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在的《文化苦旅》中有一篇《道士塔》的文章，相信道友們都看過吧，聽說已經被收入了人教版的高中語文課本中。二十多年前讀《文化苦旅》的時候，其實對這篇文章沒有太多的印象，所以又找出來仔細讀了一遍。其實這裏並不是要講餘秋雨，而是這篇課文裏麵他所描寫的那個“罪人”，文中是這樣寫的，“曆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這個所謂的罪人說的是誰呢？他是曾經看護莫高窟一個普通道士王圓籙。這個餘秋雨筆下的罪人，在他的墓碑上麵卻赫然刻著“功垂百世”四個大字，這顯然和餘秋雨所說的畫風完全不符啊。
讓我們迴到一百多年前那個黃沙漫天的敦煌，拜訪一下王道士。
姓名：王圓籙
籍貫：湖北麻城
出生時間：約道光三十年（1850年）
去世時間：1931年
王道士本是一個很小的道士，很渺小，如果沒有和莫高窟發生聯係，恐怕和曆史上的萬千普通道士一樣隨便就湮滅在曆史長河中。意思是什麽呢，他的生平資料很少。要想了解他，首先是看他的弟子寫的墓誌，“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當時弟子趙明玉等人埋葬王道士的時候，為了這篇墓誌很是費了點心思。
這篇墓誌足有五百字，所表達出來的內容還是相當豐富的。通過它，首先大體可以分析出王道士是死於1931年6月3日，老家則是湖北麻城。
關於籍貫，不但墓誌中講他是湖北人，敦煌人郭璘在1906年寫的《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中也有“鄂省羽流圓籙”的記載，1911年王道士自己寫的《催募經款草丹》中同樣自稱“道末、湖北麻城縣人、現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圓籙”，所以他是湖北人還是可以確定下來的。那為什麽還要專門講籍貫的問題，原因學術界至今還有些爭議，說他是漢中人。
那麽王道士怎麽大老遠的跑到西北苦寒之地的呢？墓誌裏說因為麻城連年荒旱，隻好逃荒出來，至於往哪裏逃也沒有個目標，總之得先保證不被餓死。就這樣，大概光緒元年（1875年）他來到甘肅省酒泉市的肅州。推算年齡，他當時應該二十多歲，正值年輕力壯，於是就在那裏當了一名巡防兵。
王道士的軍旅生活沒有記載，具體哪年退伍也不清楚，當然是否有過美好的愛情故事就更不清楚了，總之他遇到了一位不知何來何去的盛道人，然後就受戒皈依，成為了一名遊方的道士。
絕大多數學者並不關心王道士的師承，大概認為不值得關心，或者考證起來有難度吧。這裏稍分析一下，因為可用的資料的確是極少，所以隻能從名字上分析分析，結論是王道士可能是龍門派的。說到門派，道友們應該想起劉一明了吧，當然了王道士究竟是不是劉一明一脈的傳承就難考證了。按龍門字輩看，王道士應該是第19代圓字輩，他的弟子姚明善、趙明玉是第20代弟子，徒孫方至福則為第21代。另外王道士當年管轄的西雲觀確是龍門派法裔，敦煌道教協會的曆任會長也均是龍門派的，由此大體可以斷定王道士屬龍門派。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前後，王道士遊曆到了敦煌，頓時被迷住了，自稱這裏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立刻決定住下。道友們可以看看地圖，既然是遊曆，走迴頭路的可能性還是要小一些，所以王道士從酒泉出發繼續向西北走，出了嘉峪關、玉門，來到敦煌是比較科學的。有道友會說，那他怎麽不向東北、西南走呢？答案當然是得走相對的人更多的官道，西北那地方，隨便亂走，十天半個月別說見不到人了，連水都沒有，所以他向西北走來到敦煌，這其實是一種必然。
既然對敦煌有了興趣，王道士便決定留下來了。當時上層和中層的寺廟裏住著喇嘛，所以王道士隻好選擇了下寺，今天的編號第344窟中落腳。因為他是漢人，所以很快就被當地人接受了，又經過幾年的辛苦化緣，“苦口勸募，極力經營”之下，慢慢地把坍塌的石窟改造成了小道觀。當然，當年他的那些打通隔牆之類的操作對整個石窟造成的毀壞，也是很多學者攻擊他的一條罪證，就不提了。
王道士文化不高，怎麽說呢，鬥大的字能認識一大筐吧，所以他專門請了一個叫楊河清的人幫他做些抄寫的工作。其實就是抄些道經善書，等有香客來的時候賣幾本賺些銀子。
平靜而又枯燥的日子和不遠處的黨河水一樣一天一天地流過，1900年6月21日，王道士還和往常一樣早起，準備一會幫工的村民來了，繼續清理通道裏的沙子。他不知道，遠在北京的朝廷就是在今天正式對八國聯軍宣戰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這裏也發生一件不亞於八國聯軍入侵的大事。
在幫工們清理沙子的時候，一個姓楊的村民告訴他北邊的壁畫後麵可能是空的。好奇心、探寶心誰都有，於是兩人半夜裏把牆壁破開，至於壁畫珍貴與否，管它呢，接下來就發現了隱藏在後麵的一個洞——藏經洞。
發現藏經洞的過程還有一種說法，是楊河清往牆上的縫隙裏插香的時候偶然發現的。反正那個清沙的村民也姓楊，沒準就是說的一個人，總之是發現了這個藏經洞。
當王道士打開洞的那一刻，也許滿心都是財寶撲麵而來的憧憬吧。門後的洞不大，寬2.7米，高2.4米，洞頂像個倒扣的碗，僅十來平方，整整齊齊地堆滿了白布包，每包裏麵都有十多卷經書。王道士不禁相當失望，好在沒什麽文化的他也是識貨的人，知道都是些經書，就算不能換錢也是寶物，所以第一想法就是保密。
以後，王道士時不時地從洞裏取出卷佛經、佛畫或者小佛像之類的當人事四處送人，結交些縣裏的人物和樓上的喇嘛。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藏經洞的事漸漸傳了出去，王道士感覺事情有點捂不住了，便決定上報。
當時敦煌縣長叫嚴擇，王道士自然是向他匯報的，於是走了50裏路去了，可是嚴擇沒當迴事，這下倒是正合王道士的心意。
此後，王道士照樣從藏經洞裏拿些寶貝出來送人，反正好幾萬件呢，上麵又不理會，拿它們來結交些朋友還能有點用處。就這樣，陸陸續續被他送人的寶物不知凡幾。
兩年以後，王道士又拿上一些精心挑選出來的經卷、佛畫來到了300公裏外的酒泉，想試一試能不能靠這些東西和道台廷棟搭上關係，再隨便給點銀子就更好了。道台老爺怎麽可能拿一個窮道士當一迴事，當年王道士在這裏當兵也不可能讓道台老爺注意到他不是，不過聽說他帶來了不少寶物，才勉強讓他進來見一見。
廷棟隨手翻了翻王道士送來的這些經書，麵現不屑，“以為此經卷其書法乃出己下，無足重”，意思是說，你拿來的這些是什麽破玩意兒，就這字，你瞧瞧，還沒我寫的好呢，能值幾個錢，拿迴去拿迴去。巴結大boss的計劃失敗。
迴到敦煌不久，1902年3月，新縣長汪宗翰來了。王道士聽說新來的這個縣太爺也是湖北人，1890年的進士，算是有真學問的，於是拿些經卷來送禮，看在老鄉的麵子上也許能結交上。總算汪縣長識貨，認出這些經卷的價值，問明原委以後，立刻報告給甘肅學政葉昌熾，同時還送上了一些經卷以為證明。
葉昌熾是著名的金石學家，1902年初任甘肅學政，汪縣長第一次送過來的是唐朝和元朝時期的一些拓片、絹畫的佛像以及手抄的《大般涅盤經》，時間是1903年12月。
1904年9月29日，汪縣長又送來了一幅宋朝絹本《水月觀音像》。
1904年10月13日，他又收到了敦煌當地的一個叫王宗海送來的兩卷唐朝的手抄經書和一幅畫。
其他有記載的，還包括《楊公碑》《李太賓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記碑》《大中五年洪辯碑》《水陸道場圖》絹畫、《地藏菩薩像》絹畫等。
由此可以看出來，那時候藏經洞中的一部分寶物已經流出來了，葉昌熾當時在日記裏說：“當時僧俗皆不知貴重，各人分取”。
好在這些東西著實引起了葉昌熾的重視。1904年5月15日，上麵下令立刻清點並封存藏經洞，同時命令王道士把拿出來的那些經卷也要放迴去，等候上麵的命令。其實葉昌熾曾建議藩台把這些經卷運迴來保存的，不過預估需要五六千兩白銀，也不禁苦笑著搖頭。要知道，藩台大人心情正不好呢，什麽辛醜條約，什麽庚子賠款的，為了賠洋人銀子，全國都幫著刮地皮，哪來的閑錢保護一堆破經卷啊。
汪宗翰帶著指示來見王道士，說完了上麵的意思，順便翻了翻經卷，順手挑了幾卷，來來來，大夥來一趟也辛苦，道長也沒什麽招待大夥的，一人挑一兩卷留個紀念吧。有人隨手挑了一卷，有人幹脆就沒動手，“當時人亦不知重也”。然後，汪縣長命令王道士把洞封上，好好保存。
事實上，王道士並沒有完全封存藏經洞，這個洞是我發現的，你們一句話就不讓我碰了，那怎麽可能，於是照舊經常拿些出來送人情。比如這期間送過敦煌典史蘇子培《莊子?知北遊品》和六卷佛經、道經，送給蘭州的嚴金清一幅《觀音菩薩像》。具體王道士送出去多少不清楚，但通過總結後發現，這期間他拿出來的全是精品中的精品，也說明他是個識貨人。
這個所謂的罪人說的是誰呢？他是曾經看護莫高窟一個普通道士王圓籙。這個餘秋雨筆下的罪人，在他的墓碑上麵卻赫然刻著“功垂百世”四個大字，這顯然和餘秋雨所說的畫風完全不符啊。
讓我們迴到一百多年前那個黃沙漫天的敦煌，拜訪一下王道士。
姓名：王圓籙
籍貫：湖北麻城
出生時間：約道光三十年（1850年）
去世時間：1931年
王道士本是一個很小的道士，很渺小，如果沒有和莫高窟發生聯係，恐怕和曆史上的萬千普通道士一樣隨便就湮滅在曆史長河中。意思是什麽呢，他的生平資料很少。要想了解他，首先是看他的弟子寫的墓誌，“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當時弟子趙明玉等人埋葬王道士的時候，為了這篇墓誌很是費了點心思。
這篇墓誌足有五百字，所表達出來的內容還是相當豐富的。通過它，首先大體可以分析出王道士是死於1931年6月3日，老家則是湖北麻城。
關於籍貫，不但墓誌中講他是湖北人，敦煌人郭璘在1906年寫的《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中也有“鄂省羽流圓籙”的記載，1911年王道士自己寫的《催募經款草丹》中同樣自稱“道末、湖北麻城縣人、現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圓籙”，所以他是湖北人還是可以確定下來的。那為什麽還要專門講籍貫的問題，原因學術界至今還有些爭議，說他是漢中人。
那麽王道士怎麽大老遠的跑到西北苦寒之地的呢？墓誌裏說因為麻城連年荒旱，隻好逃荒出來，至於往哪裏逃也沒有個目標，總之得先保證不被餓死。就這樣，大概光緒元年（1875年）他來到甘肅省酒泉市的肅州。推算年齡，他當時應該二十多歲，正值年輕力壯，於是就在那裏當了一名巡防兵。
王道士的軍旅生活沒有記載，具體哪年退伍也不清楚，當然是否有過美好的愛情故事就更不清楚了，總之他遇到了一位不知何來何去的盛道人，然後就受戒皈依，成為了一名遊方的道士。
絕大多數學者並不關心王道士的師承，大概認為不值得關心，或者考證起來有難度吧。這裏稍分析一下，因為可用的資料的確是極少，所以隻能從名字上分析分析，結論是王道士可能是龍門派的。說到門派，道友們應該想起劉一明了吧，當然了王道士究竟是不是劉一明一脈的傳承就難考證了。按龍門字輩看，王道士應該是第19代圓字輩，他的弟子姚明善、趙明玉是第20代弟子，徒孫方至福則為第21代。另外王道士當年管轄的西雲觀確是龍門派法裔，敦煌道教協會的曆任會長也均是龍門派的，由此大體可以斷定王道士屬龍門派。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前後，王道士遊曆到了敦煌，頓時被迷住了，自稱這裏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立刻決定住下。道友們可以看看地圖，既然是遊曆，走迴頭路的可能性還是要小一些，所以王道士從酒泉出發繼續向西北走，出了嘉峪關、玉門，來到敦煌是比較科學的。有道友會說，那他怎麽不向東北、西南走呢？答案當然是得走相對的人更多的官道，西北那地方，隨便亂走，十天半個月別說見不到人了，連水都沒有，所以他向西北走來到敦煌，這其實是一種必然。
既然對敦煌有了興趣，王道士便決定留下來了。當時上層和中層的寺廟裏住著喇嘛，所以王道士隻好選擇了下寺，今天的編號第344窟中落腳。因為他是漢人，所以很快就被當地人接受了，又經過幾年的辛苦化緣，“苦口勸募，極力經營”之下，慢慢地把坍塌的石窟改造成了小道觀。當然，當年他的那些打通隔牆之類的操作對整個石窟造成的毀壞，也是很多學者攻擊他的一條罪證，就不提了。
王道士文化不高，怎麽說呢，鬥大的字能認識一大筐吧，所以他專門請了一個叫楊河清的人幫他做些抄寫的工作。其實就是抄些道經善書，等有香客來的時候賣幾本賺些銀子。
平靜而又枯燥的日子和不遠處的黨河水一樣一天一天地流過，1900年6月21日，王道士還和往常一樣早起，準備一會幫工的村民來了，繼續清理通道裏的沙子。他不知道，遠在北京的朝廷就是在今天正式對八國聯軍宣戰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這裏也發生一件不亞於八國聯軍入侵的大事。
在幫工們清理沙子的時候，一個姓楊的村民告訴他北邊的壁畫後麵可能是空的。好奇心、探寶心誰都有，於是兩人半夜裏把牆壁破開，至於壁畫珍貴與否，管它呢，接下來就發現了隱藏在後麵的一個洞——藏經洞。
發現藏經洞的過程還有一種說法，是楊河清往牆上的縫隙裏插香的時候偶然發現的。反正那個清沙的村民也姓楊，沒準就是說的一個人，總之是發現了這個藏經洞。
當王道士打開洞的那一刻，也許滿心都是財寶撲麵而來的憧憬吧。門後的洞不大，寬2.7米，高2.4米，洞頂像個倒扣的碗，僅十來平方，整整齊齊地堆滿了白布包，每包裏麵都有十多卷經書。王道士不禁相當失望，好在沒什麽文化的他也是識貨的人，知道都是些經書，就算不能換錢也是寶物，所以第一想法就是保密。
以後，王道士時不時地從洞裏取出卷佛經、佛畫或者小佛像之類的當人事四處送人，結交些縣裏的人物和樓上的喇嘛。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藏經洞的事漸漸傳了出去，王道士感覺事情有點捂不住了，便決定上報。
當時敦煌縣長叫嚴擇，王道士自然是向他匯報的，於是走了50裏路去了，可是嚴擇沒當迴事，這下倒是正合王道士的心意。
此後，王道士照樣從藏經洞裏拿些寶貝出來送人，反正好幾萬件呢，上麵又不理會，拿它們來結交些朋友還能有點用處。就這樣，陸陸續續被他送人的寶物不知凡幾。
兩年以後，王道士又拿上一些精心挑選出來的經卷、佛畫來到了300公裏外的酒泉，想試一試能不能靠這些東西和道台廷棟搭上關係，再隨便給點銀子就更好了。道台老爺怎麽可能拿一個窮道士當一迴事，當年王道士在這裏當兵也不可能讓道台老爺注意到他不是，不過聽說他帶來了不少寶物，才勉強讓他進來見一見。
廷棟隨手翻了翻王道士送來的這些經書，麵現不屑，“以為此經卷其書法乃出己下，無足重”，意思是說，你拿來的這些是什麽破玩意兒，就這字，你瞧瞧，還沒我寫的好呢，能值幾個錢，拿迴去拿迴去。巴結大boss的計劃失敗。
迴到敦煌不久，1902年3月，新縣長汪宗翰來了。王道士聽說新來的這個縣太爺也是湖北人，1890年的進士，算是有真學問的，於是拿些經卷來送禮，看在老鄉的麵子上也許能結交上。總算汪縣長識貨，認出這些經卷的價值，問明原委以後，立刻報告給甘肅學政葉昌熾，同時還送上了一些經卷以為證明。
葉昌熾是著名的金石學家，1902年初任甘肅學政，汪縣長第一次送過來的是唐朝和元朝時期的一些拓片、絹畫的佛像以及手抄的《大般涅盤經》，時間是1903年12月。
1904年9月29日，汪縣長又送來了一幅宋朝絹本《水月觀音像》。
1904年10月13日，他又收到了敦煌當地的一個叫王宗海送來的兩卷唐朝的手抄經書和一幅畫。
其他有記載的，還包括《楊公碑》《李太賓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記碑》《大中五年洪辯碑》《水陸道場圖》絹畫、《地藏菩薩像》絹畫等。
由此可以看出來，那時候藏經洞中的一部分寶物已經流出來了，葉昌熾當時在日記裏說：“當時僧俗皆不知貴重，各人分取”。
好在這些東西著實引起了葉昌熾的重視。1904年5月15日，上麵下令立刻清點並封存藏經洞，同時命令王道士把拿出來的那些經卷也要放迴去，等候上麵的命令。其實葉昌熾曾建議藩台把這些經卷運迴來保存的，不過預估需要五六千兩白銀，也不禁苦笑著搖頭。要知道，藩台大人心情正不好呢，什麽辛醜條約，什麽庚子賠款的，為了賠洋人銀子，全國都幫著刮地皮，哪來的閑錢保護一堆破經卷啊。
汪宗翰帶著指示來見王道士，說完了上麵的意思，順便翻了翻經卷，順手挑了幾卷，來來來，大夥來一趟也辛苦，道長也沒什麽招待大夥的，一人挑一兩卷留個紀念吧。有人隨手挑了一卷，有人幹脆就沒動手，“當時人亦不知重也”。然後，汪縣長命令王道士把洞封上，好好保存。
事實上，王道士並沒有完全封存藏經洞，這個洞是我發現的，你們一句話就不讓我碰了，那怎麽可能，於是照舊經常拿些出來送人情。比如這期間送過敦煌典史蘇子培《莊子?知北遊品》和六卷佛經、道經，送給蘭州的嚴金清一幅《觀音菩薩像》。具體王道士送出去多少不清楚，但通過總結後發現，這期間他拿出來的全是精品中的精品，也說明他是個識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