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比較起來，總裁更需要修行。為什麽呢？因為總裁大權在握，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沒有權力的人，一般說來，隻能夠建議，無法決定。下屬做壞事，將來還可以辯解：“不是我願意這樣做啊！總裁的命令，我怎麽敢違背呢？就算我有錯，也不過錯在聽話，不能怪我！”錯在聽話，應該不能算錯。但是用來辯解，抵擋一番還可以，真正評核起來，還是自己的錯，為什麽連這種話都要聽呢？
當總裁的人，做錯事，能不能替自己辯護：“都是那個沒良心的幹部，給我這種傷害天良的建議。”人家會不會冷笑：“請問你為什麽要聽他的？你是總裁，有權可以決定啊！”有權的人，好像什麽地方都有利，但是在承擔後果上麵，似乎相當不利。
俗語說得好：“人在衙門好修行。”意思是說：“一個人在政府機關服務，有很多權力可以運用，如果發揮出來，可以做很多善事。若是有意無意棄公權力而不用，然後大歎無力感，就等於造孽。”一般人想修行卻苦於缺乏力量，不得已退而求其次，自省自勉以獨善其身。公務員有法令可以依據，有公權力給予支撐，應該充分發揮以求兼善社會。否則有機會修行而不知修行，罪加一等。
總裁的社會責任，說起來也是一種修行的表現。總裁真心負起社會責任，同仁自然具有堅強的使命感。總裁隻是口頭上說得好聽，心裏對社會責任漠不關心，同仁也會受到感染，知道是一種為宣傳而宣傳的說詞，並未具有使命感。
員工修行與否，自己要負起全部責任。總裁修行與否，除了自己負起全部責任之外，還要為全體員工，負起部分責任。總裁責任重大，如果不能好好修行，好像所受的懲罰，遠比員工更為嚴重。譬如為富不仁，比貧窮而不仁，是不是更惹人怨恨呢？
總裁比員工更容易修行
鬆下幸之助一再指出：一個團體或一個組織的領導者，果真具有適合領導才幹的話，就可以帶動團體全員的進步，也就是這個團體之福。反過來說，如果領導者欠缺這種才幹，這個組織就無法向上發展，甚至說，不但無法發展，而且有崩潰之慮。可見一個領導者，是否具有適當才幹對組織來說，是多麽的重要。
總裁妥善領導，組織全體欣欣向榮，對整體社會有良好貢獻，這是最大善事，也是修行的良好結果。身在其位，必須把應有的責任，付諸實現。總裁像總裁的樣子，做好總裁應該做好的事情，便是一種修行。
鬆下拿他自身的經驗，告訴大家：經營上難免要遭遇種種困難，有時甚至陷
入進退兩難的局麵。總裁在麵對困境時，如果以坦誠的態度，接納事態的嚴重性，再安靜地思考情況發生的原因。往往發現有些原因是外來的，而大部分原因，還是產生在內部。這時候知過能改，也是善莫大焉。實際上事態固然嚴重，大多不致嚴重到無可補救的地步，假若能夠當機立悟，難關的破除，就有辦法了。
總裁麵臨困難，固然可以修行。身處順境的時候，更為方便。問題是困難當前，總裁就找到借口：“解決難題最要緊，偶而不擇手段，也是環境所逼，沒有什麽更好的選擇，大概老天爺不致見怪。就算真的責怪，等問題解決了，再來補做善事，應該是可行的。”然而，身居／頃境時，覺得日子好過得很，似乎什麽事情，都比不上賺錢重要，因為“時機好的時候，不多賺一些，萬一時機轉壞了，怎麽辦”？何況“等時機不好的時候，賺不到錢，隻好做善事，現在賺錢都來不及，哪裏有時間管這些”？
人類是理由專家，一直尋找對自己有利的理由，即使不完全是自我安慰，至少也使自己振振有詞，因而堅定信念，執迷不悟。這種情況，隻有靠自己改變。別人就算旁觀者清，看得十分清楚，也沒有辦法加以改變，徒歎奈何，成為親者痛而仇者快的一種憾事。
有權是好事，但是有權而不修行，就常常變成不是好事。這種道理，往往成為事後之明。大概要等到結果十分明顯，才會悔不當初。事先再怎麽說，一句“迷信”便擋掉了。聰明的人，最好把“事後的後悔”轉變為“事前的後悔”，意思是行事之先，考慮一下：“這樣說，將來會後悔嗎？”、“這樣做，將來會後悔嗎？”如果會，可能帶來那些令人悔不當初的後果？總裁知道自己大權在握，而且分授不出去，最妥當的辦法，便是切記“有權好修行”，多多行善，善盡社會責任。
救人、教人遠勝於“殺人”
不“殺人”就要被人“殺”
總裁最大的權力，說起來便是“把他殺掉”。劉邦殺韓信、勾踐殺文種、明思宗殺袁祟煥、雍正殺年羹堯，都是曆史上記載得相當清楚的“總裁殺人事件”。
他們的理由，十分簡單：“我不殺他，他就會殺我！”為什麽呢？也是曆史的教訓啊！
商鞅年輕的時候，叫做公孫鞅。在魏惠王的相國公叔座家中擔任高級家臣，稱為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的才能，一直想找機會把他推薦給惠王，卻苦於沒有合適的時機。有一次，公叔座生病，相當嚴重。惠王親自來向公叔座探病說：“你病了，萬一有所不幸，國家將怎麽辦呢？”公叔座趁機迴答：“我的中庶子公孫鞅，雖然年經，卻很有才能，希望能夠把國政交給他掌管。”惠王聽後默不出聲。將要離去時，公叔座叫退左右，向惠王獻策說：“王既然不任用公孫鞅，就一定要殺他，不要讓他離開魏國。”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魏惠王沒有接受公叔座的建議，既不重用商鞅，也沒有把他殺掉。後來商鞅投奔秦孝公，擔任左庶長的職位，大力變法。十年間治理得秦國山中沒有盜賊，路上不拾取別人的遺物，人人高興，家家富裕。
這時候，齊兵攻打魏國。商鞅向孝公建言：“秦、魏關係密切，不是魏兼並秦，就是秦為魏兼並。不如趁齊、魏打仗，出兵討伐魏國，以便逐步完成帝王大業。”
孝公派商鞅為將，率軍攻伐魏國。魏惠王的軍隊屢次為齊、秦所擊敗，不得已派使者割讓黃河以西之地，獻給秦國以求和平。惠王後悔地說：“早不聽公叔座的話，把商鞅殺掉！”可惜，已經來不及了。
總裁如果讀過這一段記載，便不難明白“遇見人才，不是重用他，便要殺掉他”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伴君如伴虎”，也是“人常常被老虎吃掉”的一種警示。
誰都知道應該重用人才，但是誰是真正的人才？而人才又不容易用，因而“運用權力，把他殺掉”便成為總裁最有利的法寶。“曆來總裁”都精於此道，原來是有依據的。
民主時代“殺人”要償命
現代的總裁，似乎沒有“殺人”的自由。因為民主時代，殺人者死，同樣要賠上一條性命。總裁難為，難在失去“操生死的大權”。可見時代潮流，總裁的“權”愈來愈有“限”，自保惟恐不足，還侈談什麽授權呢？
不能殺他，隻剩下一條路可走：那就是：重用他。總裁看得起員工，尊重員工，讓他們不致怨恨地離去，將來挖空心思，反過來“公報私仇”，像商鞅鼓動新主人把舊主人消滅掉那樣，使自己悔恨不堪。
墨子說過：“強弓，不容易拉得開。但是，一旦拉開了，就能夠將箭射到高處，射到深處。駿馬，很難駕馭。但是，馴服駿馬，就能夠負擔重載，奔馳遠路。”
傑出的人才，很難為總裁所用。比幹被殺，因為他絕對不屈服於紂王。孟賁被殺，因為他勇氣十足。吳起被處裂刑，由於他主張革新。韓信、文種、袁崇煥、年羹堯被殺，都由於功勞太大，使總裁備受威脅。人才因具備長處而招來災殃，提早了他們的死期。
這固然是人才自己不明進退、“禍福自召”的結果，但是總裁有權，如果再明白“有傑出人才，才能輔助總裁，將總裁的偉大顯示於世間”的道理，就會挽救人才，一方麵救人於危亡，一方麵也幫助自己修行。
總裁可以殺人，可殺而不殺，是善行。總裁更可以救人，能救而不救，是惡行。這善惡之間，係於總裁的一念之差，能不警惕、謹慎？
救人要具有智慧
墨子指出：領導者自己如果不知道怎樣烹宰家畜，他就會委任高明的廚師。總裁如果不懂得怎樣裁製衣服，也會委請高明的裁縫師。但是，遇到重大事項，他們就認為自己最有本領，反而不會請教真正的專家。這種“懂得小道理，卻不懂大道理”的結果，使總裁無意中失去許多傑出的人才。小事委任他人，什麽都做得好好的；大事自己承擔，卻落得自苦苦人，自害害人。這樣的結果，當然不是總裁所樂見的。總裁需要智慧，不能完全依賴知識，因為大事的判斷，往往非知識所能及。
依照墨子的標準，總裁有三種等級：不重視人才的總裁，遲早要敗亡。擁有人才而忽略他們的建議，是愚昧的總裁，事業起伏不定，多半由情勢和時機來決定。隻有與人才共商大計的總裁，才能夠維持穩定的成長。
最優越的總裁，懂得立於不敗之地，從來未曾失敗過。次一級的總裁，雖然失敗過，卻能夠反敗為勝，使失敗變為成功。前者始終獲得人才的協助，後者也是由於失敗時，知道特別重視人才，因而能夠善用人才。
春秋時代，晉文公因避難而亡命他國，後來成為諸侯盟主。齊桓公一度逃亡異鄉，後來在諸侯中稱霸。中國曆史上反敗為勝的史實很多，雖然不是最優越的總裁，卻也相當不容易，絕對不是單憑個人的力量，所能夠達成的。
人才不能表現，是總裁不知道他，不能提供合適的機會。若是人才一表現就提早死亡，顯然是總裁不諒解他，不能適時救他一命。這固然是就總裁這一方麵來看的片麵事實，但是平心而論，也是總裁推卸不掉的責任。為什麽呢？還是那一句老話：總裁有權呀！
總裁看來看去，隻看到自己認識的人，就會被自己的眼睛所害。總裁評估人
才，隻管使用自己的標準，便會被自己的標準所害。人才固然自己害死自己，總裁何嚐不是如此。
既然雙眼所見，十分有限；依據標準判斷，又往往失當。中國人隻好聰明地選擇“總裁做好人，幹部當壞人”的途徑，總裁以救人為先，在能救即救的大前提下，讓幹部確實去評估，能救便救，不能救的時候，也隻好“揮淚斬馬謖”。
人類曆史上最常出現的悲劇，便是“老板把不忠的人當做心腹，卻疏遠了真正的忠貞之士”。同樣，事事拿“法”做依據，也會阻斷下屬的忠諫，常常有賞罰製度，而不能舉賞罰的效果。總裁要修行，想救人，看起來好像輕而易舉，事實上必須用心提升自己的智慧才行。
當總裁的人，做錯事，能不能替自己辯護：“都是那個沒良心的幹部，給我這種傷害天良的建議。”人家會不會冷笑：“請問你為什麽要聽他的？你是總裁，有權可以決定啊！”有權的人，好像什麽地方都有利，但是在承擔後果上麵，似乎相當不利。
俗語說得好：“人在衙門好修行。”意思是說：“一個人在政府機關服務，有很多權力可以運用，如果發揮出來，可以做很多善事。若是有意無意棄公權力而不用，然後大歎無力感，就等於造孽。”一般人想修行卻苦於缺乏力量，不得已退而求其次，自省自勉以獨善其身。公務員有法令可以依據，有公權力給予支撐，應該充分發揮以求兼善社會。否則有機會修行而不知修行，罪加一等。
總裁的社會責任，說起來也是一種修行的表現。總裁真心負起社會責任，同仁自然具有堅強的使命感。總裁隻是口頭上說得好聽，心裏對社會責任漠不關心，同仁也會受到感染，知道是一種為宣傳而宣傳的說詞，並未具有使命感。
員工修行與否，自己要負起全部責任。總裁修行與否，除了自己負起全部責任之外，還要為全體員工，負起部分責任。總裁責任重大，如果不能好好修行，好像所受的懲罰，遠比員工更為嚴重。譬如為富不仁，比貧窮而不仁，是不是更惹人怨恨呢？
總裁比員工更容易修行
鬆下幸之助一再指出：一個團體或一個組織的領導者，果真具有適合領導才幹的話，就可以帶動團體全員的進步，也就是這個團體之福。反過來說，如果領導者欠缺這種才幹，這個組織就無法向上發展，甚至說，不但無法發展，而且有崩潰之慮。可見一個領導者，是否具有適當才幹對組織來說，是多麽的重要。
總裁妥善領導，組織全體欣欣向榮，對整體社會有良好貢獻，這是最大善事，也是修行的良好結果。身在其位，必須把應有的責任，付諸實現。總裁像總裁的樣子，做好總裁應該做好的事情，便是一種修行。
鬆下拿他自身的經驗，告訴大家：經營上難免要遭遇種種困難，有時甚至陷
入進退兩難的局麵。總裁在麵對困境時，如果以坦誠的態度，接納事態的嚴重性，再安靜地思考情況發生的原因。往往發現有些原因是外來的，而大部分原因，還是產生在內部。這時候知過能改，也是善莫大焉。實際上事態固然嚴重，大多不致嚴重到無可補救的地步，假若能夠當機立悟，難關的破除，就有辦法了。
總裁麵臨困難，固然可以修行。身處順境的時候，更為方便。問題是困難當前，總裁就找到借口：“解決難題最要緊，偶而不擇手段，也是環境所逼，沒有什麽更好的選擇，大概老天爺不致見怪。就算真的責怪，等問題解決了，再來補做善事，應該是可行的。”然而，身居／頃境時，覺得日子好過得很，似乎什麽事情，都比不上賺錢重要，因為“時機好的時候，不多賺一些，萬一時機轉壞了，怎麽辦”？何況“等時機不好的時候，賺不到錢，隻好做善事，現在賺錢都來不及，哪裏有時間管這些”？
人類是理由專家，一直尋找對自己有利的理由，即使不完全是自我安慰，至少也使自己振振有詞，因而堅定信念，執迷不悟。這種情況，隻有靠自己改變。別人就算旁觀者清，看得十分清楚，也沒有辦法加以改變，徒歎奈何，成為親者痛而仇者快的一種憾事。
有權是好事，但是有權而不修行，就常常變成不是好事。這種道理，往往成為事後之明。大概要等到結果十分明顯，才會悔不當初。事先再怎麽說，一句“迷信”便擋掉了。聰明的人，最好把“事後的後悔”轉變為“事前的後悔”，意思是行事之先，考慮一下：“這樣說，將來會後悔嗎？”、“這樣做，將來會後悔嗎？”如果會，可能帶來那些令人悔不當初的後果？總裁知道自己大權在握，而且分授不出去，最妥當的辦法，便是切記“有權好修行”，多多行善，善盡社會責任。
救人、教人遠勝於“殺人”
不“殺人”就要被人“殺”
總裁最大的權力，說起來便是“把他殺掉”。劉邦殺韓信、勾踐殺文種、明思宗殺袁祟煥、雍正殺年羹堯，都是曆史上記載得相當清楚的“總裁殺人事件”。
他們的理由，十分簡單：“我不殺他，他就會殺我！”為什麽呢？也是曆史的教訓啊！
商鞅年輕的時候，叫做公孫鞅。在魏惠王的相國公叔座家中擔任高級家臣，稱為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的才能，一直想找機會把他推薦給惠王，卻苦於沒有合適的時機。有一次，公叔座生病，相當嚴重。惠王親自來向公叔座探病說：“你病了，萬一有所不幸，國家將怎麽辦呢？”公叔座趁機迴答：“我的中庶子公孫鞅，雖然年經，卻很有才能，希望能夠把國政交給他掌管。”惠王聽後默不出聲。將要離去時，公叔座叫退左右，向惠王獻策說：“王既然不任用公孫鞅，就一定要殺他，不要讓他離開魏國。”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魏惠王沒有接受公叔座的建議，既不重用商鞅，也沒有把他殺掉。後來商鞅投奔秦孝公，擔任左庶長的職位，大力變法。十年間治理得秦國山中沒有盜賊，路上不拾取別人的遺物，人人高興，家家富裕。
這時候，齊兵攻打魏國。商鞅向孝公建言：“秦、魏關係密切，不是魏兼並秦，就是秦為魏兼並。不如趁齊、魏打仗，出兵討伐魏國，以便逐步完成帝王大業。”
孝公派商鞅為將，率軍攻伐魏國。魏惠王的軍隊屢次為齊、秦所擊敗，不得已派使者割讓黃河以西之地，獻給秦國以求和平。惠王後悔地說：“早不聽公叔座的話，把商鞅殺掉！”可惜，已經來不及了。
總裁如果讀過這一段記載，便不難明白“遇見人才，不是重用他，便要殺掉他”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伴君如伴虎”，也是“人常常被老虎吃掉”的一種警示。
誰都知道應該重用人才，但是誰是真正的人才？而人才又不容易用，因而“運用權力，把他殺掉”便成為總裁最有利的法寶。“曆來總裁”都精於此道，原來是有依據的。
民主時代“殺人”要償命
現代的總裁，似乎沒有“殺人”的自由。因為民主時代，殺人者死，同樣要賠上一條性命。總裁難為，難在失去“操生死的大權”。可見時代潮流，總裁的“權”愈來愈有“限”，自保惟恐不足，還侈談什麽授權呢？
不能殺他，隻剩下一條路可走：那就是：重用他。總裁看得起員工，尊重員工，讓他們不致怨恨地離去，將來挖空心思，反過來“公報私仇”，像商鞅鼓動新主人把舊主人消滅掉那樣，使自己悔恨不堪。
墨子說過：“強弓，不容易拉得開。但是，一旦拉開了，就能夠將箭射到高處，射到深處。駿馬，很難駕馭。但是，馴服駿馬，就能夠負擔重載，奔馳遠路。”
傑出的人才，很難為總裁所用。比幹被殺，因為他絕對不屈服於紂王。孟賁被殺，因為他勇氣十足。吳起被處裂刑，由於他主張革新。韓信、文種、袁崇煥、年羹堯被殺，都由於功勞太大，使總裁備受威脅。人才因具備長處而招來災殃，提早了他們的死期。
這固然是人才自己不明進退、“禍福自召”的結果，但是總裁有權，如果再明白“有傑出人才，才能輔助總裁，將總裁的偉大顯示於世間”的道理，就會挽救人才，一方麵救人於危亡，一方麵也幫助自己修行。
總裁可以殺人，可殺而不殺，是善行。總裁更可以救人，能救而不救，是惡行。這善惡之間，係於總裁的一念之差，能不警惕、謹慎？
救人要具有智慧
墨子指出：領導者自己如果不知道怎樣烹宰家畜，他就會委任高明的廚師。總裁如果不懂得怎樣裁製衣服，也會委請高明的裁縫師。但是，遇到重大事項，他們就認為自己最有本領，反而不會請教真正的專家。這種“懂得小道理，卻不懂大道理”的結果，使總裁無意中失去許多傑出的人才。小事委任他人，什麽都做得好好的；大事自己承擔，卻落得自苦苦人，自害害人。這樣的結果，當然不是總裁所樂見的。總裁需要智慧，不能完全依賴知識，因為大事的判斷，往往非知識所能及。
依照墨子的標準，總裁有三種等級：不重視人才的總裁，遲早要敗亡。擁有人才而忽略他們的建議，是愚昧的總裁，事業起伏不定，多半由情勢和時機來決定。隻有與人才共商大計的總裁，才能夠維持穩定的成長。
最優越的總裁，懂得立於不敗之地，從來未曾失敗過。次一級的總裁，雖然失敗過，卻能夠反敗為勝，使失敗變為成功。前者始終獲得人才的協助，後者也是由於失敗時，知道特別重視人才，因而能夠善用人才。
春秋時代，晉文公因避難而亡命他國，後來成為諸侯盟主。齊桓公一度逃亡異鄉，後來在諸侯中稱霸。中國曆史上反敗為勝的史實很多，雖然不是最優越的總裁，卻也相當不容易，絕對不是單憑個人的力量，所能夠達成的。
人才不能表現，是總裁不知道他，不能提供合適的機會。若是人才一表現就提早死亡，顯然是總裁不諒解他，不能適時救他一命。這固然是就總裁這一方麵來看的片麵事實，但是平心而論，也是總裁推卸不掉的責任。為什麽呢？還是那一句老話：總裁有權呀！
總裁看來看去，隻看到自己認識的人，就會被自己的眼睛所害。總裁評估人
才，隻管使用自己的標準，便會被自己的標準所害。人才固然自己害死自己，總裁何嚐不是如此。
既然雙眼所見，十分有限；依據標準判斷，又往往失當。中國人隻好聰明地選擇“總裁做好人，幹部當壞人”的途徑，總裁以救人為先，在能救即救的大前提下，讓幹部確實去評估，能救便救，不能救的時候，也隻好“揮淚斬馬謖”。
人類曆史上最常出現的悲劇，便是“老板把不忠的人當做心腹，卻疏遠了真正的忠貞之士”。同樣，事事拿“法”做依據，也會阻斷下屬的忠諫，常常有賞罰製度，而不能舉賞罰的效果。總裁要修行，想救人，看起來好像輕而易舉，事實上必須用心提升自己的智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