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四大弊病
征服世界的一百五十年 作者：雅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呂文煥的投降，讓忽必烈如獲至寶，不僅是因為他所駐守的襄陽乃是南宋的戰略要地，更是因為呂氏家族在南宋軍中的地位。
如今呂文德已死，呂文煥便是呂氏家族的掌權之人，而呂氏家族的兄弟子侄、部將故舊遍布於南宋軍中，若是得呂文煥相助，攻宋之戰將會更加順暢。
至元十年（1273年）四月，呂文煥以降臣的身份前往大都朝見忽必烈，主動提出願擔任先鋒進攻鄂州（今湖北武漢），忽必烈封他為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並讓他繼續統領舊部，以安其心。
而就在襄陽失守的時候，遠在臨安的賈似道卻在忙著納妾，而這個小妾還是一個尼姑。
其實賈似道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能嗨一天算一天，因為此時的南宋，已經爛到了骨子裏。
早在1266年，時任史館檢閱的黃震在輪對時便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南宋的四大弊病：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
（所謂輪對，即“輪當麵對”之意，是宋朝時特有的一種議政製度，選拔官員輪值上殿針對時事發表看法，分析利弊。）
其實這四大弊病，可謂是各朝各代的末期都會有的問題，但此時的南宋，相比於其他朝代，顯得尤為無恥。
其實我認為，這四件事按照順序可以這麽排列：先是士大夫無恥，導致民窮，民窮則兵弱，兵弱則要納歲貢，而歲貢取之國庫，導致財匱。
按照這個順序，我們來依次講一下這四件事。
首先來講第一點，士大夫無恥。
他們的無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對內，二是對外。
對外的卑躬屈膝，厚顏無恥我們已經領教過了，賈似道、秦檜等人都是此中翹楚，此類事跡也數不勝數，我們不多贅述。主要來看一下對內。
對內的無恥主要也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橫征暴斂，二是兼並土地。
我們先看這些無恥的士大夫是如何橫征暴斂的，在任何一個國家建立稅收製度時，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要保證它的政府支出需要，可政府的支出時多時少，數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但百姓作為“稅源”，所繳納的稅收卻是恆定的，這就導致了二者之間很難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如果是在平常的時節還好，百姓的收入可以在保證日常生活的前提下正常交稅，甚至趕上年份好還能有些盈餘。
可一旦趕上災荒之年，百姓的收入可能就隻夠勉強活命或是勉強夠交稅。
但別忘了，災荒可不僅僅隻降臨在中原，縱觀趙宋王朝，邊疆一直被強敵環伺，他們所處的位置都不是富裕之地，他們對於災荒的的抵禦能力遠遠比不上富裕的大宋王朝，畢竟中原遭災還有江南，江南遭災還有湖廣，湖廣遭災還有川陝，哪怕是拆了東牆補西牆，也總能糊弄過去。
可同樣的情況之下，無論是遼、金、元、西夏還是大理、吐蕃，他們肯定就要鬧糧荒了。
他們鬧糧荒怎麽辦？能去草原裏吃草麽？還是能去沙漠裏吃仙人掌？亦或者爬雪山上吞雪？
他們的唯一出路，隻能是向鄰居要點糧食度過難關，但大部分鄰居也都窮的要命，隻有大宋占的地盤最好，糧食儲備也最多，可大宋又不是慈善家，自己現在都勉強過日子，怎麽可能無緣無故將糧食送給別人。
那就沒辦法了，隻能搶了！
戰爭就是這麽產生的。
但戰爭一旦爆發，情況就會變得更加緊張，因為打仗是很費錢的，不僅是人吃馬嚼的糧食，還是戰時增發的餉銀，亦或者是傷亡將士的撫恤，都是要花錢的，可國內現在正在遭災，國庫裏收上來的錢連救濟災民都不夠，哪有錢去打仗？
沒辦法，隻能讓百姓們忍一忍，從牙縫裏再擠點錢交稅了，畢竟打仗也是為了保家衛國，讓百姓不受外敵的騷擾。
但打仗可不是一天兩天就能結束的，經常一打就是好幾年甚至幾十年，漸漸地，這本來是臨時征收的稅變成了年年收，逐漸成為了一個固定的稅。
終於，士大夫們不願意繼續再打下去了，畢竟天下的大部分財富都掌握在他們手裏，持續多年的戰爭讓他們所蓄養的商隊無法進行對外貿易，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但戰爭豈是你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的？
當然不打也可以，邊境線上成千上萬的敵軍正拿著大刀千裏迢迢來跟鄰居友好切磋，長途跋涉所耗費的錢糧可是個天文數字，現在你不想打了，可得賠償我們的損失。
於是歲貢就又產生了。
但國庫已經徹底沒錢了，拿什麽來賠償？
沒辦法了，隻能再加收點稅了。
據不完全統計，南宋時期，百姓們除了要繳納正常的夏、秋二稅，身丁錢米，以及要服的差役之外，還要繳納總製錢、田契錢、版賬錢、賣紙錢、折估錢、免行錢、稱提錢、月椿錢、納醋錢等七十餘種名目的賦稅。
甚至老百姓若是想要打官司，連續兩次敗訴也要罰錢，你以為勝了就沒事了？不不不，打贏了的也要繳納歡喜錢。
即便如此，朝廷仍然覺得錢不夠用，於是大量發行紙幣，號稱“交子”，南宋時稱之為“會子”。
但我們都知道，發行紙幣的基礎是金、銀本位製，也就是以金、銀的總量為基礎來發行與之價值同等的紙幣，這些金、銀的總量應當是庫存總量與市麵流通總量之和，而紙幣本身其實是沒有什麽價值的。
但為了迅速充盈國庫，南宋朝廷以每年印發一次會子的速度濫發紙幣，卻沒有任何的金銀儲備來保證紙幣的價值，這就導致了會子的價值不斷貶低，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通貨膨脹。
可麵對這樣的情況，南宋朝廷不僅沒有進行調控，反而發明了一種全新的政策來應對，他們在發行新一代的會子之後，會以官方的名義發布聲明，規定多少舊會子可以換新會子，從而達到繼續斂財的目的。
在這種陳陳相因之下，會子的發行數變得越來越多，百姓手裏的會子也在不斷貶值，購買力越來越低。
可即便如此也就罷了，缺德的南宋朝廷在收稅之時竟然拒收會子，這就逼迫百姓不得不再將會子換成金銀，可價值卻早已大打折扣，原本價值十兩的紙幣，往往連一兩的白銀都換不到，完全不夠交稅所用。
就在此時，官府又發明了一種新花招，他們允許百姓向官府預借來年的稅收用來填補今年要交的稅，有些地方甚至已經讓百姓預借了將來六年的賦稅。
可官府是什麽人說了算呢？
自然是士大夫階級。
他們以官府的影響力讓百姓們預借稅收，然後自己出錢替他們交稅。
但士大夫們這麽做可不是體恤百姓，而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以納糧為例，他們在替百姓交稅時，用的是正常計量的小鬥，而在百姓們償還之時，卻改用增大了三倍的鬥斛。
不僅如此，這些人還巧立名目，以呈樣、修倉等名目再額外勒索一筆錢，這就導致百姓們不堪重負。
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百姓們無論如何也繳納不齊稅收了，他們不得不賣兒賣女來湊錢，但即便是賣了兒女老婆之後依然交不起稅，於是隻能將賴以生存的土地也賣給這些盤剝他們的士大夫們。
由此也引出了士大夫們無恥的第二條——兼並土地。
說到兼並土地，就不得不將我們的老朋友——賈似道先生再一次請出來。
因為天下的土地大部分都被士大夫們兼並到了自己手裏，百姓們為了活命不得不賣身成為他們的佃戶，這種佃戶與真正的佃戶其實還不太一樣，他們實際相當於奴隸，所生的孩子，男子為家奴，女子為仆婢，而且他們和土地是互相捆綁的關係，可以隨田買賣。
若僅僅如此也就罷了，但奴隸是不用交稅的，這就導致國家的“稅源”越來越少，而國庫的缺口卻依然很大，那些還能勉強交得起稅的百姓則將這些淪為奴隸之人要交的稅也背負到了身上，從而承擔更高的賦稅，如此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地主變富農，富農變中農，中農變貧農，貧農變奴隸，奴隸就不用交稅了，因為他們所創造的財富都流進了士大夫們的錢袋子裏。
賈似道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他也想做出改變，於是在1263年，采用臨安知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所獻之策，開始在浙西範圍內推行“公田法”。
所謂公田法，即以官員的品階來規定他最多能擁有多少土地，用來限製這些大地主所擁有的田土額度，超過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政府出資買為公田，而後將公田交給佃戶們來耕種，然後向佃戶們收取佃租，用這些收取上來的佃租當作軍糧運往前線，用來緩解國家的財政危機。
為了鼓勵私人買田，賈似道還下令各地官府采取了一係列的優惠政策，凡是私人承租公田30年以上的，價錢減少20％；凡是買公田花費超過一千貫錢的，免物力稅三年，一千貫以上免五年，五千貫以上免十年；如果承租已經荒蕪的荒田，可以免三年的田租。
但在“公田法”的推行過程中，卻受到了士大夫階級的強烈抵製，因為公田法極大地觸動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大多礙於賈似道在朝中的勢力無法與之抗衡，於是便在私底下暗箱操作。
首先，他們將被官府買走的公田進行了劃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勢力和經濟實力，壟斷公田售賣的價格，以低價買入那些肥沃的富田，而後將貧瘠的土地標注一個極高的價格，用來應對上麵派下來視察的官員。
但貧瘠之田本就荒蕪，價格又高，百姓們也不傻，自然不肯花高價去買，而物美價廉的富田又被士大夫們壟斷，他們根本競爭不過對方，於是自公田法推行之初，就僅有30％的公田被售賣或者承租出去，70％的公田都被擱置起來，朝廷冒著得罪士大夫們的風險從他們手裏收購的公田，隻能收上來30％的稅，甚至還不如推行公田法之前。
平心而論，“公田法”其實不是一個壞政策，他的出發點是好的，是以百姓的利益為前提來施行的一種強製均田地的辦法，但他卻沒有考慮到一點，就是好的政策不一定能適應當時的環境。
此時的南宋朝廷，士大夫階級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賈似道這一行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國家的財政壓力，卻讓他幾乎得罪了大半個朝廷的官員，而且在基層官吏劣紳的貪汙腐敗之下，百姓們也沒有得到實惠，甚至有些百姓還因與士大夫競買良田而被忌恨，最終導致家破人亡。
這樣一來，賈似道可謂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不過他也是活該，畢竟他非常缺德的規定，官府購買公田所用的花費，必須全部使用會子，這也使公田法的推行徹底變成了無本的買賣，不過在士大夫們的眼裏，這基本就屬於變相的明搶了。
也正因為如此，賈似道也算是將天下所有的士大夫階級都得罪了，要知道，上一個敢將天下所有士大夫階級都得罪的人，還是西漢的王莽，他的下場如何，大家也都知道了。
更何況，宋朝還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刑不上大夫”的王朝，終宋一朝，士大夫階級的地位可謂是至高無上的，再加上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的時候，還曾推行過“不立田製、不抑兼並”的土地政策，可以說賈似道不僅得罪了這些根基深厚的士大夫們，還違背了開國皇帝的聖諭。
若是平時，哪怕士大夫們不想辦法報複，那些整天就負責挑毛病的言官也該上書彈劾賈似道了，可如今士大夫們鴉雀無聲，仿佛這件事不是發生在他們的身上，言官們也對此事視而不見，而賈似道卻瀟灑依舊，甚至還有閑心去調戲尼姑，這就很不尋常了。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賈似道之所以如此有恃無恐地推行公田法，是因為背後有皇帝替他撐腰。
如今呂文德已死，呂文煥便是呂氏家族的掌權之人，而呂氏家族的兄弟子侄、部將故舊遍布於南宋軍中，若是得呂文煥相助，攻宋之戰將會更加順暢。
至元十年（1273年）四月，呂文煥以降臣的身份前往大都朝見忽必烈，主動提出願擔任先鋒進攻鄂州（今湖北武漢），忽必烈封他為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並讓他繼續統領舊部，以安其心。
而就在襄陽失守的時候，遠在臨安的賈似道卻在忙著納妾，而這個小妾還是一個尼姑。
其實賈似道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能嗨一天算一天，因為此時的南宋，已經爛到了骨子裏。
早在1266年，時任史館檢閱的黃震在輪對時便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南宋的四大弊病：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
（所謂輪對，即“輪當麵對”之意，是宋朝時特有的一種議政製度，選拔官員輪值上殿針對時事發表看法，分析利弊。）
其實這四大弊病，可謂是各朝各代的末期都會有的問題，但此時的南宋，相比於其他朝代，顯得尤為無恥。
其實我認為，這四件事按照順序可以這麽排列：先是士大夫無恥，導致民窮，民窮則兵弱，兵弱則要納歲貢，而歲貢取之國庫，導致財匱。
按照這個順序，我們來依次講一下這四件事。
首先來講第一點，士大夫無恥。
他們的無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對內，二是對外。
對外的卑躬屈膝，厚顏無恥我們已經領教過了，賈似道、秦檜等人都是此中翹楚，此類事跡也數不勝數，我們不多贅述。主要來看一下對內。
對內的無恥主要也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橫征暴斂，二是兼並土地。
我們先看這些無恥的士大夫是如何橫征暴斂的，在任何一個國家建立稅收製度時，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要保證它的政府支出需要，可政府的支出時多時少，數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但百姓作為“稅源”，所繳納的稅收卻是恆定的，這就導致了二者之間很難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如果是在平常的時節還好，百姓的收入可以在保證日常生活的前提下正常交稅，甚至趕上年份好還能有些盈餘。
可一旦趕上災荒之年，百姓的收入可能就隻夠勉強活命或是勉強夠交稅。
但別忘了，災荒可不僅僅隻降臨在中原，縱觀趙宋王朝，邊疆一直被強敵環伺，他們所處的位置都不是富裕之地，他們對於災荒的的抵禦能力遠遠比不上富裕的大宋王朝，畢竟中原遭災還有江南，江南遭災還有湖廣，湖廣遭災還有川陝，哪怕是拆了東牆補西牆，也總能糊弄過去。
可同樣的情況之下，無論是遼、金、元、西夏還是大理、吐蕃，他們肯定就要鬧糧荒了。
他們鬧糧荒怎麽辦？能去草原裏吃草麽？還是能去沙漠裏吃仙人掌？亦或者爬雪山上吞雪？
他們的唯一出路，隻能是向鄰居要點糧食度過難關，但大部分鄰居也都窮的要命，隻有大宋占的地盤最好，糧食儲備也最多，可大宋又不是慈善家，自己現在都勉強過日子，怎麽可能無緣無故將糧食送給別人。
那就沒辦法了，隻能搶了！
戰爭就是這麽產生的。
但戰爭一旦爆發，情況就會變得更加緊張，因為打仗是很費錢的，不僅是人吃馬嚼的糧食，還是戰時增發的餉銀，亦或者是傷亡將士的撫恤，都是要花錢的，可國內現在正在遭災，國庫裏收上來的錢連救濟災民都不夠，哪有錢去打仗？
沒辦法，隻能讓百姓們忍一忍，從牙縫裏再擠點錢交稅了，畢竟打仗也是為了保家衛國，讓百姓不受外敵的騷擾。
但打仗可不是一天兩天就能結束的，經常一打就是好幾年甚至幾十年，漸漸地，這本來是臨時征收的稅變成了年年收，逐漸成為了一個固定的稅。
終於，士大夫們不願意繼續再打下去了，畢竟天下的大部分財富都掌握在他們手裏，持續多年的戰爭讓他們所蓄養的商隊無法進行對外貿易，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但戰爭豈是你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的？
當然不打也可以，邊境線上成千上萬的敵軍正拿著大刀千裏迢迢來跟鄰居友好切磋，長途跋涉所耗費的錢糧可是個天文數字，現在你不想打了，可得賠償我們的損失。
於是歲貢就又產生了。
但國庫已經徹底沒錢了，拿什麽來賠償？
沒辦法了，隻能再加收點稅了。
據不完全統計，南宋時期，百姓們除了要繳納正常的夏、秋二稅，身丁錢米，以及要服的差役之外，還要繳納總製錢、田契錢、版賬錢、賣紙錢、折估錢、免行錢、稱提錢、月椿錢、納醋錢等七十餘種名目的賦稅。
甚至老百姓若是想要打官司，連續兩次敗訴也要罰錢，你以為勝了就沒事了？不不不，打贏了的也要繳納歡喜錢。
即便如此，朝廷仍然覺得錢不夠用，於是大量發行紙幣，號稱“交子”，南宋時稱之為“會子”。
但我們都知道，發行紙幣的基礎是金、銀本位製，也就是以金、銀的總量為基礎來發行與之價值同等的紙幣，這些金、銀的總量應當是庫存總量與市麵流通總量之和，而紙幣本身其實是沒有什麽價值的。
但為了迅速充盈國庫，南宋朝廷以每年印發一次會子的速度濫發紙幣，卻沒有任何的金銀儲備來保證紙幣的價值，這就導致了會子的價值不斷貶低，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通貨膨脹。
可麵對這樣的情況，南宋朝廷不僅沒有進行調控，反而發明了一種全新的政策來應對，他們在發行新一代的會子之後，會以官方的名義發布聲明，規定多少舊會子可以換新會子，從而達到繼續斂財的目的。
在這種陳陳相因之下，會子的發行數變得越來越多，百姓手裏的會子也在不斷貶值，購買力越來越低。
可即便如此也就罷了，缺德的南宋朝廷在收稅之時竟然拒收會子，這就逼迫百姓不得不再將會子換成金銀，可價值卻早已大打折扣，原本價值十兩的紙幣，往往連一兩的白銀都換不到，完全不夠交稅所用。
就在此時，官府又發明了一種新花招，他們允許百姓向官府預借來年的稅收用來填補今年要交的稅，有些地方甚至已經讓百姓預借了將來六年的賦稅。
可官府是什麽人說了算呢？
自然是士大夫階級。
他們以官府的影響力讓百姓們預借稅收，然後自己出錢替他們交稅。
但士大夫們這麽做可不是體恤百姓，而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以納糧為例，他們在替百姓交稅時，用的是正常計量的小鬥，而在百姓們償還之時，卻改用增大了三倍的鬥斛。
不僅如此，這些人還巧立名目，以呈樣、修倉等名目再額外勒索一筆錢，這就導致百姓們不堪重負。
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百姓們無論如何也繳納不齊稅收了，他們不得不賣兒賣女來湊錢，但即便是賣了兒女老婆之後依然交不起稅，於是隻能將賴以生存的土地也賣給這些盤剝他們的士大夫們。
由此也引出了士大夫們無恥的第二條——兼並土地。
說到兼並土地，就不得不將我們的老朋友——賈似道先生再一次請出來。
因為天下的土地大部分都被士大夫們兼並到了自己手裏，百姓們為了活命不得不賣身成為他們的佃戶，這種佃戶與真正的佃戶其實還不太一樣，他們實際相當於奴隸，所生的孩子，男子為家奴，女子為仆婢，而且他們和土地是互相捆綁的關係，可以隨田買賣。
若僅僅如此也就罷了，但奴隸是不用交稅的，這就導致國家的“稅源”越來越少，而國庫的缺口卻依然很大，那些還能勉強交得起稅的百姓則將這些淪為奴隸之人要交的稅也背負到了身上，從而承擔更高的賦稅，如此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地主變富農，富農變中農，中農變貧農，貧農變奴隸，奴隸就不用交稅了，因為他們所創造的財富都流進了士大夫們的錢袋子裏。
賈似道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他也想做出改變，於是在1263年，采用臨安知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所獻之策，開始在浙西範圍內推行“公田法”。
所謂公田法，即以官員的品階來規定他最多能擁有多少土地，用來限製這些大地主所擁有的田土額度，超過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政府出資買為公田，而後將公田交給佃戶們來耕種，然後向佃戶們收取佃租，用這些收取上來的佃租當作軍糧運往前線，用來緩解國家的財政危機。
為了鼓勵私人買田，賈似道還下令各地官府采取了一係列的優惠政策，凡是私人承租公田30年以上的，價錢減少20％；凡是買公田花費超過一千貫錢的，免物力稅三年，一千貫以上免五年，五千貫以上免十年；如果承租已經荒蕪的荒田，可以免三年的田租。
但在“公田法”的推行過程中，卻受到了士大夫階級的強烈抵製，因為公田法極大地觸動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大多礙於賈似道在朝中的勢力無法與之抗衡，於是便在私底下暗箱操作。
首先，他們將被官府買走的公田進行了劃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勢力和經濟實力，壟斷公田售賣的價格，以低價買入那些肥沃的富田，而後將貧瘠的土地標注一個極高的價格，用來應對上麵派下來視察的官員。
但貧瘠之田本就荒蕪，價格又高，百姓們也不傻，自然不肯花高價去買，而物美價廉的富田又被士大夫們壟斷，他們根本競爭不過對方，於是自公田法推行之初，就僅有30％的公田被售賣或者承租出去，70％的公田都被擱置起來，朝廷冒著得罪士大夫們的風險從他們手裏收購的公田，隻能收上來30％的稅，甚至還不如推行公田法之前。
平心而論，“公田法”其實不是一個壞政策，他的出發點是好的，是以百姓的利益為前提來施行的一種強製均田地的辦法，但他卻沒有考慮到一點，就是好的政策不一定能適應當時的環境。
此時的南宋朝廷，士大夫階級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賈似道這一行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國家的財政壓力，卻讓他幾乎得罪了大半個朝廷的官員，而且在基層官吏劣紳的貪汙腐敗之下，百姓們也沒有得到實惠，甚至有些百姓還因與士大夫競買良田而被忌恨，最終導致家破人亡。
這樣一來，賈似道可謂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不過他也是活該，畢竟他非常缺德的規定，官府購買公田所用的花費，必須全部使用會子，這也使公田法的推行徹底變成了無本的買賣，不過在士大夫們的眼裏，這基本就屬於變相的明搶了。
也正因為如此，賈似道也算是將天下所有的士大夫階級都得罪了，要知道，上一個敢將天下所有士大夫階級都得罪的人，還是西漢的王莽，他的下場如何，大家也都知道了。
更何況，宋朝還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刑不上大夫”的王朝，終宋一朝，士大夫階級的地位可謂是至高無上的，再加上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的時候，還曾推行過“不立田製、不抑兼並”的土地政策，可以說賈似道不僅得罪了這些根基深厚的士大夫們，還違背了開國皇帝的聖諭。
若是平時，哪怕士大夫們不想辦法報複，那些整天就負責挑毛病的言官也該上書彈劾賈似道了，可如今士大夫們鴉雀無聲，仿佛這件事不是發生在他們的身上，言官們也對此事視而不見，而賈似道卻瀟灑依舊，甚至還有閑心去調戲尼姑，這就很不尋常了。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賈似道之所以如此有恃無恐地推行公田法，是因為背後有皇帝替他撐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