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瓦解東林黨(二)科舉改革
挑戰曆史：在宋朝建設現代化國家 作者：昆工第一深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考試內容方麵，在原有科學和儒學並存的基礎上，取消儒學的地頭蛇地位，將自然科學的五門科程（數理化生地）列為必學必考科目。
此舉雖然有重理輕文傾向，可凡是強大的文明，必然要有充足的物質積累和超高的生產力作為支撐，才可以讓文化軟實力和影響力擴散開來，而科學技術水平的高低，直接體現文明發展狀態。
詩詞歌賦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是犯不著全社會人人都去搞這些東西，你的孔子語錄背得再好，詩詞寫得再好，既不能當飯吃，又不能抵禦外低，沒什麽暖用。
一個國家要強大，需要得更多的是能給國家帶來實際利益的理工類人員，比方說：工程師可以研發產品、科學家可以發展技術基礎……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可變現的成績。
而人文社科類的人，所能從事的往往隻是一些類似勤這樣的工作，需求量不大，從來沒有哪個公司招100多個人事行政秘書、財務出納，卻隻招20多個市場、營銷、研發、生產人員的？文科生本來一個國家就要得不多，他們所能從事的工作，大多可替代性很強，即使是學曆不高的人，簡單培訓一下，做個ppt總是沒問題的。
而且，一到關鍵時刻，國家一定會優先保護自己的理工類人才。二戰末期，倭國的神風敢死隊，文科大學生可以參加，理工科大學生禁止報名。畢竟，耍耍嘴皮子的算不上人才，死了就死了，戰後恢複重建的艱巨任務隻能依靠理工類人才。應該說，倭國之所以能迅速從二戰的頹勢中恢複，離不開對理工類人才的保護。
20世紀50年代，美國麥肯錫主義盛行的時候，美國政府為了打壓新中國，禁止所有學理工科的中國在美留學生返迴中國大陸，錢學森等愛國科學家在返迴祖國時，曾遭遇了重重困難。
解放前，我們國家總共也就培養了不到10萬的大學生，而且80%都是文科生，有不少還是畢業於“克萊登大學”。
當倭寇入侵時，理工人才儲備匱乏，搞嘴炮，宣傳鼓動的人一抓一大把，搞槍支彈藥、飛機大炮的人卻少得可憐。
所以後來，高層高瞻遠矚，院係調整，文理分科，培養了一大批的理工科人才，這些人是種子，是我們國家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啟動器。
拋開曆史不談，單從選拔人才的實際出發，用科學選拔出來的人才遠遠比儒生的質量要高。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涯都不怕，科學素養的高低最能直觀體現個人能力的高低，智商低的根本學不下去，不會就是不會，不能像南郭先生那樣濫竽充數，屍位素餐。
而儒生，整天之乎者也，拾人牙慧，美其名曰引經據典，實則固步自封、毫無創新，典型的書呆子，他們除了會背書還能幹點啥？每次敵人打進來，孔子後人都是最先跪下的，蒙古人來了投降，滿族人來了投降，倭寇來了也是帶頭投降，簡直毫無下限！漢奸世家，山東孔府。
至聖先師孔子後人，諸朝欽封衍聖公，作為華夏民族的精神象征卻一次次投降，連殉難的勇氣都沒有，卻能千百年地享受國祿。這樣的家族，卻是所有儒生心目中的白蓮花，可以想見，儒學選拔出來的都是什麽樣的貨色了。
披著君子的皮，做著精致利己主義者的活兒，隻顧自己利益而不顧別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樂於取巧，追求虛榮，以“往上爬”為人生誌向，把追求個人利益看成人生的最大目標，至於維護和顧及他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在他們看來，充其量隻是手段而已。極善於偽裝，他們穿上華麗的外衣，戴上楚楚動人的麵具，借此贏得他人的認可。
精致利己主義者有兩種，一種是“有才無德”，另一種是“無才無德”，很明顯，大多數儒生都是無才無德之輩。
當然，儒學和科學是兩種不同的知識體係，各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不能簡單地進行比較和評判哪一門學科更先進。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等人文學科，以及一些與之相關的社會、文化、教育等方麵的內容。儒學強調人的道德修養和社會責任，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和諧，強調人類社會的秩序和穩定。
科學是一種基於實證、理性和客觀的知識體係，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學科，旨在探索和解釋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和人類行為等方麵的問題。科學強調證據和實驗，注重理論構建和方法論的創新，為人類提供了強大的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盡管二者都有其優劣，可如果大家都去學儒學，打嘴炮而不行動，沒人搞生產，這樣的國家是沒有任何發展潛力的，即使能短期內繁榮穩定，也禁不住外敵的入侵。因此，科學的重要性一定要在儒學之上。
……
2、所有考生必須具有官辦學校三年以上學籍才有考試資格，東林書院之類的私立貴族學校出身者不許參加考試。
此舉有兩個目的：其一是將教育權利逐漸收歸國有，其二是瓦解東林黨的學閥勢力。
教育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是一項權利，更是一項責任和使命。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教育必然會逐漸演變成一種商業行為、一門炙手可熱的生意。
可是，教育的使命和價值在於培養國民的才能和潛力，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提供人才儲備，教育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需求，更是為了實現社會的共同利益，這是一項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和精力的社會事業。與此相比，一門生意的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實現個人或組織的經濟利益。這種追求與教育的使命和價值相悖，無法滿足社會的長期需求。
而且，教育的關鍵在於質量。優秀的教育需要投入大量的師資力量和教學環境，而這些都需要有足夠的投入和長期的投入。相比之下，一門生意更加注重短期收益和利潤，往往會忽視對質量的投入和長期的投資。因此，教育事業需要的是對全社會的長遠承諾，而一門生意則更加注重短期的經濟迴報。
雖然教育投資並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但它為社會的未來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通過教育，大漢帝國可以培養出有科學素養、有主觀能動性、有責任心的公民，為社會的發展持續注入新鮮血液，這種迴報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它是一種長期的投資，需要耐心和堅持，教育的投資迴報率是長期而持久的。相比之下，一門生意的迴報往往是即時的和可見的，更加符合商業模式的追求。
總之，教育是一項社會事業而不是一門少數人的生意，教育需要有長遠的眼光和堅定的決心。作為皇帝，趙耀十分珍視教育的重要性，把它視為一項偉大的事業，而不是一門隻為追求利潤的商業活動，教育應該牢牢掌控在政府手裏，絕對不能被資本集團侵蝕。
資本教育往往隻關注盈利性，將優質教育資源集中於少數人或地區，導致其他地區或人群的教育資源匱乏。這種不公平的教育資源分配將進一步加劇社會貧富差距，引發社會不滿和不穩定。
為了追求利潤，資本教育會在削減教育投入，降低教師薪酬，減少硬件設施投入、提高受教育費用等方麵大動幹戈。這可能導致教育質量下降，也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教育水平。
在資本教育壟斷的情況下，教育管理和決策的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導致教育腐敗的風險增加。尤其是東林黨人，利用其對教育的控製權進行權錢交易、貪汙等不當行為，損害教育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資本教育集團將教育視為一種商業機會，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最終會導致教育的過度商業化，將學生的需求和利益置於次要位置，甚至忽視教育的本質和使命。
趙耀規定隻有官學的學生才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無疑會重挫東林黨的學術壟斷地位。
3、通過科舉考試的學生，不再直接分配公職，需要進入大學再讀四年，延長教育時間，提高官員質量；沒有考上大學的，可以選擇來年再戰，隻要完成高中知識的學習，還可以進入國營單位參加培訓成為技術人員。
科舉考試也被正式更名為——大學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簡稱“大考”。
……
趙耀的三條科舉改革新政策一出，那些儒生懵逼了，學了一輩子四書五經，現在考試不考儒學了，什麽孔子語錄全都變成了垃圾。這都是次要的，關鍵是，儒生向來看不起科學，對五門自然學科更是一竅不通，連加減乘除都不會，考試改為考科學，簡直是要了儒生的命啊。
東林黨一係官員及其相關的書院更是一臉懵逼，在江南這麽多年，花了這麽多錢，養肥了這麽多人，辦了這麽多所書院，投資打了水漂不說，在朝廷的話語權和在民間的影響力更是大打折扣。
最難崩的要數東林書院的儒生，學籍沒用了，儒學也沒用了，要想重新踏上仕途，一切都要從零開始——重新讀三年高中獲得學籍，係統性學習五門學科。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這倒也不是很離譜，很多儒生，從二十歲考到五十歲，考了三十年也沒上岸，區區三年而已，還是可以接受的。
趙耀的科舉改革很快引起了不小的風波，最該跳腳的東林黨一係反而十分冷靜，沒有任何出格的行動，反而是曲阜孔家不懂規矩，竟然敢煽動全國的儒生鬧事。
孔家利用其“聖賢之後，儒學世家”的牌匾，以及在儒生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地位，組織了全國各州縣的十幾萬名儒生聯合抗議。
這些儒生集中分布在成都、廣州、江寧、長安等區域級中心城市，采取集體行動，通過一係列抗議方式表達對科舉改革的不滿，要求趙耀撤迴政令，恢複傳統科舉製度。
這些無事可做的儒生還罷課。儒生自己不上課倒沒啥影響，趙耀根本不在乎，可這些人自己不學也不讓別人學。他們仗著自己多吃了幾年的飯，就跑到中小學低年級去以大欺小，破壞正常的教學秩序；還跑到工廠和市場上去，幹擾別人幹活，破壞經營秩序。
這還沒完，有些大膽妄為的儒生還在詩詞中抨擊趙耀昏聵無能，沉溺於奇巧淫技，褻瀆聖人學問，等等。
稍微規矩點的，采取聯名的方式，要求趙耀收迴成命，恢複舊製。多個儒生，共同簽署一封奏書，直接送到趙耀的麵前。
對於儒生的行為，趙耀沒有暴虐地血腥鎮壓。
趙耀反而感到很欣慰，他覺得雖然儒生們很討厭，可他們同樣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聲音，爭取自己的權益。這一事件在側麵反映了大漢帝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包容性，也反映了民主理念的萌芽。
之後，趙耀積極迴應儒生們的訴求：先用勢在必行的口吻闡述了科學的重要性，以打消儒生們的非分之想；又適當降低了“儒轉科”的大學錄取分數線，給儒生們適當讓利；最後還提供了儒生到印度和偏遠地區做官的途徑……
趙耀溫和的處理方式，解決了大部分鬧事的儒生，他們感覺差不多就行了，見好就收，不再得寸進尺。
而那部分最可惡的儒生，純粹為了鬧而鬧的，依舊高舉孔家的旗幟，用更加激烈的行為來對抗趙耀。
打蛇打七寸，趙耀直接取消了曲阜儒家的正統儒學地位，將整個孔家流放到印度去教化阿三，並且，改封公羊派為儒學正統。
旗幟一倒，那些個蝦兵蟹將也就一哄而散了。
整個過程中，沒有流血，沒有過多的暴力和衝突，趙耀用盡量最溫和的手段來對待本國公民，而不是把他們當牛馬。
雖然科舉改革的效果斐然，可東林黨一係政治嗅覺和危機意識敏銳，潛伏得很好，依舊沒有動作。
此舉雖然有重理輕文傾向，可凡是強大的文明，必然要有充足的物質積累和超高的生產力作為支撐，才可以讓文化軟實力和影響力擴散開來，而科學技術水平的高低，直接體現文明發展狀態。
詩詞歌賦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是犯不著全社會人人都去搞這些東西，你的孔子語錄背得再好，詩詞寫得再好，既不能當飯吃，又不能抵禦外低，沒什麽暖用。
一個國家要強大，需要得更多的是能給國家帶來實際利益的理工類人員，比方說：工程師可以研發產品、科學家可以發展技術基礎……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可變現的成績。
而人文社科類的人，所能從事的往往隻是一些類似勤這樣的工作，需求量不大，從來沒有哪個公司招100多個人事行政秘書、財務出納，卻隻招20多個市場、營銷、研發、生產人員的？文科生本來一個國家就要得不多，他們所能從事的工作，大多可替代性很強，即使是學曆不高的人，簡單培訓一下，做個ppt總是沒問題的。
而且，一到關鍵時刻，國家一定會優先保護自己的理工類人才。二戰末期，倭國的神風敢死隊，文科大學生可以參加，理工科大學生禁止報名。畢竟，耍耍嘴皮子的算不上人才，死了就死了，戰後恢複重建的艱巨任務隻能依靠理工類人才。應該說，倭國之所以能迅速從二戰的頹勢中恢複，離不開對理工類人才的保護。
20世紀50年代，美國麥肯錫主義盛行的時候，美國政府為了打壓新中國，禁止所有學理工科的中國在美留學生返迴中國大陸，錢學森等愛國科學家在返迴祖國時，曾遭遇了重重困難。
解放前，我們國家總共也就培養了不到10萬的大學生，而且80%都是文科生，有不少還是畢業於“克萊登大學”。
當倭寇入侵時，理工人才儲備匱乏，搞嘴炮，宣傳鼓動的人一抓一大把，搞槍支彈藥、飛機大炮的人卻少得可憐。
所以後來，高層高瞻遠矚，院係調整，文理分科，培養了一大批的理工科人才，這些人是種子，是我們國家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啟動器。
拋開曆史不談，單從選拔人才的實際出發，用科學選拔出來的人才遠遠比儒生的質量要高。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涯都不怕，科學素養的高低最能直觀體現個人能力的高低，智商低的根本學不下去，不會就是不會，不能像南郭先生那樣濫竽充數，屍位素餐。
而儒生，整天之乎者也，拾人牙慧，美其名曰引經據典，實則固步自封、毫無創新，典型的書呆子，他們除了會背書還能幹點啥？每次敵人打進來，孔子後人都是最先跪下的，蒙古人來了投降，滿族人來了投降，倭寇來了也是帶頭投降，簡直毫無下限！漢奸世家，山東孔府。
至聖先師孔子後人，諸朝欽封衍聖公，作為華夏民族的精神象征卻一次次投降，連殉難的勇氣都沒有，卻能千百年地享受國祿。這樣的家族，卻是所有儒生心目中的白蓮花，可以想見，儒學選拔出來的都是什麽樣的貨色了。
披著君子的皮，做著精致利己主義者的活兒，隻顧自己利益而不顧別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樂於取巧，追求虛榮，以“往上爬”為人生誌向，把追求個人利益看成人生的最大目標，至於維護和顧及他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在他們看來，充其量隻是手段而已。極善於偽裝，他們穿上華麗的外衣，戴上楚楚動人的麵具，借此贏得他人的認可。
精致利己主義者有兩種，一種是“有才無德”，另一種是“無才無德”，很明顯，大多數儒生都是無才無德之輩。
當然，儒學和科學是兩種不同的知識體係，各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不能簡單地進行比較和評判哪一門學科更先進。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等人文學科，以及一些與之相關的社會、文化、教育等方麵的內容。儒學強調人的道德修養和社會責任，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和諧，強調人類社會的秩序和穩定。
科學是一種基於實證、理性和客觀的知識體係，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學科，旨在探索和解釋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和人類行為等方麵的問題。科學強調證據和實驗，注重理論構建和方法論的創新，為人類提供了強大的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盡管二者都有其優劣，可如果大家都去學儒學，打嘴炮而不行動，沒人搞生產，這樣的國家是沒有任何發展潛力的，即使能短期內繁榮穩定，也禁不住外敵的入侵。因此，科學的重要性一定要在儒學之上。
……
2、所有考生必須具有官辦學校三年以上學籍才有考試資格，東林書院之類的私立貴族學校出身者不許參加考試。
此舉有兩個目的：其一是將教育權利逐漸收歸國有，其二是瓦解東林黨的學閥勢力。
教育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是一項權利，更是一項責任和使命。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教育必然會逐漸演變成一種商業行為、一門炙手可熱的生意。
可是，教育的使命和價值在於培養國民的才能和潛力，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提供人才儲備，教育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需求，更是為了實現社會的共同利益，這是一項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和精力的社會事業。與此相比，一門生意的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實現個人或組織的經濟利益。這種追求與教育的使命和價值相悖，無法滿足社會的長期需求。
而且，教育的關鍵在於質量。優秀的教育需要投入大量的師資力量和教學環境，而這些都需要有足夠的投入和長期的投入。相比之下，一門生意更加注重短期收益和利潤，往往會忽視對質量的投入和長期的投資。因此，教育事業需要的是對全社會的長遠承諾，而一門生意則更加注重短期的經濟迴報。
雖然教育投資並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但它為社會的未來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通過教育，大漢帝國可以培養出有科學素養、有主觀能動性、有責任心的公民，為社會的發展持續注入新鮮血液，這種迴報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它是一種長期的投資，需要耐心和堅持，教育的投資迴報率是長期而持久的。相比之下，一門生意的迴報往往是即時的和可見的，更加符合商業模式的追求。
總之，教育是一項社會事業而不是一門少數人的生意，教育需要有長遠的眼光和堅定的決心。作為皇帝，趙耀十分珍視教育的重要性，把它視為一項偉大的事業，而不是一門隻為追求利潤的商業活動，教育應該牢牢掌控在政府手裏，絕對不能被資本集團侵蝕。
資本教育往往隻關注盈利性，將優質教育資源集中於少數人或地區，導致其他地區或人群的教育資源匱乏。這種不公平的教育資源分配將進一步加劇社會貧富差距，引發社會不滿和不穩定。
為了追求利潤，資本教育會在削減教育投入，降低教師薪酬，減少硬件設施投入、提高受教育費用等方麵大動幹戈。這可能導致教育質量下降，也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教育水平。
在資本教育壟斷的情況下，教育管理和決策的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導致教育腐敗的風險增加。尤其是東林黨人，利用其對教育的控製權進行權錢交易、貪汙等不當行為，損害教育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資本教育集團將教育視為一種商業機會，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最終會導致教育的過度商業化，將學生的需求和利益置於次要位置，甚至忽視教育的本質和使命。
趙耀規定隻有官學的學生才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無疑會重挫東林黨的學術壟斷地位。
3、通過科舉考試的學生，不再直接分配公職，需要進入大學再讀四年，延長教育時間，提高官員質量；沒有考上大學的，可以選擇來年再戰，隻要完成高中知識的學習，還可以進入國營單位參加培訓成為技術人員。
科舉考試也被正式更名為——大學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簡稱“大考”。
……
趙耀的三條科舉改革新政策一出，那些儒生懵逼了，學了一輩子四書五經，現在考試不考儒學了，什麽孔子語錄全都變成了垃圾。這都是次要的，關鍵是，儒生向來看不起科學，對五門自然學科更是一竅不通，連加減乘除都不會，考試改為考科學，簡直是要了儒生的命啊。
東林黨一係官員及其相關的書院更是一臉懵逼，在江南這麽多年，花了這麽多錢，養肥了這麽多人，辦了這麽多所書院，投資打了水漂不說，在朝廷的話語權和在民間的影響力更是大打折扣。
最難崩的要數東林書院的儒生，學籍沒用了，儒學也沒用了，要想重新踏上仕途，一切都要從零開始——重新讀三年高中獲得學籍，係統性學習五門學科。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這倒也不是很離譜，很多儒生，從二十歲考到五十歲，考了三十年也沒上岸，區區三年而已，還是可以接受的。
趙耀的科舉改革很快引起了不小的風波，最該跳腳的東林黨一係反而十分冷靜，沒有任何出格的行動，反而是曲阜孔家不懂規矩，竟然敢煽動全國的儒生鬧事。
孔家利用其“聖賢之後，儒學世家”的牌匾，以及在儒生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地位，組織了全國各州縣的十幾萬名儒生聯合抗議。
這些儒生集中分布在成都、廣州、江寧、長安等區域級中心城市，采取集體行動，通過一係列抗議方式表達對科舉改革的不滿，要求趙耀撤迴政令，恢複傳統科舉製度。
這些無事可做的儒生還罷課。儒生自己不上課倒沒啥影響，趙耀根本不在乎，可這些人自己不學也不讓別人學。他們仗著自己多吃了幾年的飯，就跑到中小學低年級去以大欺小，破壞正常的教學秩序；還跑到工廠和市場上去，幹擾別人幹活，破壞經營秩序。
這還沒完，有些大膽妄為的儒生還在詩詞中抨擊趙耀昏聵無能，沉溺於奇巧淫技，褻瀆聖人學問，等等。
稍微規矩點的，采取聯名的方式，要求趙耀收迴成命，恢複舊製。多個儒生，共同簽署一封奏書，直接送到趙耀的麵前。
對於儒生的行為，趙耀沒有暴虐地血腥鎮壓。
趙耀反而感到很欣慰，他覺得雖然儒生們很討厭，可他們同樣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聲音，爭取自己的權益。這一事件在側麵反映了大漢帝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包容性，也反映了民主理念的萌芽。
之後，趙耀積極迴應儒生們的訴求：先用勢在必行的口吻闡述了科學的重要性，以打消儒生們的非分之想；又適當降低了“儒轉科”的大學錄取分數線，給儒生們適當讓利；最後還提供了儒生到印度和偏遠地區做官的途徑……
趙耀溫和的處理方式，解決了大部分鬧事的儒生，他們感覺差不多就行了，見好就收，不再得寸進尺。
而那部分最可惡的儒生，純粹為了鬧而鬧的，依舊高舉孔家的旗幟，用更加激烈的行為來對抗趙耀。
打蛇打七寸，趙耀直接取消了曲阜儒家的正統儒學地位，將整個孔家流放到印度去教化阿三，並且，改封公羊派為儒學正統。
旗幟一倒，那些個蝦兵蟹將也就一哄而散了。
整個過程中，沒有流血，沒有過多的暴力和衝突，趙耀用盡量最溫和的手段來對待本國公民，而不是把他們當牛馬。
雖然科舉改革的效果斐然，可東林黨一係政治嗅覺和危機意識敏銳，潛伏得很好，依舊沒有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