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請許先生為我撰寫一篇檄文以號令天下如何？想當年袁曹開戰前，那袁紹袁本初叫陳琳撰寫討賊檄文一篇，可謂是振聾發聵啊，雖說袁曹交兵最後袁本初是遭遇了官渡之敗，但是這檄文的重要性還是非常重要啊，這傳檄天下的第一炮能否打響，可是要看你許先生了！”
曆史上四大討賊檄文分別是袁紹手下謀士田豐的討曹檄文。駱賓王的討武則天檄文，朱元璋的法援習文，天國的北伐檄文。
狄泉當然知道，想要讓大江南北，黃河上下的老百姓雲集響應自己的舉動，這篇所謂的“討賊檄文”，可是重中之重。
“這點寨主自然不必掛心，許某人自然會用心為之，然而這傳檄天下，所需要之傳播數量何其巨大，要是隻靠手抄，隻怕太過離譜，還要妥善處理。”
許貫忠是什麽人才，胸藏萬卷書啊，想要做出一篇符合要求的文章，那還不是手到擒來？可謂是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但是你傳播上會有問題。
因為這個時代可沒有打字複印機，你想要大規模拓印東西，那得靠著雕版印刷，但是匹配的雕版是很少的，隻有少數書籍才有。
就拿原著裏的“聖手書生”蕭讓來舉例子，他在被“神行太保”戴宗騙上梁山的時候就一直是在那裏抄書的。
而實際上，此時雕版印刷是有的，問題就在於雕版印刷發明之後，人們用木板做原料，相當省錢。一部書版，可以印出幾百部，幾千部，比起一字一句地靠手抄寫，真是簡便多了。
它的發明和推廣，對文化的普及和發展，確實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雕版印刷還是有它的缺陷。
第一，每印一頁書就得刻一塊版，每印一本書就得刻一副版，人力物力耗費甚多。第二，一部大書往往要花上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完成；如果印了一次不再印第二次，顯然是很大的浪費，倘因不得已的事故半途而廢，損失更大。第三，一塊塊書版，占據著大量空間，保存起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這玩意普及不了，隻有東京這樣的大城市才有可能有，所以活字印刷的發明就很重要了。
活字印刷是北宋發明家畢昇發明的，他總結了曆代雕版印刷的豐富的實踐經驗，經過反複試驗，在宋仁宗慶曆年間製成了膠泥活字，實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項重大的革命。
活字印刷術就是預先製成單個活字，然後按照付印的稿件，撿出所需要的字，排成一版而施行印刷的方法。采用活字印刷，一書印完之後，版可折散，單字仍可再用來排其它的書版這個方法直到現在也是世界上生產書籍、報紙、雜誌的方法之一。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中國文化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為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按說按照時間，現在活字印刷術已經發明改進了，但是，畢昇在發明了泥活字之後，沒過幾年就去世了，因此來不及向同行們介紹他的新發明，這可能也是這項發明未能及時流傳和很少資料記載的原因，不過，這隻是推想而已。
畢昇死後，他創造的活字落到了沈括的侄子輩手裏，被當作“古董”寶藏起來，這樣，世界上第一副泥活字從此默默無聞了。
在畢昇發明泥活字之後50多年，即北宋崇寧二年，浙江溫州出版了活字印本佛經，這是1987年在溫州市郊白象塔出土北宋文物中得到證明的，這裏出土有《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殘頁和同一出處的《寫經緣起》殘頁。
後者寫有“崇寧二年五月”，它與前者紙質相同，色澤相似，因而考古學者斷定佛經亦為同年之物。溫州燒瓷工業發達，有燒製泥活字的物質和技術條件，所以考古學者斷言溫州出土的這件佛經殘頁，當為《夢溪筆談》中關於泥活字印刷記載的確切實物見證。如果此說成立，這是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了，也是世界上第一本泥活字印本。
後來，南宋時，做過宰相的周必大，曾仿照畢昇的方法，在1193年用泥活字印過自著的《玉堂雜記》。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近用沈括的方法(實即畢昇的方法)“以膠泥銅板，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這可以說是宋朝的最可信的泥活字印本，可惜原印本也早已失傳了。
宋朝以後，泥活字印刷還繼續被人采用，並取得了成功。
但是畢昇的這項發明，實在是印刷史上一次偉大的技術革命，這項技術並沒有因為畢昇去世而被人遺忘，而是被後人繼承下來繼續使之發展。
也就是說，在宋徽宗年間，這活字印刷術還沒有普及，甚至都沒有太多的人知道。
但是狄泉知道啊！
現在梁山上就有著兩個現成的人才可以來進行這項技術的創作，那就是梁山泊造假二人組——“聖手書生”蕭讓和“玉臂將”金大堅。
蕭讓書中當時著名書法家，善寫當時蘇、黃、米、蔡四種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後來是梁山第四十六條好漢，星號地文星，職務為行文走檄調兵遣將。
說白了這小子就是個文書的工作性質，讓他來書寫膠泥活字的字體完全沒問題。
至於這個“玉臂將”金大堅，則排第六十六位，上應地巧星，負責製造兵符印信，書中讚詩說他“鳳篆龍章信手生，雕鐫印信更分明。人稱玉臂非虛譽，藝苑馳聲第一名”，可見其雕刻技術是非常厲害的。
而且原著裏，在梁山征方臘前，金大堅與皇甫端一起，被皇帝留在了京城，“駕前聽用”。最後“在內府禦寶監為官”。
眾所周知，這個該死的宋徽宗道君皇帝的藝術造詣是很高的，尤其是在書法和金石方麵，基本上不算上登峰造極，那也算是眼光很高的了。
“玉臂將”金大堅這小子不僅能夠得到道君皇帝的青睞，還能夠在禦寶監為官，這可是對於他手藝的最高級別認可。
不過，這小子被狄泉弄上了梁山之後，現在還一直閑置著，沒什麽大用，現在是沒有那麽多的印章可以讓他去雕刻，這老小子白吃白飯好長時間了。
現在，這不正是他的活計嗎！
就讓他去雕刻膠泥活字去吧，玉石都能夠雕刻，雕刻膠泥活字那不是更加的手到擒來嗎。
狄泉當時就把這個活字印刷術的想法給許貫忠說了一下，並且叫人立刻把“聖手書生”蕭讓和“玉臂將”金大堅立刻帶到那濟州張叔夜處，全力配合，開始實驗活字印刷術。
而許貫忠在聽到了這個活字印刷術的概念之後，完全是驚訝的合不攏嘴。
因為要是這個活字印刷術成了，那意義可就太重大了！
印本的大量生產，使書籍留存的機會增加，減少手寫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絕滅的可能性。由於印本的廣泛傳播及讀者數量的增加，過去教會對學術的壟斷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戰，宗教著作的優先地位也逐漸為人文主義學者的作品所取代。
而讀者們對於曆來存在的對古籍中的分歧和矛盾有所認識，因而削弱了對傳統說法的信心，進而為新學問的發展建立了基礎。
印刷使版本統一，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產生的訛誤，有明顯的差異。印刷術本身不能保證文字無誤，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對及印刷後的勘誤表，使得後出的印本更趨完善。通過印刷工作者進行的先期編輯，使得書籍的形式日漸統一，而不是像從前手抄者的各隨所好。
眾所周知，在古代統治階級把“使民愚昧”作為治世良方，藥到病除，隻要不開啟“民智”，就可以安享太平。
商鞅在《商君書》裏麵說的“馭民五術”，就是典型的代表，商鞅變法的本質就是：與民爭利，讓民眾忙碌一生但又一事無成，民眾就隻是生產和戰爭的機器。
在商鞅看來，國家和民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精英和百姓，貴族和平民是對立的，是零和
博弈，民富則國不強，國強則民不能富。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知識權被迫放開
在古代，農業社會的統治階層不需要老百姓有知識有文化。無論東西方，歐洲遍地都是文盲，隻有貴族和教會的僧侶們把持著“讀書的權力”。特權階層壟斷了知識，和知識的解釋權。
而為什麽不能讓平民享受“讀書權”？兩個原因：首先，農業文明時代，生產力低下，農民必須全身心投入到農事去，無暇顧及其他。讀書本身並不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反爾誤事。
其次，農民隻有被固定在土地上，才會老老實實伺候莊稼。不認字，就不能了解信息，就不會到處亂跑，有利於管理。掌握知識，就是掌握“信息”。沒有信息來源的人，就隻能聽教會，聽領主，聽地主和官老爺來傳遞信息。農民無法分辨信息真假，沒有別的渠道去了解，上頭說的，就是唯一的真理。
知識分子會看書，會識字，他就會了解太多的社會運營機製，他就會產生不滿，他就會要求權利。
所以，中國從東漢至唐末，也存在貴族，他們壟斷的卻是另一種資源——知識。
甭管這種知識多麽的扯淡，無用和反智，但隻有掌握了這種知識的人，才能參與治國經世，這些知識就是貴族們最重要的資源。
這些人以血緣為紐帶，用家族的方式進行傳承，將知識牢牢的壟斷在自己家族的手中，通過這種壟斷，貴族一家的地位甚至比皇帝都要高，家族小姐比皇家公主還要受歡迎，可見貴族的地位多麽崇高。
壟斷的貴族們默契的進行著合作，將壟斷進行到底，憑借著這些知識的紐帶，加上互相通婚等促進措施，漸漸的形成了傳承百年的世家貴族。
關隴貴族、江左貴族等等等等就是典型的代表。有軍閥、有財閥，還有“知閥”，這些“知閥”代表了文化道統，甚至能代表天下正朔，連皇權都需要向他們妥協。
其實古代大多數是精英文學，從時間線來說，先秦隻有貴族和士才能讀書，一直到魏晉南北朝，文學被貴族所壟斷，書籍隻是在士之間傳播，不需要麵向廣大人民群眾，因為群眾根本沒機會讀書。就是所謂精英文學。
一直到唐朝，教育下移，貧寒人士也能讀書了，但是也僅限於讀書人之間，不識字的根本沒機會讀得懂典籍，也就是所謂同行之間看得懂就行，外行和不讀書的看不懂。
宋元明清時期市民階層壯大，市民文學、戲曲小說話本等等得到發展，這些就是麵向廣大人民的。
而在宋朝之前，由於活字印刷術未曾普及，所以這書籍的數量和價值也是非常稀少和高昂的。
在造紙術沒出來之前，書籍還是竹簡，貴的要死，造紙術出來之後，因為沒有印刷術，書籍還是貴的離譜。
雕版印刷術出來之後，成本依舊是昂貴的，書籍對於老百姓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但是，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完全可以讓其高昂的書籍造假就此被打下來，書籍的高昂價格和原本被貴族階層給壟斷的情況就會發生極大的改變。
由此，老百姓的手裏也就能夠掌握知識和書籍了，這對於古代的中國，那可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
這些，也許別人並不知道，但是許貫忠是完全知曉的！
“若有如此方法，寨主，我想天下的讀書人與黔首都會把寨主千秋萬代銘記在心啊！”
許貫忠明白，也許狄泉可以通過這種活字印刷術，來直接獲取天下讀書人之心。
也就是曆史上所說的非常之多的“士子之心”。
曆史上四大討賊檄文分別是袁紹手下謀士田豐的討曹檄文。駱賓王的討武則天檄文，朱元璋的法援習文，天國的北伐檄文。
狄泉當然知道，想要讓大江南北，黃河上下的老百姓雲集響應自己的舉動，這篇所謂的“討賊檄文”，可是重中之重。
“這點寨主自然不必掛心，許某人自然會用心為之，然而這傳檄天下，所需要之傳播數量何其巨大，要是隻靠手抄，隻怕太過離譜，還要妥善處理。”
許貫忠是什麽人才，胸藏萬卷書啊，想要做出一篇符合要求的文章，那還不是手到擒來？可謂是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但是你傳播上會有問題。
因為這個時代可沒有打字複印機，你想要大規模拓印東西，那得靠著雕版印刷，但是匹配的雕版是很少的，隻有少數書籍才有。
就拿原著裏的“聖手書生”蕭讓來舉例子，他在被“神行太保”戴宗騙上梁山的時候就一直是在那裏抄書的。
而實際上，此時雕版印刷是有的，問題就在於雕版印刷發明之後，人們用木板做原料，相當省錢。一部書版，可以印出幾百部，幾千部，比起一字一句地靠手抄寫，真是簡便多了。
它的發明和推廣，對文化的普及和發展，確實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雕版印刷還是有它的缺陷。
第一，每印一頁書就得刻一塊版，每印一本書就得刻一副版，人力物力耗費甚多。第二，一部大書往往要花上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完成；如果印了一次不再印第二次，顯然是很大的浪費，倘因不得已的事故半途而廢，損失更大。第三，一塊塊書版，占據著大量空間，保存起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這玩意普及不了，隻有東京這樣的大城市才有可能有，所以活字印刷的發明就很重要了。
活字印刷是北宋發明家畢昇發明的，他總結了曆代雕版印刷的豐富的實踐經驗，經過反複試驗，在宋仁宗慶曆年間製成了膠泥活字，實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項重大的革命。
活字印刷術就是預先製成單個活字，然後按照付印的稿件，撿出所需要的字，排成一版而施行印刷的方法。采用活字印刷，一書印完之後，版可折散，單字仍可再用來排其它的書版這個方法直到現在也是世界上生產書籍、報紙、雜誌的方法之一。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中國文化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為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按說按照時間，現在活字印刷術已經發明改進了，但是，畢昇在發明了泥活字之後，沒過幾年就去世了，因此來不及向同行們介紹他的新發明，這可能也是這項發明未能及時流傳和很少資料記載的原因，不過，這隻是推想而已。
畢昇死後，他創造的活字落到了沈括的侄子輩手裏，被當作“古董”寶藏起來，這樣，世界上第一副泥活字從此默默無聞了。
在畢昇發明泥活字之後50多年，即北宋崇寧二年，浙江溫州出版了活字印本佛經，這是1987年在溫州市郊白象塔出土北宋文物中得到證明的，這裏出土有《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殘頁和同一出處的《寫經緣起》殘頁。
後者寫有“崇寧二年五月”，它與前者紙質相同，色澤相似，因而考古學者斷定佛經亦為同年之物。溫州燒瓷工業發達，有燒製泥活字的物質和技術條件，所以考古學者斷言溫州出土的這件佛經殘頁，當為《夢溪筆談》中關於泥活字印刷記載的確切實物見證。如果此說成立，這是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了，也是世界上第一本泥活字印本。
後來，南宋時，做過宰相的周必大，曾仿照畢昇的方法，在1193年用泥活字印過自著的《玉堂雜記》。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近用沈括的方法(實即畢昇的方法)“以膠泥銅板，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這可以說是宋朝的最可信的泥活字印本，可惜原印本也早已失傳了。
宋朝以後，泥活字印刷還繼續被人采用，並取得了成功。
但是畢昇的這項發明，實在是印刷史上一次偉大的技術革命，這項技術並沒有因為畢昇去世而被人遺忘，而是被後人繼承下來繼續使之發展。
也就是說，在宋徽宗年間，這活字印刷術還沒有普及，甚至都沒有太多的人知道。
但是狄泉知道啊！
現在梁山上就有著兩個現成的人才可以來進行這項技術的創作，那就是梁山泊造假二人組——“聖手書生”蕭讓和“玉臂將”金大堅。
蕭讓書中當時著名書法家，善寫當時蘇、黃、米、蔡四種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後來是梁山第四十六條好漢，星號地文星，職務為行文走檄調兵遣將。
說白了這小子就是個文書的工作性質，讓他來書寫膠泥活字的字體完全沒問題。
至於這個“玉臂將”金大堅，則排第六十六位，上應地巧星，負責製造兵符印信，書中讚詩說他“鳳篆龍章信手生，雕鐫印信更分明。人稱玉臂非虛譽，藝苑馳聲第一名”，可見其雕刻技術是非常厲害的。
而且原著裏，在梁山征方臘前，金大堅與皇甫端一起，被皇帝留在了京城，“駕前聽用”。最後“在內府禦寶監為官”。
眾所周知，這個該死的宋徽宗道君皇帝的藝術造詣是很高的，尤其是在書法和金石方麵，基本上不算上登峰造極，那也算是眼光很高的了。
“玉臂將”金大堅這小子不僅能夠得到道君皇帝的青睞，還能夠在禦寶監為官，這可是對於他手藝的最高級別認可。
不過，這小子被狄泉弄上了梁山之後，現在還一直閑置著，沒什麽大用，現在是沒有那麽多的印章可以讓他去雕刻，這老小子白吃白飯好長時間了。
現在，這不正是他的活計嗎！
就讓他去雕刻膠泥活字去吧，玉石都能夠雕刻，雕刻膠泥活字那不是更加的手到擒來嗎。
狄泉當時就把這個活字印刷術的想法給許貫忠說了一下，並且叫人立刻把“聖手書生”蕭讓和“玉臂將”金大堅立刻帶到那濟州張叔夜處，全力配合，開始實驗活字印刷術。
而許貫忠在聽到了這個活字印刷術的概念之後，完全是驚訝的合不攏嘴。
因為要是這個活字印刷術成了，那意義可就太重大了！
印本的大量生產，使書籍留存的機會增加，減少手寫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絕滅的可能性。由於印本的廣泛傳播及讀者數量的增加，過去教會對學術的壟斷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戰，宗教著作的優先地位也逐漸為人文主義學者的作品所取代。
而讀者們對於曆來存在的對古籍中的分歧和矛盾有所認識，因而削弱了對傳統說法的信心，進而為新學問的發展建立了基礎。
印刷使版本統一，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產生的訛誤，有明顯的差異。印刷術本身不能保證文字無誤，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對及印刷後的勘誤表，使得後出的印本更趨完善。通過印刷工作者進行的先期編輯，使得書籍的形式日漸統一，而不是像從前手抄者的各隨所好。
眾所周知，在古代統治階級把“使民愚昧”作為治世良方，藥到病除，隻要不開啟“民智”，就可以安享太平。
商鞅在《商君書》裏麵說的“馭民五術”，就是典型的代表，商鞅變法的本質就是：與民爭利，讓民眾忙碌一生但又一事無成，民眾就隻是生產和戰爭的機器。
在商鞅看來，國家和民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精英和百姓，貴族和平民是對立的，是零和
博弈，民富則國不強，國強則民不能富。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知識權被迫放開
在古代，農業社會的統治階層不需要老百姓有知識有文化。無論東西方，歐洲遍地都是文盲，隻有貴族和教會的僧侶們把持著“讀書的權力”。特權階層壟斷了知識，和知識的解釋權。
而為什麽不能讓平民享受“讀書權”？兩個原因：首先，農業文明時代，生產力低下，農民必須全身心投入到農事去，無暇顧及其他。讀書本身並不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反爾誤事。
其次，農民隻有被固定在土地上，才會老老實實伺候莊稼。不認字，就不能了解信息，就不會到處亂跑，有利於管理。掌握知識，就是掌握“信息”。沒有信息來源的人，就隻能聽教會，聽領主，聽地主和官老爺來傳遞信息。農民無法分辨信息真假，沒有別的渠道去了解，上頭說的，就是唯一的真理。
知識分子會看書，會識字，他就會了解太多的社會運營機製，他就會產生不滿，他就會要求權利。
所以，中國從東漢至唐末，也存在貴族，他們壟斷的卻是另一種資源——知識。
甭管這種知識多麽的扯淡，無用和反智，但隻有掌握了這種知識的人，才能參與治國經世，這些知識就是貴族們最重要的資源。
這些人以血緣為紐帶，用家族的方式進行傳承，將知識牢牢的壟斷在自己家族的手中，通過這種壟斷，貴族一家的地位甚至比皇帝都要高，家族小姐比皇家公主還要受歡迎，可見貴族的地位多麽崇高。
壟斷的貴族們默契的進行著合作，將壟斷進行到底，憑借著這些知識的紐帶，加上互相通婚等促進措施，漸漸的形成了傳承百年的世家貴族。
關隴貴族、江左貴族等等等等就是典型的代表。有軍閥、有財閥，還有“知閥”，這些“知閥”代表了文化道統，甚至能代表天下正朔，連皇權都需要向他們妥協。
其實古代大多數是精英文學，從時間線來說，先秦隻有貴族和士才能讀書，一直到魏晉南北朝，文學被貴族所壟斷，書籍隻是在士之間傳播，不需要麵向廣大人民群眾，因為群眾根本沒機會讀書。就是所謂精英文學。
一直到唐朝，教育下移，貧寒人士也能讀書了，但是也僅限於讀書人之間，不識字的根本沒機會讀得懂典籍，也就是所謂同行之間看得懂就行，外行和不讀書的看不懂。
宋元明清時期市民階層壯大，市民文學、戲曲小說話本等等得到發展，這些就是麵向廣大人民的。
而在宋朝之前，由於活字印刷術未曾普及，所以這書籍的數量和價值也是非常稀少和高昂的。
在造紙術沒出來之前，書籍還是竹簡，貴的要死，造紙術出來之後，因為沒有印刷術，書籍還是貴的離譜。
雕版印刷術出來之後，成本依舊是昂貴的，書籍對於老百姓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但是，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完全可以讓其高昂的書籍造假就此被打下來，書籍的高昂價格和原本被貴族階層給壟斷的情況就會發生極大的改變。
由此，老百姓的手裏也就能夠掌握知識和書籍了，這對於古代的中國，那可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
這些，也許別人並不知道，但是許貫忠是完全知曉的！
“若有如此方法，寨主，我想天下的讀書人與黔首都會把寨主千秋萬代銘記在心啊！”
許貫忠明白，也許狄泉可以通過這種活字印刷術，來直接獲取天下讀書人之心。
也就是曆史上所說的非常之多的“士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