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從這時起，可以說我們所有市民都關注起這場鼠疫來。在此之前，盡管身邊發生的這些奇怪的事情令人驚訝，但城裏的每一位市民都盡可能照常做著自己的事情。而且，毫無疑問，人們本可以繼續這樣生活下去。然而，一旦城門關閉，人們就意識到,包括筆者在內的所有人都可以說是同舟共濟，而每個人也隻得適應新的生活狀況。因此，一種諸如與心上人分離的痛苦這樣普通的個人情感突然變為全城居民共有的情感，而且這種情感——夾雜著恐懼——是人們要麵對的長期放逐的巨大痛苦。
事實上，封城的最突出的後果之一就是毫無準備的人們所麵對的這種突如其來的分離。有些母子、情侶和夫妻前幾天還想當然地認為這會是一次短暫的離別，他們說完幾句無足輕重的話就在月台上吻別了，因為他們被人類對不久的將來的盲目自信所蒙蔽，以為幾天後，最多幾周後肯定又會再見麵，短暫的離開對他們的日常事務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但所有的這些人最終發現自己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被無情地分開，彼此不能再相見，甚至不能彼此通信。因為實際上，在官方命令發布之前幾小時，封城就已經開始，自然無法考慮個人的困境問題。疫病無情襲擊的第一個影響可以說真的就是迫使市民們像沒有個人情感一樣地行事。在禁止離城的命令實施那天的上午，省府周圍圍滿了人。他們提出的請求具有同樣的說服力，但同樣都不可能予以考慮。是的，我們需要幾天時間才能意識到我們完全被逼入了困境；“通融”、“幫忙”、“優先”等詞都已失去了意義。
甚至連通信這樣令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被允許。情況是這樣：不僅本城與外界的正常交通聯係被阻斷，而且——根據又一次疫情報告——一切通信都被禁止，以免信件向外傳帶病菌。起初幾天，有些幸運者盡力說服了守衛城門的哨兵，將信件傳遞了出去。但這隻是宣布發生鼠疫的初始階段，那時哨兵們認為屈從於仁愛之情是自然的事。後來，當這些哨兵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時，他們就斷然拒絕承擔這種不能預見可能後果的責任。最初還允許同別的城市電話聯係，但這導致公用電話處擁擠不堪，電話線路忙不過來，以致禁止通話了幾天，然後又限製隻有在諸如死亡、結婚和出生等“緊急情況”下才可通話。因此，人們隻好重新借助起電報來。
以前以友誼、感情或者情愛聯係著的人們發現自己隻有在十來個字的電報裏重溫舊夢了。而由於實際上電報中所能使用的詞匯很快被用盡，長時間的共同生活或熱切的思念很快就濃縮為幾句平凡的套語交流，如：“我好。永遠想你。愛你。”
但是，我們中間還有少數幾個仍堅持寫信，並且花了很多時間想方設法與外界取得聯係，而這些計劃到頭來總是一場空。即使在少數情況下計劃成功了，我們也無法知曉，因為我們沒有收到任何迴音。一連幾個星期，我們都隻能一再重複地寫著同樣的信，重抄著同樣的新聞片段，發出同樣的個人唿籲。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原先發自肺腑的生動語言也失去了任何意義。之後，我們繼續機械地抄著信件，試圖通過這些毫無生氣的詞匯來表達對我們所經曆的折磨的看法。而從長遠來看，相對於這些毫無結果、反反複複的獨白、這些與牆壁進行的枯燥對話來說，平凡無趣的電報套語也漸漸地顯得更為可取了。
又過了幾天——當人們清楚根本沒人能出得了城時——人們開始請求是否可以讓鼠疫發生前已經離城的人迴來。當局經過幾天考慮之後同意了這個請求。但是當局要求迴來的人無論如何都不許再次離城。一旦迴來，無論發生什麽，他們都得呆在城裏。一些家庭——實際上為數極少——沒有認真考慮就急切地要那些離家的親人們迴來，全然不顧地拍電報要他們抓住這次返家的機會。但那些困於鼠疫的人們很快意識到這樣做會讓親人們麵臨可怕的危險，因而寧願忍受親人不在身邊的痛苦。在疫病最嚴重的時期，我們隻看到一個自然情感戰勝對死亡恐懼的事例。這個事例也許有些出人意料，它並非發生在一對無論忍受什麽痛苦也要廝守在一起的年輕情侶身上。這兩人是結婚多年的卡斯特爾醫生和他的老伴。卡斯特爾太太在鼠疫發生前幾天離家去了鄰城。他們並不是恩愛老夫妻的典範；相反，筆者有理由說，很可能這對夫婦自己都不確定是否對他們的婚姻感到滿意。但是這次無情而又持續的分離使他們意識到彼此無法分開生活，而一旦有了這種意識，鼠疫的危險也就算不上什麽了。
這是一個例外。對大多數人而言，分離顯然必須持續到疫病消失為止。因此對於我們大家每個人來說，支配著自己生活的感情——我們自以為很熟悉的感情（奧蘭人的感情是簡單的，這在前文已提到過）——呈現出一種新的麵貌。一直完全信任妻子的丈夫們驚訝地發現自己變得嫉妒多疑起來。情侶們也是如此。那些本來自詡風流如唐璜的男人們變成了忠貞的典範。那些以前對身旁的母親看都不看一眼的兒子們開始懷著深切的悔恨想象著刻在記憶深處那些在外的親人臉上的每一道皺紋。這種突然而徹底的分離以及對未來的全然不知令我們感到意外。對離別不久卻已相隔甚遠的親人那種默默的思念令我們不知所措。實際上，我們的痛苦是雙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的在外的親人，兒子、母親、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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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形下，我們這些市民本可能會通過更多的活動、更多的交際來尋找排遣。但是這場鼠疫卻使他們無事可做，隻好在城裏枯燥無味地轉來轉去，日複一日地沉浸在迴憶帶來的虛幻慰藉之中。因為他們漫無目的地行走時，總是走到那麽幾條相同的街道上，因為小城很小，而這些街道都是在以前快樂的日子裏他們同現已不在身邊的親人們一起走過的。
這樣，鼠疫給我們這個城市帶來的第一個影響是流放的感覺。筆者確信，他在這裏寫下的是自己的感受，這也是許多朋友們承認的共同感受。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流放之感——內心深處始終存在的空虛感，那些期望時光倒流或是時光飛逝的癡心妄想，還有那些焦心的記憶利箭。有時我們陶醉於幻想之中，設想自己在等候親人迴來時響起的門鈴聲或樓梯上熟悉的腳步聲。但是，盡管我們可能故意在平時旅客乘晚班火車應該到家的時間呆在家中，或是試圖暫時忘記火車不通的事實，這種自欺欺人顯然不能持久。我們必須麵對火車不通這個事實的時刻總是會到來的。這時，我們意識到這種分離注定要繼續下去，我們隻有接受未來的這段日子。總之，我們又迴到囚房般的家中，陪伴我們的隻有對過去的迴憶，即使有人寄希望於未來，也很快就放棄了這種想法——盡可能快地——一旦他們感受到幻想給幻想之人帶來痛苦。
值得一提的是，市民們很快就放棄了要是在以前很可能會形成的習慣——設法推算流放可能持續的時間——即使是在公共場所也是如此。原因是這樣：最悲觀的人推算出可能的流放時間，比如說，六個月，他們對這半年暗無天日的日子事先做好準備，並鼓足勇氣接受現實，竭盡全力來勇敢地忍受這漫長歲月的考驗——當他們做好了這一切，他們遇見的某個朋友、報紙上的某篇文章、某種模糊的臆測或是一閃而過的遠見都會提示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疫病會持續半年以上，它為什麽不會持續一年，甚至超過一年呢？
這時他們的勇氣、意誌和耐力突然垮了下來，以致他們感到自己永遠無法脫身於沮喪的深淵。因此他們強迫自己不再去想可能的解禁日期，不再去展望未來，也可以說強迫自己隻看眼下的日子。但是這種謹慎，這種不願勇敢麵對困境挑戰的做法自然效果不佳。因為，當他們迴避自認為不能忍受的精神崩潰的時候，他們也剝奪了自己忘卻鼠疫、想象日後團圓的幻想時刻，這些幻想在鼠疫爆發後常常出現。這樣，他們在希望與失望之間，在毫無目標的生活和毫無結果的迴憶裏浮沉，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靈，隻有甘願紮根於痛苦的境地才能獲得人的肉體之身。
因此，他們也開始體會到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無可救藥的悲傷，那就是生活在無用的迴憶之中。他們不斷懷念的過去甚至也帶有一種悔恨的味道。因為，他們真想把與現在他們等候歸來的親人以前在一起時能做而未做的事情加進迴憶中去；所有的活動都是如此，甚至在囚禁生活相對快樂的時候，他們也總是徒勞地幻想著自己和身在外地的親人在一起。這樣，他們的生活裏總是有種缺憾。對過去感到憎恨，對現在感到心焦，對未來感到絕望，我們像極了那些受到人類法律製裁或仇恨報複而生活在鐵窗之後的囚徒。因而，逃避這種難以忍受的空虛感的唯一方法是再次讓火車在幻想中馳騁，讓寂靜中充滿動聽的門鈴聲；現實是門鈴頑固地沉默著。
那麽，如果說這是一種流放，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種困在自己家中的放逐。雖然筆者體驗的隻是一般的流放生活，卻不能不提一提像記者朗貝爾這類人所經曆的加倍的離別之苦，因為這些被鼠疫困住的遊客們被迫呆在這裏，既見不著親人，又遠離家鄉。在所有的流放者中，他們的感受最深。雖然他們在時間上承受的痛苦與大家一樣，但他們還承受著空間上的痛苦。他們飽受思鄉之苦，時時用頭撞擊著將他們與遠在天涯的家鄉隔離開來的疫區房屋的高牆。無疑，這些人經常整天都在塵土飛揚的城內孤獨地徘徊，默默地唿喚著隻有他們才知道的故鄉樂土的黃昏與清晨。飛翔的燕子、黃昏的露珠或是那些太陽撒在僻靜街道上的奇光異彩等飛逝而過卻令人心煩意亂的跡象給他們徒增沮喪。對於這個能使人們擺脫一切的外部世界，他們閉上雙眼不去觀望，盡力沉浸在過於逼真的幻想之中，想象著一個沐浴在奇異光芒之下的世界，那裏有兩三座山丘、喜愛的樹木、女人的微笑，這為他們構造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境界。
最後，專門來談談分隔兩地的情侶的情況，這是筆者最感興趣，恐怕也是筆者最有資格談論的——他們心裏承受著各種情感的折磨，尤其是悔恨。因為目前的狀況使他們能夠用一種極度客觀的態度來重新審視以前的情感。而且，在這些情況下，他們通常不難發現自己的缺點。他們首先認識到自己很難想起不在身邊的愛人的清晰畫麵。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全然不知對方的生活方式，責怪自己以前對此不僅太不了解，還裝腔作勢地以為，對戀人來說，不在一起時老占用著對方的時間是一種冷淡，而不是快樂的源泉。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能追溯過去的愛情，並發現它的不足之處。平時我們大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知道任何愛情都可以變得更完美。而我們或多或少都甘願讓自己的愛情停留在一般水平。但迴憶不願意作出妥協。毫無疑問，這場降臨全城的飛來橫禍不僅是給我們帶來了不應承受的苦難，令我們可能憤慨不已。它還使我們自己給自己製造痛苦，並且甘願接受被挫敗的現狀。這就是疫病轉移人們注意力、混淆是非的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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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每個人都甘願活在當下，孤獨一人在廣袤而冷漠的天空下過日子。這種被遺棄的感覺也許能及時讓人的脾氣變得好一些，但卻開始讓人陷入一種無用的境地。比如說，有些市民開始受製於某種奇怪的奴役，讓他們任憑天氣陰晴的擺布。看他們的樣子，你會覺得好像他們是生平頭一次變得所謂對天氣如此敏感。一線陽光足以令他們喜形於色，而雨天則讓他們的臉龐和心情都陰沉下來。幾個星期以前，他們還沒有受到天氣這種荒謬的奴役，因為他們不需獨自麵對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和他們一起生活的親人在他們狹小的世界裏占據著最顯著的位置。但從現在起，一切都變了。他們似乎任由善變的老天爺擺布——或者說，他們承受著痛苦卻又毫無理性地抱著希望。
而且，在這種極度孤單的情況下，沒人可以指望鄰居來幫忙。每個人隻得獨自承受苦難的重負。如果我們中間有人偶爾想釋放壓力，或吐露些心聲，那麽無論對方作何迴答，結果通常會傷害了他自己。他會明白他和談話者之間沒有共同語言。他自己表達的是多日來內心所受的痛苦，他想描繪的是在激情與悔恨的煎熬中逐漸形成並凝固的形象，而對方根本不明白，以為他說的隻是普通的情感，那種隨處可見、人人皆有的傷感。不管得到的迴答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總是事與願違，因此人們不想再與彼此交流。但至少有些人是這樣，他們難以忍受沉默，而既然他人不能推心置腹地與之交談，他們隻好人雲亦雲，通常聊聊一般的故事、奇聞軼事和每天的報紙。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是最真實的悲傷也隻得用最普通的套語來表達。鼠疫的囚徒們隻有用這些話語來取得看門人的同情或引起聽眾的興趣。
但是——這一點最重要——不管這些流放者因為空虛感到多麽痛苦，心裏有多麽沉重，可以說他們在鼠疫的初期還算感覺是幸運的。因為就是在全城市民開始感到恐慌的時候，他們一心也隻想著期待重逢的親人。愛情的自我主義使他們免受一般的痛苦，如果他們想起鼠疫，隻會想到這可能會造成與親人的永久分離。因此，在疫病發作最厲害的時候，他們依然保持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簡直可以是一種泰然自若。絕望讓他們不再感到恐慌，因此，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比如說，即使他們中間有人被這場疫病奪去了性命，他自己也沒有時間意識到這一點。當他與記憶中的影子進行綿長而無聲的交流時，突然被死神揪了出來，然後直接被拋入永久的沉寂之中。他根本沒有時間多想任何事情。
第九章
當市民們正在設法適應這種突如其來的隔離生活時，鼠疫已使城門口安放了守衛，使前來奧蘭的船隻改變了行程。封城以來，沒有任何車輛進過城。從那天起，人們感覺汽車仿佛都在繞城而行。
從林陰大道高處俯瞰，港口也呈現出一種奇怪的景象。一直以來使這裏成為整個海岸線上主要港口的商業活動突然銷聲匿跡了。隻有幾艘等候檢疫的船隻還停泊在海灣裏。但碼頭上閑置著的大吊車、側倚著的翻鬥車、無人理會的成堆的袋子和桶——這一切都證明貿易也因鼠疫而衰敗了。
盡管有著如此不同尋常的景象，我們市民顯然還很難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麽。
人們有著共同的感受，比如恐懼和分離之感，但仍舊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還沒有一個人真正認識到疫病的含義。
大多數人主要感到的是生活常規遭到了擾亂，個人利益受到了影響。他們感到焦慮和生氣——但這些並非人們麵對鼠疫時該有的情緒。比如，他們的第一反應便是責怪當局。報刊所反映的群眾的批評——難道現在采取的措施不能放寬些？——迅速遭到省府的反駁，這有些出人意料。迄今為止，報紙和朗斯多克情報信息局都沒有收到過有關疫病的官方統計數字。如今省府每天都把數據提供給該局，並要求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眾對此所作的反應也沒有想象中的那麽迅速。因此公布的鼠疫第三周已有302人死亡這樣的消息並沒有激發公眾的猜想。首先，這302人可能並非都死於鼠疫。其次，這座城裏沒人知道通常情況下每周的平均死亡率。本城的人口大約為20萬。大家不知道現在的死亡率是否真的有那麽不正常。事實上，從來沒人太願意關心這類數據——盡管它的意義很明顯。總之，公眾缺乏比較的標準。隻有隨著時間的流逝，死亡率的穩步上升不容忽視時，公眾才開始意識到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數為321人，而第六周為345人。這些數字至少說明了問題。但是，盡管它們令人擔憂，卻還沒有聳人聽聞到足以改變人們的看法，人們依然認為這隻是一場令人不快但一定為時不長的意外。
因而，人們依然像以往一樣，在城裏到處閑逛，或在咖啡館的露台上閑坐。一般來說，他們還不乏勇氣，談笑風聲多於唉聲歎氣，對顯然隻是暫時的不悅似乎還能欣然接受。總之，人們在盡力撐著場麵。但是，接近月底的時候，大約是在後麵將要談到的祈禱周裏，更嚴重的事態發展改變了城裏的整個麵貌。首先，省府采取措施來控製交通和食物供給。汽油實行配給，糧食買賣受到限製。規定用電量也要減少。隻有日用品可通過陸運或空運運入奧蘭。這樣，交通車輛逐步減少，直至馬路上幾乎看不到私家車。奢侈品店一夜之間都停業了，另一些店則貼出“貨物售罄”的布告，而成群的顧客在店門口排隊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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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呈現出一片新奇的景象。行人更多了，即使不是在高峰時刻，也有很多人擠在大街上或是咖啡館裏，因為商店和許多辦事處都關閉了，人們閑著無事可做。眼下他們還沒有失業，他們隻是在度假。因此，在天氣晴朗的日子裏，下午快三點鍾的時侯，奧蘭就像是一座正在舉行公眾慶祝活動的城市：關上店門，停止交通，以便給製造歡樂的民眾留出活動的空間。
電影院自然會利用這種狀況，輕而易舉地大賺一筆。不過，它們遇到了一個難題——交換影片的問題，因為這個地區影片的輪流放映已經中斷。
兩周後，各電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換影片，又過了更長一段時間後，電影院隻好循環放著同樣的片子。盡管如此，它們的收入並沒有減少。
在這個酒類貿易占據首位的城市裏，酒類庫存非常可觀，因此咖啡館同樣也能滿足顧客的需求。而且，說實話，酒喝得可真多。一家咖啡館想到了一個絕妙的主意，貼出了這樣的廣告：“最能抵禦感染之物莫過於一杯好酒”，這堅定了人們本來就很流行的那種酒精能有效防止傳染病的看法。每天半夜快到兩點，許多被逐出咖啡館的醉漢們步履蹣跚地走在大街上，大聲宣告著他們的樂觀主義。
但所有的這些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如此怪異，又出現得如此突然，以至於人們認為這些變化不可能會持久。因此，大家依然關注著自己的個人情緒。
封城兩天之後，裏厄醫生走出醫院時在街上遇見了科塔爾。這個矮個子滿意地微笑著。裏厄祝賀他氣色不錯。
“是的，”科塔爾說，“我身體很棒。我這輩子要數現在最健康了。不過，請告訴我，醫生。這該死的鼠疫怎樣了？看起來變得相當嚴重了，對嗎？”醫生點了點頭，而科塔爾繼續活力充沛地說：“現在它沒有理由停止蔓延。從當前狀況來看，這座城市將被這一切攪得亂七八糟。”他們倆一起走了一小段路。科塔爾說起他那個街區裏的一個儲備了大量罐頭食品以圖厚利的一個雜貨商。當救護人員前來接他去醫院時，他把幾十個肉罐頭藏在床底下。“他死在醫院裏。在鼠疫裏，錢是沒用的，這毫無疑問。”科塔爾有著一肚子這種有關鼠疫的真真假假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帶有鼠疫症狀、發著高燒的男子衝到大街上，撲向他遇到的第一個女人，摟住她，大叫著他“得病了”。
“真有他的！”科塔爾評論著。但他接下來所說的似乎與他愉悅的語氣不相符。
“無論怎樣，我們大家很快都會成為瘋子，這是確定無疑的。”
就在同一天下午，格朗終於向裏厄傾吐了他的秘密。看到桌上裏厄太太的照片，格朗好奇地望著裏厄。裏厄告訴他，自己的妻子正在外地療養。“從某種意義上說，”格朗說，“這是種幸運。”醫生讚同地說這確實是種幸運，但是，他接著又說，重要的是他的妻子能夠康複。
“是的，”格朗說，“我懂你的意思。”
接著，格朗變得非常健談，這是裏厄認識他以來的頭一次。盡管他說話時還是咬文嚼字，但幾乎總能找到適當的字眼。確實，好像他對當時所說的話早已思考了很長時間似的。
他十幾歲時就與附近的一個貧窮的年輕姑娘結了婚。事實上，他就是為了結婚才輟學，找了現在的這份工作。他和珍妮都從未到過他們那個區以外的地方。在他追求珍妮的日子裏，他常常到珍妮家去看她，而她的家人往往取笑這位害羞的、沉默寡言的追求者。她父親是一位鐵路工人。下了班，他常常坐在窗邊的角落裏，一雙大手平放在大腿上，沉思地注視著來往的行人。他的妻子總是忙著家務，珍妮幫著她。珍妮個子非常嬌小，格朗每次看見她過馬路時總是很緊張，因為駛過她身邊的車輛就像是龐然大物。聖誕節前有一天，他們一起出去走走，走到一個裝飾精美的櫥窗前駐足欣賞起來。珍妮心醉神迷地看了好一會兒，轉過身來麵對著他。“哦，太美了！”他緊緊握住她的手腕。就這樣，他們倆互定終身了。
接下來的事，在格朗看來，就很一般了。就和其他許多普通的夫婦一樣。結婚，再濃情蜜意一小段時間，工作。工作太忙，愛情也就淡忘了。由於格朗所在的辦公室主任食言，珍妮也隻得外出工作了。讀者讀到這裏，需要些想象力才能理解格朗想要表達的意思。主要是因為勞累，他漸漸迷失了自我，越來越少說話，也讓他的妻子失去了被愛的感覺。一個過度工作的丈夫，生活貧困，前途逐漸渺茫，夜晚在家時相對無言——怎麽可能還有激情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活下去？珍妮可能已經感到痛苦了。但她仍然忍受著。當然，也許有人可以長時間受苦而不自知。就這樣一年年過去了。後來，有一天，她離開了他。她當然不是獨自一人離開的。“我愛過你，但現在我感到太累了。我不因離開你而感到幸福，但人們不一定為了幸福才追求新的起點。”這就是她在信中所說的大意。格朗也感到痛苦。而且，他本來——像裏厄提到的那樣——也可以有一個新的起點。但他沒有，他已經失去了信心。隻是，他情不自禁地想著她。他本來想給她寫封信來為自己辯解。
“但這並不容易，”他對裏厄說，“對此我已想了許多年。在我們相愛時，我們不需要說什麽就能相互理解。但是愛情不是恆久不變的。有段時間，我本應該找些話來留住她——但我沒能做到。”格朗從口袋裏掏出一塊方格子抹布似的東西大聲地擤了擤鼻涕。然後，他又擦了擦他的胡須。裏厄無言地注視著他。“請原諒我，醫生，”格朗馬上接著又說，“但是——我該怎麽說呢？——我覺得你值得信任。這就是我能向你談起這些事情的原因。不過，你看，我太激動了。”
顯然，格朗根本就沒有關心鼠疫。
當晚，裏厄給妻子發了份電報，告訴她封城了，要她繼續照顧好自己，他惦念著她。
有天晚上——封城後三周左右——當裏厄從醫院出來時，看到一位年輕人正在大街上等著他。
“你記得我，對吧？”
裏厄覺得見過此人，但又不能確定這人到底是誰。
“我在事件發生前拜訪過你，”年輕人說，“為了了解阿拉伯人居住區的生活情況。我叫雷蒙·朗貝爾。”“啊，是的，當然記得。現在你可大有文章可做了。”朗貝爾看起來不如他們初次見麵時那樣自信，他說他來並不是為了這件事。他想知道醫生是否能幫他點兒忙。
“我很抱歉，”他接著說，“但是我在這裏確實沒有熟人，而我們報社的地方代表完全是個廢物。”
裏厄說他得到市中心的一家診所去，提議兩人一起走過去。他們順著黑人居住區的狹小街道往前走。夜晚就要來臨了，但是過去一到這個時刻就很吵鬧的城市，現在卻異常安靜。唯一的聲音便是迴響在餘輝未盡的天空中的幾聲軍號聲。不管怎樣，軍隊還在作出正常值勤的樣子。其間，當他們沿著兩邊是藍色、淡紫色和淡黃色牆頭的坡度極大的狹小街道往下走著的時候，朗貝爾不斷地說著話，似乎情緒非常激動。
他說他把妻子丟在了巴黎。她並非真是他的妻子，但就跟妻子一樣。剛封城時他給她發過一份電報。那時他以為這種狀況不會持久，隻想設法寄封信給她。但郵局官員拒絕了這一請求，當地報社的同行們說他們對此無能為力，省府辦公室一位職員則當麵嘲笑他。他隻好排了兩個小時的隊才得以獲準發了一份電報：一切都好。不久再會。
但他第二天早上醒來時，突然想到畢竟不能確切地知道事態會持續多久。於是他決定立即離開奧蘭。由於他的職業便利，他得以運用一些影響力見到了省府辦公室的一位高官。他解釋說他來奧蘭純屬偶然，他與這座城市沒有任何聯係，沒有理由留在這裏，因此，他當然有權離開這裏，即使出城後要接受一段時間的檢疫隔離。官員說他十分理解對方的處境，但不能作任何特例處理。不過，他會看看能否做些什麽，盡管他很可能不能立即作出決定，因為當局非常關注目前局勢。
“但是，該死的，”朗貝爾大叫著說，“我不是這裏的人呀！”
“確實如此。但無論怎樣，讓我們還是希望這場疫病很快就會過去吧。”最後，他安慰朗貝爾說，作為一名記者，他可以在奧蘭找到極好的報道題材。確實，如果仔細想想，無論事情有多糟糕，都有它好的一麵。對此，朗貝爾隻能憤怒地聳聳肩，走出了辦公室。
朗貝爾和醫生走到了市中心。
“這真是該死的傻話，醫生，不是嗎？事實上，我不是為寫報道而生的。而是很可能為了與一個女人一起生活而來到這個世界的。這非常合情合理，不是嗎？”
裏厄謹慎地迴答說朗貝爾所說的可能有些道理。
中心大街已不如往常那樣人群擁擠。少數幾個行人正急著趕迴遠方的家。沒有人麵帶笑容。裏厄猜想這是朗斯多克情報信息局最新的通報所造成的。市民們在事後二十四小時就會恢複信心。但在公布當天，數字在人們的腦海裏是揮之不去的。
“事實上，”朗貝爾突然說，“她和我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但我們很合得來。”裏厄沒說什麽，朗貝爾接著說：“我知道我打擾你了。對不起。我隻想知道你能否為我出一張證明，證明我沒有患上這種該死的疾病。我想，這也許可以使事情變得更好辦些。”
裏厄點點頭。這時一個小男孩撞在他腿上摔倒了，他扶小男孩站起來。他們繼續往前走，來到了武器廣場。蒙著一層塵土的棕櫚樹和無花果樹垂頭喪氣地耷拉著樹枝，樹叢中象征共和國的雕塑也蒙上了一層汙垢和塵土。他們在雕塑旁停下了腳步。裏厄把兩隻腳踩在石板上跺了跺，想除去腳上的一層白灰。朗貝爾則帽子歪歪地戴著，鬆鬆地係著領帶的襯衫領口敞開著，胡須也沒有好好剃過，臉上露出一種陰沉而倔強的表情，那是年輕人感到自己深受傷害的表情。
“我理解你，這點請不要懷疑，”裏厄說，“但是你必須清楚，你的要求是站不住腳的。我不能為你出具證明，因為我不清楚你現在是否患有這種疾病，而且，即使我清楚，我又怎能證明你在離開我的診所去往省府辦公室這段時間不會受到傳染？況且，即使我——”
“即使你——？”
“即使我給你出了證明，那也沒用。”
“為什麽沒用？”
“因為城裏像你這種情況的人成千上萬，卻不可能獲準離城。”
“假使他們沒有染上鼠疫呢？”
“這個理由並不充分。哦，我知道這很討厭，但我們都身陷其中，也隻得接受現實了。”
“但我不是這裏的人。”
“不幸的是，從現在起，你同大家一樣，都是這裏的人了。”
朗貝爾提高了些嗓門。
“但是，真該死，醫生，難道你不明白這種普通的人類情感問題嗎？還是你不知道一對情投意合的人分隔兩地的滋味？”
裏厄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他對此非常理解。他衷心希望朗貝爾可以獲準迴到他妻子的身邊，也希望身處兩地的情侶們可以再次相聚。隻是法令就是法令，鼠疫已經爆發了，他也隻能該做什麽就做什麽。
“不，”朗貝爾痛苦地說，“你不能理解。你是在講大道理，而不是感情。你生活在抽象的世界裏。”
醫生抬頭望著象征共和國的雕塑，然後說他不清楚他是否在講大道理，但他知道他講的是擺在大家麵前的事實——這兩者並不一定是一迴事。
記者整了整領帶。
“那麽，我知道了，我不能指望你幫忙了。很好。但是——”他用一種不服氣的語氣接著說，“我會離開這個城市的。”
醫生反複說他非常理解，但這一切都與他無關。
“很抱歉，但這確實與你有關。”朗貝爾再次提高了嗓門，大聲說，“我來找你就是因為有人告訴過我，你在起草這些已經頒布的法令中起了很大作用。當時我想，你這個幫助係鈴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鈴。但是你卻無動於衷，你從不關心任何人，你沒有為分居兩地的人著想。”
裏厄承認，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事實，他確實不願考慮這些事情。
“啊，我明白了！”朗貝爾大叫著說，“你馬上就要說些公眾利益的話了。但公眾利益也是以每個人的個人利益為基礎的。”
裏厄似乎突然如夢初醒。
“哦，得了！”他說，“就是這樣，但事情不僅僅是這樣。匆忙下結論是沒有用的。但你沒有理由發火。我向你保證，假如你能想到一個讓自己擺脫隔離的辦法，我將萬分高興。隻是，我的工作職責不允許我這樣做。”
朗貝爾不耐煩地揚起頭。
“是的，是的，我不該發火。而且我也占用了你太多的時間。”
裏厄要朗貝爾隨時把事情的進展情況告訴他，而不要因為他沒幫上忙而對他耿耿於懷。他又說，他相信他們還是有些共同話語的。朗貝爾看起來很困惑。
“是的，”他沉默了一陣之後說，“我也是這麽認為的——不管我說過什麽，也不管你說過什麽。”他頓了頓說，“不過，我還是不能讚同你的看法。”
他把帽沿往下一拉，遮擋住雙眼，然後快步走開了。裏厄目送他走進塔魯住的那家旅館。
過了一會兒，醫生輕輕地點了點頭，似乎對頭腦裏閃過的某種念頭表示讚同。的確，記者不願自己的幸福受到阻礙是正確的。但生活在這樣一個抽象的世界裏，他責備自己又是否正確呢？“抽象”這個詞真的能用來描述鼠疫在城裏蔓延、死亡人數升至每周五百人時他在自己的醫院裏度過的這些日子嗎？是的，這樣的災禍中有抽象和不現實之處。但是，當抽象觀念開始涉及生死問題時，你就得認真對待它了。而且裏厄十分清楚：這不是最容易辦到的事情。比如說，他負責的那所輔助性醫院——現在已有三所這樣的醫院了——管理起來就不輕鬆。
他叫人把通往手術室的接待室裝修了一下，以作接收病人之用。接待室的地麵被挖成了一個淺淺的水池，水裏加了甲苯基酸，池子中央有個磚砌的小平台。將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脫去衣服，然後將衣物丟進消毒水裏。病人洗過身子，擦幹後，穿上醫院的粗布睡衣，被送到裏厄那裏檢查，然後被送入病房。這個醫院，一個被征用的學校，現在有五百張病床，幾乎都住滿了。裏厄親自監督患者的接收工作，然後給患者進行注射血清、切除腹股溝腫塊，以及核查統計數值等工作，最後迴去進行下午的門診。到了晚上，他才出門去巡診，直到深夜才迴家。前一天晚上，他母親把他媳婦的電報遞給他的時候，他的雙手直發抖。
“是在抖，”他說，“但是隻要堅持下去，我就不會緊張了，你會看到的。”
他體格健壯，因而至今還並非真的感到疲勞。隻是，首先是他的出診開始讓他感到極大的壓力。一旦診斷為瘟疫，病人就得馬上被運走。於是又得開始講“抽象”的大道理，與病人家屬進行鬥爭，因為他們知道，要等到病人死了或是痊愈了才能再相見。“可憐可憐吧，醫生！”正是洛雷特太太，塔魯所住旅館客房女傭的母親，提出這樣的請求。這種請求毫無用處，他當然可憐她。但這有什麽用呢？他必須打電話，然後救護車的警笛音很快就會響徹大街。（起初鄰居們還常常開窗看看。後來他們就會很快把窗戶關上。）接下來又是一幕掙紮、啼哭、懇求的場麵——總之，都是些抽象的東西。在那些被高燒搞得神經緊張的病人家裏，出現了許多瘋狂的場麵。但結果總是一樣。病人被帶走了。然後，裏厄也可以走了。開始幾天，他隻是打過電話之後就接著趕去看別的病人，並不等救護車來。但他剛一走，病人家就關上門，寧願同鼠疫病人在一起也不願分離，因為他們非常清楚事情的結果。接下來就是叱責、尖叫、用力敲門、警察幹預，然後是出動軍隊，病人被強行帶走。因此，頭幾周裏，裏厄隻好陪著病人，直到救護車來了才走。後來，當每個醫生都有一個誌願者警官陪同出診時，裏厄才能馬上離開，趕往下一個患者家。但起初，每天晚上的情況都像他被請去看洛雷特太太的女兒那天晚上一樣。他被領進裝飾有扇子和假花的小房間裏。病人的母親帶著勉強的笑容迎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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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希望這不是大家都在談論著的那種發燒。”
掀開床單和襯衣，醫生默默地仔細觀察病人大腿和肚子上的紅斑，以及腫脹的淋巴結。那母親看了一眼就發出尖叫，難以自製地痛哭起來。每天晚上，母親們看到四肢和腹部上致命的症狀就會胡思亂想、號啕大哭起來；每天晚上，她們的雙手緊緊抓住裏厄的胳臂，然後就是些無濟於事的話、許諾和哭泣；每天晚上，越來越近的救護車的警笛聲總是引起各種徒勞的悲傷的場麵。除了會有很多這樣的場麵一再上演之外，裏厄已沒有什麽其他的盼頭。的確，像抽象觀念一樣，鼠疫是一成不變的；也許隻有一樣東西在變，那就是裏厄自己。那晚他站在象征共和國的雕塑下時就有這種感覺。當他注視著朗貝爾走進那家旅館的大門時，他隻覺得一種無望的冷漠正慢慢地侵入全身。
令人筋疲力盡的幾周過去之後，看到夜幕降臨後市民們湧上街頭毫無目的地閑逛時，裏厄知道自己不再需要狠下心來對抗自己的同情心了。當同情心於事無補時，人們就漸漸失去了同情心。而且，在這種心靈漸漸自我關閉起來的感覺中，醫生在那段不堪重負的日子裏找到了一種慰藉，他唯一的慰藉。他知道，這將有助於他更輕鬆地完成他的任務，因此，他感到高興。當他淩晨兩點迴到家，他麵對母親時臉上茫然的表情令他母親感到震驚；她為裏厄當時唯一能做的減輕壓力的做法感到痛心。要與抽象觀念作鬥爭，就得讓自己的心硬起來。但怎能期望朗貝爾理解這一點呢？
抽象觀念對朗貝爾來說就是阻礙他獲得幸福的東西。實際上，裏厄得承認，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位記者是對的。但是，他也知道，抽象觀念有時比幸福更重要。而那時，也隻有在那種情況下，必須要考慮這種抽象觀念。這也是朗貝爾將要麵臨的處境，就像很久之後裏厄醫生從朗貝爾那裏聽到的更多關於他自己的敘述中了解到的一樣。這樣，裏厄得以在一個不同的層麵繼續他的生活，而且，在這裏，個人幸福與關於鼠疫的抽象觀念之間的沉悶鬥爭也在展開——這構成了本城居民很長一段時間裏的全部生活。
第十章
然而，有些人看到的是抽象，另一些人卻看到了事實。伴隨著瘟疫的再次肆虐以及帕納盧神父一次言辭激烈的布道，鼠疫爆發後的第一個月在無望中結束了。這位神父就是在米歇爾老頭剛發病那會兒踉蹌著走迴家時攙扶過他的耶穌會教士。帕納盧神父因為經常向奧蘭地理協會的雜誌投稿而成名。這些稿件主要是有關古代碑文問題，在這方麵他是個權威。不過他也曾就現代個人主義的話題作過一係列演講，在這方麵他贏得了更多的聽眾，他們都是非專業人士。在演講中，他表明了自己是一名堅定的鬥士，捍衛著至真至純的天主教教義，讓它既遠離現代放蕩主義，又遠離過去的蒙昧主義。在這些場合，他從不畏懼用一些逆耳忠言來痛斥聽眾。因此，他在當地享有盛譽。
在鼠疫發生將近一個月的時候，奧蘭城教會權威決定拿起最適合自己的武器來與鼠疫作鬥爭，於是組織了一次祈禱周活動。這種群眾表示虔誠的宗教活動以周日的大彌撒結束。這場彌撒是為紀念聖羅克——一位被鼠疫奪去生命的聖人而進行的，而帕納盧神父則被邀請去進行布道。兩周前他就停下了關於聖奧古斯丁和非洲教會的研究工作，這工作為他在所屬修道會中贏得了很高的地位。這位天性熱情而充滿激情的神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會安排給他的這項任務當中。在這次布道之前，人們已經對這個話題談論已久，而且這次布道本身也標誌著這一時期中的一件大事。 參加祈禱周活動的人很多。但是，不要以為奧蘭市民平時就特別虔誠。比如說，在星期天早晨，海水浴就常常跟去教堂做祈禱較著勁。也不要認為他們是受到巨大的感召而突然改變了心性。這隻是因為，首先城封了，港口不準進入了，他們不可能再去洗海水浴；此外，他們處於一種非常特別的心境之中，盡管他們在內心深處根本沒有意識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問題的嚴重性，但他們也能感覺到，由於一些很明顯的原因，情況確實有點變化。然而，有很多人仍然盼望著這場傳染病很快就會過去，他們和他們的家人都會安然無恙。因此，他們覺得還沒有義務在生活習慣上作任何改變。對他們而言，鼠疫隻是一個不速之客，有一天它一定會不期然地離去，正如它悄然來臨一樣。他們感到害怕，但遠還沒有到絕望的地步，還沒有到把鼠疫看作他們生活的全部這樣的階段，也還不到忘卻昔日生活的時刻。總之，他們在等待情況出現轉機。對待宗教——如同對待許多其他問題一樣——鼠疫使他們的思想處於一種奇特的狀態，既不冷漠，也不熱情。也許，用“客觀”一詞來形容最為恰當。大多數參加祈禱周活動的人一定會附和裏厄醫生聽過的一個常去做禮拜的人所說的話：“不管怎樣，這沒有任何壞處。”甚至連塔魯在筆記中記錄了中國人在類似情況下用敲鼓的方法來驅趕瘟神之後，又指出，事實上，沒有辦法說明敲鼓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他隻是加了這些話：為了解決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瘟神是否真的存在，不清楚這一點，談論任何其他的想法都是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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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樣，整個祈禱周期間，教堂裏確實總是擠滿了信徒。頭兩三天，許多人還呆在外麵，在門廊前花園裏的棕櫚樹和石榴樹下，遠遠地聆聽著在鄰街不斷迴響著的此起彼伏的禱告聲和乞靈聲。可是一旦有人帶頭，他們就開始走進教堂，膽怯地加入到祈禱當中。而在周日布道那天，大批人群湧入教堂中殿，連台階上和教堂周圍都擠滿了人。前一天，天空就已烏雲密布，而現在正下著傾盆大雨。站在外麵的那些人撐著雨傘。教堂裏彌漫著一股濃濃的爐香和濕衣服的味道。這時，帕納盧神父步入講道台。
他中等個子，身材健壯。當他靠在講道台邊，用粗大的雙手抓住木欄時，人們看到的隻是一個巨大的黑色軀幹，再往上，紅潤的麵頰上架著一副鋼絲邊眼鏡。他的聲音洪亮而富有激情，可以傳得很遠，而他一開口就以清楚有力的聲音對會眾說：“我的兄弟們，苦難已經降臨到你們身上，我的兄弟們，你們是罪有應得。”連門廊外矗立在雨中的人群都發出一陣騷動。按嚴格的邏輯來說，神父接下來所說的話，似乎和這個扣人心弦的開場白並不連貫。隻有繼續聽講道，聽眾方才明白，帕納盧神父運用巧妙的演講技巧，有如當頭一棒，道出了他整個講道的主旨。說完了第一句話，神父馬上引用了《出埃及記》中關於埃及發生瘟疫的原文，說：“在曆史上第一次出現這種災難是為了打擊天主的敵人。法老違反天意，而瘟疫迫使他屈服。天主降災，使那些狂妄自大和頑固抗主的人臣服於他的腳下，有史以來一直如此。仔細想想吧，朋友們，跪下吧。”
雨下得越來越大，暴雨敲打著窗戶的聲音使教堂內顯得更加肅靜，而神父的話打破了這種沉寂。有幾個聽道的人，猶豫了片刻後，從他們的座位上滑下，跪倒在地。其他人認為應該效仿，於是從教堂的一端到另一端，全體聽道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都跪了下去。除了偶爾有幾聲椅子的嘎嘎聲，再沒有其他聲響。這時帕納盧直起身來，深吸了一口氣，用強勁有力的聲音繼續他的講道。
“如果瘟疫降臨到你們頭上，那是因為你們思考的時候到了。正義之人不必懼怕，但惡者則該發抖。因為鼠疫是天主的連枷，人間是天主的脫粒場，天主會毫不留情地摔打莊稼，直到麥粒從麥杆上脫下為止。麥杆總是比麥粒多，受上天召喚的人當中隻有極少數人受苦。但這種不幸並非天主所願。這個世界縱容罪惡已經太久，依靠天主的憐憫與諒解已經太久。人們以為隻要懺悔就夠了，什麽罪過都可以犯。每個人都有恃無恐，到時候，他隻要停止罪行，然後懺悔就行了。從現在一直到那一天，最容易做的就是得過且過，仁慈的天主會安排餘下的事情。很久以來，天主都是以仁慈的目光俯視著這座城市，但他已不耐煩再等了，他已期待太久，現在他已掉轉臉去了。因此，失去了天主的靈光，我們在黑暗中，在濃濃的瘟疫的黑暗中前行。”會眾中有人像一匹不耐煩的馬似的哼了一聲。停頓了一小會兒，神父以更為低沉的聲音繼續他的講道。
“在《金色傳奇》中，我們讀到，在翁伯托國王時期，鼠疫在意大利肆虐，在羅馬和帕維亞地區尤為猖獗。情況非常可怕，活著的人幾乎不夠埋葬死者。當時有一位善神現身，給一個手持巨大獵矛的惡神下令，吩咐他擊打房屋。他在一幢房子上擊打多少下，這幢房子裏就得死多少人。”
這時，帕納盧朝著教堂入口處伸出兩條短短的胳臂，好像是在指著飄搖雨幕後的什麽東西似的。
“我的兄弟們，”他大喊道，“現在那致命的狩獵正在進行，正侵襲著我們的街道。看，那位瘟神就在那裏，像路西法一樣美麗，像魔王一樣神氣！他正在你們的屋頂上空徘徊，右手握著長矛，擺好了出擊的姿勢。左手伸出來，指向你們的某幢房子。也許就在此刻，他正指向你們的家門，紅色的長矛撞擊著壁板，甚至就在此時，瘟疫正走進你們的家中，坐在你們的臥室裏等著你們迴家。它不慌不忙，全神貫注，正在等待時機，一切就像已被安排好了一樣無法逃避。世上沒有任何力量，不——記住我的話——一旦它將手伸向你們，哪怕是自吹自擂的人類科學也不能將你們從它手中拯救。結果，你們就像在血染的脫粒場上被痛苦地打下來的麥粒一樣，和麥杆一起被扔掉了。”
講到這裏，神父用他出色的口才重新提起那個連枷的象征。他要他的聽眾們想象一根巨大的長矛在城市上空揮舞，隨意地擊打一下，然後再鮮血淋漓地舉起，將鮮血和痛苦一起撒向地麵，“作為來日收獲真理的種子”。
講完這一長段話後，帕納盧神父停頓了一下。他的頭發散亂地披在額前，渾身顫抖著，雙手帶動著講道台也抖動了起來。再次說話時，他的聲音更加低沉，但帶有強烈的譴責的語氣。
“是的，認真思考的時候到了。你們天真地以為每周日來朝拜一次天主就夠了，其餘日子就可以自由自在了。你們認為一些小禮節，一些跪拜動作就足可以抵消你們罪惡的冷漠了。但天主是不會被愚弄的。他熱切地想要向你們表達他的愛，而這種短暫的相見不能使他心滿意足。他希望見到你們的時間更長，次數更頻繁，這是他愛你們的方式，實際上，這是愛的唯一方式。這就是為什麽他讓災難降臨到你們頭上，因為他已厭煩了等待。有史以來，他都是這樣對待一切冒犯了他的城市。現在你們正在接受教訓，該隱及其子孫、所多馬和蛾摩拉的人民、約伯和法老以及所有頑固抗主的人都得到過這樣的教訓。自從城門將你們和鼠疫關在一起開始，你們像上述那些人一樣，已經開始用新的眼光來審視人類和天地萬物了。現在，你們終於明白，該是認真思考根本問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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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潮濕的風刮進教堂中殿，蠟燭的火焰搖曳著，閃爍不定。在濃烈的蠟燭味、咳嗽聲和噴嚏聲中，帕納盧神父一麵以非常巧妙、令人讚賞的方式重新提起他的開場白，一麵繼續以平靜的、幾乎不帶感情的聲音說：“我知道，你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在揣測我的講話是何用意。我要把你們引向真理，讓你們感到高興，是的，高興——盡管我說了剛才那番話。現在不再是用一隻友愛的手或是用些友好的勸告就可以讓你們走上正確道路的時候了。今天，真理就是命令。一支紅色的長矛正堅決地指向那條小道，那條救贖之路。因此，兄弟們，上天的仁慈最終顯露無疑，他在一切事物上都安排了善惡兩麵：憤怒和憐憫，瘟疫和你們的救贖。這場正在殘害著你們的鼠疫，也能超度你們，為你們指明道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亞的基督徒們把瘟疫看作是一種上天所賜的獲得永生的有效方法。那些沒有得病的人把自己裹在瘟疫病人用過的床單裏以求必死。我承認，這種要求救贖的瘋狂做法不值得推薦。這是一種草率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我們強烈反對的自行其是。沒人可以強迫天主的意誌或是讓指定的時刻快點到來，加速天主早已安排好的、不可更改的命令的做法隻會導致走向異端。但我們仍然可以從那些阿比西尼亞教徒的熱忱中汲取有益的教訓，盡管他們過度熱忱了。他們的這種做法有背於我們的開明精神，但讓我們瞥見了明亮的永生之光，雖然隻是一團弱小而安靜的火焰，在人類痛苦的黑暗深淵隱隱散發著光芒。這道光也照亮了那條通向解脫的昏暗之路。它顯示了萬無一失、能變惡為善的的上天意誌。今天，它又一次引領我們通過這條充滿恐懼和呻吟的黑暗道路，把我們引向神聖的安寧，那一切生命的本源。朋友們，這就是我要帶給你們的巨大安慰，希望你們離開這座天主的聖堂時，帶走的不僅僅是憤怒的話語，還有使你們內心感到安慰的福音。”
大家以為布道已經結束了。外麵，雨停了，充滿水氣的陽光給教堂前的廣場抹上了一片金黃。街上隱隱傳來說話聲，還有汽車的嘈雜聲，這是蘇醒的城市之聲。會眾們在一片壓抑著的騷動聲中小心翼翼地收拾他們的東西。
但是，神父又說了幾句話。他說，在闡明了鼠疫是天主用來懲罰人類罪惡的手段之後，在他結束發言之際，鑒於事件的悲劇性，他不打算再說什麽了，因為那樣就太不合時宜了。他希望，而且也相信，大家現在真正看清了自己的狀況。但是，在離開講道台之前，他想告訴人們他在一本關於馬賽大鼠疫的老紀事書中讀到的一些東西。在這本書中，作者馬蒂厄·馬雷大發感歎，他說自己已被打入地獄，承受著既無助又無望的煎熬。哦，馬蒂厄·馬雷是瞎子！帕納盧神父感到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切地體會到天主賜予所有人的神聖的幫助和基督教的希望。他唯一的希望是，不管這些黑暗的日子有多可怕，不管痛苦的人們發出怎樣的呻吟，我們的市民都會向上天發出虔誠教徒的祈禱，一種愛的祈禱。其餘的事情，天主自會作出安排。
第十一章
很難說這次布道是否對我們的市民起到了任何作用。奧頓先生，那位地方治安官，向裏厄醫生保證，他發現神父的觀點“絕對無可辯駁”。但並非每個人都持有如此絕對的觀點。對某些人來說，這次布道隻是讓他們明白了他們是因犯了什麽不知名的罪而被判處了一段不確定期限的懲罰這一事實。有好些人設法適應這種監禁，繼續過著以前那種平凡的生活，而另一些反抗者則一心想要逃離這座牢籠。
起初，人們還或多或少能從容地忍受同外界隔絕這一事實，就像他們本可以忍受任何僅僅擾亂了他們某些生活習慣的暫時性的麻煩一樣。但是，由於他們突然發覺自己正在遭受蒼穹之下的某種監禁，開始炎炎夏日裏的煎熬，他們模糊地感覺到目前的局勢已威脅到自己整個的生活。於是到了晚上，當涼爽的空氣使他們的精力得以恢複之時，這種像囚犯一樣被監禁的感覺有時會促使他們幹出一些魯莽的事情來。
值得注意的是——不知是否出於巧合——從布道的這個星期日開始，恐懼般的情緒深深地影響著這個城市，足以使人猜想到市民們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明白他們的真實處境。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城市的氣氛有些變了。但是，實際上，究竟是氣氛變了還是心理變了，還是個問題。
布道後沒幾天，當裏厄在去往市郊的路上與格朗談論著這一變化的時候，他在黑暗中撞上了一個站在路中央左右搖晃、止步不前的男子。正在這時，亮得越來越晚的路燈突然都亮了起來，裏厄及同伴身後的一盞燈照亮了這位男子的臉。他緊閉雙眼，無聲地笑著。大滴大滴的汗水從那張笑得不斷抽搐的臉上流淌下來。
“整個一個瘋子。”格朗說。
裏厄挽住格朗的胳臂，帶著他繼續往前走，這時他發覺格朗正在劇烈地哆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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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時起，可以說我們所有市民都關注起這場鼠疫來。在此之前，盡管身邊發生的這些奇怪的事情令人驚訝，但城裏的每一位市民都盡可能照常做著自己的事情。而且，毫無疑問，人們本可以繼續這樣生活下去。然而，一旦城門關閉，人們就意識到,包括筆者在內的所有人都可以說是同舟共濟，而每個人也隻得適應新的生活狀況。因此，一種諸如與心上人分離的痛苦這樣普通的個人情感突然變為全城居民共有的情感，而且這種情感——夾雜著恐懼——是人們要麵對的長期放逐的巨大痛苦。
事實上，封城的最突出的後果之一就是毫無準備的人們所麵對的這種突如其來的分離。有些母子、情侶和夫妻前幾天還想當然地認為這會是一次短暫的離別，他們說完幾句無足輕重的話就在月台上吻別了，因為他們被人類對不久的將來的盲目自信所蒙蔽，以為幾天後，最多幾周後肯定又會再見麵，短暫的離開對他們的日常事務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但所有的這些人最終發現自己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被無情地分開，彼此不能再相見，甚至不能彼此通信。因為實際上，在官方命令發布之前幾小時，封城就已經開始，自然無法考慮個人的困境問題。疫病無情襲擊的第一個影響可以說真的就是迫使市民們像沒有個人情感一樣地行事。在禁止離城的命令實施那天的上午，省府周圍圍滿了人。他們提出的請求具有同樣的說服力，但同樣都不可能予以考慮。是的，我們需要幾天時間才能意識到我們完全被逼入了困境；“通融”、“幫忙”、“優先”等詞都已失去了意義。
甚至連通信這樣令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被允許。情況是這樣：不僅本城與外界的正常交通聯係被阻斷，而且——根據又一次疫情報告——一切通信都被禁止，以免信件向外傳帶病菌。起初幾天，有些幸運者盡力說服了守衛城門的哨兵，將信件傳遞了出去。但這隻是宣布發生鼠疫的初始階段，那時哨兵們認為屈從於仁愛之情是自然的事。後來，當這些哨兵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時，他們就斷然拒絕承擔這種不能預見可能後果的責任。最初還允許同別的城市電話聯係，但這導致公用電話處擁擠不堪，電話線路忙不過來，以致禁止通話了幾天，然後又限製隻有在諸如死亡、結婚和出生等“緊急情況”下才可通話。因此，人們隻好重新借助起電報來。
以前以友誼、感情或者情愛聯係著的人們發現自己隻有在十來個字的電報裏重溫舊夢了。而由於實際上電報中所能使用的詞匯很快被用盡，長時間的共同生活或熱切的思念很快就濃縮為幾句平凡的套語交流，如：“我好。永遠想你。愛你。”
但是，我們中間還有少數幾個仍堅持寫信，並且花了很多時間想方設法與外界取得聯係，而這些計劃到頭來總是一場空。即使在少數情況下計劃成功了，我們也無法知曉，因為我們沒有收到任何迴音。一連幾個星期，我們都隻能一再重複地寫著同樣的信，重抄著同樣的新聞片段，發出同樣的個人唿籲。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原先發自肺腑的生動語言也失去了任何意義。之後，我們繼續機械地抄著信件，試圖通過這些毫無生氣的詞匯來表達對我們所經曆的折磨的看法。而從長遠來看，相對於這些毫無結果、反反複複的獨白、這些與牆壁進行的枯燥對話來說，平凡無趣的電報套語也漸漸地顯得更為可取了。
又過了幾天——當人們清楚根本沒人能出得了城時——人們開始請求是否可以讓鼠疫發生前已經離城的人迴來。當局經過幾天考慮之後同意了這個請求。但是當局要求迴來的人無論如何都不許再次離城。一旦迴來，無論發生什麽，他們都得呆在城裏。一些家庭——實際上為數極少——沒有認真考慮就急切地要那些離家的親人們迴來，全然不顧地拍電報要他們抓住這次返家的機會。但那些困於鼠疫的人們很快意識到這樣做會讓親人們麵臨可怕的危險，因而寧願忍受親人不在身邊的痛苦。在疫病最嚴重的時期，我們隻看到一個自然情感戰勝對死亡恐懼的事例。這個事例也許有些出人意料，它並非發生在一對無論忍受什麽痛苦也要廝守在一起的年輕情侶身上。這兩人是結婚多年的卡斯特爾醫生和他的老伴。卡斯特爾太太在鼠疫發生前幾天離家去了鄰城。他們並不是恩愛老夫妻的典範；相反，筆者有理由說，很可能這對夫婦自己都不確定是否對他們的婚姻感到滿意。但是這次無情而又持續的分離使他們意識到彼此無法分開生活，而一旦有了這種意識，鼠疫的危險也就算不上什麽了。
這是一個例外。對大多數人而言，分離顯然必須持續到疫病消失為止。因此對於我們大家每個人來說，支配著自己生活的感情——我們自以為很熟悉的感情（奧蘭人的感情是簡單的，這在前文已提到過）——呈現出一種新的麵貌。一直完全信任妻子的丈夫們驚訝地發現自己變得嫉妒多疑起來。情侶們也是如此。那些本來自詡風流如唐璜的男人們變成了忠貞的典範。那些以前對身旁的母親看都不看一眼的兒子們開始懷著深切的悔恨想象著刻在記憶深處那些在外的親人臉上的每一道皺紋。這種突然而徹底的分離以及對未來的全然不知令我們感到意外。對離別不久卻已相隔甚遠的親人那種默默的思念令我們不知所措。實際上，我們的痛苦是雙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的在外的親人，兒子、母親、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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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形下，我們這些市民本可能會通過更多的活動、更多的交際來尋找排遣。但是這場鼠疫卻使他們無事可做，隻好在城裏枯燥無味地轉來轉去，日複一日地沉浸在迴憶帶來的虛幻慰藉之中。因為他們漫無目的地行走時，總是走到那麽幾條相同的街道上，因為小城很小，而這些街道都是在以前快樂的日子裏他們同現已不在身邊的親人們一起走過的。
這樣，鼠疫給我們這個城市帶來的第一個影響是流放的感覺。筆者確信，他在這裏寫下的是自己的感受，這也是許多朋友們承認的共同感受。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流放之感——內心深處始終存在的空虛感，那些期望時光倒流或是時光飛逝的癡心妄想，還有那些焦心的記憶利箭。有時我們陶醉於幻想之中，設想自己在等候親人迴來時響起的門鈴聲或樓梯上熟悉的腳步聲。但是，盡管我們可能故意在平時旅客乘晚班火車應該到家的時間呆在家中，或是試圖暫時忘記火車不通的事實，這種自欺欺人顯然不能持久。我們必須麵對火車不通這個事實的時刻總是會到來的。這時，我們意識到這種分離注定要繼續下去，我們隻有接受未來的這段日子。總之，我們又迴到囚房般的家中，陪伴我們的隻有對過去的迴憶，即使有人寄希望於未來，也很快就放棄了這種想法——盡可能快地——一旦他們感受到幻想給幻想之人帶來痛苦。
值得一提的是，市民們很快就放棄了要是在以前很可能會形成的習慣——設法推算流放可能持續的時間——即使是在公共場所也是如此。原因是這樣：最悲觀的人推算出可能的流放時間，比如說，六個月，他們對這半年暗無天日的日子事先做好準備，並鼓足勇氣接受現實，竭盡全力來勇敢地忍受這漫長歲月的考驗——當他們做好了這一切，他們遇見的某個朋友、報紙上的某篇文章、某種模糊的臆測或是一閃而過的遠見都會提示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疫病會持續半年以上，它為什麽不會持續一年，甚至超過一年呢？
這時他們的勇氣、意誌和耐力突然垮了下來，以致他們感到自己永遠無法脫身於沮喪的深淵。因此他們強迫自己不再去想可能的解禁日期，不再去展望未來，也可以說強迫自己隻看眼下的日子。但是這種謹慎，這種不願勇敢麵對困境挑戰的做法自然效果不佳。因為，當他們迴避自認為不能忍受的精神崩潰的時候，他們也剝奪了自己忘卻鼠疫、想象日後團圓的幻想時刻，這些幻想在鼠疫爆發後常常出現。這樣，他們在希望與失望之間，在毫無目標的生活和毫無結果的迴憶裏浮沉，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靈，隻有甘願紮根於痛苦的境地才能獲得人的肉體之身。
因此，他們也開始體會到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無可救藥的悲傷，那就是生活在無用的迴憶之中。他們不斷懷念的過去甚至也帶有一種悔恨的味道。因為，他們真想把與現在他們等候歸來的親人以前在一起時能做而未做的事情加進迴憶中去；所有的活動都是如此，甚至在囚禁生活相對快樂的時候，他們也總是徒勞地幻想著自己和身在外地的親人在一起。這樣，他們的生活裏總是有種缺憾。對過去感到憎恨，對現在感到心焦，對未來感到絕望，我們像極了那些受到人類法律製裁或仇恨報複而生活在鐵窗之後的囚徒。因而，逃避這種難以忍受的空虛感的唯一方法是再次讓火車在幻想中馳騁，讓寂靜中充滿動聽的門鈴聲；現實是門鈴頑固地沉默著。
那麽，如果說這是一種流放，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種困在自己家中的放逐。雖然筆者體驗的隻是一般的流放生活，卻不能不提一提像記者朗貝爾這類人所經曆的加倍的離別之苦，因為這些被鼠疫困住的遊客們被迫呆在這裏，既見不著親人，又遠離家鄉。在所有的流放者中，他們的感受最深。雖然他們在時間上承受的痛苦與大家一樣，但他們還承受著空間上的痛苦。他們飽受思鄉之苦，時時用頭撞擊著將他們與遠在天涯的家鄉隔離開來的疫區房屋的高牆。無疑，這些人經常整天都在塵土飛揚的城內孤獨地徘徊，默默地唿喚著隻有他們才知道的故鄉樂土的黃昏與清晨。飛翔的燕子、黃昏的露珠或是那些太陽撒在僻靜街道上的奇光異彩等飛逝而過卻令人心煩意亂的跡象給他們徒增沮喪。對於這個能使人們擺脫一切的外部世界，他們閉上雙眼不去觀望，盡力沉浸在過於逼真的幻想之中，想象著一個沐浴在奇異光芒之下的世界，那裏有兩三座山丘、喜愛的樹木、女人的微笑，這為他們構造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境界。
最後，專門來談談分隔兩地的情侶的情況，這是筆者最感興趣，恐怕也是筆者最有資格談論的——他們心裏承受著各種情感的折磨，尤其是悔恨。因為目前的狀況使他們能夠用一種極度客觀的態度來重新審視以前的情感。而且，在這些情況下，他們通常不難發現自己的缺點。他們首先認識到自己很難想起不在身邊的愛人的清晰畫麵。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全然不知對方的生活方式，責怪自己以前對此不僅太不了解，還裝腔作勢地以為，對戀人來說，不在一起時老占用著對方的時間是一種冷淡，而不是快樂的源泉。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能追溯過去的愛情，並發現它的不足之處。平時我們大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知道任何愛情都可以變得更完美。而我們或多或少都甘願讓自己的愛情停留在一般水平。但迴憶不願意作出妥協。毫無疑問，這場降臨全城的飛來橫禍不僅是給我們帶來了不應承受的苦難，令我們可能憤慨不已。它還使我們自己給自己製造痛苦，並且甘願接受被挫敗的現狀。這就是疫病轉移人們注意力、混淆是非的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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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每個人都甘願活在當下，孤獨一人在廣袤而冷漠的天空下過日子。這種被遺棄的感覺也許能及時讓人的脾氣變得好一些，但卻開始讓人陷入一種無用的境地。比如說，有些市民開始受製於某種奇怪的奴役，讓他們任憑天氣陰晴的擺布。看他們的樣子，你會覺得好像他們是生平頭一次變得所謂對天氣如此敏感。一線陽光足以令他們喜形於色，而雨天則讓他們的臉龐和心情都陰沉下來。幾個星期以前，他們還沒有受到天氣這種荒謬的奴役，因為他們不需獨自麵對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和他們一起生活的親人在他們狹小的世界裏占據著最顯著的位置。但從現在起，一切都變了。他們似乎任由善變的老天爺擺布——或者說，他們承受著痛苦卻又毫無理性地抱著希望。
而且，在這種極度孤單的情況下，沒人可以指望鄰居來幫忙。每個人隻得獨自承受苦難的重負。如果我們中間有人偶爾想釋放壓力，或吐露些心聲，那麽無論對方作何迴答，結果通常會傷害了他自己。他會明白他和談話者之間沒有共同語言。他自己表達的是多日來內心所受的痛苦，他想描繪的是在激情與悔恨的煎熬中逐漸形成並凝固的形象，而對方根本不明白，以為他說的隻是普通的情感，那種隨處可見、人人皆有的傷感。不管得到的迴答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總是事與願違，因此人們不想再與彼此交流。但至少有些人是這樣，他們難以忍受沉默，而既然他人不能推心置腹地與之交談，他們隻好人雲亦雲，通常聊聊一般的故事、奇聞軼事和每天的報紙。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是最真實的悲傷也隻得用最普通的套語來表達。鼠疫的囚徒們隻有用這些話語來取得看門人的同情或引起聽眾的興趣。
但是——這一點最重要——不管這些流放者因為空虛感到多麽痛苦，心裏有多麽沉重，可以說他們在鼠疫的初期還算感覺是幸運的。因為就是在全城市民開始感到恐慌的時候，他們一心也隻想著期待重逢的親人。愛情的自我主義使他們免受一般的痛苦，如果他們想起鼠疫，隻會想到這可能會造成與親人的永久分離。因此，在疫病發作最厲害的時候，他們依然保持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簡直可以是一種泰然自若。絕望讓他們不再感到恐慌，因此，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比如說，即使他們中間有人被這場疫病奪去了性命，他自己也沒有時間意識到這一點。當他與記憶中的影子進行綿長而無聲的交流時，突然被死神揪了出來，然後直接被拋入永久的沉寂之中。他根本沒有時間多想任何事情。
第九章
當市民們正在設法適應這種突如其來的隔離生活時，鼠疫已使城門口安放了守衛，使前來奧蘭的船隻改變了行程。封城以來，沒有任何車輛進過城。從那天起，人們感覺汽車仿佛都在繞城而行。
從林陰大道高處俯瞰，港口也呈現出一種奇怪的景象。一直以來使這裏成為整個海岸線上主要港口的商業活動突然銷聲匿跡了。隻有幾艘等候檢疫的船隻還停泊在海灣裏。但碼頭上閑置著的大吊車、側倚著的翻鬥車、無人理會的成堆的袋子和桶——這一切都證明貿易也因鼠疫而衰敗了。
盡管有著如此不同尋常的景象，我們市民顯然還很難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麽。
人們有著共同的感受，比如恐懼和分離之感，但仍舊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還沒有一個人真正認識到疫病的含義。
大多數人主要感到的是生活常規遭到了擾亂，個人利益受到了影響。他們感到焦慮和生氣——但這些並非人們麵對鼠疫時該有的情緒。比如，他們的第一反應便是責怪當局。報刊所反映的群眾的批評——難道現在采取的措施不能放寬些？——迅速遭到省府的反駁，這有些出人意料。迄今為止，報紙和朗斯多克情報信息局都沒有收到過有關疫病的官方統計數字。如今省府每天都把數據提供給該局，並要求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眾對此所作的反應也沒有想象中的那麽迅速。因此公布的鼠疫第三周已有302人死亡這樣的消息並沒有激發公眾的猜想。首先，這302人可能並非都死於鼠疫。其次，這座城裏沒人知道通常情況下每周的平均死亡率。本城的人口大約為20萬。大家不知道現在的死亡率是否真的有那麽不正常。事實上，從來沒人太願意關心這類數據——盡管它的意義很明顯。總之，公眾缺乏比較的標準。隻有隨著時間的流逝，死亡率的穩步上升不容忽視時，公眾才開始意識到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數為321人，而第六周為345人。這些數字至少說明了問題。但是，盡管它們令人擔憂，卻還沒有聳人聽聞到足以改變人們的看法，人們依然認為這隻是一場令人不快但一定為時不長的意外。
因而，人們依然像以往一樣，在城裏到處閑逛，或在咖啡館的露台上閑坐。一般來說，他們還不乏勇氣，談笑風聲多於唉聲歎氣，對顯然隻是暫時的不悅似乎還能欣然接受。總之，人們在盡力撐著場麵。但是，接近月底的時候，大約是在後麵將要談到的祈禱周裏，更嚴重的事態發展改變了城裏的整個麵貌。首先，省府采取措施來控製交通和食物供給。汽油實行配給，糧食買賣受到限製。規定用電量也要減少。隻有日用品可通過陸運或空運運入奧蘭。這樣，交通車輛逐步減少，直至馬路上幾乎看不到私家車。奢侈品店一夜之間都停業了，另一些店則貼出“貨物售罄”的布告，而成群的顧客在店門口排隊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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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呈現出一片新奇的景象。行人更多了，即使不是在高峰時刻，也有很多人擠在大街上或是咖啡館裏，因為商店和許多辦事處都關閉了，人們閑著無事可做。眼下他們還沒有失業，他們隻是在度假。因此，在天氣晴朗的日子裏，下午快三點鍾的時侯，奧蘭就像是一座正在舉行公眾慶祝活動的城市：關上店門，停止交通，以便給製造歡樂的民眾留出活動的空間。
電影院自然會利用這種狀況，輕而易舉地大賺一筆。不過，它們遇到了一個難題——交換影片的問題，因為這個地區影片的輪流放映已經中斷。
兩周後，各電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換影片，又過了更長一段時間後，電影院隻好循環放著同樣的片子。盡管如此，它們的收入並沒有減少。
在這個酒類貿易占據首位的城市裏，酒類庫存非常可觀，因此咖啡館同樣也能滿足顧客的需求。而且，說實話，酒喝得可真多。一家咖啡館想到了一個絕妙的主意，貼出了這樣的廣告：“最能抵禦感染之物莫過於一杯好酒”，這堅定了人們本來就很流行的那種酒精能有效防止傳染病的看法。每天半夜快到兩點，許多被逐出咖啡館的醉漢們步履蹣跚地走在大街上，大聲宣告著他們的樂觀主義。
但所有的這些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如此怪異，又出現得如此突然，以至於人們認為這些變化不可能會持久。因此，大家依然關注著自己的個人情緒。
封城兩天之後，裏厄醫生走出醫院時在街上遇見了科塔爾。這個矮個子滿意地微笑著。裏厄祝賀他氣色不錯。
“是的，”科塔爾說，“我身體很棒。我這輩子要數現在最健康了。不過，請告訴我，醫生。這該死的鼠疫怎樣了？看起來變得相當嚴重了，對嗎？”醫生點了點頭，而科塔爾繼續活力充沛地說：“現在它沒有理由停止蔓延。從當前狀況來看，這座城市將被這一切攪得亂七八糟。”他們倆一起走了一小段路。科塔爾說起他那個街區裏的一個儲備了大量罐頭食品以圖厚利的一個雜貨商。當救護人員前來接他去醫院時，他把幾十個肉罐頭藏在床底下。“他死在醫院裏。在鼠疫裏，錢是沒用的，這毫無疑問。”科塔爾有著一肚子這種有關鼠疫的真真假假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帶有鼠疫症狀、發著高燒的男子衝到大街上，撲向他遇到的第一個女人，摟住她，大叫著他“得病了”。
“真有他的！”科塔爾評論著。但他接下來所說的似乎與他愉悅的語氣不相符。
“無論怎樣，我們大家很快都會成為瘋子，這是確定無疑的。”
就在同一天下午，格朗終於向裏厄傾吐了他的秘密。看到桌上裏厄太太的照片，格朗好奇地望著裏厄。裏厄告訴他，自己的妻子正在外地療養。“從某種意義上說，”格朗說，“這是種幸運。”醫生讚同地說這確實是種幸運，但是，他接著又說，重要的是他的妻子能夠康複。
“是的，”格朗說，“我懂你的意思。”
接著，格朗變得非常健談，這是裏厄認識他以來的頭一次。盡管他說話時還是咬文嚼字，但幾乎總能找到適當的字眼。確實，好像他對當時所說的話早已思考了很長時間似的。
他十幾歲時就與附近的一個貧窮的年輕姑娘結了婚。事實上，他就是為了結婚才輟學，找了現在的這份工作。他和珍妮都從未到過他們那個區以外的地方。在他追求珍妮的日子裏，他常常到珍妮家去看她，而她的家人往往取笑這位害羞的、沉默寡言的追求者。她父親是一位鐵路工人。下了班，他常常坐在窗邊的角落裏，一雙大手平放在大腿上，沉思地注視著來往的行人。他的妻子總是忙著家務，珍妮幫著她。珍妮個子非常嬌小，格朗每次看見她過馬路時總是很緊張，因為駛過她身邊的車輛就像是龐然大物。聖誕節前有一天，他們一起出去走走，走到一個裝飾精美的櫥窗前駐足欣賞起來。珍妮心醉神迷地看了好一會兒，轉過身來麵對著他。“哦，太美了！”他緊緊握住她的手腕。就這樣，他們倆互定終身了。
接下來的事，在格朗看來，就很一般了。就和其他許多普通的夫婦一樣。結婚，再濃情蜜意一小段時間，工作。工作太忙，愛情也就淡忘了。由於格朗所在的辦公室主任食言，珍妮也隻得外出工作了。讀者讀到這裏，需要些想象力才能理解格朗想要表達的意思。主要是因為勞累，他漸漸迷失了自我，越來越少說話，也讓他的妻子失去了被愛的感覺。一個過度工作的丈夫，生活貧困，前途逐漸渺茫，夜晚在家時相對無言——怎麽可能還有激情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活下去？珍妮可能已經感到痛苦了。但她仍然忍受著。當然，也許有人可以長時間受苦而不自知。就這樣一年年過去了。後來，有一天，她離開了他。她當然不是獨自一人離開的。“我愛過你，但現在我感到太累了。我不因離開你而感到幸福，但人們不一定為了幸福才追求新的起點。”這就是她在信中所說的大意。格朗也感到痛苦。而且，他本來——像裏厄提到的那樣——也可以有一個新的起點。但他沒有，他已經失去了信心。隻是，他情不自禁地想著她。他本來想給她寫封信來為自己辯解。
“但這並不容易，”他對裏厄說，“對此我已想了許多年。在我們相愛時，我們不需要說什麽就能相互理解。但是愛情不是恆久不變的。有段時間，我本應該找些話來留住她——但我沒能做到。”格朗從口袋裏掏出一塊方格子抹布似的東西大聲地擤了擤鼻涕。然後，他又擦了擦他的胡須。裏厄無言地注視著他。“請原諒我，醫生，”格朗馬上接著又說，“但是——我該怎麽說呢？——我覺得你值得信任。這就是我能向你談起這些事情的原因。不過，你看，我太激動了。”
顯然，格朗根本就沒有關心鼠疫。
當晚，裏厄給妻子發了份電報，告訴她封城了，要她繼續照顧好自己，他惦念著她。
有天晚上——封城後三周左右——當裏厄從醫院出來時，看到一位年輕人正在大街上等著他。
“你記得我，對吧？”
裏厄覺得見過此人，但又不能確定這人到底是誰。
“我在事件發生前拜訪過你，”年輕人說，“為了了解阿拉伯人居住區的生活情況。我叫雷蒙·朗貝爾。”“啊，是的，當然記得。現在你可大有文章可做了。”朗貝爾看起來不如他們初次見麵時那樣自信，他說他來並不是為了這件事。他想知道醫生是否能幫他點兒忙。
“我很抱歉，”他接著說，“但是我在這裏確實沒有熟人，而我們報社的地方代表完全是個廢物。”
裏厄說他得到市中心的一家診所去，提議兩人一起走過去。他們順著黑人居住區的狹小街道往前走。夜晚就要來臨了，但是過去一到這個時刻就很吵鬧的城市，現在卻異常安靜。唯一的聲音便是迴響在餘輝未盡的天空中的幾聲軍號聲。不管怎樣，軍隊還在作出正常值勤的樣子。其間，當他們沿著兩邊是藍色、淡紫色和淡黃色牆頭的坡度極大的狹小街道往下走著的時候，朗貝爾不斷地說著話，似乎情緒非常激動。
他說他把妻子丟在了巴黎。她並非真是他的妻子，但就跟妻子一樣。剛封城時他給她發過一份電報。那時他以為這種狀況不會持久，隻想設法寄封信給她。但郵局官員拒絕了這一請求，當地報社的同行們說他們對此無能為力，省府辦公室一位職員則當麵嘲笑他。他隻好排了兩個小時的隊才得以獲準發了一份電報：一切都好。不久再會。
但他第二天早上醒來時，突然想到畢竟不能確切地知道事態會持續多久。於是他決定立即離開奧蘭。由於他的職業便利，他得以運用一些影響力見到了省府辦公室的一位高官。他解釋說他來奧蘭純屬偶然，他與這座城市沒有任何聯係，沒有理由留在這裏，因此，他當然有權離開這裏，即使出城後要接受一段時間的檢疫隔離。官員說他十分理解對方的處境，但不能作任何特例處理。不過，他會看看能否做些什麽，盡管他很可能不能立即作出決定，因為當局非常關注目前局勢。
“但是，該死的，”朗貝爾大叫著說，“我不是這裏的人呀！”
“確實如此。但無論怎樣，讓我們還是希望這場疫病很快就會過去吧。”最後，他安慰朗貝爾說，作為一名記者，他可以在奧蘭找到極好的報道題材。確實，如果仔細想想，無論事情有多糟糕，都有它好的一麵。對此，朗貝爾隻能憤怒地聳聳肩，走出了辦公室。
朗貝爾和醫生走到了市中心。
“這真是該死的傻話，醫生，不是嗎？事實上，我不是為寫報道而生的。而是很可能為了與一個女人一起生活而來到這個世界的。這非常合情合理，不是嗎？”
裏厄謹慎地迴答說朗貝爾所說的可能有些道理。
中心大街已不如往常那樣人群擁擠。少數幾個行人正急著趕迴遠方的家。沒有人麵帶笑容。裏厄猜想這是朗斯多克情報信息局最新的通報所造成的。市民們在事後二十四小時就會恢複信心。但在公布當天，數字在人們的腦海裏是揮之不去的。
“事實上，”朗貝爾突然說，“她和我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但我們很合得來。”裏厄沒說什麽，朗貝爾接著說：“我知道我打擾你了。對不起。我隻想知道你能否為我出一張證明，證明我沒有患上這種該死的疾病。我想，這也許可以使事情變得更好辦些。”
裏厄點點頭。這時一個小男孩撞在他腿上摔倒了，他扶小男孩站起來。他們繼續往前走，來到了武器廣場。蒙著一層塵土的棕櫚樹和無花果樹垂頭喪氣地耷拉著樹枝，樹叢中象征共和國的雕塑也蒙上了一層汙垢和塵土。他們在雕塑旁停下了腳步。裏厄把兩隻腳踩在石板上跺了跺，想除去腳上的一層白灰。朗貝爾則帽子歪歪地戴著，鬆鬆地係著領帶的襯衫領口敞開著，胡須也沒有好好剃過，臉上露出一種陰沉而倔強的表情，那是年輕人感到自己深受傷害的表情。
“我理解你，這點請不要懷疑，”裏厄說，“但是你必須清楚，你的要求是站不住腳的。我不能為你出具證明，因為我不清楚你現在是否患有這種疾病，而且，即使我清楚，我又怎能證明你在離開我的診所去往省府辦公室這段時間不會受到傳染？況且，即使我——”
“即使你——？”
“即使我給你出了證明，那也沒用。”
“為什麽沒用？”
“因為城裏像你這種情況的人成千上萬，卻不可能獲準離城。”
“假使他們沒有染上鼠疫呢？”
“這個理由並不充分。哦，我知道這很討厭，但我們都身陷其中，也隻得接受現實了。”
“但我不是這裏的人。”
“不幸的是，從現在起，你同大家一樣，都是這裏的人了。”
朗貝爾提高了些嗓門。
“但是，真該死，醫生，難道你不明白這種普通的人類情感問題嗎？還是你不知道一對情投意合的人分隔兩地的滋味？”
裏厄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他對此非常理解。他衷心希望朗貝爾可以獲準迴到他妻子的身邊，也希望身處兩地的情侶們可以再次相聚。隻是法令就是法令，鼠疫已經爆發了，他也隻能該做什麽就做什麽。
“不，”朗貝爾痛苦地說，“你不能理解。你是在講大道理，而不是感情。你生活在抽象的世界裏。”
醫生抬頭望著象征共和國的雕塑，然後說他不清楚他是否在講大道理，但他知道他講的是擺在大家麵前的事實——這兩者並不一定是一迴事。
記者整了整領帶。
“那麽，我知道了，我不能指望你幫忙了。很好。但是——”他用一種不服氣的語氣接著說，“我會離開這個城市的。”
醫生反複說他非常理解，但這一切都與他無關。
“很抱歉，但這確實與你有關。”朗貝爾再次提高了嗓門，大聲說，“我來找你就是因為有人告訴過我，你在起草這些已經頒布的法令中起了很大作用。當時我想，你這個幫助係鈴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鈴。但是你卻無動於衷，你從不關心任何人，你沒有為分居兩地的人著想。”
裏厄承認，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事實，他確實不願考慮這些事情。
“啊，我明白了！”朗貝爾大叫著說，“你馬上就要說些公眾利益的話了。但公眾利益也是以每個人的個人利益為基礎的。”
裏厄似乎突然如夢初醒。
“哦，得了！”他說，“就是這樣，但事情不僅僅是這樣。匆忙下結論是沒有用的。但你沒有理由發火。我向你保證，假如你能想到一個讓自己擺脫隔離的辦法，我將萬分高興。隻是，我的工作職責不允許我這樣做。”
朗貝爾不耐煩地揚起頭。
“是的，是的，我不該發火。而且我也占用了你太多的時間。”
裏厄要朗貝爾隨時把事情的進展情況告訴他，而不要因為他沒幫上忙而對他耿耿於懷。他又說，他相信他們還是有些共同話語的。朗貝爾看起來很困惑。
“是的，”他沉默了一陣之後說，“我也是這麽認為的——不管我說過什麽，也不管你說過什麽。”他頓了頓說，“不過，我還是不能讚同你的看法。”
他把帽沿往下一拉，遮擋住雙眼，然後快步走開了。裏厄目送他走進塔魯住的那家旅館。
過了一會兒，醫生輕輕地點了點頭，似乎對頭腦裏閃過的某種念頭表示讚同。的確，記者不願自己的幸福受到阻礙是正確的。但生活在這樣一個抽象的世界裏，他責備自己又是否正確呢？“抽象”這個詞真的能用來描述鼠疫在城裏蔓延、死亡人數升至每周五百人時他在自己的醫院裏度過的這些日子嗎？是的，這樣的災禍中有抽象和不現實之處。但是，當抽象觀念開始涉及生死問題時，你就得認真對待它了。而且裏厄十分清楚：這不是最容易辦到的事情。比如說，他負責的那所輔助性醫院——現在已有三所這樣的醫院了——管理起來就不輕鬆。
他叫人把通往手術室的接待室裝修了一下，以作接收病人之用。接待室的地麵被挖成了一個淺淺的水池，水裏加了甲苯基酸，池子中央有個磚砌的小平台。將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脫去衣服，然後將衣物丟進消毒水裏。病人洗過身子，擦幹後，穿上醫院的粗布睡衣，被送到裏厄那裏檢查，然後被送入病房。這個醫院，一個被征用的學校，現在有五百張病床，幾乎都住滿了。裏厄親自監督患者的接收工作，然後給患者進行注射血清、切除腹股溝腫塊，以及核查統計數值等工作，最後迴去進行下午的門診。到了晚上，他才出門去巡診，直到深夜才迴家。前一天晚上，他母親把他媳婦的電報遞給他的時候，他的雙手直發抖。
“是在抖，”他說，“但是隻要堅持下去，我就不會緊張了，你會看到的。”
他體格健壯，因而至今還並非真的感到疲勞。隻是，首先是他的出診開始讓他感到極大的壓力。一旦診斷為瘟疫，病人就得馬上被運走。於是又得開始講“抽象”的大道理，與病人家屬進行鬥爭，因為他們知道，要等到病人死了或是痊愈了才能再相見。“可憐可憐吧，醫生！”正是洛雷特太太，塔魯所住旅館客房女傭的母親，提出這樣的請求。這種請求毫無用處，他當然可憐她。但這有什麽用呢？他必須打電話，然後救護車的警笛音很快就會響徹大街。（起初鄰居們還常常開窗看看。後來他們就會很快把窗戶關上。）接下來又是一幕掙紮、啼哭、懇求的場麵——總之，都是些抽象的東西。在那些被高燒搞得神經緊張的病人家裏，出現了許多瘋狂的場麵。但結果總是一樣。病人被帶走了。然後，裏厄也可以走了。開始幾天，他隻是打過電話之後就接著趕去看別的病人，並不等救護車來。但他剛一走，病人家就關上門，寧願同鼠疫病人在一起也不願分離，因為他們非常清楚事情的結果。接下來就是叱責、尖叫、用力敲門、警察幹預，然後是出動軍隊，病人被強行帶走。因此，頭幾周裏，裏厄隻好陪著病人，直到救護車來了才走。後來，當每個醫生都有一個誌願者警官陪同出診時，裏厄才能馬上離開，趕往下一個患者家。但起初，每天晚上的情況都像他被請去看洛雷特太太的女兒那天晚上一樣。他被領進裝飾有扇子和假花的小房間裏。病人的母親帶著勉強的笑容迎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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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希望這不是大家都在談論著的那種發燒。”
掀開床單和襯衣，醫生默默地仔細觀察病人大腿和肚子上的紅斑，以及腫脹的淋巴結。那母親看了一眼就發出尖叫，難以自製地痛哭起來。每天晚上，母親們看到四肢和腹部上致命的症狀就會胡思亂想、號啕大哭起來；每天晚上，她們的雙手緊緊抓住裏厄的胳臂，然後就是些無濟於事的話、許諾和哭泣；每天晚上，越來越近的救護車的警笛聲總是引起各種徒勞的悲傷的場麵。除了會有很多這樣的場麵一再上演之外，裏厄已沒有什麽其他的盼頭。的確，像抽象觀念一樣，鼠疫是一成不變的；也許隻有一樣東西在變，那就是裏厄自己。那晚他站在象征共和國的雕塑下時就有這種感覺。當他注視著朗貝爾走進那家旅館的大門時，他隻覺得一種無望的冷漠正慢慢地侵入全身。
令人筋疲力盡的幾周過去之後，看到夜幕降臨後市民們湧上街頭毫無目的地閑逛時，裏厄知道自己不再需要狠下心來對抗自己的同情心了。當同情心於事無補時，人們就漸漸失去了同情心。而且，在這種心靈漸漸自我關閉起來的感覺中，醫生在那段不堪重負的日子裏找到了一種慰藉，他唯一的慰藉。他知道，這將有助於他更輕鬆地完成他的任務，因此，他感到高興。當他淩晨兩點迴到家，他麵對母親時臉上茫然的表情令他母親感到震驚；她為裏厄當時唯一能做的減輕壓力的做法感到痛心。要與抽象觀念作鬥爭，就得讓自己的心硬起來。但怎能期望朗貝爾理解這一點呢？
抽象觀念對朗貝爾來說就是阻礙他獲得幸福的東西。實際上，裏厄得承認，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位記者是對的。但是，他也知道，抽象觀念有時比幸福更重要。而那時，也隻有在那種情況下，必須要考慮這種抽象觀念。這也是朗貝爾將要麵臨的處境，就像很久之後裏厄醫生從朗貝爾那裏聽到的更多關於他自己的敘述中了解到的一樣。這樣，裏厄得以在一個不同的層麵繼續他的生活，而且，在這裏，個人幸福與關於鼠疫的抽象觀念之間的沉悶鬥爭也在展開——這構成了本城居民很長一段時間裏的全部生活。
第十章
然而，有些人看到的是抽象，另一些人卻看到了事實。伴隨著瘟疫的再次肆虐以及帕納盧神父一次言辭激烈的布道，鼠疫爆發後的第一個月在無望中結束了。這位神父就是在米歇爾老頭剛發病那會兒踉蹌著走迴家時攙扶過他的耶穌會教士。帕納盧神父因為經常向奧蘭地理協會的雜誌投稿而成名。這些稿件主要是有關古代碑文問題，在這方麵他是個權威。不過他也曾就現代個人主義的話題作過一係列演講，在這方麵他贏得了更多的聽眾，他們都是非專業人士。在演講中，他表明了自己是一名堅定的鬥士，捍衛著至真至純的天主教教義，讓它既遠離現代放蕩主義，又遠離過去的蒙昧主義。在這些場合，他從不畏懼用一些逆耳忠言來痛斥聽眾。因此，他在當地享有盛譽。
在鼠疫發生將近一個月的時候，奧蘭城教會權威決定拿起最適合自己的武器來與鼠疫作鬥爭，於是組織了一次祈禱周活動。這種群眾表示虔誠的宗教活動以周日的大彌撒結束。這場彌撒是為紀念聖羅克——一位被鼠疫奪去生命的聖人而進行的，而帕納盧神父則被邀請去進行布道。兩周前他就停下了關於聖奧古斯丁和非洲教會的研究工作，這工作為他在所屬修道會中贏得了很高的地位。這位天性熱情而充滿激情的神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會安排給他的這項任務當中。在這次布道之前，人們已經對這個話題談論已久，而且這次布道本身也標誌著這一時期中的一件大事。 參加祈禱周活動的人很多。但是，不要以為奧蘭市民平時就特別虔誠。比如說，在星期天早晨，海水浴就常常跟去教堂做祈禱較著勁。也不要認為他們是受到巨大的感召而突然改變了心性。這隻是因為，首先城封了，港口不準進入了，他們不可能再去洗海水浴；此外，他們處於一種非常特別的心境之中，盡管他們在內心深處根本沒有意識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問題的嚴重性，但他們也能感覺到，由於一些很明顯的原因，情況確實有點變化。然而，有很多人仍然盼望著這場傳染病很快就會過去，他們和他們的家人都會安然無恙。因此，他們覺得還沒有義務在生活習慣上作任何改變。對他們而言，鼠疫隻是一個不速之客，有一天它一定會不期然地離去，正如它悄然來臨一樣。他們感到害怕，但遠還沒有到絕望的地步，還沒有到把鼠疫看作他們生活的全部這樣的階段，也還不到忘卻昔日生活的時刻。總之，他們在等待情況出現轉機。對待宗教——如同對待許多其他問題一樣——鼠疫使他們的思想處於一種奇特的狀態，既不冷漠，也不熱情。也許，用“客觀”一詞來形容最為恰當。大多數參加祈禱周活動的人一定會附和裏厄醫生聽過的一個常去做禮拜的人所說的話：“不管怎樣，這沒有任何壞處。”甚至連塔魯在筆記中記錄了中國人在類似情況下用敲鼓的方法來驅趕瘟神之後，又指出，事實上，沒有辦法說明敲鼓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他隻是加了這些話：為了解決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瘟神是否真的存在，不清楚這一點，談論任何其他的想法都是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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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樣，整個祈禱周期間，教堂裏確實總是擠滿了信徒。頭兩三天，許多人還呆在外麵，在門廊前花園裏的棕櫚樹和石榴樹下，遠遠地聆聽著在鄰街不斷迴響著的此起彼伏的禱告聲和乞靈聲。可是一旦有人帶頭，他們就開始走進教堂，膽怯地加入到祈禱當中。而在周日布道那天，大批人群湧入教堂中殿，連台階上和教堂周圍都擠滿了人。前一天，天空就已烏雲密布，而現在正下著傾盆大雨。站在外麵的那些人撐著雨傘。教堂裏彌漫著一股濃濃的爐香和濕衣服的味道。這時，帕納盧神父步入講道台。
他中等個子，身材健壯。當他靠在講道台邊，用粗大的雙手抓住木欄時，人們看到的隻是一個巨大的黑色軀幹，再往上，紅潤的麵頰上架著一副鋼絲邊眼鏡。他的聲音洪亮而富有激情，可以傳得很遠，而他一開口就以清楚有力的聲音對會眾說：“我的兄弟們，苦難已經降臨到你們身上，我的兄弟們，你們是罪有應得。”連門廊外矗立在雨中的人群都發出一陣騷動。按嚴格的邏輯來說，神父接下來所說的話，似乎和這個扣人心弦的開場白並不連貫。隻有繼續聽講道，聽眾方才明白，帕納盧神父運用巧妙的演講技巧，有如當頭一棒，道出了他整個講道的主旨。說完了第一句話，神父馬上引用了《出埃及記》中關於埃及發生瘟疫的原文，說：“在曆史上第一次出現這種災難是為了打擊天主的敵人。法老違反天意，而瘟疫迫使他屈服。天主降災，使那些狂妄自大和頑固抗主的人臣服於他的腳下，有史以來一直如此。仔細想想吧，朋友們，跪下吧。”
雨下得越來越大，暴雨敲打著窗戶的聲音使教堂內顯得更加肅靜，而神父的話打破了這種沉寂。有幾個聽道的人，猶豫了片刻後，從他們的座位上滑下，跪倒在地。其他人認為應該效仿，於是從教堂的一端到另一端，全體聽道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都跪了下去。除了偶爾有幾聲椅子的嘎嘎聲，再沒有其他聲響。這時帕納盧直起身來，深吸了一口氣，用強勁有力的聲音繼續他的講道。
“如果瘟疫降臨到你們頭上，那是因為你們思考的時候到了。正義之人不必懼怕，但惡者則該發抖。因為鼠疫是天主的連枷，人間是天主的脫粒場，天主會毫不留情地摔打莊稼，直到麥粒從麥杆上脫下為止。麥杆總是比麥粒多，受上天召喚的人當中隻有極少數人受苦。但這種不幸並非天主所願。這個世界縱容罪惡已經太久，依靠天主的憐憫與諒解已經太久。人們以為隻要懺悔就夠了，什麽罪過都可以犯。每個人都有恃無恐，到時候，他隻要停止罪行，然後懺悔就行了。從現在一直到那一天，最容易做的就是得過且過，仁慈的天主會安排餘下的事情。很久以來，天主都是以仁慈的目光俯視著這座城市，但他已不耐煩再等了，他已期待太久，現在他已掉轉臉去了。因此，失去了天主的靈光，我們在黑暗中，在濃濃的瘟疫的黑暗中前行。”會眾中有人像一匹不耐煩的馬似的哼了一聲。停頓了一小會兒，神父以更為低沉的聲音繼續他的講道。
“在《金色傳奇》中，我們讀到，在翁伯托國王時期，鼠疫在意大利肆虐，在羅馬和帕維亞地區尤為猖獗。情況非常可怕，活著的人幾乎不夠埋葬死者。當時有一位善神現身，給一個手持巨大獵矛的惡神下令，吩咐他擊打房屋。他在一幢房子上擊打多少下，這幢房子裏就得死多少人。”
這時，帕納盧朝著教堂入口處伸出兩條短短的胳臂，好像是在指著飄搖雨幕後的什麽東西似的。
“我的兄弟們，”他大喊道，“現在那致命的狩獵正在進行，正侵襲著我們的街道。看，那位瘟神就在那裏，像路西法一樣美麗，像魔王一樣神氣！他正在你們的屋頂上空徘徊，右手握著長矛，擺好了出擊的姿勢。左手伸出來，指向你們的某幢房子。也許就在此刻，他正指向你們的家門，紅色的長矛撞擊著壁板，甚至就在此時，瘟疫正走進你們的家中，坐在你們的臥室裏等著你們迴家。它不慌不忙，全神貫注，正在等待時機，一切就像已被安排好了一樣無法逃避。世上沒有任何力量，不——記住我的話——一旦它將手伸向你們，哪怕是自吹自擂的人類科學也不能將你們從它手中拯救。結果，你們就像在血染的脫粒場上被痛苦地打下來的麥粒一樣，和麥杆一起被扔掉了。”
講到這裏，神父用他出色的口才重新提起那個連枷的象征。他要他的聽眾們想象一根巨大的長矛在城市上空揮舞，隨意地擊打一下，然後再鮮血淋漓地舉起，將鮮血和痛苦一起撒向地麵，“作為來日收獲真理的種子”。
講完這一長段話後，帕納盧神父停頓了一下。他的頭發散亂地披在額前，渾身顫抖著，雙手帶動著講道台也抖動了起來。再次說話時，他的聲音更加低沉，但帶有強烈的譴責的語氣。
“是的，認真思考的時候到了。你們天真地以為每周日來朝拜一次天主就夠了，其餘日子就可以自由自在了。你們認為一些小禮節，一些跪拜動作就足可以抵消你們罪惡的冷漠了。但天主是不會被愚弄的。他熱切地想要向你們表達他的愛，而這種短暫的相見不能使他心滿意足。他希望見到你們的時間更長，次數更頻繁，這是他愛你們的方式，實際上，這是愛的唯一方式。這就是為什麽他讓災難降臨到你們頭上，因為他已厭煩了等待。有史以來，他都是這樣對待一切冒犯了他的城市。現在你們正在接受教訓，該隱及其子孫、所多馬和蛾摩拉的人民、約伯和法老以及所有頑固抗主的人都得到過這樣的教訓。自從城門將你們和鼠疫關在一起開始，你們像上述那些人一樣，已經開始用新的眼光來審視人類和天地萬物了。現在，你們終於明白，該是認真思考根本問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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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潮濕的風刮進教堂中殿，蠟燭的火焰搖曳著，閃爍不定。在濃烈的蠟燭味、咳嗽聲和噴嚏聲中，帕納盧神父一麵以非常巧妙、令人讚賞的方式重新提起他的開場白，一麵繼續以平靜的、幾乎不帶感情的聲音說：“我知道，你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在揣測我的講話是何用意。我要把你們引向真理，讓你們感到高興，是的，高興——盡管我說了剛才那番話。現在不再是用一隻友愛的手或是用些友好的勸告就可以讓你們走上正確道路的時候了。今天，真理就是命令。一支紅色的長矛正堅決地指向那條小道，那條救贖之路。因此，兄弟們，上天的仁慈最終顯露無疑，他在一切事物上都安排了善惡兩麵：憤怒和憐憫，瘟疫和你們的救贖。這場正在殘害著你們的鼠疫，也能超度你們，為你們指明道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亞的基督徒們把瘟疫看作是一種上天所賜的獲得永生的有效方法。那些沒有得病的人把自己裹在瘟疫病人用過的床單裏以求必死。我承認，這種要求救贖的瘋狂做法不值得推薦。這是一種草率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我們強烈反對的自行其是。沒人可以強迫天主的意誌或是讓指定的時刻快點到來，加速天主早已安排好的、不可更改的命令的做法隻會導致走向異端。但我們仍然可以從那些阿比西尼亞教徒的熱忱中汲取有益的教訓，盡管他們過度熱忱了。他們的這種做法有背於我們的開明精神，但讓我們瞥見了明亮的永生之光，雖然隻是一團弱小而安靜的火焰，在人類痛苦的黑暗深淵隱隱散發著光芒。這道光也照亮了那條通向解脫的昏暗之路。它顯示了萬無一失、能變惡為善的的上天意誌。今天，它又一次引領我們通過這條充滿恐懼和呻吟的黑暗道路，把我們引向神聖的安寧，那一切生命的本源。朋友們，這就是我要帶給你們的巨大安慰，希望你們離開這座天主的聖堂時，帶走的不僅僅是憤怒的話語，還有使你們內心感到安慰的福音。”
大家以為布道已經結束了。外麵，雨停了，充滿水氣的陽光給教堂前的廣場抹上了一片金黃。街上隱隱傳來說話聲，還有汽車的嘈雜聲，這是蘇醒的城市之聲。會眾們在一片壓抑著的騷動聲中小心翼翼地收拾他們的東西。
但是，神父又說了幾句話。他說，在闡明了鼠疫是天主用來懲罰人類罪惡的手段之後，在他結束發言之際，鑒於事件的悲劇性，他不打算再說什麽了，因為那樣就太不合時宜了。他希望，而且也相信，大家現在真正看清了自己的狀況。但是，在離開講道台之前，他想告訴人們他在一本關於馬賽大鼠疫的老紀事書中讀到的一些東西。在這本書中，作者馬蒂厄·馬雷大發感歎，他說自己已被打入地獄，承受著既無助又無望的煎熬。哦，馬蒂厄·馬雷是瞎子！帕納盧神父感到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切地體會到天主賜予所有人的神聖的幫助和基督教的希望。他唯一的希望是，不管這些黑暗的日子有多可怕，不管痛苦的人們發出怎樣的呻吟，我們的市民都會向上天發出虔誠教徒的祈禱，一種愛的祈禱。其餘的事情，天主自會作出安排。
第十一章
很難說這次布道是否對我們的市民起到了任何作用。奧頓先生，那位地方治安官，向裏厄醫生保證，他發現神父的觀點“絕對無可辯駁”。但並非每個人都持有如此絕對的觀點。對某些人來說，這次布道隻是讓他們明白了他們是因犯了什麽不知名的罪而被判處了一段不確定期限的懲罰這一事實。有好些人設法適應這種監禁，繼續過著以前那種平凡的生活，而另一些反抗者則一心想要逃離這座牢籠。
起初，人們還或多或少能從容地忍受同外界隔絕這一事實，就像他們本可以忍受任何僅僅擾亂了他們某些生活習慣的暫時性的麻煩一樣。但是，由於他們突然發覺自己正在遭受蒼穹之下的某種監禁，開始炎炎夏日裏的煎熬，他們模糊地感覺到目前的局勢已威脅到自己整個的生活。於是到了晚上，當涼爽的空氣使他們的精力得以恢複之時，這種像囚犯一樣被監禁的感覺有時會促使他們幹出一些魯莽的事情來。
值得注意的是——不知是否出於巧合——從布道的這個星期日開始，恐懼般的情緒深深地影響著這個城市，足以使人猜想到市民們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明白他們的真實處境。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城市的氣氛有些變了。但是，實際上，究竟是氣氛變了還是心理變了，還是個問題。
布道後沒幾天，當裏厄在去往市郊的路上與格朗談論著這一變化的時候，他在黑暗中撞上了一個站在路中央左右搖晃、止步不前的男子。正在這時，亮得越來越晚的路燈突然都亮了起來，裏厄及同伴身後的一盞燈照亮了這位男子的臉。他緊閉雙眼，無聲地笑著。大滴大滴的汗水從那張笑得不斷抽搐的臉上流淌下來。
“整個一個瘋子。”格朗說。
裏厄挽住格朗的胳臂，帶著他繼續往前走，這時他發覺格朗正在劇烈地哆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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