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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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發生時，人們就那件事發表自己的意見和願望。既然這件事是由許多人的共同行動產生的，那麽，表示出來的意見和願望總有一項實現，或者近乎實現。當其中一項意見實現的時候，這項意見往往作為事先發出的命令而同這件事聯係起來。
許多人拖一根木頭。人人發表意見，該怎麽拖和往哪兒拖。他們把木頭拖走，其實這事是根據一個人的話做的。他發了命令。這就是命令和權力的原始形態。
一個用手幹活幹得多的人，不能多想他所幹的活，不能多考慮共同活動的結果，也不能發號施令。一個多發號施令的人，由於多動口就不能多動手。
在一個為同一目標而行動的大團體裏，就更加明顯地分離出一類人，他們越少參加共同活動，就越多從事發號施令。
一個人單獨工作時，他總是在迴顧過去的行動，為當前的行動辯護，並策劃未來的行動。
一個團體也是這樣，它讓那些不參加行動的人為他們的共同行動作迴顧、辯護和策劃。
法國人由於我們知道和不知道的原因互相溺死，互相殘殺。為了這件事，人們替表現出來的意誌辯護說，這是為了法國的利益，為了自由，為了平等。人們停止互相殘殺，於是又為這事辯解說，這是為了權力統一，為了抵抗歐洲，等等。人們自西向東殘殺同類，伴隨這事件的是法國光榮、英國卑鄙等說法。曆史表明，為這些事件所作的辯解沒有任何共同標準而是自相矛盾，例如說，殺人是為了承認一個人的權力，又說，在俄國屠殺千百萬人是為了使英國丟臉。不過，這些辯解在當時是必要的。
這種辯解是為那些製造事件的人開脫道德責任。這些臨時目的就像裝在火車頭前麵清掃鐵路的掃帚，用來開脫人們的道德責任。沒有這種辯解，在審查曆史事件時就連最簡單的問題也無法迴答：千百萬人怎麽會共同犯罪、打仗、殺人，等等？
在目前錯綜複雜的歐洲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你能想象有一件事不是受君主、大臣、國會或報紙所作指示和命令的影響而發生的嗎？有什麽集體行動不能從國家統一、愛國情緒、歐洲均勢或人類文明中找到辯解的呢？因此，一個事件總是符合某一種願望，而且得到辯解，它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意誌的產物。
一隻船不論朝什麽方向行駛，總可以看到前麵被它劃開的波浪。船上的人就覺得這波浪是唯一可見的運動。
隻有不斷仔細觀察水流，並拿波浪的運動同船的運動作比較，我們才明白，波浪的不斷運動都是由船的運動引起的，我們之所以被引入迷途，是因為我們自己不覺得船在動。
我們如果不斷注視曆史人物的活動（就是重新注意所發生事件的必要條件——運動在時間上的連續性），不忽略曆史人物同群眾的必要聯係，我們也會發現同樣的情況。
船朝一個方向前進，船前總有同樣的波浪：船不斷改變方向，前麵的波浪也不斷改變方向。但不論它往哪個方向行駛，前麵總有波浪。
不論發生什麽事，人們總覺得那是早就意料到的，是合乎人的本意的。不論船往哪個方向行駛，波浪總在前麵洶湧翻騰，既不引導船的行進，也不加快它的速度，但從遠處看，我們會發覺波浪不僅自己在翻騰，而且在引導船行進。
史學家隻研究曆史人物意誌的表現——它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聯係起來，認為事件是靠命令發生的。但如果研究事件本身，研究它同群眾的聯係，包括曆史人物在內，我們就會發現，曆史人物和他們的命令是由事件決定的。這一推論不容置辯的證據是，不論發出多少命令，如果沒有其他原因，事件是不會發生的；但一旦事件發生——不論什麽事件，從不同人物不斷表現出的各種意誌中，總可以找出在意義和時間上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聯係的意誌表現。
一旦得出這個結論，我們就可以肯定地直接迴答兩個重要的曆史問題：
第一，什麽是權力？
第二，什麽力量造成民族運動？
迴答是：
第一，權力是某一個人同其他人的關係，這個人對正在進行的共同行動發表的意見、推測和辯解越多，他參加行動就越少。
第二，各國人民的運動，不是由權力引起，不是由智力活動引起，甚至不是由史學家所想象的那樣由兩者結合引起，而是由全體參加事件的人的活動引起，而且他們總是這樣結合起來的：直接參加事件最多的人，所負的責任最少；直接參加事件最少的人，所負的責任最多。
從精神方麵看，權力是事件發生的原因；從物質方麵看，服從權力的人是事件發生的原因。但精神活動離不開物質活動，因此，事件發生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後者，而在於兩者的結合。
或者，換句話說，原因這個概念不能用在我們所研究的現象上。
在最後的分析中，我們達到無限的循環，達到人類智慧在一切思維領域中的極限，如果它不同所研究的對象開玩笑的話。電生熱，熱生電。原子同原子相吸，原子同原子相斥。
談到熱和電的相互作用，談到原子同原子的相互作用，我們說不出發生這種作用的原因，我們隻能說事情就是這樣，這是規律，否則就不可思議。我們對待曆史現象也是這樣。戰爭或革命怎麽會發生？我們不知道。我們隻知道，為了進行某種行動，人們結成一定的團體，他們都參加這個團體。我們說，事情隻能這樣，這是規律，否則就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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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發生時，人們就那件事發表自己的意見和願望。既然這件事是由許多人的共同行動產生的，那麽，表示出來的意見和願望總有一項實現，或者近乎實現。當其中一項意見實現的時候，這項意見往往作為事先發出的命令而同這件事聯係起來。
許多人拖一根木頭。人人發表意見，該怎麽拖和往哪兒拖。他們把木頭拖走，其實這事是根據一個人的話做的。他發了命令。這就是命令和權力的原始形態。
一個用手幹活幹得多的人，不能多想他所幹的活，不能多考慮共同活動的結果，也不能發號施令。一個多發號施令的人，由於多動口就不能多動手。
在一個為同一目標而行動的大團體裏，就更加明顯地分離出一類人，他們越少參加共同活動，就越多從事發號施令。
一個人單獨工作時，他總是在迴顧過去的行動，為當前的行動辯護，並策劃未來的行動。
一個團體也是這樣，它讓那些不參加行動的人為他們的共同行動作迴顧、辯護和策劃。
法國人由於我們知道和不知道的原因互相溺死，互相殘殺。為了這件事，人們替表現出來的意誌辯護說，這是為了法國的利益，為了自由，為了平等。人們停止互相殘殺，於是又為這事辯解說，這是為了權力統一，為了抵抗歐洲，等等。人們自西向東殘殺同類，伴隨這事件的是法國光榮、英國卑鄙等說法。曆史表明，為這些事件所作的辯解沒有任何共同標準而是自相矛盾，例如說，殺人是為了承認一個人的權力，又說，在俄國屠殺千百萬人是為了使英國丟臉。不過，這些辯解在當時是必要的。
這種辯解是為那些製造事件的人開脫道德責任。這些臨時目的就像裝在火車頭前麵清掃鐵路的掃帚，用來開脫人們的道德責任。沒有這種辯解，在審查曆史事件時就連最簡單的問題也無法迴答：千百萬人怎麽會共同犯罪、打仗、殺人，等等？
在目前錯綜複雜的歐洲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你能想象有一件事不是受君主、大臣、國會或報紙所作指示和命令的影響而發生的嗎？有什麽集體行動不能從國家統一、愛國情緒、歐洲均勢或人類文明中找到辯解的呢？因此，一個事件總是符合某一種願望，而且得到辯解，它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意誌的產物。
一隻船不論朝什麽方向行駛，總可以看到前麵被它劃開的波浪。船上的人就覺得這波浪是唯一可見的運動。
隻有不斷仔細觀察水流，並拿波浪的運動同船的運動作比較，我們才明白，波浪的不斷運動都是由船的運動引起的，我們之所以被引入迷途，是因為我們自己不覺得船在動。
我們如果不斷注視曆史人物的活動（就是重新注意所發生事件的必要條件——運動在時間上的連續性），不忽略曆史人物同群眾的必要聯係，我們也會發現同樣的情況。
船朝一個方向前進，船前總有同樣的波浪：船不斷改變方向，前麵的波浪也不斷改變方向。但不論它往哪個方向行駛，前麵總有波浪。
不論發生什麽事，人們總覺得那是早就意料到的，是合乎人的本意的。不論船往哪個方向行駛，波浪總在前麵洶湧翻騰，既不引導船的行進，也不加快它的速度，但從遠處看，我們會發覺波浪不僅自己在翻騰，而且在引導船行進。
史學家隻研究曆史人物意誌的表現——它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聯係起來，認為事件是靠命令發生的。但如果研究事件本身，研究它同群眾的聯係，包括曆史人物在內，我們就會發現，曆史人物和他們的命令是由事件決定的。這一推論不容置辯的證據是，不論發出多少命令，如果沒有其他原因，事件是不會發生的；但一旦事件發生——不論什麽事件，從不同人物不斷表現出的各種意誌中，總可以找出在意義和時間上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聯係的意誌表現。
一旦得出這個結論，我們就可以肯定地直接迴答兩個重要的曆史問題：
第一，什麽是權力？
第二，什麽力量造成民族運動？
迴答是：
第一，權力是某一個人同其他人的關係，這個人對正在進行的共同行動發表的意見、推測和辯解越多，他參加行動就越少。
第二，各國人民的運動，不是由權力引起，不是由智力活動引起，甚至不是由史學家所想象的那樣由兩者結合引起，而是由全體參加事件的人的活動引起，而且他們總是這樣結合起來的：直接參加事件最多的人，所負的責任最少；直接參加事件最少的人，所負的責任最多。
從精神方麵看，權力是事件發生的原因；從物質方麵看，服從權力的人是事件發生的原因。但精神活動離不開物質活動，因此，事件發生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後者，而在於兩者的結合。
或者，換句話說，原因這個概念不能用在我們所研究的現象上。
在最後的分析中，我們達到無限的循環，達到人類智慧在一切思維領域中的極限，如果它不同所研究的對象開玩笑的話。電生熱，熱生電。原子同原子相吸，原子同原子相斥。
談到熱和電的相互作用，談到原子同原子的相互作用，我們說不出發生這種作用的原因，我們隻能說事情就是這樣，這是規律，否則就不可思議。我們對待曆史現象也是這樣。戰爭或革命怎麽會發生？我們不知道。我們隻知道，為了進行某種行動，人們結成一定的團體，他們都參加這個團體。我們說，事情隻能這樣，這是規律，否則就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