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征日失敗的內幕故事(一)
鮮為人知的的曆史趣事 作者：湯湯哩哩啦啦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元日戰爭是指13世紀後期元朝皇帝忽必烈（元世祖）對日本發動的兩次戰爭，高麗亦以元朝屬國的身份參戰。日本稱之為蒙古合戰、異國合戰、蒙古襲來等，又以兩次戰爭的紀年而分別稱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江戶時代以後開始稱為“元寇”（げんこう）。
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國建立以後，征伐四方，與日本隔海相望的高麗在13世紀中葉基本被蒙古征服。隨後，蒙古（1271年建國號“大元”）以高麗為媒介，派了六批使節招諭日本，要求“通好”，日本鐮倉幕府均無迴應，忽必烈便決定對日本用兵。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三年），忽敦、洪茶丘、劉複亨、金方慶所率的元麗聯軍四萬人出征日本，占領對馬、壹岐二島，登陸博多，遭到日本九州武士的頑強抵抗，由於準備不足及劉複亨中箭受傷等因素而很快撤退。
公元1275年，元世祖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團，由禮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帶領，要求日本稱臣，以免再度興師入侵日本。
公元1275年4月15日, 元朝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達日本長門國的室津，他們的計劃是越過太宰府，與日本京都朝廷直接進行交涉，卻被長門守護押送迴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條時宗的命令，又將使團成員送至鐮倉。
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團第一次來到鐮倉，但是迎接他們的不是談判桌，甚至不是以往的拒絕，而是日本武士的斬首極刑。這一次，年輕的北條時宗態度更為強硬。
公元1275年9月7日，使團主要成員共計五人全部被拉到鐮倉郊外的龍口斬首。
臨刑，杜世忠作此絕命詩篇：
出門妻子贈寒衣，
問吾西行幾日歸?
來時徜佩黃金印，
莫見蘇秦不下機。
杜世忠的悲劇一方麵是因為幕府“為他們最近的成功而驕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們”，更多是源自於鐮倉幕府的武家政權特質。
日本學者今穀明對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說是相當客觀的：“被置於長期鎖國狀態下的為政者的無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國家之間的悲劇 多次殺害元使節的得宗政權就是其典型。既然殺害了外交使節 日本方麵已經違反了規則，那麽文永、弘安的戰爭就不能單純地看作元的單方麵侵略了。”
在被北條時宗處死的使者中，有漢人也有高麗人，還有畏吾兒人（畏兀兒，又作畏吾而、衛五、偉兀、委兀、外五、瑰古。中國西北古代民族名稱，為“迴鶻”的蒙古語音的漢字音譯。此名稱的使用始於成吉思汗以後的蒙古汗國和元朝，明朝也繼續使用。主要指西州迴鶻及其內遷的後裔。西州迴鶻後來改稱為“畏兀兒”，也就是如今的維吾爾族。）。
忽必烈不可能忍受這般侮辱。
在當時，蒙古人作為一支古樸的民族，其殺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後的一麵，但是他們也更加堅定地認為斬除使者是兩國交往的大忌，是對自己最大的侮辱。
早在公元1218年，當花剌子模國王處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隊後，就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極大憤怒，蒙古帝國第一次西征即因此而爆發。
忽必烈與他的祖父一樣，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他一方麵多方招募軍隊、籌集物資，另一方麵決心與日本周旋到底，繼續“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迅速朝貢稱臣，他似乎是要驗證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輕視到何種程度。
公元1275年2月末，元世祖忽必烈將由南宋降卒組成的“蠻子軍”一千四百人派往高麗，駐紮在海州(黃海道海州)、鹽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 這三州一直以來都是蒙古軍團的屯田駐地。
9月，大都方麵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並命高麗再次修造戰艦。
10月，高麗任命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負責修建戰艦。
11月，高麗王室又向慶尚道征發羽毛和鐵材。
公元1276年正月，高麗方麵突然接到了停止對日戰備的詔書。其原因並不在於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高麗君臣的“哀哀之訴”，而是因為在中國大陸長江以南的宋元戰場上，元軍自公元1273年2月攻陷襄陽後，長驅而下直取江南，但戰事進展並不順利。江南的江湖人、平民百姓、南宋正規軍這些民間和官方力量成為元軍阻礙。但戰事畢竟在艱難推進，公元1274年正月，南宋安慶府宣告淪陷，府知事範文虎向元朝投降。公元1275年，建康又陷，元軍兵鋒直指南宋首都臨安。
一路打來，南宋軍民堅強的抗戰意誌，使忽必烈認為臨安絕不是那麽容易就打得下來的。所以忽必烈就先停止對日征伐，以滅亡南宋為要務。
在忽必烈發動第一次東征日本戰爭的同時，南宋依然是它的軍事推進重心。比如在公元1274年12月，從襄陽出發的伯顏足足率領戰船一萬艘戰船進入長江，與南宋水軍進行交鋒，而第一次東征日本之時忽必烈隻是派遣了九百艘高麗式戰船。
當時其戰船的大小沒有現在戰船大小規模。不要覺得太過誇張，誤解。
江南戰區的軍事進展卻比忽必烈預想的要順利。顯然，隨著襄陽、樊城、臨安等重鎮的陷落，南宋朝廷已經失去繼續抵抗的意誌。
公元1276年2月5日，與中國北方政權對峙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南宋政權基本落下帷幕 南宋首都臨安城陷落，七歲的宋恭帝和謝太後在驚恐中向元朝投降。
從海路逃離臨安的陳宜中、張世傑等人，又擁立皇太子為帝，改年號為景炎元年，在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繼續抗元活動，並且他們手中也有一支不可小視的陸海軍力量。
當中國大陸的戰事沒有結束之時，元朝無法調集充分的人力物力開辟大規模的第二戰場。而當南宋已經基本平定，元朝當然要迴過頭來繼續進行遠征日本的工作。
公元1277年12月，對於忽必烈來說，高麗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變故，可以認為是第二次東征日本前的一個小插曲。
在那裏，有人密告高麗將軍金方慶私藏兵器戰艦，試圖攫取高麗政權，並起兵反元。甚至連高麗國王對忽必烈的忠誠度也被人猜疑。因證據不足，一時未作處理。
第二年1月，與金方慶同朝為將又同樣被元世祖倚重的高麗大將洪荼丘接手了這個案子。他與金方慶素來不和，雙方矛盾的焦點在於權力的爭奪。他以酷刑逼迫金方慶招供，在冰天雪地裏金方慶“肌膚凍如潑墨”，但是金方慶這位身經百戰的將軍沒有招供。
忽必烈沒有聽從洪荼丘的一麵之詞，將金方慶召迴元大都，試圖將金、洪二人矛盾作淡化處理，還給予高麗政府更多的自治權。這一年，他賜給高麗國王一枚“駙馬高麗王”金印。
忽必烈未必對金方慶沒有絲毫的懷疑，作為一個在馬背上出身又試圖以“漢法”治國的帝國元首，他很清楚人性是什麽東西。臣屬的忠誠與否，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取決於皇帝的實力。
南宋抵抗勢力終於在公元1279年2月被元軍蕩平。
崖山一役，南宋丞相陸秀夫背負八歲小皇帝跳海赴死，海上浮屍十萬眾，給南宋王朝徹底畫上了句號。那位幼小的帝王和他的數萬主動赴死的臣民，認為自己死得其所。
緊接著，忽必烈命江南的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建造軍艦六百艘備征日本。
日本學者中島樂章這樣推測：“在第二次遠征日本所用戰船中，東路軍九百艘戰船全部由高麗建造，而可以得到確認的江南所造戰船，僅有至元十六年(即1279年)的六百艘，其中泉州所造戰船，僅有五十艘。且不論《元史》中沒有記載的造船數，單從當時最大的海港泉州的造船數僅有五十艘這一點來看，新建造戰船也不過數百艘。
而第二次遠征日本時，江南戰船總數竟有三千五百艘，其中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元軍截獲、接管原南宋水軍的戰船 其中內河船舶又居多 由於內河戰船吃水較淺，抗暴風雨能力較弱 ”
在下達造船命令之後，元世祖又召見南宋降將範文虎，問其東征方案。
作為一名戰將和降將，範文虎當然想立即立下戰功，但是他又試圖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日本問題。他建議元世祖，在出征之前由他以南宋舊臣的立場再派一次赴日使者，希望能夠說服日本來朝。忽必烈並不反對。
於是範文虎的兩名使者周福和欒忠被派向日本，在6月下旬到達博多灣，為表示善意，他們甚至帶了一名日本在華留學僧一起前來。
事實證明，這次出使行動是典型的狗尾續貂、自討無趣之舉，鐮倉幕府已經殺過一批使者，北條時宗不在乎再殺一批。就連態度相對和緩的京都朝廷都認為“亡宋舊臣直奉日本帝王之條，誠過分歟!”
周福和欒忠在博多被斬首。
元世祖忽必烈也可能根本對這次出使沒有寄予絲毫希望。
公元1281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剌罕、範文虎、忻都、洪荼丘等將領，親自主持召開東征日本軍事會議。
元朝最終確定設置征日司令部“征收日本行中書省”，並將東征大軍兵分兩路：一路以洪荼丘、忻都、金方慶為首，率蒙古、高麗、漢軍四萬人、舵工水手一萬七千人，分乘戰艦九百艘自高麗合浦出港;一路以阿剌罕、範文虎為首，率江南軍十萬人、戰船三千五百艘，自寧波港出發，這批江南軍隊還受命攜帶農具、稻種，意圖赴日屯田，以為長久之計。
兩軍約定於6月中旬在壹岐匯合，共同進攻博多太宰府。
2月20日，東路軍諸將從大都出發，臨行前，元世祖忽必烈特地對他們作了以下說明和要求：“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元世祖的告誡簡而言之為兩點：一、依照漢法，取人國家，不可濫殺無辜;二、眾將要戮力同心。
日本方麵也並非坐以待斃。在第一次蒙古來襲的戰事中，幕府執權北條時宗痛感日軍指揮散漫、戰鬥力低下，便三令五申整飭軍律，進一步強化“異國警備番役”製度，北條時宗在公元1280年年底的一份幕府法令中警告說：“蒙古異賊等明年四月可襲來雲 近年守護禦家人 多以不和之間，無同心儀之由 不顧天下大難，甚不忠也，禦家人已下軍兵者，隨守護之命，可致防戰之忠 相互以背仰者，永可被處不忠之重科 ”
北條時宗屢次勸諭，他對將軍們的要求與忽必烈如出一轍：希望各方麵能夠放棄內訌，精誠團結。
按照元軍的既定作戰計劃，東路軍於5月3日從高麗出發，順風抵日，第一部作戰目標仍然是攻取對馬島和壹岐島。
東路軍在日軍幹擾下完成登陸，以大炮首攻，騎兵衝鋒，附以弓弩，日軍敗退，其將領少貳資時戰死。5月21日，元軍占領對馬島、壹岐島。
元軍二度來襲、日軍臨陣敗退的消息很快傳至京都，朝野上下再次陷入慌亂境地，一時間人心惶惶，京都官民瘋狂儲備糧食，以致無米可買。
日本後宇多天皇得到消息後在神宮整整祈禱七天七夜，龜山上皇則派人到伊勢神宮許願“願意殉身以代國難”。
幕府執權北條時宗得知戰況的時間稍晚，他問計於南宋赴日僧人祖元大師，祖元要求他“血書大經”，北條時宗立即刺破手指以血寫經祈禱。這種行為對於戰爭的進展表麵上看沒有關係，卻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本國民心。這大概就是宗教的厲害之處。
另一方麵，麵對元軍的繼續推進，日軍也加緊了防守部署。參加過上一次抗蒙戰爭的藤原經資依然任九州地區戰事總指揮，他動員了約四萬武士守衛沿海石壘陣地，甚至連其老父都披甲參戰。此外，四國等地的武士約六萬人也被緊急動員，以作為後續兵力補充前線。
顯然，元軍二次東征所麵對的抵抗要超過第一次。
東路軍在首戰告捷之後，按照早先的部署，應於此地等候南路軍會師。
洪荼丘、忻都等將領，有搶功突進的衝動。並且他們從捉到的日本島民口中得知，日本已於太宰府西部六十裏處進行戰備布置。東路軍立即將這一情報向位於高麗合浦的“征收日本行中書省”做了匯報，認為無軍應該乘日軍布置未備之時乘勝進擊。日本行省很可能默認了這一計劃。
東路軍沒有再等待江南軍的到來，而是先繞過對馬和壹岐，於6月6日南下進攻博多灣。
由於鐮倉幕府早在首次遭受蒙古來襲之後，就在博多沿岸構築了石堤等防禦工事，而且有四萬日本武士嚴加守衛，元軍很難找到合適的登陸地點，於是轉而進軍守備相對薄弱的誌賀島。
誌賀島地形狹窄，使得元朝大軍團難以發揮優勢，反而使得日本武士單兵作戰習慣的優勢得以發揮。元軍在誌賀這個小島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
當天夜裏，日軍借助夜色對停泊在誌賀島沿海的元軍船隻發起襲擾，且偷襲成功，焚船而逃。
元軍自此加強了戒備。
日方的偷襲不但不能奏效，反而導致本國武士死傷慘重，隨即下令停止夜襲。但是像伊豫國禦家人河野通，有這樣的頑強武士仍舊堅持連續襲擾元軍。
6月7日黃昏時分，河野通有帶著兩艘小船對元軍船隻發起自殺式突襲。偷襲行動被元艦發現之後，一時間矢石如雨，河野通有五名部下立時橫屍船頭，其伯父也在隨後的戰鬥中負箭身亡，河野通有本人則被石弩擊中。
接下來的幾天裏，元日兩軍繼續發揮各自己的優勢進行對壘。麵對大軍壓境，日軍不能將元軍逐出誌賀島及其附近海域，但是元軍也未能成功突破日軍防線，登陸該島。雙方陷入了膠著狀態。
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國建立以後，征伐四方，與日本隔海相望的高麗在13世紀中葉基本被蒙古征服。隨後，蒙古（1271年建國號“大元”）以高麗為媒介，派了六批使節招諭日本，要求“通好”，日本鐮倉幕府均無迴應，忽必烈便決定對日本用兵。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三年），忽敦、洪茶丘、劉複亨、金方慶所率的元麗聯軍四萬人出征日本，占領對馬、壹岐二島，登陸博多，遭到日本九州武士的頑強抵抗，由於準備不足及劉複亨中箭受傷等因素而很快撤退。
公元1275年，元世祖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團，由禮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帶領，要求日本稱臣，以免再度興師入侵日本。
公元1275年4月15日, 元朝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達日本長門國的室津，他們的計劃是越過太宰府，與日本京都朝廷直接進行交涉，卻被長門守護押送迴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條時宗的命令，又將使團成員送至鐮倉。
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團第一次來到鐮倉，但是迎接他們的不是談判桌，甚至不是以往的拒絕，而是日本武士的斬首極刑。這一次，年輕的北條時宗態度更為強硬。
公元1275年9月7日，使團主要成員共計五人全部被拉到鐮倉郊外的龍口斬首。
臨刑，杜世忠作此絕命詩篇：
出門妻子贈寒衣，
問吾西行幾日歸?
來時徜佩黃金印，
莫見蘇秦不下機。
杜世忠的悲劇一方麵是因為幕府“為他們最近的成功而驕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們”，更多是源自於鐮倉幕府的武家政權特質。
日本學者今穀明對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說是相當客觀的：“被置於長期鎖國狀態下的為政者的無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國家之間的悲劇 多次殺害元使節的得宗政權就是其典型。既然殺害了外交使節 日本方麵已經違反了規則，那麽文永、弘安的戰爭就不能單純地看作元的單方麵侵略了。”
在被北條時宗處死的使者中，有漢人也有高麗人，還有畏吾兒人（畏兀兒，又作畏吾而、衛五、偉兀、委兀、外五、瑰古。中國西北古代民族名稱，為“迴鶻”的蒙古語音的漢字音譯。此名稱的使用始於成吉思汗以後的蒙古汗國和元朝，明朝也繼續使用。主要指西州迴鶻及其內遷的後裔。西州迴鶻後來改稱為“畏兀兒”，也就是如今的維吾爾族。）。
忽必烈不可能忍受這般侮辱。
在當時，蒙古人作為一支古樸的民族，其殺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後的一麵，但是他們也更加堅定地認為斬除使者是兩國交往的大忌，是對自己最大的侮辱。
早在公元1218年，當花剌子模國王處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隊後，就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極大憤怒，蒙古帝國第一次西征即因此而爆發。
忽必烈與他的祖父一樣，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他一方麵多方招募軍隊、籌集物資，另一方麵決心與日本周旋到底，繼續“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迅速朝貢稱臣，他似乎是要驗證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輕視到何種程度。
公元1275年2月末，元世祖忽必烈將由南宋降卒組成的“蠻子軍”一千四百人派往高麗，駐紮在海州(黃海道海州)、鹽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 這三州一直以來都是蒙古軍團的屯田駐地。
9月，大都方麵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並命高麗再次修造戰艦。
10月，高麗任命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負責修建戰艦。
11月，高麗王室又向慶尚道征發羽毛和鐵材。
公元1276年正月，高麗方麵突然接到了停止對日戰備的詔書。其原因並不在於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高麗君臣的“哀哀之訴”，而是因為在中國大陸長江以南的宋元戰場上，元軍自公元1273年2月攻陷襄陽後，長驅而下直取江南，但戰事進展並不順利。江南的江湖人、平民百姓、南宋正規軍這些民間和官方力量成為元軍阻礙。但戰事畢竟在艱難推進，公元1274年正月，南宋安慶府宣告淪陷，府知事範文虎向元朝投降。公元1275年，建康又陷，元軍兵鋒直指南宋首都臨安。
一路打來，南宋軍民堅強的抗戰意誌，使忽必烈認為臨安絕不是那麽容易就打得下來的。所以忽必烈就先停止對日征伐，以滅亡南宋為要務。
在忽必烈發動第一次東征日本戰爭的同時，南宋依然是它的軍事推進重心。比如在公元1274年12月，從襄陽出發的伯顏足足率領戰船一萬艘戰船進入長江，與南宋水軍進行交鋒，而第一次東征日本之時忽必烈隻是派遣了九百艘高麗式戰船。
當時其戰船的大小沒有現在戰船大小規模。不要覺得太過誇張，誤解。
江南戰區的軍事進展卻比忽必烈預想的要順利。顯然，隨著襄陽、樊城、臨安等重鎮的陷落，南宋朝廷已經失去繼續抵抗的意誌。
公元1276年2月5日，與中國北方政權對峙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南宋政權基本落下帷幕 南宋首都臨安城陷落，七歲的宋恭帝和謝太後在驚恐中向元朝投降。
從海路逃離臨安的陳宜中、張世傑等人，又擁立皇太子為帝，改年號為景炎元年，在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繼續抗元活動，並且他們手中也有一支不可小視的陸海軍力量。
當中國大陸的戰事沒有結束之時，元朝無法調集充分的人力物力開辟大規模的第二戰場。而當南宋已經基本平定，元朝當然要迴過頭來繼續進行遠征日本的工作。
公元1277年12月，對於忽必烈來說，高麗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變故，可以認為是第二次東征日本前的一個小插曲。
在那裏，有人密告高麗將軍金方慶私藏兵器戰艦，試圖攫取高麗政權，並起兵反元。甚至連高麗國王對忽必烈的忠誠度也被人猜疑。因證據不足，一時未作處理。
第二年1月，與金方慶同朝為將又同樣被元世祖倚重的高麗大將洪荼丘接手了這個案子。他與金方慶素來不和，雙方矛盾的焦點在於權力的爭奪。他以酷刑逼迫金方慶招供，在冰天雪地裏金方慶“肌膚凍如潑墨”，但是金方慶這位身經百戰的將軍沒有招供。
忽必烈沒有聽從洪荼丘的一麵之詞，將金方慶召迴元大都，試圖將金、洪二人矛盾作淡化處理，還給予高麗政府更多的自治權。這一年，他賜給高麗國王一枚“駙馬高麗王”金印。
忽必烈未必對金方慶沒有絲毫的懷疑，作為一個在馬背上出身又試圖以“漢法”治國的帝國元首，他很清楚人性是什麽東西。臣屬的忠誠與否，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取決於皇帝的實力。
南宋抵抗勢力終於在公元1279年2月被元軍蕩平。
崖山一役，南宋丞相陸秀夫背負八歲小皇帝跳海赴死，海上浮屍十萬眾，給南宋王朝徹底畫上了句號。那位幼小的帝王和他的數萬主動赴死的臣民，認為自己死得其所。
緊接著，忽必烈命江南的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建造軍艦六百艘備征日本。
日本學者中島樂章這樣推測：“在第二次遠征日本所用戰船中，東路軍九百艘戰船全部由高麗建造，而可以得到確認的江南所造戰船，僅有至元十六年(即1279年)的六百艘，其中泉州所造戰船，僅有五十艘。且不論《元史》中沒有記載的造船數，單從當時最大的海港泉州的造船數僅有五十艘這一點來看，新建造戰船也不過數百艘。
而第二次遠征日本時，江南戰船總數竟有三千五百艘，其中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元軍截獲、接管原南宋水軍的戰船 其中內河船舶又居多 由於內河戰船吃水較淺，抗暴風雨能力較弱 ”
在下達造船命令之後，元世祖又召見南宋降將範文虎，問其東征方案。
作為一名戰將和降將，範文虎當然想立即立下戰功，但是他又試圖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日本問題。他建議元世祖，在出征之前由他以南宋舊臣的立場再派一次赴日使者，希望能夠說服日本來朝。忽必烈並不反對。
於是範文虎的兩名使者周福和欒忠被派向日本，在6月下旬到達博多灣，為表示善意，他們甚至帶了一名日本在華留學僧一起前來。
事實證明，這次出使行動是典型的狗尾續貂、自討無趣之舉，鐮倉幕府已經殺過一批使者，北條時宗不在乎再殺一批。就連態度相對和緩的京都朝廷都認為“亡宋舊臣直奉日本帝王之條，誠過分歟!”
周福和欒忠在博多被斬首。
元世祖忽必烈也可能根本對這次出使沒有寄予絲毫希望。
公元1281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剌罕、範文虎、忻都、洪荼丘等將領，親自主持召開東征日本軍事會議。
元朝最終確定設置征日司令部“征收日本行中書省”，並將東征大軍兵分兩路：一路以洪荼丘、忻都、金方慶為首，率蒙古、高麗、漢軍四萬人、舵工水手一萬七千人，分乘戰艦九百艘自高麗合浦出港;一路以阿剌罕、範文虎為首，率江南軍十萬人、戰船三千五百艘，自寧波港出發，這批江南軍隊還受命攜帶農具、稻種，意圖赴日屯田，以為長久之計。
兩軍約定於6月中旬在壹岐匯合，共同進攻博多太宰府。
2月20日，東路軍諸將從大都出發，臨行前，元世祖忽必烈特地對他們作了以下說明和要求：“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元世祖的告誡簡而言之為兩點：一、依照漢法，取人國家，不可濫殺無辜;二、眾將要戮力同心。
日本方麵也並非坐以待斃。在第一次蒙古來襲的戰事中，幕府執權北條時宗痛感日軍指揮散漫、戰鬥力低下，便三令五申整飭軍律，進一步強化“異國警備番役”製度，北條時宗在公元1280年年底的一份幕府法令中警告說：“蒙古異賊等明年四月可襲來雲 近年守護禦家人 多以不和之間，無同心儀之由 不顧天下大難，甚不忠也，禦家人已下軍兵者，隨守護之命，可致防戰之忠 相互以背仰者，永可被處不忠之重科 ”
北條時宗屢次勸諭，他對將軍們的要求與忽必烈如出一轍：希望各方麵能夠放棄內訌，精誠團結。
按照元軍的既定作戰計劃，東路軍於5月3日從高麗出發，順風抵日，第一部作戰目標仍然是攻取對馬島和壹岐島。
東路軍在日軍幹擾下完成登陸，以大炮首攻，騎兵衝鋒，附以弓弩，日軍敗退，其將領少貳資時戰死。5月21日，元軍占領對馬島、壹岐島。
元軍二度來襲、日軍臨陣敗退的消息很快傳至京都，朝野上下再次陷入慌亂境地，一時間人心惶惶，京都官民瘋狂儲備糧食，以致無米可買。
日本後宇多天皇得到消息後在神宮整整祈禱七天七夜，龜山上皇則派人到伊勢神宮許願“願意殉身以代國難”。
幕府執權北條時宗得知戰況的時間稍晚，他問計於南宋赴日僧人祖元大師，祖元要求他“血書大經”，北條時宗立即刺破手指以血寫經祈禱。這種行為對於戰爭的進展表麵上看沒有關係，卻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本國民心。這大概就是宗教的厲害之處。
另一方麵，麵對元軍的繼續推進，日軍也加緊了防守部署。參加過上一次抗蒙戰爭的藤原經資依然任九州地區戰事總指揮，他動員了約四萬武士守衛沿海石壘陣地，甚至連其老父都披甲參戰。此外，四國等地的武士約六萬人也被緊急動員，以作為後續兵力補充前線。
顯然，元軍二次東征所麵對的抵抗要超過第一次。
東路軍在首戰告捷之後，按照早先的部署，應於此地等候南路軍會師。
洪荼丘、忻都等將領，有搶功突進的衝動。並且他們從捉到的日本島民口中得知，日本已於太宰府西部六十裏處進行戰備布置。東路軍立即將這一情報向位於高麗合浦的“征收日本行中書省”做了匯報，認為無軍應該乘日軍布置未備之時乘勝進擊。日本行省很可能默認了這一計劃。
東路軍沒有再等待江南軍的到來，而是先繞過對馬和壹岐，於6月6日南下進攻博多灣。
由於鐮倉幕府早在首次遭受蒙古來襲之後，就在博多沿岸構築了石堤等防禦工事，而且有四萬日本武士嚴加守衛，元軍很難找到合適的登陸地點，於是轉而進軍守備相對薄弱的誌賀島。
誌賀島地形狹窄，使得元朝大軍團難以發揮優勢，反而使得日本武士單兵作戰習慣的優勢得以發揮。元軍在誌賀這個小島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
當天夜裏，日軍借助夜色對停泊在誌賀島沿海的元軍船隻發起襲擾，且偷襲成功，焚船而逃。
元軍自此加強了戒備。
日方的偷襲不但不能奏效，反而導致本國武士死傷慘重，隨即下令停止夜襲。但是像伊豫國禦家人河野通，有這樣的頑強武士仍舊堅持連續襲擾元軍。
6月7日黃昏時分，河野通有帶著兩艘小船對元軍船隻發起自殺式突襲。偷襲行動被元艦發現之後，一時間矢石如雨，河野通有五名部下立時橫屍船頭，其伯父也在隨後的戰鬥中負箭身亡，河野通有本人則被石弩擊中。
接下來的幾天裏，元日兩軍繼續發揮各自己的優勢進行對壘。麵對大軍壓境，日軍不能將元軍逐出誌賀島及其附近海域，但是元軍也未能成功突破日軍防線，登陸該島。雙方陷入了膠著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