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被鼠疫囚禁的人們就這樣在一周又一周的抗爭中煎熬著。也有一些人，如朗貝爾，依然報有幻想，以為自己仍是自由之人，還有選擇的權利。但事實上，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八月中旬的時候，鼠疫可以說是已經吞噬了一切事物和一切人。不再有個人命運了，有的隻是集體的命運，即鼠疫和鼠疫中大家的共同感受。這些感受中最強烈的就是流放和分離之感，以及由此引發的恐懼和反抗情緒。因此，筆者認為，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炎熱和疫情都達到頂峰的時候，很有必要概述並舉例說明一下活人的極端行為，死人的埋葬情況，以及情侶們的兩地相思之苦。
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座疫城刮起了大風，一連刮了好幾天。奧蘭居民特別怕風，因為這座城市建在高原上，毫無天然屏障，所以大風可以勢不可擋地橫掃大街小巷。城裏已經數月沒有下過一滴雨了，到處都蒙上了一層灰色外衣，大風一刮，便紛紛脫落、塵土飛揚。塵土和紙屑四處迴旋，打在行人的腿上，大街上也變得越來越空蕩蕩了。隻能看到少數行人低著頭，用手帕或手捂著嘴，在街上快步往前走。到了晚上，以前大家想著每一天都有可能是自己的末日，於是成群結隊地聚在一起，竭力把日子拖得越長越好，現在卻隻能看到人們三三兩兩地往家趕或往喜歡的咖啡館趕。因此，幾天來，一到黃昏——一年裏的這個時候黃昏來得更早些——大街上幾乎空無一人，隻聽得見大風刺耳的唿嘯聲。從那看不見的、波濤洶湧的大海傳過來一股鹽和海藻的味道。在蒼茫的夜色中，這座人跡罕見的城市籠罩在塵埃之中，充斥著海水的苦澀味，大風的唿嘯聲不絕於耳，就像是座被詛咒的孤島。
迄今為止，在人口更多、條件更差的城市郊區，死於鼠疫的人數要遠遠多於市中心。但是，鼠疫驟然間發起了新的一輪進攻，開始侵入了商業區。居民們將疫病的傳播歸咎於大風，正如旅館經理所言“大風在散播病菌”。不管是出於何種原因，反正市中心的居民們每晚都能聽到救護車叮當叮當地駛過，次數越來越頻繁，就像是瘟神在他們窗前拉響了低沉而無情的警報，這時他們意識到已經輪到自己受苦了。
當局想把疫情特別嚴重的地區隔離開來，除了工作上的絕對需要之外，任何人不得跨出警戒線一步。這些隔離區的居民們當然會認為這些禁令是針對他們的，因此，相比之下，他們倒是羨慕那些住在其他區的居民所享有的自由。而後者一想到還有很多人不如自己自由時，在沮喪之時也能振作起來。“不管怎樣，還有比我更糟糕的人”這句話表達出了那段日子裏唯一的慰藉。
大約在同一時期，火災一次又一次地爆發，尤其是在西城門附近的居民區。調查發現，這些火災是那些結束檢疫隔離後迴到家裏的人造成的。他們因痛失親人、過度憂慮而精神恍惚、縱火燒屋，以此幻想著自己正在以這種方式來消滅瘟神。這些火災不斷發生，使得整個地區經常處於危險之中，又加上火借風勢，真是很難應付。當局試圖說服那些好心的縱火犯，讓他們相信官方對他們居住的房屋所采取的消毒措施能有效地消除感染的危險，但沒有任何效果，於是隻好頒布極為嚴厲的刑罰來懲治這類縱火罪。但震懾住這些不幸之人的，很可能並不是刑罰本身，而是人們的這種普遍的看法：判處監禁就等於是判處死刑，因為本市監獄中的死亡率極高。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看法是有理可循的。顯而易見，鼠疫發起最猛烈攻擊所選擇的或是必然的對象似乎就是那些過著集體生活的人：士兵、囚犯、修道士和修女。盡管有些囚犯是單獨監禁的，但監獄就像是個集體，證據就是，在本市的監獄中既有囚犯，也有看守人員死於鼠疫。鼠疫眼裏沒有任何值得尊敬之人，在它專橫的法則之下，上至典獄長，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都被判了刑，而這也許是第一次在監獄裏實現了絕對公平。
當局試圖推行一種等級製度來矯正這種身份平等現象——他們想給那些在執行任務期間死亡的監獄看守人員頒發勳章——但這種想法終成泡影。由於已經頒布了戒嚴令，從某個角度來看，可以把這些死去的看守人員看作是現役軍人，給他們追授軍功章。盡管囚犯們對此毫無異議，但軍界卻提出強烈抗議，而且相當合乎邏輯地指出，這可能會很遺憾地使公眾思想產生混亂。政府接受了這種觀點，認為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給死去的看守人員授予“抗疫勳章”。即便如此，由於不可能收迴已經錯發了的第一批軍功章，軍隊仍然感到不滿意。況且，抗疫勳章有它的不足之處，在精神方麵所起到的作用不如軍功章，因為在鼠疫期間獲得這種性質的勳章簡直是太容易了。這樣一來，大家都不滿意。
另一個問題是，監獄管理不能按照修道院的程序，更不能按照軍隊的程序。城裏兩家修道院裏的修道士們已經全部撤出，暫時住在虔誠的教徒家中。同樣，一有機會，士兵們便一小批一小批地搬出營房，住進了學校或公共建築裏。這樣，疫病顯然迫使市民們在一座孤城裏團結在一起，同時又使已經長期存在的團體分崩離析，使其成員迴到個體的相對孤立的狀態。這也使公眾內心感到更加不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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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人們不難想象，這些變化，加上大風，使得某些人的心裏也燃起了熊熊大火。城門口頻繁發生衝突，而且發動攻擊者現在已是全副武裝了。雙方相互射擊，死傷了幾人，逃出城去幾人。之後城門口加強了守衛，這類衝突便很快平息了下來。但這些衝突仍然足以引發一股暴動思潮，盡管影響範圍並不大。那些出於衛生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搶劫。不過，這些極端行為看起來不像是事先預謀好的。通常是某種偶然的刺激因素導致一些向來行為端正的人作出這些舉動，並立刻有人紛紛效仿。所以，有時可以看到這樣一幕：某個發狂的家夥在房主的眼皮底下衝進燃起熊熊烈焰的房子裏，而痛苦的房主則呆呆地站在房子旁看著燃燒的火苗。看到房主沒有反應，許多旁觀者也會學著第一個人的樣子衝進屋去。不一會兒，陰暗的大街上到處都是奔跑的人們，在行將熄滅的火光的映照下，他們弓著背，整個身子都變得像侏儒般矮小，肩上扛著各種物件和家具，正是這類事件迫使當局宣布實行戒嚴，並實施與之相關的法規。兩名搶劫犯被擊斃，但不知這樣做是否會對他人產生很大的影響。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處決兩個人根本不能引起注意——這簡直就是滄海一粟。事實上，這種場麵仍在不斷出現，而當局對此卻表現得視而不見。似乎對民眾產生些影響的唯一措施便是宵禁。從十一點開始，奧蘭全城一片漆黑，就像一個大墳場。
月夜裏，長長的、筆直的街道和肮髒的、灰白色牆麵呈現一片無力蕭條的景象，在月色下發出微光，到處都看不到樹木的影子，四周一片寂靜，沒有腳步聲或犬吠聲的打擾。這座靜悄悄的城市隻是一些巨大的、紋絲不動的立體建築物的聚合，唯有默不作聲的偉人銅像那石質或金屬質地的麵龐使人悲傷地想起他們曾經的模樣。在毫無生氣的廣場和街道上，這些俗氣的神像在陰沉的夜幕下擺出一副霸道的樣子；這些不動聲色的大怪物似乎象征著我們不可改變的命運，或者至少是這個死氣沉沉的城市的最終命運——鼠疫、石塊和黑暗已使城裏的一切聲音都歸於沉寂。
但是，黑暗也籠罩著人們的心靈，關於埋葬情況，真相和小道消息都不可能讓市民們感到安心。筆者不得不講述一下葬禮的情況，這裏要解釋一下理由。他很清楚自己可能因此而受到指責，他這樣做是有理由的，那就是，在這段時間裏經常舉行葬禮，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和所有的市民一樣不得不關注這些埋葬事宜。無論如何，人們都不要認為筆者對此類儀式懷有一種病態的興趣。正相反，他更感興趣的是活人的社會，海水浴便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但是海濱浴場已經禁止入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活著的人們越來越有可能終有一天要與死人為伍。這的確是明擺著的事實。當然，人們可以一直不去麵對這討厭的事實，閉上眼睛不去看它，也不去想它，但事實終究是事實，迴避最終無法抵禦事實。比如，當你的親人需要安葬時，你又怎能繼續對葬禮事宜置之不理呢？事實上，這裏的葬禮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迅速。一切程序都是被簡化的，一切複雜的喪葬儀式都是被禁止的。鼠疫患者死時家人不在身邊，而且守屍禮節又被禁止，因此夜間死去的病人得單獨擱上一夜，而白天死去的病人則立即安葬。當然，死者家人會得到通知，但多數情況下，由於他們曾經和病人住在一起，現在正在接受檢疫隔離，所以根本來不了。不過，如果死者生前沒有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他的家人就會受邀在某個固定的時間前來送葬，也就是說，他的家人會在起程前往公墓之時趕來，那時屍體已被擦洗幹淨並放入棺材了。
我們假定這些程序都在裏厄醫生負責的輔助醫院中進行吧。這家由學校改成的醫院的主樓後麵有一個出口。過道旁有間大庫房，裏麵停放著許多靈柩。死者家人一來就可以看到走廊上有副靈柩已封了棺。接下來便是最重要的程序：家長在官方出具的表格上簽字。然後靈柩被抬上汽車——一輛真正的靈車或是一輛改裝過的救護車。送葬者則坐上一輛出租車——那時隻有少量出租車還準許經營，於是車輛沿著城市外圍的路線風馳電掣一般向公墓駛去。車輛在城門處停了一會兒，由警官在官方通行證上蓋上一個戳，沒有這個戳就無法獲得市民們所謂的“最後的安身之地”。警察讓開後，車輛往前開到一塊墓地旁停了下來，那裏有許多墓穴空著，等著放入靈柩。一位牧師前來迎接送葬者，因為現在不允許在葬禮上舉行宗教追思儀式。伴隨著祈禱聲，有人將靈柩拖出靈車，綁上繩子，拖到墓穴旁，拉去繩子，再重重地將其安放到墓穴底部。牧師一開始灑聖水，第一鏟土就落在了棺蓋上，土屑四濺。救護車已經開走了，正在噴灑消毒水消毒，而當一鏟鏟土落地的聲音越來越沉悶、靈柩上的土層越堆越高時，死者家人也坐上出租車匆匆離去了。一刻鍾之後，他們便迴到了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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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整個過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也把危險性降至最低。不可否認，至少在最初階段，死者家人對這種閃電式的葬禮自然感到有些氣憤。但在鼠疫期間，顯然無法考慮這類情緒問題。為了效率，一切都得犧牲。一開始，居民的精神因為這種簡化程序而受到打擊——希望舉行一個“得體的葬禮”這種願望比人們想象的還要普遍——幸好食物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迫切起來，於是居民將注意力轉移到更迫切的需求上來。人們把大量精力都花在填表、尋找日用品和排隊上，以至於根本無暇顧及周圍的人們怎樣死去，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將怎樣離開人世。這樣，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大的困難本來是種折磨，結果卻因禍得福。正如前麵所提到的那樣，要是鼠疫不再肆虐，一切本當不壞。
但接下來靈柩變得越來越少了，裹屍布和公墓中的穴位也不夠用了。對此得采取些措施了，而最實用的一種方法顯然就是對屍體進行合葬，必要時，救護車在醫院和公墓之間得多跑幾趟。有段時間，在裏厄工作的醫院裏，隻剩下五個靈柩。全部裝滿之後，救護車將它們一起運走。到了公墓，靈柩被清空，鐵青色的屍體被裝在擔架上，然後被放置在特設的棚子裏等待下葬。與此同時，被清空的靈柩灑過滅菌液後，又被運迴醫院。這樣的操作過程不斷地重複著。這套方法運轉十分有效，而且得到了省長的讚賞。他甚至對裏厄說，相比史書中記載的瘟疫中由黑人拉運屍車而言，這種做法的確有了很大進步。
“是的，”裏厄說，“盡管埋葬情況大致相同，但我們對此還做詳細的登記。你看，這就是進步。”
盡管這套方法被證實為行之有效，目前所施行的最後一項儀式卻有些令人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親友親臨埋葬現場。他們最多隻能走到公墓門口，而官方甚至連這都不允許。原因在於，最後一項埋葬儀式已經有了些變化。在公墓的盡頭，在一塊種了些乳香樹的空地上挖好了兩個大坑。一個用來埋男屍，另一個則用來埋女屍。從這點來看，當局還是考慮了必要的禮儀的，隻是後來迫於形勢，這僅存的得體之舉也被拋到了一邊，即屍體不分男女地統統被拋入葬屍坑。所幸的是，發生這種不成體統的事情之時，鼠疫已接近尾聲了。
我們現在要談的是男女分坑時期的情況，那時當局對此非常重視。在兩個葬屍坑的底部，厚厚一層生石灰沸騰著，冒著熱氣。坑邊上，一堆小山似的生石灰不斷往上吐著泡泡，一遇到空氣便爆開了。當救護車運輸完畢，擔架就一字排開被抬到坑邊。讓赤裸的、有點扭曲變形的屍體一具接一具地滑到坑底，大致排整齊，然後灑上一層生石灰，再覆蓋上一層土，土層隻有幾英寸厚，以便給後來者留下空間。第二天，死者的直係親屬被叫來在登記冊上簽字，這顯示了人有別於其他狗之類的動物；人死之後會被登記在冊並備案。
所有的這些工作顯然需要大量人手，而裏厄常常會有人員快不夠用了的感覺。一開始有許多挖埋屍坑、抬擔架的這類服務人員死於鼠疫，接著又有許多誌願者喪了命。無論預防措施有多嚴密，遲早都會感染上。不過，話雖這麽說，但真正令人驚訝的是，在整個鼠疫期間，幹這些事情的人手始終不曾缺過。在疫情達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段日子是最危急的時期，醫生感到焦慮萬分是情有可原的。那時，無論是辦事人員還是裏厄稱之為幹粗活的人都極缺。但很反常的是，等到全城鼠疫肆虐之時，疫病的流行倒使人員短缺的情況有了好轉，因為城裏的經濟活動遭到了破壞，許多人都失業了。雖然這些失業者中極少有人能勝任管理工作，但是對幹粗活的人員的招收工作卻變得容易多了。的確，從那時起，貧困的壓力大於對死亡的恐懼，尤為重要的原因是，這項工作因要冒風險而報酬豐厚。衛生機構手上一直都有一長串申請工作的人員名單，一有缺額，就立刻通知排在名單最前麵的幾個人，而這些人隻要還健在，就一定會應召前來工作。省長一直都在猶豫著是否要啟用那些判了有期或無期徒刑的囚犯來做這項工作，這樣一來，就不必采取這種討厭的做法了。正如他所說，隻要有失業人員，我們就等得起。
就這樣，直到八月底，死去的市民還都能被運到他們的最後安身之地，可能禮儀上不甚周全，但至少秩序井然，而當局也感覺自己對死者及其親友盡到了責任。不過，現在我們恐怕還得介紹一下我們采取最後措施前的這一階段的情況。從八月開始，鼠疫造成的死亡人數不斷攀升，已經大大超過了那個小公墓所能容納的數量。推倒墓地圍牆，將死者埋入鄰近的土地等權宜之計仍無濟於事，還得盡快另想辦法。首先采取的措施便是在夜間進行埋葬工作，程序顯然簡化不少。救護車裏堆放的屍體數量越來越多。少數夜行者在宵禁時間開始後還違規（或出於工作原因）逗留在外圍地區，他們經常看到那些長長的白色救護車飛馳而過，夜幕籠罩下的大街上不斷迴蕩著沉悶的嘟嘟的車鳴聲。屍體被急急忙忙地拋入坑中，剛一到位，一鏟鏟的生石灰便已蓋到了他們臉上，再蓋上一層黃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屍體便被埋葬在越來越深的坑裏，誰也不曉得他們的身份。但是不久後，人們又不得不想出別的法子來拓展地盤。所采取的一項緊急措施便是將那些本已安眠於地下的屍體從墓穴裏挖出來，再將這些挖出來的屍骨殘骸運往火葬場焚化。不久之後，鼠疫患者的屍體也隻得送去焚化了事。這樣，城外東郊的舊火葬場又被重新利用了起來。東城門的崗哨因此又往外挪動了些。那時，有位市府職員提出了一個想法，極大地幫助了當局排憂解難，他建議將那些現已停用的以前在沿海公路上行駛的電車重新利用起來。於是電車的機車和拖車內部都進行了改裝，一條通往火葬場的公交支線也被開通了，終點站便是火葬場。在夏季季末及整個秋季期間，人們每天都可以看到一長列奇怪的沒有裝載乘客的電車沿著海灘峭壁上的公路搖搖晃晃地行駛在地平線上。當地的居民很快就明白了這是怎麽迴事。盡管懸崖棧道上成天都有巡邏隊，仍然有三三兩兩的人設法在路邊的岩石間穿梭以掩人耳目，當電車駛過時把鮮花扔進敞開的拖車車廂中去。在炎熱的夏日夜晚，這些裝載著鮮花和屍體的車輛所發出的叮當聲不絕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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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幾天，城市東區上空籠罩著一股奇臭無比的濃煙。所有的醫生都認為，這種臭氣雖然難聞，但沒有一點害處。但是，該區居民卻堅信病菌會從天而降，揚言要整體搬遷，於是當局隻好特意安裝一套設備以使煙霧改道，這才使居民們平靜了下來。從此以後，隻有在刮大風的日子裏，從東邊吹來一股淡淡的、令人惡心的味道時，人們才會想起生活已經完全變了樣，才會想起鼠疫每晚都在吞噬著市民的生命。
這就是瘟疫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所幸的是，疫情沒有繼續惡化下去，否則人們很可能會質疑管理策略、官員能力，甚至火葬場的焚屍能力是否能應付得了當前的形勢。裏厄知道，當局已經設想過一些極端的解決方式，比如將屍體拋入大海，他的腦海中也浮現過這樣的畫麵：懸崖邊的淺灘上歪七豎八地躺著可怕的屍骨殘骸。他也清楚，如果死亡率再次上升，效率再高的組織也會束手無策：屍體將堆積如山、當街腐爛，讓當局無計可施。在公共廣場上，市民們將會看到垂死者懷著一種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或某種瘋狂的渴望的心情死死地抱住活人。
就是這些事實和擔憂使得我們的市民深切地感受到流放和分離之感。在這方麵，筆者很遺憾自己不能記錄下這一時期真正引人注目的事情——一些像老故事中那些激動人心的英雄事跡或難以忘懷的壯舉。原因在於災難是最聳人聽聞的，又因為曆時長久，巨大的不幸也變得非常單調乏味。在那些經曆過這場災難的人們的記憶裏，鼠疫那段可怕的日子並不像是點亮了混亂天際的、無法撲滅的熊熊烈火，貪婪至極，而更像是某種恐怖的東西，邁著緩緩的、周密計劃好的步伐，所到之處，一切皆毀。
不，這場真正的鼠疫與鼠疫剛爆發時縈繞在裏厄心頭的誇張的想象場景沒有任何的共同點。鼠疫總體上說是一個狡猾的、持久不衰的對手，它有條不紊、竭盡全力地對市民發動進攻。順便說一句：為了不歪曲事實，更為了不違背自己的想法，筆者盡力做到客觀。他不會為了達到藝術效果而放棄真實，除非為了故事的連貫性才會進行一些藝術加工。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他得承認，盡管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的根源仍是別離——他有責任更加詳細地描述鼠疫後期的這種分離之感——不可否認的是，即使是這種痛苦也已不再那麽強烈了。難道是我們的市民，甚至是那些深受兩地相思之苦的人們，已經漸漸適應了這種沒有親人相伴的生活？這種看法可能不太正確。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他們無論在身體上還是感情上都漸漸憔悴了。鼠疫剛開始時，他們還清晰地迴憶得起不在身邊的人，並苦苦思念著他們。然而，盡管心上人的音容笑貌仍縈繞心頭，盡管與心上人曾經共度的快樂時光（正如他們事後迴憶的）仍曆曆在目，在相隔如此遙遠的情況下，他們根本無法想象在他們陷入迴憶之時，對方可能正在做些什麽。總之，這時候是記憶有餘，想象力不足。在鼠疫的第二個階段裏，他們的記憶也模糊了。並不是他們已經遺忘了心上人的麵容，而是——其實結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體，他們便再也無法在記憶的鏡子中看到它了。
就這樣，在最初的幾周時間裏，他們往往還會抱怨說心上人隻是個影子，慢慢地他們發現這個影子也模糊了起來，連記憶中微弱的幾抹生活的色彩也褪去了。而到了最後，分離的時間久了，他們就再也無法想象他們曾經的纏綿，再也無法理解那種兩個人完全粘在一起的生活了。
從這一點來看，他們已經適應了鼠疫這種狀況，大家越來越能麵對鼠疫中平庸的生活了。人們都不再擁有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是平凡而單調的。“鼠疫也該收場了。”人們這樣說，因為身陷災難之中，人們盼望它早點結束是很自然的，而且事實上人們也是這麽想的。但人們說這話時，已經沒有了鼠疫初期那種衝動與怨氣，人們隻是在思想處於混沌狀態之時表達了那種依然縈繞心頭的清晰的想法。開始幾周那種強烈的反感已被一種普遍的沮喪情緒所取代，這種沮喪並非是逆來順受，盡管這仍然可以說是對現實所作出的一種暫時的、消極的默許。
我們的市民們已安於現狀，正如人們所言，他們已經適應了這種狀況，因為除此以外，別無他法。他們自然還帶著一副悲傷痛苦的樣子，但已經感覺不到痛苦的煎熬了。當然，有些人，就像裏厄，卻認為真正令人沮喪的是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還要更糟糕。在這以前，那些與心上人相隔兩地的人們並非是完全不幸的；在他們痛苦的漫漫長夜裏一直都透著一道希望的曙光，但現在這道曙光也已消失不見了。他們呆在大街的角落裏，咖啡館中，或是朋友家裏，無精打采，心不在焉，露出厭倦的神情，整座城市也因為這些人而看起來就像是一間火車站候車室。那些有工作的人們則和著鼠疫的節拍，默默地堅持著他們的工作。每個人都不驕不躁。那些背井離鄉者第一次可以用常人的語言暢所欲言地談論他們的心上人，他們也能以看待疫情的最新統計數據那樣的角度來看待別離。這種變化是很顯著的，因為在這以前，他們不會將個人的不幸與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為一談，但現在他們認為兩者是合二為一的。沒有迴憶，沒有希望，他們活著隻為了直麵現實。事實上，此時此刻就意味著他們生活的全部。不可否認，鼠疫漸漸地不僅剝奪了所有人愛的能力，還有與人為善的能力。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愛情需要一些對未來的憧憬，但現在人們所麵對的隻有現實而已。
不過，我們所說的隻是大致的情況。因此，我們必須加上一句：盡管所有的別離者最後都會達到這種境界，但在時間上也有早有晚。而且，即使他們最後變得完全漠然了，霎時的清醒，瞬間的迴憶還是會給這些背井離鄉之人帶來新的、更強烈的痛苦。有時的確會出現這種舊創複發的狀況，比如，他們在設想鼠疫結束之後的生活時就會這樣。或者，有時他們會突然觸景生情，莫名其妙地被一種強烈的妒忌心理所刺痛。另一些人在一周中的某些日子裏會重新振奮起來，擺脫那種倦怠情緒——一般是在周日或周六下午，因為以前，當心上人還在身旁時，這段時間他們一貫會去參加某些娛樂活動。傍晚的降臨，預示著往事又要在腦海裏重現，這種悲傷的情緒便湧上他們的心頭，不過有時也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宗教信徒進行反省的傍晚時分是囚犯和背井離鄉之人最難熬的一段時間，因為他們除了內心的空虛之外別無其他可供反省的內容。這時他們心裏感到空蕩蕩的，不一會兒，他們又重新陷入麻木不仁的境地，重新置身於鼠疫的囹圄之中。
顯然，所有這些意味著要放下最關乎個人的私事。在鼠疫初期，令他們魂牽夢繞的盡是些與他人毫不相幹、與己戚戚相關的私生活的點點滴滴，於是每個人的生活在那時也許是頭一次顯示出了那種獨特性。而現在，他們開始急眾人之所急，想眾人之所想，他們心中的愛情甚至也變得抽象起來，不過是種普通的情感而已。他們已經完全聽任鼠疫的擺布，甚至有時候他們還渴望鼠疫能讓他們陷入長眠，他們不斷地想：“要是我患了鼠疫，就這樣長睡不起多好啊！”但事實上，他們已經睡著了，這整個時期對他們而言不過是場夢而已。城裏的居民都像是夢遊者，隻是偶爾在深夜裏，當他們身上那些表麵上已經愈合的傷口突然重新裂開時，他們才會清醒一下。驚醒過來之後，他們有些茫然又好奇地觸摸一下傷口，撇一撇嘴，痛苦便又重新湧上心頭，眼前突然浮現出心上人那悲傷的麵容。一到清晨，他們又得迴到正常狀態——換句話說，他們又得麵對鼠疫。
人們也許會問，這些鼠疫中的別離者到底給人留下什麽印象呢？答案很簡單，他們沒給人留下什麽印象。或者也可以說，他們看起來與其他人一樣，沒什麽特別的。他們和城裏的其他人一樣，有些懶散，又有些孩子氣的衝動。他們不再有絲毫的批判精神，而是擺出一副沉著冷靜的樣子。比如說，你會看到他們當中最聰明的人也會裝模作樣地和其他人一樣看報紙聽廣播，希望能找到些依據來說明鼠疫很快就會結束。他們在讀了某個記者坐在書桌旁疲憊得直打哈欠時隨意撰寫的報道後，要麽看起來對未來報有幻想，要麽就顯示出過分的恐懼。與此同時，他們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顧病人，不是無所事事，便是筋疲力盡，不是在辦公室裏整理歸檔文件，便是在家中聽聽唱片，表現得和其他人別無二致。換句話說，他們已經不再挑三揀四了，鼠疫已經消除了一切歧視。沒有人會挑剔所購買的衣服和食物的質量問題，從這一點上可見一斑。每件東西都是來者不拒。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與心上人兩地相隔的人們已不再擁有鼠疫剛剛爆發時他們享有的那種奇怪的特權了。他們的愛情自我主義已經消失，由此得到的好處也因此而化為烏有。至少現在看來，情況非常明了，災難已成為關乎每一個人的事情。那城門口不斷迴響著的槍聲，那標誌著生死節奏的蓋印戳所發出的有規律的按壓聲，那些檔案與火苗，驚慌失措與繁文縟節——伴隨著這一切的是雖不體麵卻被登記在冊的死亡。在濃濃的毒煙和救護車低沉的鳴笛聲中，我們大家和流亡者一樣，啃食著發餿的麵包，下意識地等待著與親人的重逢和內心重獲安寧的奇跡的出現。毫無疑問，我們的愛情尚且存在，卻發揮不了作用。我們心中的愛情已失去了活力，就像犯了罪、判了刑那樣的無所作為。愛情已經變成一種毫無目標的忍耐，一種執拗的期盼。從這個角度來看，某些市民的態度與那些在食品店門外排著長隊的人們的態度極為相似。同樣的煎熬，同樣的忍受，既看不到盡頭，也看不到希望。無論怎樣，如果要對城裏這些與親人分離的人們的心緒有個正確的了解，就必須再次想象一下那沉悶乏味的傍晚，當暮色降臨到這座灰塵滿地、缺樹少陰的小城中時，大街上便擠滿了成群的男男女女。這時候，最具特色的是，從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台上能聽到的聲音不再是車輛發出的噪音——這通常是城市裏唯一能聽到的聲音——而是混成一片的低沉的說話聲和嘈雜的腳步聲。人們聚在一起打發著時間，不絕於耳的腳步聲和著鼠疫在悶熱的天空中發出的奇怪的唿嘯聲。於是永不停歇、令人窒息的嗡嗡聲逐漸充斥全城，一晚又一晚，悲切而又忠實地體現了一種盲目的堅忍，而它已經取代了我們所有人心中的愛情。
被鼠疫囚禁的人們就這樣在一周又一周的抗爭中煎熬著。也有一些人，如朗貝爾，依然報有幻想，以為自己仍是自由之人，還有選擇的權利。但事實上，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八月中旬的時候，鼠疫可以說是已經吞噬了一切事物和一切人。不再有個人命運了，有的隻是集體的命運，即鼠疫和鼠疫中大家的共同感受。這些感受中最強烈的就是流放和分離之感，以及由此引發的恐懼和反抗情緒。因此，筆者認為，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炎熱和疫情都達到頂峰的時候，很有必要概述並舉例說明一下活人的極端行為，死人的埋葬情況，以及情侶們的兩地相思之苦。
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座疫城刮起了大風，一連刮了好幾天。奧蘭居民特別怕風，因為這座城市建在高原上，毫無天然屏障，所以大風可以勢不可擋地橫掃大街小巷。城裏已經數月沒有下過一滴雨了，到處都蒙上了一層灰色外衣，大風一刮，便紛紛脫落、塵土飛揚。塵土和紙屑四處迴旋，打在行人的腿上，大街上也變得越來越空蕩蕩了。隻能看到少數行人低著頭，用手帕或手捂著嘴，在街上快步往前走。到了晚上，以前大家想著每一天都有可能是自己的末日，於是成群結隊地聚在一起，竭力把日子拖得越長越好，現在卻隻能看到人們三三兩兩地往家趕或往喜歡的咖啡館趕。因此，幾天來，一到黃昏——一年裏的這個時候黃昏來得更早些——大街上幾乎空無一人，隻聽得見大風刺耳的唿嘯聲。從那看不見的、波濤洶湧的大海傳過來一股鹽和海藻的味道。在蒼茫的夜色中，這座人跡罕見的城市籠罩在塵埃之中，充斥著海水的苦澀味，大風的唿嘯聲不絕於耳，就像是座被詛咒的孤島。
迄今為止，在人口更多、條件更差的城市郊區，死於鼠疫的人數要遠遠多於市中心。但是，鼠疫驟然間發起了新的一輪進攻，開始侵入了商業區。居民們將疫病的傳播歸咎於大風，正如旅館經理所言“大風在散播病菌”。不管是出於何種原因，反正市中心的居民們每晚都能聽到救護車叮當叮當地駛過，次數越來越頻繁，就像是瘟神在他們窗前拉響了低沉而無情的警報，這時他們意識到已經輪到自己受苦了。
當局想把疫情特別嚴重的地區隔離開來，除了工作上的絕對需要之外，任何人不得跨出警戒線一步。這些隔離區的居民們當然會認為這些禁令是針對他們的，因此，相比之下，他們倒是羨慕那些住在其他區的居民所享有的自由。而後者一想到還有很多人不如自己自由時，在沮喪之時也能振作起來。“不管怎樣，還有比我更糟糕的人”這句話表達出了那段日子裏唯一的慰藉。
大約在同一時期，火災一次又一次地爆發，尤其是在西城門附近的居民區。調查發現，這些火災是那些結束檢疫隔離後迴到家裏的人造成的。他們因痛失親人、過度憂慮而精神恍惚、縱火燒屋，以此幻想著自己正在以這種方式來消滅瘟神。這些火災不斷發生，使得整個地區經常處於危險之中，又加上火借風勢，真是很難應付。當局試圖說服那些好心的縱火犯，讓他們相信官方對他們居住的房屋所采取的消毒措施能有效地消除感染的危險，但沒有任何效果，於是隻好頒布極為嚴厲的刑罰來懲治這類縱火罪。但震懾住這些不幸之人的，很可能並不是刑罰本身，而是人們的這種普遍的看法：判處監禁就等於是判處死刑，因為本市監獄中的死亡率極高。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看法是有理可循的。顯而易見，鼠疫發起最猛烈攻擊所選擇的或是必然的對象似乎就是那些過著集體生活的人：士兵、囚犯、修道士和修女。盡管有些囚犯是單獨監禁的，但監獄就像是個集體，證據就是，在本市的監獄中既有囚犯，也有看守人員死於鼠疫。鼠疫眼裏沒有任何值得尊敬之人，在它專橫的法則之下，上至典獄長，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都被判了刑，而這也許是第一次在監獄裏實現了絕對公平。
當局試圖推行一種等級製度來矯正這種身份平等現象——他們想給那些在執行任務期間死亡的監獄看守人員頒發勳章——但這種想法終成泡影。由於已經頒布了戒嚴令，從某個角度來看，可以把這些死去的看守人員看作是現役軍人，給他們追授軍功章。盡管囚犯們對此毫無異議，但軍界卻提出強烈抗議，而且相當合乎邏輯地指出，這可能會很遺憾地使公眾思想產生混亂。政府接受了這種觀點，認為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給死去的看守人員授予“抗疫勳章”。即便如此，由於不可能收迴已經錯發了的第一批軍功章，軍隊仍然感到不滿意。況且，抗疫勳章有它的不足之處，在精神方麵所起到的作用不如軍功章，因為在鼠疫期間獲得這種性質的勳章簡直是太容易了。這樣一來，大家都不滿意。
另一個問題是，監獄管理不能按照修道院的程序，更不能按照軍隊的程序。城裏兩家修道院裏的修道士們已經全部撤出，暫時住在虔誠的教徒家中。同樣，一有機會，士兵們便一小批一小批地搬出營房，住進了學校或公共建築裏。這樣，疫病顯然迫使市民們在一座孤城裏團結在一起，同時又使已經長期存在的團體分崩離析，使其成員迴到個體的相對孤立的狀態。這也使公眾內心感到更加不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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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人們不難想象，這些變化，加上大風，使得某些人的心裏也燃起了熊熊大火。城門口頻繁發生衝突，而且發動攻擊者現在已是全副武裝了。雙方相互射擊，死傷了幾人，逃出城去幾人。之後城門口加強了守衛，這類衝突便很快平息了下來。但這些衝突仍然足以引發一股暴動思潮，盡管影響範圍並不大。那些出於衛生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搶劫。不過，這些極端行為看起來不像是事先預謀好的。通常是某種偶然的刺激因素導致一些向來行為端正的人作出這些舉動，並立刻有人紛紛效仿。所以，有時可以看到這樣一幕：某個發狂的家夥在房主的眼皮底下衝進燃起熊熊烈焰的房子裏，而痛苦的房主則呆呆地站在房子旁看著燃燒的火苗。看到房主沒有反應，許多旁觀者也會學著第一個人的樣子衝進屋去。不一會兒，陰暗的大街上到處都是奔跑的人們，在行將熄滅的火光的映照下，他們弓著背，整個身子都變得像侏儒般矮小，肩上扛著各種物件和家具，正是這類事件迫使當局宣布實行戒嚴，並實施與之相關的法規。兩名搶劫犯被擊斃，但不知這樣做是否會對他人產生很大的影響。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處決兩個人根本不能引起注意——這簡直就是滄海一粟。事實上，這種場麵仍在不斷出現，而當局對此卻表現得視而不見。似乎對民眾產生些影響的唯一措施便是宵禁。從十一點開始，奧蘭全城一片漆黑，就像一個大墳場。
月夜裏，長長的、筆直的街道和肮髒的、灰白色牆麵呈現一片無力蕭條的景象，在月色下發出微光，到處都看不到樹木的影子，四周一片寂靜，沒有腳步聲或犬吠聲的打擾。這座靜悄悄的城市隻是一些巨大的、紋絲不動的立體建築物的聚合，唯有默不作聲的偉人銅像那石質或金屬質地的麵龐使人悲傷地想起他們曾經的模樣。在毫無生氣的廣場和街道上，這些俗氣的神像在陰沉的夜幕下擺出一副霸道的樣子；這些不動聲色的大怪物似乎象征著我們不可改變的命運，或者至少是這個死氣沉沉的城市的最終命運——鼠疫、石塊和黑暗已使城裏的一切聲音都歸於沉寂。
但是，黑暗也籠罩著人們的心靈，關於埋葬情況，真相和小道消息都不可能讓市民們感到安心。筆者不得不講述一下葬禮的情況，這裏要解釋一下理由。他很清楚自己可能因此而受到指責，他這樣做是有理由的，那就是，在這段時間裏經常舉行葬禮，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和所有的市民一樣不得不關注這些埋葬事宜。無論如何，人們都不要認為筆者對此類儀式懷有一種病態的興趣。正相反，他更感興趣的是活人的社會，海水浴便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但是海濱浴場已經禁止入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活著的人們越來越有可能終有一天要與死人為伍。這的確是明擺著的事實。當然，人們可以一直不去麵對這討厭的事實，閉上眼睛不去看它，也不去想它，但事實終究是事實，迴避最終無法抵禦事實。比如，當你的親人需要安葬時，你又怎能繼續對葬禮事宜置之不理呢？事實上，這裏的葬禮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迅速。一切程序都是被簡化的，一切複雜的喪葬儀式都是被禁止的。鼠疫患者死時家人不在身邊，而且守屍禮節又被禁止，因此夜間死去的病人得單獨擱上一夜，而白天死去的病人則立即安葬。當然，死者家人會得到通知，但多數情況下，由於他們曾經和病人住在一起，現在正在接受檢疫隔離，所以根本來不了。不過，如果死者生前沒有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他的家人就會受邀在某個固定的時間前來送葬，也就是說，他的家人會在起程前往公墓之時趕來，那時屍體已被擦洗幹淨並放入棺材了。
我們假定這些程序都在裏厄醫生負責的輔助醫院中進行吧。這家由學校改成的醫院的主樓後麵有一個出口。過道旁有間大庫房，裏麵停放著許多靈柩。死者家人一來就可以看到走廊上有副靈柩已封了棺。接下來便是最重要的程序：家長在官方出具的表格上簽字。然後靈柩被抬上汽車——一輛真正的靈車或是一輛改裝過的救護車。送葬者則坐上一輛出租車——那時隻有少量出租車還準許經營，於是車輛沿著城市外圍的路線風馳電掣一般向公墓駛去。車輛在城門處停了一會兒，由警官在官方通行證上蓋上一個戳，沒有這個戳就無法獲得市民們所謂的“最後的安身之地”。警察讓開後，車輛往前開到一塊墓地旁停了下來，那裏有許多墓穴空著，等著放入靈柩。一位牧師前來迎接送葬者，因為現在不允許在葬禮上舉行宗教追思儀式。伴隨著祈禱聲，有人將靈柩拖出靈車，綁上繩子，拖到墓穴旁，拉去繩子，再重重地將其安放到墓穴底部。牧師一開始灑聖水，第一鏟土就落在了棺蓋上，土屑四濺。救護車已經開走了，正在噴灑消毒水消毒，而當一鏟鏟土落地的聲音越來越沉悶、靈柩上的土層越堆越高時，死者家人也坐上出租車匆匆離去了。一刻鍾之後，他們便迴到了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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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整個過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也把危險性降至最低。不可否認，至少在最初階段，死者家人對這種閃電式的葬禮自然感到有些氣憤。但在鼠疫期間，顯然無法考慮這類情緒問題。為了效率，一切都得犧牲。一開始，居民的精神因為這種簡化程序而受到打擊——希望舉行一個“得體的葬禮”這種願望比人們想象的還要普遍——幸好食物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迫切起來，於是居民將注意力轉移到更迫切的需求上來。人們把大量精力都花在填表、尋找日用品和排隊上，以至於根本無暇顧及周圍的人們怎樣死去，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將怎樣離開人世。這樣，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大的困難本來是種折磨，結果卻因禍得福。正如前麵所提到的那樣，要是鼠疫不再肆虐，一切本當不壞。
但接下來靈柩變得越來越少了，裹屍布和公墓中的穴位也不夠用了。對此得采取些措施了，而最實用的一種方法顯然就是對屍體進行合葬，必要時，救護車在醫院和公墓之間得多跑幾趟。有段時間，在裏厄工作的醫院裏，隻剩下五個靈柩。全部裝滿之後，救護車將它們一起運走。到了公墓，靈柩被清空，鐵青色的屍體被裝在擔架上，然後被放置在特設的棚子裏等待下葬。與此同時，被清空的靈柩灑過滅菌液後，又被運迴醫院。這樣的操作過程不斷地重複著。這套方法運轉十分有效，而且得到了省長的讚賞。他甚至對裏厄說，相比史書中記載的瘟疫中由黑人拉運屍車而言，這種做法的確有了很大進步。
“是的，”裏厄說，“盡管埋葬情況大致相同，但我們對此還做詳細的登記。你看，這就是進步。”
盡管這套方法被證實為行之有效，目前所施行的最後一項儀式卻有些令人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親友親臨埋葬現場。他們最多隻能走到公墓門口，而官方甚至連這都不允許。原因在於，最後一項埋葬儀式已經有了些變化。在公墓的盡頭，在一塊種了些乳香樹的空地上挖好了兩個大坑。一個用來埋男屍，另一個則用來埋女屍。從這點來看，當局還是考慮了必要的禮儀的，隻是後來迫於形勢，這僅存的得體之舉也被拋到了一邊，即屍體不分男女地統統被拋入葬屍坑。所幸的是，發生這種不成體統的事情之時，鼠疫已接近尾聲了。
我們現在要談的是男女分坑時期的情況，那時當局對此非常重視。在兩個葬屍坑的底部，厚厚一層生石灰沸騰著，冒著熱氣。坑邊上，一堆小山似的生石灰不斷往上吐著泡泡，一遇到空氣便爆開了。當救護車運輸完畢，擔架就一字排開被抬到坑邊。讓赤裸的、有點扭曲變形的屍體一具接一具地滑到坑底，大致排整齊，然後灑上一層生石灰，再覆蓋上一層土，土層隻有幾英寸厚，以便給後來者留下空間。第二天，死者的直係親屬被叫來在登記冊上簽字，這顯示了人有別於其他狗之類的動物；人死之後會被登記在冊並備案。
所有的這些工作顯然需要大量人手，而裏厄常常會有人員快不夠用了的感覺。一開始有許多挖埋屍坑、抬擔架的這類服務人員死於鼠疫，接著又有許多誌願者喪了命。無論預防措施有多嚴密，遲早都會感染上。不過，話雖這麽說，但真正令人驚訝的是，在整個鼠疫期間，幹這些事情的人手始終不曾缺過。在疫情達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段日子是最危急的時期，醫生感到焦慮萬分是情有可原的。那時，無論是辦事人員還是裏厄稱之為幹粗活的人都極缺。但很反常的是，等到全城鼠疫肆虐之時，疫病的流行倒使人員短缺的情況有了好轉，因為城裏的經濟活動遭到了破壞，許多人都失業了。雖然這些失業者中極少有人能勝任管理工作，但是對幹粗活的人員的招收工作卻變得容易多了。的確，從那時起，貧困的壓力大於對死亡的恐懼，尤為重要的原因是，這項工作因要冒風險而報酬豐厚。衛生機構手上一直都有一長串申請工作的人員名單，一有缺額，就立刻通知排在名單最前麵的幾個人，而這些人隻要還健在，就一定會應召前來工作。省長一直都在猶豫著是否要啟用那些判了有期或無期徒刑的囚犯來做這項工作，這樣一來，就不必采取這種討厭的做法了。正如他所說，隻要有失業人員，我們就等得起。
就這樣，直到八月底，死去的市民還都能被運到他們的最後安身之地，可能禮儀上不甚周全，但至少秩序井然，而當局也感覺自己對死者及其親友盡到了責任。不過，現在我們恐怕還得介紹一下我們采取最後措施前的這一階段的情況。從八月開始，鼠疫造成的死亡人數不斷攀升，已經大大超過了那個小公墓所能容納的數量。推倒墓地圍牆，將死者埋入鄰近的土地等權宜之計仍無濟於事，還得盡快另想辦法。首先采取的措施便是在夜間進行埋葬工作，程序顯然簡化不少。救護車裏堆放的屍體數量越來越多。少數夜行者在宵禁時間開始後還違規（或出於工作原因）逗留在外圍地區，他們經常看到那些長長的白色救護車飛馳而過，夜幕籠罩下的大街上不斷迴蕩著沉悶的嘟嘟的車鳴聲。屍體被急急忙忙地拋入坑中，剛一到位，一鏟鏟的生石灰便已蓋到了他們臉上，再蓋上一層黃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屍體便被埋葬在越來越深的坑裏，誰也不曉得他們的身份。但是不久後，人們又不得不想出別的法子來拓展地盤。所采取的一項緊急措施便是將那些本已安眠於地下的屍體從墓穴裏挖出來，再將這些挖出來的屍骨殘骸運往火葬場焚化。不久之後，鼠疫患者的屍體也隻得送去焚化了事。這樣，城外東郊的舊火葬場又被重新利用了起來。東城門的崗哨因此又往外挪動了些。那時，有位市府職員提出了一個想法，極大地幫助了當局排憂解難，他建議將那些現已停用的以前在沿海公路上行駛的電車重新利用起來。於是電車的機車和拖車內部都進行了改裝，一條通往火葬場的公交支線也被開通了，終點站便是火葬場。在夏季季末及整個秋季期間，人們每天都可以看到一長列奇怪的沒有裝載乘客的電車沿著海灘峭壁上的公路搖搖晃晃地行駛在地平線上。當地的居民很快就明白了這是怎麽迴事。盡管懸崖棧道上成天都有巡邏隊，仍然有三三兩兩的人設法在路邊的岩石間穿梭以掩人耳目，當電車駛過時把鮮花扔進敞開的拖車車廂中去。在炎熱的夏日夜晚，這些裝載著鮮花和屍體的車輛所發出的叮當聲不絕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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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幾天，城市東區上空籠罩著一股奇臭無比的濃煙。所有的醫生都認為，這種臭氣雖然難聞，但沒有一點害處。但是，該區居民卻堅信病菌會從天而降，揚言要整體搬遷，於是當局隻好特意安裝一套設備以使煙霧改道，這才使居民們平靜了下來。從此以後，隻有在刮大風的日子裏，從東邊吹來一股淡淡的、令人惡心的味道時，人們才會想起生活已經完全變了樣，才會想起鼠疫每晚都在吞噬著市民的生命。
這就是瘟疫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所幸的是，疫情沒有繼續惡化下去，否則人們很可能會質疑管理策略、官員能力，甚至火葬場的焚屍能力是否能應付得了當前的形勢。裏厄知道，當局已經設想過一些極端的解決方式，比如將屍體拋入大海，他的腦海中也浮現過這樣的畫麵：懸崖邊的淺灘上歪七豎八地躺著可怕的屍骨殘骸。他也清楚，如果死亡率再次上升，效率再高的組織也會束手無策：屍體將堆積如山、當街腐爛，讓當局無計可施。在公共廣場上，市民們將會看到垂死者懷著一種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或某種瘋狂的渴望的心情死死地抱住活人。
就是這些事實和擔憂使得我們的市民深切地感受到流放和分離之感。在這方麵，筆者很遺憾自己不能記錄下這一時期真正引人注目的事情——一些像老故事中那些激動人心的英雄事跡或難以忘懷的壯舉。原因在於災難是最聳人聽聞的，又因為曆時長久，巨大的不幸也變得非常單調乏味。在那些經曆過這場災難的人們的記憶裏，鼠疫那段可怕的日子並不像是點亮了混亂天際的、無法撲滅的熊熊烈火，貪婪至極，而更像是某種恐怖的東西，邁著緩緩的、周密計劃好的步伐，所到之處，一切皆毀。
不，這場真正的鼠疫與鼠疫剛爆發時縈繞在裏厄心頭的誇張的想象場景沒有任何的共同點。鼠疫總體上說是一個狡猾的、持久不衰的對手，它有條不紊、竭盡全力地對市民發動進攻。順便說一句：為了不歪曲事實，更為了不違背自己的想法，筆者盡力做到客觀。他不會為了達到藝術效果而放棄真實，除非為了故事的連貫性才會進行一些藝術加工。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他得承認，盡管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的根源仍是別離——他有責任更加詳細地描述鼠疫後期的這種分離之感——不可否認的是，即使是這種痛苦也已不再那麽強烈了。難道是我們的市民，甚至是那些深受兩地相思之苦的人們，已經漸漸適應了這種沒有親人相伴的生活？這種看法可能不太正確。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他們無論在身體上還是感情上都漸漸憔悴了。鼠疫剛開始時，他們還清晰地迴憶得起不在身邊的人，並苦苦思念著他們。然而，盡管心上人的音容笑貌仍縈繞心頭，盡管與心上人曾經共度的快樂時光（正如他們事後迴憶的）仍曆曆在目，在相隔如此遙遠的情況下，他們根本無法想象在他們陷入迴憶之時，對方可能正在做些什麽。總之，這時候是記憶有餘，想象力不足。在鼠疫的第二個階段裏，他們的記憶也模糊了。並不是他們已經遺忘了心上人的麵容，而是——其實結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體，他們便再也無法在記憶的鏡子中看到它了。
就這樣，在最初的幾周時間裏，他們往往還會抱怨說心上人隻是個影子，慢慢地他們發現這個影子也模糊了起來，連記憶中微弱的幾抹生活的色彩也褪去了。而到了最後，分離的時間久了，他們就再也無法想象他們曾經的纏綿，再也無法理解那種兩個人完全粘在一起的生活了。
從這一點來看，他們已經適應了鼠疫這種狀況，大家越來越能麵對鼠疫中平庸的生活了。人們都不再擁有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是平凡而單調的。“鼠疫也該收場了。”人們這樣說，因為身陷災難之中，人們盼望它早點結束是很自然的，而且事實上人們也是這麽想的。但人們說這話時，已經沒有了鼠疫初期那種衝動與怨氣，人們隻是在思想處於混沌狀態之時表達了那種依然縈繞心頭的清晰的想法。開始幾周那種強烈的反感已被一種普遍的沮喪情緒所取代，這種沮喪並非是逆來順受，盡管這仍然可以說是對現實所作出的一種暫時的、消極的默許。
我們的市民們已安於現狀，正如人們所言，他們已經適應了這種狀況，因為除此以外，別無他法。他們自然還帶著一副悲傷痛苦的樣子，但已經感覺不到痛苦的煎熬了。當然，有些人，就像裏厄，卻認為真正令人沮喪的是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還要更糟糕。在這以前，那些與心上人相隔兩地的人們並非是完全不幸的；在他們痛苦的漫漫長夜裏一直都透著一道希望的曙光，但現在這道曙光也已消失不見了。他們呆在大街的角落裏，咖啡館中，或是朋友家裏，無精打采，心不在焉，露出厭倦的神情，整座城市也因為這些人而看起來就像是一間火車站候車室。那些有工作的人們則和著鼠疫的節拍，默默地堅持著他們的工作。每個人都不驕不躁。那些背井離鄉者第一次可以用常人的語言暢所欲言地談論他們的心上人，他們也能以看待疫情的最新統計數據那樣的角度來看待別離。這種變化是很顯著的，因為在這以前，他們不會將個人的不幸與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為一談，但現在他們認為兩者是合二為一的。沒有迴憶，沒有希望，他們活著隻為了直麵現實。事實上，此時此刻就意味著他們生活的全部。不可否認，鼠疫漸漸地不僅剝奪了所有人愛的能力，還有與人為善的能力。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愛情需要一些對未來的憧憬，但現在人們所麵對的隻有現實而已。
不過，我們所說的隻是大致的情況。因此，我們必須加上一句：盡管所有的別離者最後都會達到這種境界，但在時間上也有早有晚。而且，即使他們最後變得完全漠然了，霎時的清醒，瞬間的迴憶還是會給這些背井離鄉之人帶來新的、更強烈的痛苦。有時的確會出現這種舊創複發的狀況，比如，他們在設想鼠疫結束之後的生活時就會這樣。或者，有時他們會突然觸景生情，莫名其妙地被一種強烈的妒忌心理所刺痛。另一些人在一周中的某些日子裏會重新振奮起來，擺脫那種倦怠情緒——一般是在周日或周六下午，因為以前，當心上人還在身旁時，這段時間他們一貫會去參加某些娛樂活動。傍晚的降臨，預示著往事又要在腦海裏重現，這種悲傷的情緒便湧上他們的心頭，不過有時也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宗教信徒進行反省的傍晚時分是囚犯和背井離鄉之人最難熬的一段時間，因為他們除了內心的空虛之外別無其他可供反省的內容。這時他們心裏感到空蕩蕩的，不一會兒，他們又重新陷入麻木不仁的境地，重新置身於鼠疫的囹圄之中。
顯然，所有這些意味著要放下最關乎個人的私事。在鼠疫初期，令他們魂牽夢繞的盡是些與他人毫不相幹、與己戚戚相關的私生活的點點滴滴，於是每個人的生活在那時也許是頭一次顯示出了那種獨特性。而現在，他們開始急眾人之所急，想眾人之所想，他們心中的愛情甚至也變得抽象起來，不過是種普通的情感而已。他們已經完全聽任鼠疫的擺布，甚至有時候他們還渴望鼠疫能讓他們陷入長眠，他們不斷地想：“要是我患了鼠疫，就這樣長睡不起多好啊！”但事實上，他們已經睡著了，這整個時期對他們而言不過是場夢而已。城裏的居民都像是夢遊者，隻是偶爾在深夜裏，當他們身上那些表麵上已經愈合的傷口突然重新裂開時，他們才會清醒一下。驚醒過來之後，他們有些茫然又好奇地觸摸一下傷口，撇一撇嘴，痛苦便又重新湧上心頭，眼前突然浮現出心上人那悲傷的麵容。一到清晨，他們又得迴到正常狀態——換句話說，他們又得麵對鼠疫。
人們也許會問，這些鼠疫中的別離者到底給人留下什麽印象呢？答案很簡單，他們沒給人留下什麽印象。或者也可以說，他們看起來與其他人一樣，沒什麽特別的。他們和城裏的其他人一樣，有些懶散，又有些孩子氣的衝動。他們不再有絲毫的批判精神，而是擺出一副沉著冷靜的樣子。比如說，你會看到他們當中最聰明的人也會裝模作樣地和其他人一樣看報紙聽廣播，希望能找到些依據來說明鼠疫很快就會結束。他們在讀了某個記者坐在書桌旁疲憊得直打哈欠時隨意撰寫的報道後，要麽看起來對未來報有幻想，要麽就顯示出過分的恐懼。與此同時，他們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顧病人，不是無所事事，便是筋疲力盡，不是在辦公室裏整理歸檔文件，便是在家中聽聽唱片，表現得和其他人別無二致。換句話說，他們已經不再挑三揀四了，鼠疫已經消除了一切歧視。沒有人會挑剔所購買的衣服和食物的質量問題，從這一點上可見一斑。每件東西都是來者不拒。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與心上人兩地相隔的人們已不再擁有鼠疫剛剛爆發時他們享有的那種奇怪的特權了。他們的愛情自我主義已經消失，由此得到的好處也因此而化為烏有。至少現在看來，情況非常明了，災難已成為關乎每一個人的事情。那城門口不斷迴響著的槍聲，那標誌著生死節奏的蓋印戳所發出的有規律的按壓聲，那些檔案與火苗，驚慌失措與繁文縟節——伴隨著這一切的是雖不體麵卻被登記在冊的死亡。在濃濃的毒煙和救護車低沉的鳴笛聲中，我們大家和流亡者一樣，啃食著發餿的麵包，下意識地等待著與親人的重逢和內心重獲安寧的奇跡的出現。毫無疑問，我們的愛情尚且存在，卻發揮不了作用。我們心中的愛情已失去了活力，就像犯了罪、判了刑那樣的無所作為。愛情已經變成一種毫無目標的忍耐，一種執拗的期盼。從這個角度來看，某些市民的態度與那些在食品店門外排著長隊的人們的態度極為相似。同樣的煎熬，同樣的忍受，既看不到盡頭，也看不到希望。無論怎樣，如果要對城裏這些與親人分離的人們的心緒有個正確的了解，就必須再次想象一下那沉悶乏味的傍晚，當暮色降臨到這座灰塵滿地、缺樹少陰的小城中時，大街上便擠滿了成群的男男女女。這時候，最具特色的是，從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台上能聽到的聲音不再是車輛發出的噪音——這通常是城市裏唯一能聽到的聲音——而是混成一片的低沉的說話聲和嘈雜的腳步聲。人們聚在一起打發著時間，不絕於耳的腳步聲和著鼠疫在悶熱的天空中發出的奇怪的唿嘯聲。於是永不停歇、令人窒息的嗡嗡聲逐漸充斥全城，一晚又一晚，悲切而又忠實地體現了一種盲目的堅忍，而它已經取代了我們所有人心中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