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尾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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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12年起又過了七年。歐洲洶湧澎湃的曆史海洋平靜了。它表麵上風平浪靜，但推動人類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是因為它們的運動規律我們還不知道）還在起作用。
盡管曆史海洋表麵上是靜止的，人類卻像時間的推移一樣在不斷前進。各種各樣的集團組成又解散，國家形成、瓦解以及民族遷移的原因正在醞釀中。
曆史海洋不像以前那樣從此岸猛烈衝擊彼岸，而是在深處沸騰翻滾。曆史人物也不像以前那樣被浪潮從此岸衝到彼岸，而是仿佛在原地打轉。以前，曆史人物帶領軍隊，下令作戰、出征和廝殺，以此反擊群眾運動；現在則用政治和外交手段，用法律和條約來對付洶湧澎湃的群眾運動。
曆史人物的這種活動被史學家稱為反動。
史學家在敘述曆史人物的活動時，往往對他們嚴加譴責，認為他們是反動的根源。當時的名人，從亞曆山大和拿破侖，到斯塔爾夫人[41]、福蒂[42]、謝林[43]、費希特[44]、夏多勃裏昂[45]等人，都受到史學家的嚴正裁判，按照他們對進步和反動所起的作用而宣告無罪或進行譴責。
在俄國，按照史學家的論述，這個時期也有反動，而反動的罪魁禍首就是亞曆山大一世。正是這個亞曆山大一世（仍按照他們的論述）首先倡導自由主義，鼓吹拯救俄國。
在現有俄國文獻中，從中學生到學識淵博的史學家，沒有一人不因亞曆山大一世在位時的錯誤行為而向他投擲石子。
“他本應如此這般行事。他在這件事上做得好，在那件事上做得糟。他在登位初期和1812年幹得漂亮；但後來給波蘭製定《憲法》，成立神聖同盟，把大權授予阿拉克切耶夫，鼓勵高裏岑，支持神秘主義，又鼓勵希施科夫和福蒂，這就做得很糟。他過問前線軍隊，做得不對；他解散謝苗諾夫團，也是處理不當，等等，等等。”
史學家根據他們對人類利益的觀點，對亞曆山大一世進行譴責，如果要一一列舉，就得寫上整整十頁紙。
這些譴責意味著什麽呢？
亞曆山大一世受史學家表揚的行為，如登位初期的自由主義創舉、抗擊拿破侖、1812年所表現的強硬態度、1813年的出征，同那些遭史學家譴責的行為，如成立神聖同盟、波蘭複國、20年代的反動行為等，不都是從形成亞曆山大一世個性的血統、教育、生活等條件的同一源泉產生的嗎？
那麽，這些譴責的實質究竟是什麽呢？
在於：亞曆山大一世是個達到人類權力頂峰、處於奪目的曆史光輝焦點上的曆史人物，像他這樣的人物，無法避免伴隨權力而來的陰謀、欺詐、阿諛、自欺等世上最強大的影響，像他這樣的人物，每時每刻都感到自己應對歐洲所發生的一切負責；這個人物不是虛構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樣有自己的習慣、情欲、對真善美的渴望；這個五十年前的人物，並非缺乏美德（史學家也沒有在這方麵責備他），但他不抱有當代教授——他們從青年時代起就研究學問，讀書，閱讀講義，並做筆記——對人類幸福所持的觀點。
但如果說，五十年前亞曆山大一世對人類幸福的觀點是錯誤的，那麽，當然也可以認為，批評亞曆山大的史學家對人類幸福的觀點，若幹年後也將被認為是不正確的。這種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是因為我們隻要注意一下曆史的發展就會看到，對人類幸福的觀點，隨著時代的不同，隨著作家的不同，在不斷地改變，因此，本來認為是福，十年後就會變成是禍，反之亦然。不僅如此，即使在同一時間，我們可以看到曆史上對於禍福的看法有時也截然相反，例如：有人認為波蘭製定《憲法》和締結神聖同盟是亞曆山大的功績，有人卻因此譴責他。
對亞曆山大和拿破侖的行為，不能簡單地說有益或有害，因為我們說不出它為什麽有益和為什麽有害。如果有人不喜歡這種行為，那是因為它不符合他們狹隘的幸福觀。不論是1812年我父親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還是俄國軍隊的光榮，或者彼得堡大學或其他大學的繁榮，或者波蘭的自由，或者俄國的強大，或者歐洲的均勢，或者歐洲的文明進步，對這些現象不論我是否認為是福，我都得承認，曆史人物的行為，除了這些目的之外，還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帶有普遍性的目的。
但我們假定，所謂科學能調和一切矛盾，而對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都具有不變的善惡標準。
我們假定，亞曆山大可以采取另一種行為。我們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責他的、自命深知人類活動終極目標的人的意誌行事，同時遵循現在指責他的人所提供的自由、平等和進步的綱領（再沒有其他綱領）治國。我們假定，可能有這樣一個綱領，這樣的綱領已經擬好，而且亞曆山大也在按照它辦事。那麽，反對當時政府方針政策者的行為，那些被史學家認為是好的和有益的行為，又該作何解釋呢？這樣的行為是不會有的，也不會有這樣的生活，什麽都不會有。
如果說，人類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會有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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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12年起又過了七年。歐洲洶湧澎湃的曆史海洋平靜了。它表麵上風平浪靜，但推動人類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是因為它們的運動規律我們還不知道）還在起作用。
盡管曆史海洋表麵上是靜止的，人類卻像時間的推移一樣在不斷前進。各種各樣的集團組成又解散，國家形成、瓦解以及民族遷移的原因正在醞釀中。
曆史海洋不像以前那樣從此岸猛烈衝擊彼岸，而是在深處沸騰翻滾。曆史人物也不像以前那樣被浪潮從此岸衝到彼岸，而是仿佛在原地打轉。以前，曆史人物帶領軍隊，下令作戰、出征和廝殺，以此反擊群眾運動；現在則用政治和外交手段，用法律和條約來對付洶湧澎湃的群眾運動。
曆史人物的這種活動被史學家稱為反動。
史學家在敘述曆史人物的活動時，往往對他們嚴加譴責，認為他們是反動的根源。當時的名人，從亞曆山大和拿破侖，到斯塔爾夫人[41]、福蒂[42]、謝林[43]、費希特[44]、夏多勃裏昂[45]等人，都受到史學家的嚴正裁判，按照他們對進步和反動所起的作用而宣告無罪或進行譴責。
在俄國，按照史學家的論述，這個時期也有反動，而反動的罪魁禍首就是亞曆山大一世。正是這個亞曆山大一世（仍按照他們的論述）首先倡導自由主義，鼓吹拯救俄國。
在現有俄國文獻中，從中學生到學識淵博的史學家，沒有一人不因亞曆山大一世在位時的錯誤行為而向他投擲石子。
“他本應如此這般行事。他在這件事上做得好，在那件事上做得糟。他在登位初期和1812年幹得漂亮；但後來給波蘭製定《憲法》，成立神聖同盟，把大權授予阿拉克切耶夫，鼓勵高裏岑，支持神秘主義，又鼓勵希施科夫和福蒂，這就做得很糟。他過問前線軍隊，做得不對；他解散謝苗諾夫團，也是處理不當，等等，等等。”
史學家根據他們對人類利益的觀點，對亞曆山大一世進行譴責，如果要一一列舉，就得寫上整整十頁紙。
這些譴責意味著什麽呢？
亞曆山大一世受史學家表揚的行為，如登位初期的自由主義創舉、抗擊拿破侖、1812年所表現的強硬態度、1813年的出征，同那些遭史學家譴責的行為，如成立神聖同盟、波蘭複國、20年代的反動行為等，不都是從形成亞曆山大一世個性的血統、教育、生活等條件的同一源泉產生的嗎？
那麽，這些譴責的實質究竟是什麽呢？
在於：亞曆山大一世是個達到人類權力頂峰、處於奪目的曆史光輝焦點上的曆史人物，像他這樣的人物，無法避免伴隨權力而來的陰謀、欺詐、阿諛、自欺等世上最強大的影響，像他這樣的人物，每時每刻都感到自己應對歐洲所發生的一切負責；這個人物不是虛構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樣有自己的習慣、情欲、對真善美的渴望；這個五十年前的人物，並非缺乏美德（史學家也沒有在這方麵責備他），但他不抱有當代教授——他們從青年時代起就研究學問，讀書，閱讀講義，並做筆記——對人類幸福所持的觀點。
但如果說，五十年前亞曆山大一世對人類幸福的觀點是錯誤的，那麽，當然也可以認為，批評亞曆山大的史學家對人類幸福的觀點，若幹年後也將被認為是不正確的。這種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是因為我們隻要注意一下曆史的發展就會看到，對人類幸福的觀點，隨著時代的不同，隨著作家的不同，在不斷地改變，因此，本來認為是福，十年後就會變成是禍，反之亦然。不僅如此，即使在同一時間，我們可以看到曆史上對於禍福的看法有時也截然相反，例如：有人認為波蘭製定《憲法》和締結神聖同盟是亞曆山大的功績，有人卻因此譴責他。
對亞曆山大和拿破侖的行為，不能簡單地說有益或有害，因為我們說不出它為什麽有益和為什麽有害。如果有人不喜歡這種行為，那是因為它不符合他們狹隘的幸福觀。不論是1812年我父親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還是俄國軍隊的光榮，或者彼得堡大學或其他大學的繁榮，或者波蘭的自由，或者俄國的強大，或者歐洲的均勢，或者歐洲的文明進步，對這些現象不論我是否認為是福，我都得承認，曆史人物的行為，除了這些目的之外，還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帶有普遍性的目的。
但我們假定，所謂科學能調和一切矛盾，而對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都具有不變的善惡標準。
我們假定，亞曆山大可以采取另一種行為。我們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責他的、自命深知人類活動終極目標的人的意誌行事，同時遵循現在指責他的人所提供的自由、平等和進步的綱領（再沒有其他綱領）治國。我們假定，可能有這樣一個綱領，這樣的綱領已經擬好，而且亞曆山大也在按照它辦事。那麽，反對當時政府方針政策者的行為，那些被史學家認為是好的和有益的行為，又該作何解釋呢？這樣的行為是不會有的，也不會有這樣的生活，什麽都不會有。
如果說，人類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會有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