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4）
4
古人認為，一個民族的意誌總是服從一個由神選出來的人，而那個人又服從神的意誌。如果擯棄這種觀點，那麽，曆史著作就得從以下兩種觀點之中選擇一種，或者恢複神直接幹預人類事務的舊信念，或者明確解釋那造成曆史事件、被稱為權力的力量的意義，否則就會矛盾百出，寸步難行。
恢複第一種說法是不可能的，因為舊信念已被打破，所以必須解釋權力的意義。
拿破侖召集軍隊，發動戰爭。這類事大家都不會感到奇怪，這種觀點大家也都習以為常，因此，為什麽拿破侖一聲令下，六十萬人馬就投入戰鬥，這問題就提得毫無意義。他擁有權力，因此他的命令就得到執行。
如果我們相信權力是神賦予他的，這個答案就十分圓滿。但如果我們不承認這一點，那就得弄明白，一個人可以統治許多人，這種權力是怎麽一迴事。
這種權力不可能是一個強者體力上壓倒一個弱者的權力，也就是使用體力或以體力相威脅的那種優勢，例如赫拉克勒斯[65]的權力。這種權力也不能建立在精神優勢之上，像某些史學家天真地想象的那樣。
他們說，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就是賦有特殊精神和智慧，賦有所謂天才的人物。這種權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優勢之上，因為，且不說拿破侖之流的英雄人物，對他們的道德品質眾說紛紜，曆史向我們表明，路易十一也好，梅特涅也好，他們雖統治著千百萬人，但精神上並沒有什麽特殊優點，相反，他們在精神上往往遠不如被他們統治的千百萬人中的任何一個。
如果權力的源泉不在於掌權的人的體力和智慧，那麽，這種權力的源泉一定不在於人，而在於掌權的人同群眾的關係之中。
法學對權力就是這樣理解的，它像兌換銀行那樣，要把權力這一曆史理解兌換成純金。
權力是群眾意誌的總和，群眾明白表示或默許把權力交給他們所選出的統治者。
在法學領域討論國家和權力怎樣安排（如果可以安排的話）時，這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但應用到曆史上時，權力這個定義就需要加以解釋。
法學看待國家和權力，就像古人看待火那樣，把它看作絕對存在的東西。不過，在曆史上，國家和權力隻是一種現象，就像現代物理學認為，火不是一種元素，而是一種現象。
由於曆史學和法學觀點的根本分歧，法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見詳細說明權力應當怎樣構成，以及永恆不變的權力是什麽，但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的權力的意義這一曆史問題，卻完全無法迴答。
如果權力是交給統治者的群眾意誌的總和，那麽普加喬夫是不是群眾意誌的代表？如果不是，那麽為什麽拿破侖一世是代表呢？為什麽拿破侖三世在布倫被俘時是個罪犯，而後來那些被他逮捕的人又成了罪犯呢？[66]
宮廷政變有時參加的隻有兩三個人，是不是也要把群眾意誌移交給一個新人呢？在國際關係中，是不是也要把一個民族的群眾意誌移交給外來征服者呢？1808年萊茵聯盟的意誌是不是移交給了拿破侖呢？1809年，俄軍聯合法軍去打奧地利，俄國人民的意誌是不是移交給了拿破侖？
這些問題可以有三種答案。
第一，群眾的意誌總是無條件地交給他們選出的統治者或統治者們，因此，任何新權力的出現，任何反對既定權力的鬥爭，都應看作是對現存權力的破壞。
第二，群眾的意誌是在一定的明確條件下交給統治者的，任何限製、衝擊、甚至摧毀權力的事件都是因統治者不遵守交權的條件造成的。
第三，群眾的意誌是有條件地交給統治者的，但這些條件是不明確的，而許多權力的出現，它們的鬥爭和滅亡，隻是由統治者或多或少地履行這種不明確的條件造成的，而群眾的意誌則是根據這些條件由一部分人交給另一部分人的。
史學家解釋群眾和統治者的關係就有這樣三種方式。
有些史學家，就是上麵提到的那些傳記作家和專題史家，不懂得權力的意義，天真地認為，群眾意誌的總和是無條件地交給曆史人物的，因此在敘述某種權力時，他們就把這種權力看作絕對的真正的權力，任何反對這種權力的力量都不是權力，而是對權力的侵犯，是一種暴行。
他們的理論隻適用於原始的和平的曆史時期，而在各民族複雜動蕩的時期，各種權力同時出現，互相鬥爭，他們的理論就不適用了，因為保皇派史學家將會證明，國民議會、執政府和波拿巴都是權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史學家將會證明國民議會是真正的權力，波拿巴派史學家將會證明帝國是真正的權力，其他一切都是權力的侵犯者。顯而易見，這些史學家相互駁斥，各執一詞，他們的解釋隻能哄哄小孩子罷了。
另一類史學家認為這種曆史觀是錯誤的。他們說，權力的基礎是群眾意誌的總和有條件地交給統治者，曆史人物隻有在執行人民意誌向他們默許的政綱時才有權力，至於究竟是些什麽條件，史學家沒有告訴我們，即使告訴我們，他們的話也總是自相矛盾的。
每個史學家按照他對民族運動目的的看法，認為這些條件就是法國或其他國家的強盛、財富、自由和公民的教育。但是，且不說史學家對這些條件看法的矛盾，就算有一個包括這些條件的共同綱領，我們也可以看到，曆史事實和這種理論總是背道而馳的。如果交權的條件在於財富、自由和人民的教育，那麽，為什麽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都能享盡天年，而路易十六和査理一世卻被人民送上斷頭台？對這個問題史學家迴答說，路易十四違反政綱的行為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報應。那麽，為什麽這種行為不報應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為什麽偏偏報應在路易十六身上呢？報應的期限有多長呢？這些問題得不到答案，也是無法迴答的。按照這種觀點就很難解釋，為什麽群眾意誌的總和幾世紀裏一直掌握在某些統治者及其繼承人手裏，然後突然開始在五十年間移交給國民議會，移交給執政府，移交給拿破侖，移交給亞曆山大，移交給路易十八，再次移交給拿破侖，移交給査理十世，移交給路易·菲力浦，移交給共和政府，移交給拿破侖三世。在解釋人民意誌迅速從一個人手裏移交到另一個人手裏，特別是涉及國際關係、征服和聯盟等事時，這些史學家不得不承認，有些人民意誌的轉移不是正常轉移，而是由於狡詐、錯誤、陰謀或外交家、帝王和政黨領袖的軟弱而發生的偶然事件。因此，這些史學家認為，大部分曆史現象——內戰、革命、征服——不是自由意誌轉移的結果，而是一個或幾個人錯誤意誌轉移的結果，或者說，又是對權力的侵犯。因此，史學家認為這類曆史事件是背離理論的。
植物學家看見一些植物從雙子葉種子裏長出來，就堅持認為一切植物都要長成兩片葉子，而對於那些長大的棕櫚、蘑菇，甚至櫟樹，他就認為這些植物背離了理論。這些史學家有點兒像這個植物學家。
第三類史學家認為，群眾意誌交給曆史人物是有條件的，至於有哪些條件，我們不知道。他們說，曆史人物之所以有權力，是因為他們執行了交給他們的群眾意誌。
這樣說來，如果推動各民族前進的力量不在曆史人物手裏，而在各民族人民手裏，那麽曆史人物還有什麽意義呢？
這些史學家說，曆史人物表達群眾的意誌，而曆史人物的活動就代表群眾的活動。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曆史人物的全部活動都表達群眾的意誌，還是隻表達一部分？如果像某些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曆史人物的全部活動都表達群眾的意誌，那麽，拿破侖、葉卡德琳娜等人傳記中所有的宮廷醜聞就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現。這樣說顯然是荒唐的。但如果像一些所謂哲學史家所認為的那樣，曆史人物的活動隻有一個方麵表現人民的生活，那麽，要確定曆史人物活動的哪一方麵表現人民的生活，首先就應知道人民生活的內容是什麽。
遇到這種困難時，這類史學家就想出一些適用於絕大多數事件的最模糊、最籠統、最難捉摸的抽象概念，然後說，這一抽象概念就是人類活動的目的。幾乎為所有史學家普遍采用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進步、文明、文化。史學家把某個抽象概念作為人類活動的目的，同時研究留下最多紀念碑的人物——皇帝、大臣、將軍、作家、改革家、教皇、新聞記者，按照他們的意見，就是研究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或阻礙某個抽象概念。但是，由於無法證明人類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又由於群眾與統治者和人類啟蒙者的關係隻是建立在任意的假定之上，群眾意誌的總和總是交給頭麵人物，因此，千百萬人遷徙、燒房子、拋棄農業、互相殘殺的行為，永遠不會反映在幾十個不燒房子、不務農業、不互相殘殺的人物的敘述中。
曆史處處證明這一點。18世紀末西方各民族的動蕩和他們的東進，難道能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他們的情婦和大臣們的行為來說明嗎？難道能用拿破侖、盧梭、狄德羅、博馬舍等人的生活來說明嗎？
俄國人民東進到喀山和西伯利亞，難道能用伊凡四世的病態性格和他同庫爾布斯基[67]的通信來說明嗎？
十字軍時代各民族的運動，難道能用對哥弗雷[68]、路易之流和他們的情婦的研究來說明嗎？那場沒有任何目的，沒有領袖，隻是一群遊民和一個隱士彼得[69]自西向東的民族運動，在我們看來至今難以理解。當曆史人物已給十字軍定下一個合理的神聖目標——解救耶路撒冷時，這個運動忽然停止了，這一點尤其令人難以理解。教皇、國王和騎士鼓動人們去解放聖地，但是人們不去，因為原來鼓動他們去的那個未知的原因不再存在。哥弗雷和騎士抒情詩歌手[70]的曆史顯然不能包容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騎士抒情詩歌手們的曆史仍是哥弗雷和騎士抒情詩歌手們的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們行為動機的曆史仍不可知。
作家和改革家的曆史更少向我們說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們說明作家和改革家的行為動機、生活條件和思想條件。我們知道，路德脾氣暴躁，說過這樣那樣的話。我們知道，盧梭生性多疑，寫過這樣那樣的書。但我們不知道，宗教改革後各民族為什麽互相屠殺，為什麽法國革命時期人們互相把對方送上斷頭台。
如果我們把這兩種曆史結合起來，就像現代史家們所做的那樣，那麽，所得到的將是君王們和作家們的曆史，而不是各民族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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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認為，一個民族的意誌總是服從一個由神選出來的人，而那個人又服從神的意誌。如果擯棄這種觀點，那麽，曆史著作就得從以下兩種觀點之中選擇一種，或者恢複神直接幹預人類事務的舊信念，或者明確解釋那造成曆史事件、被稱為權力的力量的意義，否則就會矛盾百出，寸步難行。
恢複第一種說法是不可能的，因為舊信念已被打破，所以必須解釋權力的意義。
拿破侖召集軍隊，發動戰爭。這類事大家都不會感到奇怪，這種觀點大家也都習以為常，因此，為什麽拿破侖一聲令下，六十萬人馬就投入戰鬥，這問題就提得毫無意義。他擁有權力，因此他的命令就得到執行。
如果我們相信權力是神賦予他的，這個答案就十分圓滿。但如果我們不承認這一點，那就得弄明白，一個人可以統治許多人，這種權力是怎麽一迴事。
這種權力不可能是一個強者體力上壓倒一個弱者的權力，也就是使用體力或以體力相威脅的那種優勢，例如赫拉克勒斯[65]的權力。這種權力也不能建立在精神優勢之上，像某些史學家天真地想象的那樣。
他們說，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就是賦有特殊精神和智慧，賦有所謂天才的人物。這種權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優勢之上，因為，且不說拿破侖之流的英雄人物，對他們的道德品質眾說紛紜，曆史向我們表明，路易十一也好，梅特涅也好，他們雖統治著千百萬人，但精神上並沒有什麽特殊優點，相反，他們在精神上往往遠不如被他們統治的千百萬人中的任何一個。
如果權力的源泉不在於掌權的人的體力和智慧，那麽，這種權力的源泉一定不在於人，而在於掌權的人同群眾的關係之中。
法學對權力就是這樣理解的，它像兌換銀行那樣，要把權力這一曆史理解兌換成純金。
權力是群眾意誌的總和，群眾明白表示或默許把權力交給他們所選出的統治者。
在法學領域討論國家和權力怎樣安排（如果可以安排的話）時，這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但應用到曆史上時，權力這個定義就需要加以解釋。
法學看待國家和權力，就像古人看待火那樣，把它看作絕對存在的東西。不過，在曆史上，國家和權力隻是一種現象，就像現代物理學認為，火不是一種元素，而是一種現象。
由於曆史學和法學觀點的根本分歧，法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見詳細說明權力應當怎樣構成，以及永恆不變的權力是什麽，但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的權力的意義這一曆史問題，卻完全無法迴答。
如果權力是交給統治者的群眾意誌的總和，那麽普加喬夫是不是群眾意誌的代表？如果不是，那麽為什麽拿破侖一世是代表呢？為什麽拿破侖三世在布倫被俘時是個罪犯，而後來那些被他逮捕的人又成了罪犯呢？[66]
宮廷政變有時參加的隻有兩三個人，是不是也要把群眾意誌移交給一個新人呢？在國際關係中，是不是也要把一個民族的群眾意誌移交給外來征服者呢？1808年萊茵聯盟的意誌是不是移交給了拿破侖呢？1809年，俄軍聯合法軍去打奧地利，俄國人民的意誌是不是移交給了拿破侖？
這些問題可以有三種答案。
第一，群眾的意誌總是無條件地交給他們選出的統治者或統治者們，因此，任何新權力的出現，任何反對既定權力的鬥爭，都應看作是對現存權力的破壞。
第二，群眾的意誌是在一定的明確條件下交給統治者的，任何限製、衝擊、甚至摧毀權力的事件都是因統治者不遵守交權的條件造成的。
第三，群眾的意誌是有條件地交給統治者的，但這些條件是不明確的，而許多權力的出現，它們的鬥爭和滅亡，隻是由統治者或多或少地履行這種不明確的條件造成的，而群眾的意誌則是根據這些條件由一部分人交給另一部分人的。
史學家解釋群眾和統治者的關係就有這樣三種方式。
有些史學家，就是上麵提到的那些傳記作家和專題史家，不懂得權力的意義，天真地認為，群眾意誌的總和是無條件地交給曆史人物的，因此在敘述某種權力時，他們就把這種權力看作絕對的真正的權力，任何反對這種權力的力量都不是權力，而是對權力的侵犯，是一種暴行。
他們的理論隻適用於原始的和平的曆史時期，而在各民族複雜動蕩的時期，各種權力同時出現，互相鬥爭，他們的理論就不適用了，因為保皇派史學家將會證明，國民議會、執政府和波拿巴都是權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史學家將會證明國民議會是真正的權力，波拿巴派史學家將會證明帝國是真正的權力，其他一切都是權力的侵犯者。顯而易見，這些史學家相互駁斥，各執一詞，他們的解釋隻能哄哄小孩子罷了。
另一類史學家認為這種曆史觀是錯誤的。他們說，權力的基礎是群眾意誌的總和有條件地交給統治者，曆史人物隻有在執行人民意誌向他們默許的政綱時才有權力，至於究竟是些什麽條件，史學家沒有告訴我們，即使告訴我們，他們的話也總是自相矛盾的。
每個史學家按照他對民族運動目的的看法，認為這些條件就是法國或其他國家的強盛、財富、自由和公民的教育。但是，且不說史學家對這些條件看法的矛盾，就算有一個包括這些條件的共同綱領，我們也可以看到，曆史事實和這種理論總是背道而馳的。如果交權的條件在於財富、自由和人民的教育，那麽，為什麽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都能享盡天年，而路易十六和査理一世卻被人民送上斷頭台？對這個問題史學家迴答說，路易十四違反政綱的行為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報應。那麽，為什麽這種行為不報應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為什麽偏偏報應在路易十六身上呢？報應的期限有多長呢？這些問題得不到答案，也是無法迴答的。按照這種觀點就很難解釋，為什麽群眾意誌的總和幾世紀裏一直掌握在某些統治者及其繼承人手裏，然後突然開始在五十年間移交給國民議會，移交給執政府，移交給拿破侖，移交給亞曆山大，移交給路易十八，再次移交給拿破侖，移交給査理十世，移交給路易·菲力浦，移交給共和政府，移交給拿破侖三世。在解釋人民意誌迅速從一個人手裏移交到另一個人手裏，特別是涉及國際關係、征服和聯盟等事時，這些史學家不得不承認，有些人民意誌的轉移不是正常轉移，而是由於狡詐、錯誤、陰謀或外交家、帝王和政黨領袖的軟弱而發生的偶然事件。因此，這些史學家認為，大部分曆史現象——內戰、革命、征服——不是自由意誌轉移的結果，而是一個或幾個人錯誤意誌轉移的結果，或者說，又是對權力的侵犯。因此，史學家認為這類曆史事件是背離理論的。
植物學家看見一些植物從雙子葉種子裏長出來，就堅持認為一切植物都要長成兩片葉子，而對於那些長大的棕櫚、蘑菇，甚至櫟樹，他就認為這些植物背離了理論。這些史學家有點兒像這個植物學家。
第三類史學家認為，群眾意誌交給曆史人物是有條件的，至於有哪些條件，我們不知道。他們說，曆史人物之所以有權力，是因為他們執行了交給他們的群眾意誌。
這樣說來，如果推動各民族前進的力量不在曆史人物手裏，而在各民族人民手裏，那麽曆史人物還有什麽意義呢？
這些史學家說，曆史人物表達群眾的意誌，而曆史人物的活動就代表群眾的活動。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曆史人物的全部活動都表達群眾的意誌，還是隻表達一部分？如果像某些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曆史人物的全部活動都表達群眾的意誌，那麽，拿破侖、葉卡德琳娜等人傳記中所有的宮廷醜聞就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現。這樣說顯然是荒唐的。但如果像一些所謂哲學史家所認為的那樣，曆史人物的活動隻有一個方麵表現人民的生活，那麽，要確定曆史人物活動的哪一方麵表現人民的生活，首先就應知道人民生活的內容是什麽。
遇到這種困難時，這類史學家就想出一些適用於絕大多數事件的最模糊、最籠統、最難捉摸的抽象概念，然後說，這一抽象概念就是人類活動的目的。幾乎為所有史學家普遍采用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進步、文明、文化。史學家把某個抽象概念作為人類活動的目的，同時研究留下最多紀念碑的人物——皇帝、大臣、將軍、作家、改革家、教皇、新聞記者，按照他們的意見，就是研究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或阻礙某個抽象概念。但是，由於無法證明人類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又由於群眾與統治者和人類啟蒙者的關係隻是建立在任意的假定之上，群眾意誌的總和總是交給頭麵人物，因此，千百萬人遷徙、燒房子、拋棄農業、互相殘殺的行為，永遠不會反映在幾十個不燒房子、不務農業、不互相殘殺的人物的敘述中。
曆史處處證明這一點。18世紀末西方各民族的動蕩和他們的東進，難道能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他們的情婦和大臣們的行為來說明嗎？難道能用拿破侖、盧梭、狄德羅、博馬舍等人的生活來說明嗎？
俄國人民東進到喀山和西伯利亞，難道能用伊凡四世的病態性格和他同庫爾布斯基[67]的通信來說明嗎？
十字軍時代各民族的運動，難道能用對哥弗雷[68]、路易之流和他們的情婦的研究來說明嗎？那場沒有任何目的，沒有領袖，隻是一群遊民和一個隱士彼得[69]自西向東的民族運動，在我們看來至今難以理解。當曆史人物已給十字軍定下一個合理的神聖目標——解救耶路撒冷時，這個運動忽然停止了，這一點尤其令人難以理解。教皇、國王和騎士鼓動人們去解放聖地，但是人們不去，因為原來鼓動他們去的那個未知的原因不再存在。哥弗雷和騎士抒情詩歌手[70]的曆史顯然不能包容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騎士抒情詩歌手們的曆史仍是哥弗雷和騎士抒情詩歌手們的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們行為動機的曆史仍不可知。
作家和改革家的曆史更少向我們說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們說明作家和改革家的行為動機、生活條件和思想條件。我們知道，路德脾氣暴躁，說過這樣那樣的話。我們知道，盧梭生性多疑，寫過這樣那樣的書。但我們不知道，宗教改革後各民族為什麽互相屠殺，為什麽法國革命時期人們互相把對方送上斷頭台。
如果我們把這兩種曆史結合起來，就像現代史家們所做的那樣，那麽，所得到的將是君王們和作家們的曆史，而不是各民族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