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唐太宗上台並非名正言順,所以他就給人們留下了名正言順地推翻他的理由。如果社會上沒有可以懼怕的勢力,那麽唐太宗也可以高枕無憂。可是實際情況遠不是這樣。在前麵我們已經看到了,當時既有小的謀反,又有大的士族存在,外族的騷擾、自然災害也跟著湊熱鬧。這時候的唐太宗怎麽可能高枕無憂?在這樣一個動蕩的環境裏,他如果大開殺戒,幹掉那些他不喜歡的人,這隻能使他所處的環境更加動蕩,更加難以控製。他在這種環境中不衝動,不亂殺人,就是一個明智的、對自己有好處的選擇。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團結朝廷內部的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對付那些朝廷外部的反對力量。
唐太宗上台後推行了溫和的政策。這也是考慮到了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人的忍耐是有限的,長期生活在戰亂的年代對於人來說是苦差事,所以在長期征戰之後,人們總是要想辦法逃離戰亂,休養生息。
唐太宗登基之前,社會上是很不太平的。隋朝的皇帝多次出征吐蕃、吐穀渾、高昌、薛延陀、南詔、琉求等國。他們三征高麗,也是無功而還。隋朝末年農民戰爭的慘烈程度也是令人觸目驚心。隋朝之前是魏晉南北朝近370年的曆史,除了西晉有過30多年的全國統一,其餘的時間都處於南北對峙或軍閥混戰。
長期戰亂之後,社會上的物質和人力都不可能繼續支持戰亂,所以長期戰亂之後,社會的內在需求將使戰亂停息下來。實際上高壓的統治很容易導致戰亂,立足未穩的皇帝殺大臣,大臣再用武力反抗,社會就容易再次陷入戰亂;所以長期戰亂之後,高壓統治是不適宜的。在通常的情況下,統治者總會在長期戰亂之後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以順應人們的需要,他會盡量避免用高壓手段來處理社會問題。
就在‘涇河龍王’被殺之後,社會上並不消停,各種各樣的謀反就很多,比如,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衛將軍劉德裕謀反,伏誅。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反,伏誅。衛士崔卿、刁文懿謀反,伏誅。代州都督劉蘭謀反,伏誅。張亮謀反,伏誅。幽州大都督廬江王瑗謀逆,廢為庶人。利州都督義安王李孝常等謀反,伏誅。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係滿獄。如此這些在《西遊記》中就反映為涇河龍王的冤魂日夜糾纏李世民,而秦瓊和尉遲恭被畫成門神則代表著二人保護唐太宗,四處平亂。唐太宗起死迴生則代表在宮廷之中或許發生過一場險象環生,精心策劃的政變,李世民九死一生,險些斃命,但是此事好像還不是太子李承乾造反。
唐太宗為了收攏人心,實施了一係列改進措施,比如打破世俗的門檻,率先與民間底層通婚,劉全與公主的婚姻就是代表,公主昏倒代表她起初寧死不從,劉全頭頂南瓜則是拋繡球招親的另類表現形式,二者雖然表麵有些不同,但是卻開了先例,自此,門第觀念逐漸相對淡化,由皇室傳到了上層社會,殷小姐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太宗收攏人心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為相良夫婦建了一座生祠,便是那座魯智深曾經倒拔垂楊柳的東京大相國寺,按照常理來說,一個普通人是沒有可能讓身為帝王的李世民為自己建造一座生祠的,如果有,那就說明相良夫婦出身社會底層,且對李世民有過大恩,至於什麽大恩,《西遊記》雖然有,但是不能采納,因為本文是從現實的角度考慮的,所以關於李世民為相良夫婦建相國寺的原因,我將會在今後的作品中杜撰一個。李世民之所以如此隆重的對待相良夫婦的原因還有就是要淡化矛盾,因為洛陽曾經是王世充的統治地,雖說王世充的名聲不大好,但是他若能在一個地方稱霸多時,足以與大唐為敵,靠的肯定不全是武力,也還有自己的威信,所以李世民需要在民間樹立一個愛民的形象,大相國寺便是最好的證明,與淩煙閣可比肩齊名。
在兩件親民大事落實之後,大唐國力逐漸強盛、社會矛盾緩和,唐太宗終於可以騰出手來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治理這個國家了。於是在貞觀十三年,歲在己巳,天下太平,八方進貢,四海稱臣。忽一日,太宗登位,聚集文武眾官,朝拜禮畢,有魏征丞相出班奏道:“方今天下太平,八方寧靜,應依古法,開立選場,招取賢士,擢用人材,以資化理。”太宗道:“賢卿所奏有理。”就傳招賢文榜,頒布天下:各府州縣,不拘軍民人等,但有讀書儒流,文義明暢,三場精通者,前赴長安應試。
在《西遊記》中的幾個重要的事件都明確提到貞觀十三年,可見這個時間是大唐國力的一個臨界點,此時社會安定,可以有足夠的精力來對國家進行係統治理,以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在大唐建立的初期,出於快速結束戰爭、盡早恢複國力的目的,李淵允許各個士族集團將自己的勢力像釘子一樣深深的紮入了全國各地,眼下到了李世民,如何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擺到了眼前。貞觀五年(631)十一月,太宗下詔議定皇親、宗室、勳貴大臣的等級,令他們各統一方,世代相傳,除非犯有大罪,否則世襲。貞觀十一年,太宗封荊州都督、荊王李元景等二十一王為世襲刺史,又以功臣長孫無忌等14人為世襲刺史。左庶子於誌寧上疏認為世襲刺史不是久安之道;長孫無忌也堅持不願前往受封之地,又請其兒媳、太宗寵愛之女長樂公主勸諫太宗。認為前代之所以實行刺史世襲,乃是國力不夠強而為之,漢代置侯即是為此。若世襲的後代有不肖子孫,冒犯刑憲,自取誅夷,或因延世受賞,招致宗族剿絕之禍,都是十分可悲的,長孫無忌堅決辭讓。
曆史上在如何對待開國功臣這個問題上似乎有三種方法,一種是朱元璋式的趕盡殺絕法,一種是趙匡胤式的杯酒釋兵權法,再一種就是唐太宗式的日拱一卒法。即為士族關掉一扇門的同時,也為他們打開一扇窗戶,在一定長的時間內讓他們放棄特權,自覺歸並到科考大軍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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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上台後推行了溫和的政策。這也是考慮到了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人的忍耐是有限的,長期生活在戰亂的年代對於人來說是苦差事,所以在長期征戰之後,人們總是要想辦法逃離戰亂,休養生息。
唐太宗登基之前,社會上是很不太平的。隋朝的皇帝多次出征吐蕃、吐穀渾、高昌、薛延陀、南詔、琉求等國。他們三征高麗,也是無功而還。隋朝末年農民戰爭的慘烈程度也是令人觸目驚心。隋朝之前是魏晉南北朝近370年的曆史,除了西晉有過30多年的全國統一,其餘的時間都處於南北對峙或軍閥混戰。
長期戰亂之後,社會上的物質和人力都不可能繼續支持戰亂,所以長期戰亂之後,社會的內在需求將使戰亂停息下來。實際上高壓的統治很容易導致戰亂,立足未穩的皇帝殺大臣,大臣再用武力反抗,社會就容易再次陷入戰亂;所以長期戰亂之後,高壓統治是不適宜的。在通常的情況下,統治者總會在長期戰亂之後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以順應人們的需要,他會盡量避免用高壓手段來處理社會問題。
就在‘涇河龍王’被殺之後,社會上並不消停,各種各樣的謀反就很多,比如,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衛將軍劉德裕謀反,伏誅。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反,伏誅。衛士崔卿、刁文懿謀反,伏誅。代州都督劉蘭謀反,伏誅。張亮謀反,伏誅。幽州大都督廬江王瑗謀逆,廢為庶人。利州都督義安王李孝常等謀反,伏誅。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係滿獄。如此這些在《西遊記》中就反映為涇河龍王的冤魂日夜糾纏李世民,而秦瓊和尉遲恭被畫成門神則代表著二人保護唐太宗,四處平亂。唐太宗起死迴生則代表在宮廷之中或許發生過一場險象環生,精心策劃的政變,李世民九死一生,險些斃命,但是此事好像還不是太子李承乾造反。
唐太宗為了收攏人心,實施了一係列改進措施,比如打破世俗的門檻,率先與民間底層通婚,劉全與公主的婚姻就是代表,公主昏倒代表她起初寧死不從,劉全頭頂南瓜則是拋繡球招親的另類表現形式,二者雖然表麵有些不同,但是卻開了先例,自此,門第觀念逐漸相對淡化,由皇室傳到了上層社會,殷小姐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太宗收攏人心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為相良夫婦建了一座生祠,便是那座魯智深曾經倒拔垂楊柳的東京大相國寺,按照常理來說,一個普通人是沒有可能讓身為帝王的李世民為自己建造一座生祠的,如果有,那就說明相良夫婦出身社會底層,且對李世民有過大恩,至於什麽大恩,《西遊記》雖然有,但是不能采納,因為本文是從現實的角度考慮的,所以關於李世民為相良夫婦建相國寺的原因,我將會在今後的作品中杜撰一個。李世民之所以如此隆重的對待相良夫婦的原因還有就是要淡化矛盾,因為洛陽曾經是王世充的統治地,雖說王世充的名聲不大好,但是他若能在一個地方稱霸多時,足以與大唐為敵,靠的肯定不全是武力,也還有自己的威信,所以李世民需要在民間樹立一個愛民的形象,大相國寺便是最好的證明,與淩煙閣可比肩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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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遊記》中的幾個重要的事件都明確提到貞觀十三年,可見這個時間是大唐國力的一個臨界點,此時社會安定,可以有足夠的精力來對國家進行係統治理,以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在大唐建立的初期,出於快速結束戰爭、盡早恢複國力的目的,李淵允許各個士族集團將自己的勢力像釘子一樣深深的紮入了全國各地,眼下到了李世民,如何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擺到了眼前。貞觀五年(631)十一月,太宗下詔議定皇親、宗室、勳貴大臣的等級,令他們各統一方,世代相傳,除非犯有大罪,否則世襲。貞觀十一年,太宗封荊州都督、荊王李元景等二十一王為世襲刺史,又以功臣長孫無忌等14人為世襲刺史。左庶子於誌寧上疏認為世襲刺史不是久安之道;長孫無忌也堅持不願前往受封之地,又請其兒媳、太宗寵愛之女長樂公主勸諫太宗。認為前代之所以實行刺史世襲,乃是國力不夠強而為之,漢代置侯即是為此。若世襲的後代有不肖子孫,冒犯刑憲,自取誅夷,或因延世受賞,招致宗族剿絕之禍,都是十分可悲的,長孫無忌堅決辭讓。
曆史上在如何對待開國功臣這個問題上似乎有三種方法,一種是朱元璋式的趕盡殺絕法,一種是趙匡胤式的杯酒釋兵權法,再一種就是唐太宗式的日拱一卒法。即為士族關掉一扇門的同時,也為他們打開一扇窗戶,在一定長的時間內讓他們放棄特權,自覺歸並到科考大軍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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