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八幡愚童訓》記載:“六日至十三日,晝夜合戰不休”。


    元軍從高麗合浦出兵至今,已在船上連續生活一個多月。盛夏的酷暑和生存環境的惡劣使得元軍中開始蔓延傳染病,已有兩三千人病死。


    在今津方麵,企圖登陸的元軍也被駐防當地的薩摩、大隅等國的武士所阻止。


    這時,同江南軍的匯合期限將至,忻都等將領經過商議,決定撤迴壹岐島該島是兩路大軍事先約定的會師地點。


    雖然元軍進展受阻,但是日軍戰敗的流言卻在日本內地流行開來。在京都,甚至傳言“九州已經滅亡,不久就會攻打京都”。


    東路大軍在壹岐島逗留一段時日之後,眼見與江南軍約定的會合期限已過,該島周圍卻仍然不見一隻帆影。


    忻都召集眾將,進行了數輪磋商,尋求對策。


    高麗籍大將洪荼丘認為形勢不容樂觀:“向約江南軍與東路軍六月望前會於壹岐。今南軍不及期,我軍先至,大戰者數矣,船腐糧盡,將其奈何?”


    此時,洪荼丘已生退意,隻不過沒有明說而已。但其他將領也拿不出好的主意,就連一向敢言的金方慶此時也不發一言。


    十幾天後,金方慶才說出了自己的明確意見:“我等奉旨備三月糧,今尚有一月之糧,不如先待江南軍到,再合而攻之,必可破此島夷”。


    金方慶的建議遂成決議。東路軍繼續固守壹岐島。


    江南軍本應在6月中旬前到達平戶島,與東路軍會師,卻遲遲不見蹤影。


    原來早在3月,就有日本船隻順風漂流至中國大陸,元朝方麵令其水工畫日本地圖,並詳細詢問日本沿海地利,得知在太宰府西部附近有個名為平戶的小島,周圍皆水,是一處天然的港口,且防備薄弱。


    元朝征東行省得知這個消息後,便臨時更改了作戰計劃,決定把東、南兩軍的會師地點改在平戶島。因為太宰府才是此次東征軍所要攻占的戰略要地,平戶島近水樓台,元軍可繞過對馬等島嶼,直接實施“越島作戰”。


    忽必烈對這個改動方案表示認可。於是江南軍方麵便派出了一支六十艘船的先遣隊赴日,意在向東路軍通報作戰方案變更之事。但是江南軍先遣船隊卻因航道生疏,沒有如期到達壹岐島。


    另外,事先安排元軍總指揮阿剌罕與江南軍同時出征,但阿剌罕卻因年紀老邁而突然病故,忽必烈不得不臨戰易帥,臨時任命阿塔海為兩路軍總指揮,以履行阿剌罕之職。阿塔海又不能立即達到寧波,於是範文虎在倉促之中於6月18日命令江南軍起錨離港。


    江南軍在遭遇多端變故的情形下,於公元1281年6月底到達日本。該軍之一部突破日軍防線,進入壹岐島。7月初,該軍主力十餘萬人到達預定陣地平戶島。


    7月上旬,固守在壹岐島的東路軍及江南軍之一部開始向平戶方向推進。南北兩軍終於完成匯合,能夠參與作戰的兵力共計十四萬。


    平戶島周圍海域布滿了遮天蔽日的元軍旗幟。經過幾日的整編,7月下旬,元軍派出小股部隊進行嚐試性登陸,並於27日占領肥前鷹島,將之作為前進基地。


    與此同時,日軍方麵也開始調整兵力,多路援軍馳援平戶島、鷹島。


    在這一次戰爭中,日軍的戰爭動員和組織能力都有所提高,他們憑借有利地形構築防禦工事,並且奮勇作戰,但是終究不能對元朝聯合部隊起到有效的阻擊作用。並且江南十萬大軍還沒有實質性參與到戰爭中來。眾所周知,登陸戰的關鍵在於搶灘,而非此後的陸戰,一旦十四萬大軍在博多登陸,日軍的抵抗力將被進一步削弱。


    7月30日,元軍原計劃於該天啟動全麵進攻。但十多萬元朝官兵都看到了這樣奇怪的一幕:海上山影浮波,大魚翻躍;並且能聞到濃濃的硫磺味。諸將領在商議之後撤銷渡海登陸命令。


    這是海上風暴來臨的征兆。


    麵對如此光怪陸離的景象,元軍將士陷入恐懼中,但由於蒙古籍統帥沒有成熟的航海經驗,也就沒有采取果斷措施應對,而江南軍中的原水軍士兵經曆的水上戰鬥大多都是發生在內河即長江一帶,元軍中也有通曉天文海相的將領,其中江南軍將領張禧在擔心之餘,果斷率部棄舟登陸進駐平戶島,並且命令所部船隻停泊距離要達到五十步之遙。


    元軍的悲劇就在這天夜裏發生了。夜半,颶風四起,暴雨狂飆,巨浪如山倒。這場颶風一直持續到第二天。


    部分元軍船隻頃刻間傾覆海底,其他船隻經過颶風顛簸,或者因為泊位過近,在巨浪中相互撞擊,或者因為本身就是內河船隻,抗風暴能力差,電閃雷鳴之中,數千船隻被巨型風浪撕開。溺死者不計其數,層層疊疊的屍體被海流帶至港口。


    範文虎,這位一直活動在長江流域的南宋降將,並無海上常識,他的船隻同樣被風暴撕毀,其本人僥幸抱得船板漂流海中,被部將張禧救起。


    颶風過後,諸將緊急召開會議商討對策,範文虎認為應該立即撤退,張禧勸阻說:“現在士卒已溺死大半,存活下來的都是經過風浪洗禮的壯士,何不乘其有不戀生死之心,在戰鬥中取糧於敵,以求絕地反擊?”


    張禧在風暴前的籌備工作中早已顯示出了智謀,如今其置生死於度外敢打絕地反擊戰足見其勇武,不愧為一員優秀將領。


    元軍固然損失慘重,但是十四萬大軍真正在戰爭中被消耗的,查遍中國、朝鮮、日本三國史料,哪怕隻是依賴日本一國史料(沒有貶損日本之意,古往今來,對於戰爭中消滅敵人的數量,己方往往有誇大戰果之嫌),不過三千人左右。而在風暴之中遭難者即使占大半,幸存者最保守估計也有四五萬人,這一數量比日本布置在整個太宰府的兵力還要多。


    如果全軍上下能夠統馭有方,置之死地而後生,組織積極防禦,即使對方以逸待勞,也絕不至於落得殘軍兩三萬人投降、多數梟首的悲慘命運。作為軍人,死在戰場上,也遠遠比投降後死在敵人的斷頭台上要幸運得多。況且,戰爭中充滿變數,日本敢於以羸弱國力對抗威武大元,元軍絕無道理在兵力並不占劣勢的前提下就放棄戰爭主動權。


    範文虎等人徹底喪失了繼續戰爭的信心。他表示立即罷兵,各部自行突圍,如果歸朝之後元世祖問罪,由他一人負責。


    張禧無奈,隻好借船給範文虎,麵對平戶島上四千餘名兵卒無船可乘,範文虎打算棄之不管。張禧不忍,將船上的七十五匹戰馬以及所有輜重拋入海中,帶領平戶島上四千軍士撤退。


    高級統帥的放棄,把最後一點生存的可能變成毫無可能,甚至給其他幸存者帶來了滅頂之災。


    剩下的元軍殘部雖然議推張百戶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多方努力試圖伐木造舟而還。本來隻有百人統領權的張百戶,隻能將軍令下達給近旁的士兵,根本無法有效指揮數萬大軍。


    元軍幸存者頓時群龍無首,軍人麵臨隨時降臨的死亡威脅,這種情況下,隻有兩種可能性的選擇,一種是拚死相搏,戰至流光最後一滴血;一種是放棄抵抗,任人宰割。


    很不幸,高級將領的逃亡造成指揮係統完全癱瘓,將他們中的至少一半人置入到後一種境地,而選擇抵抗的一批官兵則在相互砍殺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數萬殘部沒有一粒糧食,又經過一夜颶風顛簸,失去了作戰的氣力,一番抵抗之後,“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


    這批戰俘在一周之後被帶到博多,其中的蒙古籍、高麗籍及中國北方各族出身的官兵即“漢人”悉數被斬首。


    關於滯留下來的江南軍的命運,各國史料可以說眾說紛紜。


    公元1281年,是為中國元朝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所以該次戰爭又被日本稱為“弘安之役”。


    喪師辱國的範文虎迴去後無法交代,於是撒謊告訴忽必烈:“赴日之後,本欲進攻太宰府,不料暴風突襲,集結殘部組織戰鬥之際,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製,倉皇逃逸,臣不得已收拾殘軍迴到高麗,爾後就地遣散。”


    元世祖對海洋也是陌生的,但他清楚海洋的脾氣與草原和陸地肯定是不同的,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隻有相信範文虎的謊言。


    一年之後,即公元1282年,在日本淪為奴隸的一名江南軍士兵曆經劫難逃脫迴國,向元世祖忽必烈說出了風暴之後的實情:“諸將各擇堅好船乘之,棄軍士十餘萬人於山下”。不久,又有兩名士兵也逃迴國內,所述與前者相差無幾。


    元世祖忽必烈震怒,下令將範文虎等征東諸將治罪,獨赦張禧。


    元朝對日本的兩次征討,也促使“神風”一詞的產生。


    “神風”一詞最早在《日本書紀》的垂仁紀中出現。1274年和1281年,元軍兩次攻打日本,都因為遭遇海上風暴而造成重大傷亡,被迫撤退。當時禪宗流行,根據迷信的說法,日本人認為是“神”製造了這些風暴,將外來入侵者毀滅。“神風”一詞便用於指這兩場風暴。


    日本神道牧師以及眾多日本人都相信是他們的祈禱帶來了這兩次幸運的風暴。


    為了紀念保護過他們的神,日本人把風暴稱為“kamikaze”,通常譯為英文“the divine wind(神聖之風)”。


    但史學家彼得·梅特韋利斯在《亞洲民間傳說研究》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認為,這個譯法沒有抓住日文表達的全部含義,“這種譯法錯誤地暗示風是神靈的一種工具,而實際上日文包含‘風就是神’這個概念。”梅特韋利斯建議把“kamikaze”譯為“deity wind(神風)”。


    神風對日本的曆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的好運極大地提升了民族自豪感。依靠沿海的石牆,日本自我防禦,與亞洲的其他國家保持了相對獨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史學家認為日本人的這次勝利反而導致了政府的崩潰。


    通常,武士會因為在戰場上的英勇表現而受到賞賜,而獎品就是戰爭中掠奪來的戰利品。佛教徒和神道牧師認為正是因為他們的祈禱才取得了勝利,因此對沒有獲得獎賞耿耿於懷,從而引起日本內部長達兩個世紀的政治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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