲諸侯那一年之前的五年，就曾發生過日食現象。當時人們都覺得這是上天遷怒於周幽王的不務正業，沉迷美色，然而周幽王卻不以為然。
果不其然，五年之後西周滅亡，從此以後大家就對日食是給帝王的警告這一思想更加堅信不已。
到了西漢文帝時期，天空又一次出現了日食現象，漢文帝不同於周幽王，就覺得這個日食現象，是不是因為自己當皇帝期間做得事情有所失德，所以才會讓上天憤怒，引得天狗來吃掉太陽。
漢文帝左思右想，不斷地反省自己，最後頒布了《罪己詔》，也就是將自己反省的內容寫在上麵，昭告天下。他也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位頒布《罪己詔》的皇帝。
正是因為漢文帝會反省自己，並且會做出實際的改善，所以就有了古代的第一個盛世，俗稱文景盛世。
司馬丕顯然是想當漢文帝而不是周幽王，所以在發生日食現象之後趕緊反省，是不是賦稅太多了？以至於上天都表示有意見？於是立即下令繼續減免賦稅，同時更改年號，改明年為興寧元年。
由此可見，司馬丕除了喜歡修煉長生不老之術亂吃丹藥之外，在政治上還想有一番作為的，也正是因為這樣，司馬丕才會對桓溫的奏疏如此感興趣，並馬上指示丞相司馬昱好好研究研究。
然而，作為著名的清談政治家的司馬昱，顯然要比司馬丕在現實的多，司馬昱很清楚東晉的立國之本就在於門閥政治，正是靠著幾個高門大族的支持晉元帝司馬睿才得以在江東立足，若是打破了這種門閥政治，那麽東晉王朝也就會分分鍾解體，所以，在除了第七條續寫《晉書》司馬昱覺得是必須要做的事情之外，其他幾條基本上都被他搪塞過去了，桓溫所期望的改革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
而桓溫作為一名穿越者，實在太了解階層壟斷的危害性了，為了推動社會的變革，盡早實現東晉王朝國富民強，桓溫在為大兒子操作完婚禮之後，決定上書朝廷，推行改革。
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桓溫十分鄭重的向朝廷提出了一份奏疏，因為奏疏中針對當前的政治現狀指出了七條弊病，因此也被稱之為《七項事宜疏》。
這七條弊病分別是：
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
二、戶口凋敝，人口少得可憐，朝廷財務缺稀。
三、辦事拖拉，一件事情辦個十天半個月是常有的事，因為官員們從上到下都喜歡清淡，以善清談為美事，閑著沒事就去開沙龍搞清談，沒有幾個正經幹事的官員。
四、建議忠誠、幹事勤快的官吏要褒獎、漲薪。
五、建議提拔官員不能光看家族背景，還得看個人努力，應該加大針對寒族官員的提拔力度，為朝廷注入新鮮血液，同時褒貶賞罰應當公允。
六、由朝廷選定官方教材，興辦教育，推動寒族素族及平民階層的孩子讀書。
七、選定史官，續寫《晉書》，《晉書》自西晉初年阮籍等人開始書寫後，因為接連發生了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事件，大家都忙著逃難也沒人管這事情了，因此桓溫建議應該繼續選擇史官續寫《晉書》。
這道奏疏將目前東晉朝廷內部的幾大矛盾和急需解決的問題都做了一一羅列和分析，針砭時弊，鞭辟入裏，尤其是提到了要大膽提拔使用寒族人士，為國家效勞效力。
桓溫在奏疏中指出，朝廷在用人上十分僵硬死板，凡是阿貓阿狗，隻要你有一定的門閥地位，都可以出仕為官。而且越會清談越吃香，整日空空而談，不務實際，雖說談道，實長浮華空談之風，而且世人都認為這樣做是對的。名實不符者比比皆是，空談浮華之惡習遍地開花。
所以桓溫覺得，通過提拔務實的想做事的寒門子弟，也許可以改變這個現狀。
同時，桓溫也在奏疏裏坦言了當時官場上的風行朋黨之爭，因政見不同而相互傾軋。
比如曾經的“荊揚之爭”就是東晉內部最大的內耗，從早期的王導和司馬睿，再到庾亮和陶侃，再到殷浩和桓溫。整個東晉朝廷內部被割裂成荊揚兩塊，這兩塊時時刻刻在較勁著，所以中央集權到現在也實現不了，直到桓溫統領了荊州與揚州的事務才結束這種內耗。
再比如冗官現象突出、辦事效率低下。東晉這個政權冗官現象之所以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衣冠南渡”帶來的負麵影響。人浮於事的直接後果就是朝廷事務處理效率低下，辦事相當拖遝。一個分散無法集權，又因冗官而人浮於事的政府又如何能高效運轉呢？
此外，桓溫還在奏疏中提出要重視機要政務，對公文案卷的處理要限製時日，有點類似於今天的即辦製，簡單事立即辦，複雜事限時辦，特殊事緊急辦，類似於後世社會裏的“放管服”。
此外，桓溫還在奏疏中指出要明確長幼之禮，獎勵忠實、公正的官吏等等。
在這篇傳世的奏疏中，桓溫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其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讓東晉寒門素族接受教育，給他們晉身之階。
桓溫以雄渾的文筆論證一個道理：士族高門把持教育會弊端叢生，要想富國強兵、光複中華隻有一個途徑，那就是興辦教育、實現社會階層流動。
桓溫這是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待教育問題的，要想擺脫曆史的宿命，必須有一個條件，就是讓教育普惠於國民，隻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們過的更好，才能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階層流動渠道，在這種不停的階層流動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會更加富強。
桓溫這種不拘門第、選賢任能的言行，對當時以家世為標準選才的“九品中正製”，無疑是很大的衝擊。
因為東晉是典型的門閥政治，世族門閥完全壟斷中央政權。九品中正製成為門閥貴族仕進、升遷和壟斷政治的工具，進一步確立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的政治準則，導致了“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的現象。高門士族世代擔任高官美職，寒門青年則無晉升之階。
所以當桓溫這份奏疏被交到司馬丕的禦案上之後，引起了司馬丕的極大的關注，在仔細閱讀了桓溫的奏疏之後，司馬丕不禁暗自稱好，並馬上把這份奏疏轉交給了丞相司馬昱，並批示道：“管仲曾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治國經邦，人才為急，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
其實司馬丕是個不錯的皇帝。他登基後不久就大赦天下，同時下令減免賦稅，一畝隻收二升。冬天到了，考慮到民眾生活艱難，司馬丕還賞賜大米給貧窮戶，每人五斛。
為了發展農業，司馬丕甚至親自下田當農民，體驗種田的生活。
隆和元年十二月，天空出現了“日食”現象，在古代日食這種現象意味著兇兆來臨，因為太陽象征著帝王，太陽黯淡無光，意味著是國家將會陷入紛亂。
日食現象是對帝國的警告這一思想起源於西周幽王時期，周幽王在烽火戲諸侯那一年之前的五年，就曾發生過日食現象。當時人們都覺得這是上天遷怒於周幽王的不務正業，沉迷美色，然而周幽王卻不以為然。
果不其然，五年之後西周滅亡，從此以後大家就對日食是給帝王的警告這一思想更加堅信不已。
到了西漢文帝時期，天空又一次出現了日食現象，漢文帝不同於周幽王，就覺得這個日食現象，是不是因為自己當皇帝期間做得事情有所失德，所以才會讓上天憤怒，引得天狗來吃掉太陽。
漢文帝左思右想，不斷地反省自己，最後頒布了《罪己詔》，也就是將自己反省的內容寫在上麵，昭告天下。他也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位頒布《罪己詔》的皇帝。
正是因為漢文帝會反省自己，並且會做出實際的改善，所以就有了古代的第一個盛世，俗稱文景盛世。
司馬丕顯然是想當漢文帝而不是周幽王，所以在發生日食現象之後趕緊反省，是不是賦稅太多了？以至於上天都表示有意見？於是立即下令繼續減免賦稅，同時更改年號，改明年為興寧元年。
由此可見，司馬丕除了喜歡修煉長生不老之術亂吃丹藥之外，在政治上還想有一番作為的，也正是因為這樣，司馬丕才會對桓溫的奏疏如此感興趣，並馬上指示丞相司馬昱好好研究研究。
然而，作為著名的清談政治家的司馬昱，顯然要比司馬丕在現實的多，司馬昱很清楚東晉的立國之本就在於門閥政治，正是靠著幾個高門大族的支持晉元帝司馬睿才得以在江東立足，若是打破了這種門閥政治，那麽東晉王朝也就會分分鍾解體，所以，在除了第七條續寫《晉書》司馬昱覺得是必須要做的事情之外，其他幾條基本上都被他搪塞過去了，桓溫所期望的改革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