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三家澳洲醫院，拜訪了三位血液病專家，可是他們說病人不在澳洲，按規定他們不能看病，也不能諮詢。最後我通過熟人結識了其中兩位，我到他們家裏去拜訪了他們，避免了醫院的規定造成的麻煩。同時我還通過美國華盛頓的同事和那邊的白血病專家取得聯係，並在網上進行了諮詢。
讓我失望的是，這些外國專家的意見竟然和姐姐已經拜訪過的中國血液病專家的高度一致。
我還不死心，在拜訪另一位澳洲有名的專家時，我改變了策略。我先把化驗單上的一些中文字翻譯成英文，講了母親的身體情況，我沒有把母親在大陸的病曆翻譯給他聽。我說，還沒有確診。那位白人專家順手翻看了厚厚的一疊化驗單，抬起頭狐疑地說，不可能沒有確診吧，非常明顯的白血病。
這些我看不懂但又恨透了的化驗單在那個外國專家眼裏幾乎一目了然，他的結論同樣快速而冰冷，一串字母我聽不懂，但“急性白血病”幾個字卻像刀子一樣劃破了我最後的希望。
沒有確診的問題，他說，隻有確定治療方案的問題。說起治療方法他也是開門見山——化療的話，母親也許能夠多活一段時間，如果不化療，則估計在半年左右病發，因為很難保證一個七十七歲的老人半年內不得感冒或者任何感染！
澳洲專家的這一結論和武漢協和醫院、廣州中山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專家意見一致。同時幾位專家都認為，對於一名七十七歲的患者來說，化療確實有很大的風險，甚至要有心理準備——患者在化療過程中不是死於白血病，而是死於化療引發的綜合症。
最後我提出了這些天一直想問的話，把患者接到美國或者澳洲來治療是否比在中國大陸要好一些？這裏的技術是否要成熟一些？或者條件要好一些？
那位白人專家說，他並不了解中國大陸醫療技術和醫院的條件怎麽樣，所以無法比較。但他也實話實說地告訴我，現在全世界治療此種急性白血病的方式隻有一種——就是化療。而化療技術都是西醫中已經普遍推廣了的，可沒有什麽亞洲模式或者中國特點，應該都一樣。當然，他也對他們的先進性大肆吹噓了一番，特別提到一些剛剛發明的用於減輕化療中病人的痛苦的藥物。他說，據他所知，那些藥物還沒有推廣到亞洲各國。
我說，那我就帶母親到澳洲來進行化療，減少母親的痛苦是最重要的。可當我進一步詢問細節時，專家卻打住話頭，抬起頭打量了我一番。然後慢吞吞地說，你母親不是澳洲公民，沒有美國的醫療保險，治療白血病需要多少錢，你知道嗎？恕我直言，我看你不是很有錢的人吧。
我告訴他我能籌集到多少錢，專家對我提出的數字感到驚訝。但隨即他又搖了搖頭，提出了另一個問題：你母親七十七歲了，身患糖尿病等多種疾病，現在身患急性白血病，而且病情在加重，就算你有能力把她轉到世界上最好的醫院，她的身體狀態也不適合長途跋涉；再說，你把一個老人轉移到完全陌生的環境展開一場和血癌的殊死搏鬥，老人在意誌上已經輸了，她會想家的，也許那比白血病更加致命。
我沒有想到一個澳洲的白人專家有這樣的想法。我並不認為白人們真正理解中國人，可眼前的專家讓我刮目相看，我不覺對他肅然起敬。記得幾年前父母到澳洲來看我的孩子們，本來計劃住半年的，可是一個月不到，母親就呆不住了。這位白人專家可能對中國人的文化了解一些吧，我注意到他家裏掛了好幾幅中國的字畫。
直到後來接觸多了，我才知道，任何一個血癌專家，都既是醫生，又是心理學家。在同血癌的戰鬥中，醫學無法深入的地方，心理知識則可以觸摸得到，也顯得尤其重要。在那位白人專家的眼裏，一位七十七歲的老人要對抗最惡毒的白血病，首先要從精神上武裝自己，這一點有時甚至比醫學治療還重要。
其實，轉移母親到國外治療的想法並不實際，而且我對醫生說出的那個金錢數字，對我並不是那麽容易，可能會動用兩個孩子的教育基金。可我不管那麽多，我隻想母親得到最好的治療。這位澳洲專家的話幫我排除了一種我們子女可能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治療方案，對我還是很重要的。
我打電話給姐姐和哥哥，告訴他們這一情況。接下來，我們把目光和全副精力放在了國內。
那些天，我一次次壓下飛迴母親身邊的衝動，到處找朋友托熟人介紹醫生和專家，又在互聯網上聯係了大批的醫院和專家，每天都舌幹口燥。我停下手頭的工作，也無法再繼續已經堅持了四年的業餘寫作，腦袋裏除了“白血病”、“急性”、“化療”和“三到六個月”這些詞匯外，已經容不下任何東西。一個多月下來，竟然隻有一次在夜深人靜時突然爆發出眼淚而沾濕了枕頭……
* * *
和母親通過幾次電話，除了小心翼翼的安慰，我不知道說什麽。我忍住眼淚，以輕鬆的語調說，媽媽，這次住院這麽久呀，現在的醫院都為了賺錢，他們可能故意讓你多住幾天呢，你就不要擔心，接著住吧。我最近正好有假期，我想迴來玩一段時間，也陪陪你……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們在電話說得好好的，母親卻突然沉默下來。過了好一會，她才說，你忘記了媽媽是醫生，老四，我早就預感到了，要分手的時候總是要分手的，好在你們都大了——
我在家排行第四，母親總是叫我“老四”。
我告誡自己，母親想從我的迴答裏得到真相，母親在套我的話。我說，媽媽，你在說什麽？疑神疑鬼，你不是要活到八十歲，活到九十歲，或到一百歲的嗎？你好好的，在那裏說什麽分手，還說得文縐縐的！
母親咳了咳嗓子，平靜地說：你們不用寬慰我，我想得開，倒是你們不要為我的事把自己急壞了。我老了，就是這次不走，又能呆多久？可是你們要聽我的，第一，你們不要太著急，不能把自己先急壞了。看你的姐姐，這些天到處奔波，比她作了幾年生意都要辛苦……。至於你，不能因為我的病而影響自己的工作。你們姐弟這些天太忙了，不要以為我不知道。第二，我年紀大了，受不了化療，我不想再受那個苦。如果能中西醫結合，采取保守治療方法就可以了。我已經活了這麽大，夠本了。我不怕死，更不會被死亡嚇死的。第三，還是關於你，你離得最遠，也是最讓我擔心的，你有什麽事，我們幫不上忙。你在國外不容易，兩個孩子都還小，這裏有姐姐哥哥照顧我，你不要迴來，不要不顧一切地趕迴來！知道嗎？如果你就這樣不顧一切地跑迴來，我要生氣的……
母親是個直性子也是一個腦袋不會轉彎的人，到這個時候，她竟然還在那裏為我著想，來安慰我，一如既往地為兒女操心！
我不知道母親對自己的病情到底了解到什麽程度，所以我不願接著母親的話題說下去。我以故作輕鬆的笑聲打斷了母親的話，隨後問起母親所在醫院的條件，母親說，她住的是隨州市最好的醫院，隨州市中心醫院。
我記不起有這家醫院，母親說，以前叫隨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你怎麽忘記了？我在這裏工作過一段時間，也就是你出生的醫院，三歲時，你在這裏住院做過手術，六歲時你在這裏住院，因為水龍頭結冰無法洗臉，我去給你灌開水時摔了一跤，結果你出院那天我又入院了……，後來上小學後，你又進過兩次這個醫院，初中後你的身體才好起來，再也沒有進來過，難怪你忘記了……
講到我身體好起來時，母親聲音裏透出興奮，顯然我轉移話題成功，母親暫時忘記了自己的病。
母親說，在外麵生活不容易，要搞好自己的身體，要養家活口，你除了工作還要業餘寫作，真不容易，不要為了我而迴來，如果真有什麽事，會通知你的……
因為上唿吸道和肺部感染，母親的聲音聽上去空洞而遙遠，然而，我卻被這聲音牽引著穿越了四十一年的時間和半個地球的空間而迴到那張病床前，上麵躺著我年輕的母親，身邊還有一個剛剛來到人間的孩子，那孩子就是我。
四十一年前，在同一個醫院裏，母親帶我來到人間，並一路伴隨我走過風風雨雨的人間路，如今，她老人家又躺迴到那裏，已經快走到人生的盡頭。我不知道天地良心之間，是否有一個理由阻止我迴去母親的身邊，陪伴她走過這段艱辛的人間路……
讓我失望的是，這些外國專家的意見竟然和姐姐已經拜訪過的中國血液病專家的高度一致。
我還不死心，在拜訪另一位澳洲有名的專家時，我改變了策略。我先把化驗單上的一些中文字翻譯成英文，講了母親的身體情況，我沒有把母親在大陸的病曆翻譯給他聽。我說，還沒有確診。那位白人專家順手翻看了厚厚的一疊化驗單，抬起頭狐疑地說，不可能沒有確診吧，非常明顯的白血病。
這些我看不懂但又恨透了的化驗單在那個外國專家眼裏幾乎一目了然，他的結論同樣快速而冰冷，一串字母我聽不懂，但“急性白血病”幾個字卻像刀子一樣劃破了我最後的希望。
沒有確診的問題，他說，隻有確定治療方案的問題。說起治療方法他也是開門見山——化療的話，母親也許能夠多活一段時間，如果不化療，則估計在半年左右病發，因為很難保證一個七十七歲的老人半年內不得感冒或者任何感染！
澳洲專家的這一結論和武漢協和醫院、廣州中山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專家意見一致。同時幾位專家都認為，對於一名七十七歲的患者來說，化療確實有很大的風險，甚至要有心理準備——患者在化療過程中不是死於白血病，而是死於化療引發的綜合症。
最後我提出了這些天一直想問的話，把患者接到美國或者澳洲來治療是否比在中國大陸要好一些？這裏的技術是否要成熟一些？或者條件要好一些？
那位白人專家說，他並不了解中國大陸醫療技術和醫院的條件怎麽樣，所以無法比較。但他也實話實說地告訴我，現在全世界治療此種急性白血病的方式隻有一種——就是化療。而化療技術都是西醫中已經普遍推廣了的，可沒有什麽亞洲模式或者中國特點，應該都一樣。當然，他也對他們的先進性大肆吹噓了一番，特別提到一些剛剛發明的用於減輕化療中病人的痛苦的藥物。他說，據他所知，那些藥物還沒有推廣到亞洲各國。
我說，那我就帶母親到澳洲來進行化療，減少母親的痛苦是最重要的。可當我進一步詢問細節時，專家卻打住話頭，抬起頭打量了我一番。然後慢吞吞地說，你母親不是澳洲公民，沒有美國的醫療保險，治療白血病需要多少錢，你知道嗎？恕我直言，我看你不是很有錢的人吧。
我告訴他我能籌集到多少錢，專家對我提出的數字感到驚訝。但隨即他又搖了搖頭，提出了另一個問題：你母親七十七歲了，身患糖尿病等多種疾病，現在身患急性白血病，而且病情在加重，就算你有能力把她轉到世界上最好的醫院，她的身體狀態也不適合長途跋涉；再說，你把一個老人轉移到完全陌生的環境展開一場和血癌的殊死搏鬥，老人在意誌上已經輸了，她會想家的，也許那比白血病更加致命。
我沒有想到一個澳洲的白人專家有這樣的想法。我並不認為白人們真正理解中國人，可眼前的專家讓我刮目相看，我不覺對他肅然起敬。記得幾年前父母到澳洲來看我的孩子們，本來計劃住半年的，可是一個月不到，母親就呆不住了。這位白人專家可能對中國人的文化了解一些吧，我注意到他家裏掛了好幾幅中國的字畫。
直到後來接觸多了，我才知道，任何一個血癌專家，都既是醫生，又是心理學家。在同血癌的戰鬥中，醫學無法深入的地方，心理知識則可以觸摸得到，也顯得尤其重要。在那位白人專家的眼裏，一位七十七歲的老人要對抗最惡毒的白血病，首先要從精神上武裝自己，這一點有時甚至比醫學治療還重要。
其實，轉移母親到國外治療的想法並不實際，而且我對醫生說出的那個金錢數字，對我並不是那麽容易，可能會動用兩個孩子的教育基金。可我不管那麽多，我隻想母親得到最好的治療。這位澳洲專家的話幫我排除了一種我們子女可能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治療方案，對我還是很重要的。
我打電話給姐姐和哥哥，告訴他們這一情況。接下來，我們把目光和全副精力放在了國內。
那些天，我一次次壓下飛迴母親身邊的衝動，到處找朋友托熟人介紹醫生和專家，又在互聯網上聯係了大批的醫院和專家，每天都舌幹口燥。我停下手頭的工作，也無法再繼續已經堅持了四年的業餘寫作，腦袋裏除了“白血病”、“急性”、“化療”和“三到六個月”這些詞匯外，已經容不下任何東西。一個多月下來，竟然隻有一次在夜深人靜時突然爆發出眼淚而沾濕了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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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母親通過幾次電話，除了小心翼翼的安慰，我不知道說什麽。我忍住眼淚，以輕鬆的語調說，媽媽，這次住院這麽久呀，現在的醫院都為了賺錢，他們可能故意讓你多住幾天呢，你就不要擔心，接著住吧。我最近正好有假期，我想迴來玩一段時間，也陪陪你……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們在電話說得好好的，母親卻突然沉默下來。過了好一會，她才說，你忘記了媽媽是醫生，老四，我早就預感到了，要分手的時候總是要分手的，好在你們都大了——
我在家排行第四，母親總是叫我“老四”。
我告誡自己，母親想從我的迴答裏得到真相，母親在套我的話。我說，媽媽，你在說什麽？疑神疑鬼，你不是要活到八十歲，活到九十歲，或到一百歲的嗎？你好好的，在那裏說什麽分手，還說得文縐縐的！
母親咳了咳嗓子，平靜地說：你們不用寬慰我，我想得開，倒是你們不要為我的事把自己急壞了。我老了，就是這次不走，又能呆多久？可是你們要聽我的，第一，你們不要太著急，不能把自己先急壞了。看你的姐姐，這些天到處奔波，比她作了幾年生意都要辛苦……。至於你，不能因為我的病而影響自己的工作。你們姐弟這些天太忙了，不要以為我不知道。第二，我年紀大了，受不了化療，我不想再受那個苦。如果能中西醫結合，采取保守治療方法就可以了。我已經活了這麽大，夠本了。我不怕死，更不會被死亡嚇死的。第三，還是關於你，你離得最遠，也是最讓我擔心的，你有什麽事，我們幫不上忙。你在國外不容易，兩個孩子都還小，這裏有姐姐哥哥照顧我，你不要迴來，不要不顧一切地趕迴來！知道嗎？如果你就這樣不顧一切地跑迴來，我要生氣的……
母親是個直性子也是一個腦袋不會轉彎的人，到這個時候，她竟然還在那裏為我著想，來安慰我，一如既往地為兒女操心！
我不知道母親對自己的病情到底了解到什麽程度，所以我不願接著母親的話題說下去。我以故作輕鬆的笑聲打斷了母親的話，隨後問起母親所在醫院的條件，母親說，她住的是隨州市最好的醫院，隨州市中心醫院。
我記不起有這家醫院，母親說，以前叫隨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你怎麽忘記了？我在這裏工作過一段時間，也就是你出生的醫院，三歲時，你在這裏住院做過手術，六歲時你在這裏住院，因為水龍頭結冰無法洗臉，我去給你灌開水時摔了一跤，結果你出院那天我又入院了……，後來上小學後，你又進過兩次這個醫院，初中後你的身體才好起來，再也沒有進來過，難怪你忘記了……
講到我身體好起來時，母親聲音裏透出興奮，顯然我轉移話題成功，母親暫時忘記了自己的病。
母親說，在外麵生活不容易，要搞好自己的身體，要養家活口，你除了工作還要業餘寫作，真不容易，不要為了我而迴來，如果真有什麽事，會通知你的……
因為上唿吸道和肺部感染，母親的聲音聽上去空洞而遙遠，然而，我卻被這聲音牽引著穿越了四十一年的時間和半個地球的空間而迴到那張病床前，上麵躺著我年輕的母親，身邊還有一個剛剛來到人間的孩子，那孩子就是我。
四十一年前，在同一個醫院裏，母親帶我來到人間，並一路伴隨我走過風風雨雨的人間路，如今，她老人家又躺迴到那裏，已經快走到人生的盡頭。我不知道天地良心之間，是否有一個理由阻止我迴去母親的身邊，陪伴她走過這段艱辛的人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