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腳走了一隻虎，後腳又來了一隻狼，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聞風而來。大約在2008年時，法國吉美博物館出版了伯希和的旅途筆記，其中詳細記載了這件事情。
伯希和對蒙古、突厥、伊朗等國家的曆史文化相當熟悉，是個語言天才，能流利地說十三門外語，特別是漢語，講得非常地道，從1906年來到中亞後便一直沒有離開。當時他正在烏魯木齊，有一個叫載瀾的皇族送給了他一卷敦煌古寫本，後麵有“大唐貞元二年弟子法明沐浴焚香敬書”的跋，立刻認出這是8世紀的古物，急忙打聽來處，這樣就知道了敦煌、藏經洞這些信息。
雖然隻是收集了一些零碎的信息，但是極為敏感的伯希和立刻意識到遙遠的敦煌必定有一個大寶庫，於是風風火火地糾集人馬殺了過來。1908年2月25日晚上6點，他們來到千佛洞，可惜王道士不在，所以隻能忍耐下來。
接下來，他便住在敦煌，每天等著王道士的到來，同時四處收集有關的情報和流出的經卷，很快就斷定，藏經洞是一個天大的寶藏。王道士迴來以後，伯希和憑借流利的漢語，很快取得了他的信任，在3月3日那天用王道士的鑰匙進入了藏經洞。
當伯希和推開那扇小門的時候，“一種令人心醉的激動心情湧遍了全身，我麵對的是遠東曆史上需要記錄下來的中國最了不起的一次寫本大發現。”
接下來的二十多天裏，他每天拿一隻小蠟燭，趴在地上一本一本翻動經卷，把每天發現的驚喜和收獲記了下來，因為他知道，把全部寶貝買走是不可能的，必須要翻遍全部，不漏掉一卷精品。伯希和在日記裏說，天天在書籍和灰塵裏，時間久了就一直咳嗽，頭暈得不行，半個多月以來，終於決定奢侈一天，洗了個澡，睡了半天，結果下午沒有忍住誘惑又進洞裏繼續整理。
從3月27日起，伯希和就不再進藏洞了，而是開始研究石窟，期間買了不少繪畫和木雕，直到5月12日，二人才最終商量好價格。伯希和在筆記裏記錄了和王道士討價還價的一些細節，他自己非常清楚的就是用搶劫的價格——500兩白銀卷走了10箱，共5000（一說6600）多件手抄經書和絹畫。最終伯希和把其中的9箱從海上運迴了法國，收藏進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裏，另1箱則自己隨身帶迴了河內。
1909年，伯希和聽說清廷學部正在籌建京師圖書館，“物色各種古籍，以保存國粹”，恰好法國國立圖書館委托他繼續搜集古書，心想這倒是個機會，於是5月來到了北京。此次來京，他還帶了一些從藏經洞中收獲的經卷，之所以要帶上這些東西，伯希和想更容易地接近北京的文人圈，便於收購所需的書籍。
在北京六國飯店，北京各界名流招待了伯希和，當學部待郞寶熙、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經科監督柯劭忞、翰林惲毓鼎、學部參事江瀚，以及羅振玉、蔣斧、徐坊、王仁俊、董康等人見到了伯希和帶來的這些文獻後，“驚喜若狂，如在夢寐”。其中有一部《老子化胡經》，在前麵講到過，其珍貴程度和曆史價值無法估量。
聽伯希和說敦煌尚餘幾千卷軸等寶物後，學者們急忙把此事反應給學部左丞喬茂楠，至此，敦煌藏經洞的寶物才得到了政府的重視。很快，清政府電令陝甘總督立即把藏經洞的所有經卷買下來送到北京，電文如下：
行陝甘總督，請飭查檢齊千佛洞書籍，解部，並造佛古碑，勿令外人購買。宣統元年己酉八月二十二日。
同時，撥款6000兩白銀用於向王道士買這些寶物。不過這筆撥款一兩沒有到王道士手中，全被敦煌縣扣住去修孔廟和城牆去了。王道士聽說上麵給撥款了還高興呢，可是左等不來，右等不來，於是就寫了封《催募經款草丹》向上麵要錢。這份草丹用的是一張紅紙書寫，王道士死後整理他的遺物時在箱子底下發現的，現在收藏在敦煌研究院。這份催款的文書為什麽沒有送出去呢，大概是因為那年11月，慈禧恰好死了的原因。
文書雖然沒有送上去，可王道士肯定數次去縣裏要錢，後來縣令實在被他找得煩了，勉強給了他300兩香火錢，警告說你別貪心不足啊，那些東西本來就是縣裏的，又不是你的，你要什麽錢？王道士哪裏會滿意，心說朝廷給拔了一萬多兩，你個貪官拿這點零錢打發我。奈何小胳膊怎麽可能擰得過大腿，氣悶之下，就把被人家挑剩下的這批經卷提前藏了一批，後來被他先後賣給了日本、俄國人。
再說送往北京的這批經卷，雖然被王道士黑下了一部分，但是運走的這批的編號也超過了一萬，意味著從敦煌出發時有一萬多件經卷。據王道士說，這些當官的來運經書，居然連箱子都不準備，簡單用張破席子一卷就裝車上了。不管是誰，隨手就抻出一本來，估計沒少當廁紙被這些兵大爺們糟蹋了。
據當時甘肅地方官許承堯說：“清學部乃遣人輦其經入都，號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數。其留於武威、張掖、皋蘭者不少，皆精整”。1913年，許承堯在蘭州買到了二百多卷敦煌藏經。類似記載還有很多，無不說明著這批寶藏多舛的命運。
接下來就是雁過留聲，一路上層層扒皮，押運官何彥升（一說傅寶書、武相臣）路上連偷帶賣的還不算，到了北京後直接把車趕進了兒子何震彝的家裏，讓兒子找來親家李盛鐸、劉廷琛、方爾謙等人，快快快，內部福利來一撥，挑一輪先。這幫家夥挑出來不少珍寶以後，眼看數量也對不上了啊，於是就把大量完整的經卷一撕兩半、三半，邊撕邊竊笑不止，哎哎哎，差不多了，別再撕了，再撕就多了。就這樣，最後進了京師圖書館的隻有8679件（一說8697卷，顯然有一個是錯誤的），不足藏經洞全部五萬件的五分之一。後來，這批被私留下來的文物基本上都被這幫人私藏起來，也有一批賣給日本人，比如李盛鐸曾經一次性以八萬日元賣給日本人432卷寫經，真是“廠肆出售不絕也”。這就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外國人視若珍寶，請進了國家博物館裏的東西，被這些國人糟蹋至如此，不知道餘秋雨會給這些人安上一個什麽詞。
道友會問了，這麽明顯、這麽明目張膽地行為上麵人都瞎了，看不出來嗎？還真有人發現了，發現人就是寶熙，於是寫了份折子上去。當時倒是把傅寶書扣下來了，不過道友們想一想1911年多亂啊，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南方打仗，俄國人來搗亂。最主要的是那年是辛亥年，發生了辛亥革命，皇帝哪有閑心管這麽件小事兒啊，所以最終就不了了之，傅寶書直接迴了甘肅。
至此，前後曆時9年之久的藏經洞事件總算告一段落，但是並沒有結束。
上麵不是說王道士因為氣憤銀子沒到手，私藏了一批經卷嘛。那天他從縣裏迴來以後，趕在官府來搬經卷之前，請人做了兩個大木桶，把一些經卷裝進去，然後套在柱子上，連釘再錮，弄得相當結實。最後又用油漆彩畫，這樣就製作出來兩個轉經筒。不知道怎麽迴事，被來運經的官員知道了，可是眼看拆這兩個大桶實在是太麻煩就沒理會，隻是在上麵蓋了兩個大印，讓王道士好好看管。1911年9月30日，新任知縣申瑞元還曾經專門來看過這兩個木桶，看到大印沒被動過，也沒仔細檢查，隻是命令王道士好生看管就迴去。
1912年，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郞等人來敦煌，王道士從大木桶裏取出來四百多卷經卷賣給了他們。
1914年3月，斯坦因再次來到敦煌，王道士對這位老朋友非常熱情，對他炫耀自己多年來的成績，“王道士給我拿來了賬本，仔細地記著我捐給他的銀子總數，十分自豪地對我說，石窟前的那些新蓋的寺廟和寮房都是用我捐的銀子蓋的。還說我很仗義。”
他還告訴斯坦因，當年朝廷來拉走那些藏經時根本沒當迴事兒，也沒登記數量，粗粗打捆就裝車，到敦煌衙門口就被人偷了不少，沿途也不知道又丟了多少。
當講完了這幾年的事情以後，斯坦因急忙用500兩銀子從王道士手裏買了五百多件寫本和佛畫，不用說，王道士又拆開了大木桶。在迴程的路上，斯坦因又一路上四處收集了一些流出的經卷。1915年，斯坦因帶著這些經卷連同這次考察的收獲共182箱離開了新疆。
1914年8月20日，俄國人奧登堡來到敦煌，又低價從王道士和周圍居民手裏買走了三百多件經卷。
王道士的外貿生意如此紅火，消息終於傳了出去，所以1919年甘肅教育廳給敦煌縣下過一次命令，讓他們把所有藏經送到省圖書館裏來，發令人是當時的省教育廳長閻士璘。當時的敦煌勸學所倒時不時的派人去找王道士，但是王道士堅決不同意運走，笑話，你們又不給錢，還不如賣給外國人呢。
第二年，閻士璘又派人去敦煌督辦此事，6月17日到達敦煌，由勸學所所長朱文鎮等人帶著來到莫高窟。當時打開藏經洞後，發現還有成捆的藏文寫經94捆，重405斤。
王道士當然還是不同意拿走這些經卷，反複談判給他留下了90捆，依舊封存起來，蘭州來的人帶迴去一捆，敦煌勸學所帶走3捆。
實際上，如果北京撥來的銀子如果能夠給了王道士，被他藏下來的這批經卷也不至於又流失海外了。
伯希和對蒙古、突厥、伊朗等國家的曆史文化相當熟悉，是個語言天才，能流利地說十三門外語，特別是漢語，講得非常地道，從1906年來到中亞後便一直沒有離開。當時他正在烏魯木齊，有一個叫載瀾的皇族送給了他一卷敦煌古寫本，後麵有“大唐貞元二年弟子法明沐浴焚香敬書”的跋，立刻認出這是8世紀的古物，急忙打聽來處，這樣就知道了敦煌、藏經洞這些信息。
雖然隻是收集了一些零碎的信息，但是極為敏感的伯希和立刻意識到遙遠的敦煌必定有一個大寶庫，於是風風火火地糾集人馬殺了過來。1908年2月25日晚上6點，他們來到千佛洞，可惜王道士不在，所以隻能忍耐下來。
接下來，他便住在敦煌，每天等著王道士的到來，同時四處收集有關的情報和流出的經卷，很快就斷定，藏經洞是一個天大的寶藏。王道士迴來以後，伯希和憑借流利的漢語，很快取得了他的信任，在3月3日那天用王道士的鑰匙進入了藏經洞。
當伯希和推開那扇小門的時候，“一種令人心醉的激動心情湧遍了全身，我麵對的是遠東曆史上需要記錄下來的中國最了不起的一次寫本大發現。”
接下來的二十多天裏，他每天拿一隻小蠟燭，趴在地上一本一本翻動經卷，把每天發現的驚喜和收獲記了下來，因為他知道，把全部寶貝買走是不可能的，必須要翻遍全部，不漏掉一卷精品。伯希和在日記裏說，天天在書籍和灰塵裏，時間久了就一直咳嗽，頭暈得不行，半個多月以來，終於決定奢侈一天，洗了個澡，睡了半天，結果下午沒有忍住誘惑又進洞裏繼續整理。
從3月27日起，伯希和就不再進藏洞了，而是開始研究石窟，期間買了不少繪畫和木雕，直到5月12日，二人才最終商量好價格。伯希和在筆記裏記錄了和王道士討價還價的一些細節，他自己非常清楚的就是用搶劫的價格——500兩白銀卷走了10箱，共5000（一說6600）多件手抄經書和絹畫。最終伯希和把其中的9箱從海上運迴了法國，收藏進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裏，另1箱則自己隨身帶迴了河內。
1909年，伯希和聽說清廷學部正在籌建京師圖書館，“物色各種古籍，以保存國粹”，恰好法國國立圖書館委托他繼續搜集古書，心想這倒是個機會，於是5月來到了北京。此次來京，他還帶了一些從藏經洞中收獲的經卷，之所以要帶上這些東西，伯希和想更容易地接近北京的文人圈，便於收購所需的書籍。
在北京六國飯店，北京各界名流招待了伯希和，當學部待郞寶熙、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經科監督柯劭忞、翰林惲毓鼎、學部參事江瀚，以及羅振玉、蔣斧、徐坊、王仁俊、董康等人見到了伯希和帶來的這些文獻後，“驚喜若狂，如在夢寐”。其中有一部《老子化胡經》，在前麵講到過，其珍貴程度和曆史價值無法估量。
聽伯希和說敦煌尚餘幾千卷軸等寶物後，學者們急忙把此事反應給學部左丞喬茂楠，至此，敦煌藏經洞的寶物才得到了政府的重視。很快，清政府電令陝甘總督立即把藏經洞的所有經卷買下來送到北京，電文如下：
行陝甘總督，請飭查檢齊千佛洞書籍，解部，並造佛古碑，勿令外人購買。宣統元年己酉八月二十二日。
同時，撥款6000兩白銀用於向王道士買這些寶物。不過這筆撥款一兩沒有到王道士手中，全被敦煌縣扣住去修孔廟和城牆去了。王道士聽說上麵給撥款了還高興呢，可是左等不來，右等不來，於是就寫了封《催募經款草丹》向上麵要錢。這份草丹用的是一張紅紙書寫，王道士死後整理他的遺物時在箱子底下發現的，現在收藏在敦煌研究院。這份催款的文書為什麽沒有送出去呢，大概是因為那年11月，慈禧恰好死了的原因。
文書雖然沒有送上去，可王道士肯定數次去縣裏要錢，後來縣令實在被他找得煩了，勉強給了他300兩香火錢，警告說你別貪心不足啊，那些東西本來就是縣裏的，又不是你的，你要什麽錢？王道士哪裏會滿意，心說朝廷給拔了一萬多兩，你個貪官拿這點零錢打發我。奈何小胳膊怎麽可能擰得過大腿，氣悶之下，就把被人家挑剩下的這批經卷提前藏了一批，後來被他先後賣給了日本、俄國人。
再說送往北京的這批經卷，雖然被王道士黑下了一部分，但是運走的這批的編號也超過了一萬，意味著從敦煌出發時有一萬多件經卷。據王道士說，這些當官的來運經書，居然連箱子都不準備，簡單用張破席子一卷就裝車上了。不管是誰，隨手就抻出一本來，估計沒少當廁紙被這些兵大爺們糟蹋了。
據當時甘肅地方官許承堯說：“清學部乃遣人輦其經入都，號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數。其留於武威、張掖、皋蘭者不少，皆精整”。1913年，許承堯在蘭州買到了二百多卷敦煌藏經。類似記載還有很多，無不說明著這批寶藏多舛的命運。
接下來就是雁過留聲，一路上層層扒皮，押運官何彥升（一說傅寶書、武相臣）路上連偷帶賣的還不算，到了北京後直接把車趕進了兒子何震彝的家裏，讓兒子找來親家李盛鐸、劉廷琛、方爾謙等人，快快快，內部福利來一撥，挑一輪先。這幫家夥挑出來不少珍寶以後，眼看數量也對不上了啊，於是就把大量完整的經卷一撕兩半、三半，邊撕邊竊笑不止，哎哎哎，差不多了，別再撕了，再撕就多了。就這樣，最後進了京師圖書館的隻有8679件（一說8697卷，顯然有一個是錯誤的），不足藏經洞全部五萬件的五分之一。後來，這批被私留下來的文物基本上都被這幫人私藏起來，也有一批賣給日本人，比如李盛鐸曾經一次性以八萬日元賣給日本人432卷寫經，真是“廠肆出售不絕也”。這就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外國人視若珍寶，請進了國家博物館裏的東西，被這些國人糟蹋至如此，不知道餘秋雨會給這些人安上一個什麽詞。
道友會問了，這麽明顯、這麽明目張膽地行為上麵人都瞎了，看不出來嗎？還真有人發現了，發現人就是寶熙，於是寫了份折子上去。當時倒是把傅寶書扣下來了，不過道友們想一想1911年多亂啊，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南方打仗，俄國人來搗亂。最主要的是那年是辛亥年，發生了辛亥革命，皇帝哪有閑心管這麽件小事兒啊，所以最終就不了了之，傅寶書直接迴了甘肅。
至此，前後曆時9年之久的藏經洞事件總算告一段落，但是並沒有結束。
上麵不是說王道士因為氣憤銀子沒到手，私藏了一批經卷嘛。那天他從縣裏迴來以後，趕在官府來搬經卷之前，請人做了兩個大木桶，把一些經卷裝進去，然後套在柱子上，連釘再錮，弄得相當結實。最後又用油漆彩畫，這樣就製作出來兩個轉經筒。不知道怎麽迴事，被來運經的官員知道了，可是眼看拆這兩個大桶實在是太麻煩就沒理會，隻是在上麵蓋了兩個大印，讓王道士好好看管。1911年9月30日，新任知縣申瑞元還曾經專門來看過這兩個木桶，看到大印沒被動過，也沒仔細檢查，隻是命令王道士好生看管就迴去。
1912年，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郞等人來敦煌，王道士從大木桶裏取出來四百多卷經卷賣給了他們。
1914年3月，斯坦因再次來到敦煌，王道士對這位老朋友非常熱情，對他炫耀自己多年來的成績，“王道士給我拿來了賬本，仔細地記著我捐給他的銀子總數，十分自豪地對我說，石窟前的那些新蓋的寺廟和寮房都是用我捐的銀子蓋的。還說我很仗義。”
他還告訴斯坦因，當年朝廷來拉走那些藏經時根本沒當迴事兒，也沒登記數量，粗粗打捆就裝車，到敦煌衙門口就被人偷了不少，沿途也不知道又丟了多少。
當講完了這幾年的事情以後，斯坦因急忙用500兩銀子從王道士手裏買了五百多件寫本和佛畫，不用說，王道士又拆開了大木桶。在迴程的路上，斯坦因又一路上四處收集了一些流出的經卷。1915年，斯坦因帶著這些經卷連同這次考察的收獲共182箱離開了新疆。
1914年8月20日，俄國人奧登堡來到敦煌，又低價從王道士和周圍居民手裏買走了三百多件經卷。
王道士的外貿生意如此紅火，消息終於傳了出去，所以1919年甘肅教育廳給敦煌縣下過一次命令，讓他們把所有藏經送到省圖書館裏來，發令人是當時的省教育廳長閻士璘。當時的敦煌勸學所倒時不時的派人去找王道士，但是王道士堅決不同意運走，笑話，你們又不給錢，還不如賣給外國人呢。
第二年，閻士璘又派人去敦煌督辦此事，6月17日到達敦煌，由勸學所所長朱文鎮等人帶著來到莫高窟。當時打開藏經洞後，發現還有成捆的藏文寫經94捆，重405斤。
王道士當然還是不同意拿走這些經卷，反複談判給他留下了90捆，依舊封存起來，蘭州來的人帶迴去一捆，敦煌勸學所帶走3捆。
實際上，如果北京撥來的銀子如果能夠給了王道士，被他藏下來的這批經卷也不至於又流失海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