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就簡單聊一聊劉門或劉門教是不是宗教。
清代的《國史館本傳》把他收進了儒林列傳裏麵，顯然定位是一個儒士。現在，學術界有教門和學派兩個陣營，各有理由和證據來解析槐軒學派，對劉沅是儒還是道自然也沒有統一，有人稱他為大儒，有人稱他為高道。實際上造成這一困擾的原因和清代正統道教沒落，民間道教的發展有關係，大儒們研究道教的越來越多，劉沅也差不多這樣，而且取得的成績還不錯，再寫點文章，發點論文，後世評價他有一個詞，“著作等身”，是一位難得的高產作家，所以才搞得大家分不清他的身份。
其實，這個問題在槐軒學派內部都沒有達成一致，比如劉沅的四世嫡孫劉伯穀（劉鹹炘長子）就曾經明確表示過，他們劉家人向來不認可劉門教這種說法，至於劉門，那也隻是一種自古都在用的，表示師承係的詞，這並不否認，意思是說，劉家人是否定劉門的宗教性質的。
暫時不說劉伯穀的觀點是不是代表了劉沅或者整個劉家全部人，這種說法顯然不會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大家說了，你們劉家人否認也隻代表你們的一個態度，但是劉門教發展二百年來，早就不僅僅是劉姓自己家裏的事了，而且客觀存在的東西也不是否認了就不存在的。事實上呢，從劉沅到他的子輩、孫輩，對於宗教性並不否認，而且有很多的言行都是有著明顯的道教味道的。不過綜合起來，實際上劉門不是沒有宗教性，但也不能簡單當作宗教團體來對待，而是具有教門和學派兩方麵的屬性的，在這個基礎上再研究劉沅，才是客觀的。
下麵就簡單分析一下。
首先，劉沅是教主嗎？或者說他想不想當教主？
從劉沅遇野雲老人，靜一道人兩件事上看，稍顯傳奇吧，當然這裏並不是否定這兩件事，假如這是劉沅自己虛構出來的，那麽就是宗教界慣用的神化自己的手段，如果是真的，那麽他並非純粹學者，宗教界可以說他是在“修證”，是有創教潛質的。事實上呢，在內部讓門人靜養，編纂《法言會纂》，都看得出道教的影子，都是道教對他的影響。
傳統道教科儀中行法時要請三寶，就是道、經、師，而劉沅改造的三寶成了道、經、法，道就是內修要旨，經則是經書，法則隻限於法言壇的道士內部用，這意味著什麽？要想在劉門法言壇上亮相，必須要加入劉門，這樣才可以登壇作法。根據一些資料統計，解放前，還有大約一百多位這樣的道士活躍在成都市區。
在劉沅的注疏中，有不少道教典籍，比如在《性命圭旨》中說：
盡泄乾坤秘，
璿璣本自然。
幾人窺造化，
翰運法周天。
其中還包括講金液還丹、鉛汞、火候、抽添等等內丹術語，不但在他的注疏中有大量這樣的論述，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對道教的那種尊崇也是隨處可見的。
有學者說劉沅的著作中並沒有明確講內丹修煉的功法，他讓門人們打坐、誦道經這事也沒有詳細記載，是不是他隻是了解一些內丹功法，但沒有修煉呢？馬西沙研究員曾經親赴巴蜀，找到劉沅的後人，下功夫考證過一番，掌握的情況是劉沅當年曾修煉一種稱為九段功的功夫，門內隻口授，且要求不得外傳。具體行功的細節不講了，大概和劉沅批注的《性命圭旨》中的九節功相仿佛。
他對於孔子問禮於老子的事不但承認，而且認為問的所謂的禮其實是道，因為周禮在魯國王府就是齊全的，何必跑去找老子問呢，所以實際上是向圖書館長問宇宙萬物之理。這樣，實際上老子和孔子是師傅和徒弟的關係，道儒本就一脈相承，是相通的。去過青城山的道友不知道有沒有注意過上清宮老君殿裏麵有一塊匾，“李實孔師”四字，就是槐軒門下的顏楷所書。
第二、法言壇和《法言會纂》說明什麽？
其實，造成學術界這個困擾的最大原因並不是《槐軒全書》中關於道教、關於內丹的內容，而是劉沅搞的法言壇和那部《法言會纂》。《法言會纂》的定位是道教的科儀書，所以很道教，裏麵有驅病、謝土、請水、謝火、齋醮、儀範等，什麽怎麽救度先祖，怎麽喪葬才科學，鬼神是怎麽迴事等方麵，顯然不是大儒應該研究的內容。
法言壇呢，法會在延慶寺裏舉辦，劉門興盛以後，延慶寺就成了劉氏家廟，成為劉門教宗教活動的中心，寺廟不但被擴建，還供上了文昌帝君。劉門的道場法會舉辦得非常頻繁，每年是九次，門內稱為“九會”。九會分五次大型的和四次小型的法會，大型的為期4天，小型的為期3天，有固定的名稱和日期，比如正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稱上元會，七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稱為中元會等等。每一次法會都有固定的齋醮儀式，主要是為幽苦眾魂悔罪懇恩，配合燒紙錢、救幽文、脫生符等儀式。在九皇會還要舉辦禮鬥、祈壽活動，在佛祖會還要舉辦放生會，無論從法會的舉辦時間選擇還是內容、活動的舉辦方麵，都有著濃濃的道教味道。
據說，延慶寺裏的這位文昌帝君的樣子就是參照劉沅塑的，其中寓意明顯，劉沅就是文昌星轉世唄，這種神化方式是不是很熟悉？所以，就算劉沅不想當教主，但是弟子門人也想讓他當教主，也在把劉門往劉門教方向演化。
還拿《法言會纂》來說，這是劉沅60歲以後口述，由弟子劉芬整理而成的。劉沅自己說過為什麽要整理它，原話不引用了，大概意思是說他看到鄉親們祈禳時太不正規了，甚至毫無道理，低俗、荒唐，對於一個大教育家來說真的看不下去，一個正統儒家為什麽會關注這件事？還不是對宗教有所關注？所以他就讓弟子們找來了道士們的齋醮科儀的資料來加以改造，這就是《法言會纂》的由來。當時他是54歲，也親自實踐組織過幾次法會，所以法言壇由他創建是事實。無論當時劉沅自己，還是他的兒孫、門人是否意識到這是宗教行為都不重要，總之說明劉沅具備了創教的潛質或無意識地創教行為。這一點劉沅的孫子劉鴻典有一句話其實道出了玄妙，他說：“餘病中嚐夢考生平功德，乃以創教法言羽士為第一”，當然他並不是說自己是創教的人，顯然認為爺爺當年搞這個法言壇就是在創教了，這麽看來，當年劉伯穀說他們劉家人不承認劉門的宗教性顯然隻是他個人的觀點。
其三，劉沅的兒孫們，特別是曆代掌門人是否有宗教行為？
因為劉門的掌門人都是列入法言壇的文昌譜第中的，劉沅的身份是文昌帝君，稱為清陽上帝，和他的號是一致的。第二代掌門人劉鬆文是慈惠廣佑帝君。第三代掌門人是劉梖文，他掌門期間開辟了新津老君山的根據地，期間擴建老子廟，搞過一些宗教活動，並寫過一些明顯是宗教性質的作品，他的號是慈願救世天尊。第四代掌門人是劉鹹焌，號是三元宮大道星君，還有個無妄道人的道號。是不是很值得玩味？
劉鹹焌接任教主以後，正值軍閥亂戰期間，孫培吉也到了他的門下學習，在劉鹹焌的帶領下經常集體打坐靜修，據說可以靜下心來，不用想戰亂的事。同時，還會帶著大家到延慶寺設壇，大家一起誦經，多的時候幾百人，然後各自為自己禱祝一番。
劉鹹炘在《告法言道士俚語》中說：“法是從道發出來的，要能體道有得，才能行法有效。若單說個法字，不講道字，那法就成個假排場，就不靈了。”
其他子孫也有宗教方麵的研究或活動，就不一一列舉了。實際上，法言壇在劉門發展中很微妙的處在一個重要的環節上，一個純粹的學術團體相對是鬆散的，但這個法言壇卻讓劉門的這種本應鬆散的狀況變得緊密起來，好像兩條相互平等但又影響的線，其中滋味需要細品才會感到妙不可言。還有一點要說的是，建國以後，劉家人在劉門中的地位已經不再是核心，但法言壇還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
在劉門內部，有些弟子會做些筆記，時間長了就會流出一部分來。比如有一本《法言學習記錄》的秘傳抄本，其中有這樣記載：“道不高，身不修，則法不靈。道統法，法依道，道為一，法為二。”
還有一光緒年間的舉人孫培吉，他有一本日記，記載了從18歲到74歲的各種事，其中就有大量和劉門有關係的人和事，涉及劉沅、劉梖文、劉鹹滎、劉鹹焌等，對於研究槐軒學派，研究劉門有很大價值。其中就提到，入劉門學習丹法，需要遵守五條十五戒，然後學習氣功、凝神打坐等。
最後，劉門到底是儒是道？
其實上麵全是表象，是儒是道還得看靈魂本質，所以得通過表象去研究劉沅、劉門的理論思想，當然這是個大課題，不是這裏能討論明白的，隻能簡單講一點皮毛。道教是講性命雙修的，所以在總結“性”的理論同時，劉沅指出不能忽略命，性命圓融才是根基，顯然和道教的性命雙修互通有無吧。
在此基礎上，劉沅還提出了理、氣、神的概念，而且和精、氣、神還是有很大區別的。理是指的天理，氣則是命，或者說是生命的本質，而神則是主宰，這套理論當然並不是他的原創，包括朱熹、張載這些牛人都研究過，不過以前大家都沒有把這三者放到一起，沒有加以提煉和升華，所以學者們說劉沅的養氣功夫貌似傳承自儒家，但實質上根還是在道教。
具體到功夫方麵，劉沅的養氣主要在心定，他說：“養氣者，收放心於至善之地，心定靜而氣亦安，浩然之氣自在，所謂有諸己矣。內外交積而至於充實化神，則心純乎天，氣亦無毫發之不粹，此為心不動，此為正心，古聖人皆此功也。”
劉沅所謂的氣實際上是一種先天而來的生命形質，各種唿吸之法是不能養神的，也不會和七情六欲這些影響有關係，所以養氣就是養性、養心，也就是他的性命一如的思想，也是槐軒一派的不傳秘法。入了劉門，如果想學這些功夫，不但要對天發誓，還要嚴格遵守各種戒律，這又是區別於傳統儒家而更像道教的一方麵。槐軒學派並不排斥道教和佛教，承認老子和釋迦牟尼都是聖人，而且三教都可以在人性、倫常方麵達成一致，歸根於性命學說。
無論叫槐軒學派也好，劉門也好，劉門教也好，我們可以簡單得到兩個結論：
第一，劉本並不是純粹的學術團體，學說有著明顯的宗教色彩；
第二，劉門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民間教團，是有著相當博大的學術思想體係的。
之所以至今學者們還在爭論劉門或劉門教的問題，無非就是這兩點，所以，明白了這兩個特點的存在性，再爭論下去其實沒什麽意義，就算劉沅在世時，拿這個問題問他，他都不一定給一個確定答案。
實際上劉門這種具有宗教性質的學術團體並非個例，由於沒有足夠的完善嚴密的組織、執行能力，傳統儒家思想在引導、約束底層民眾方麵總是弱項，而宗教在這方麵恰恰是有著優勢的，於是借助這種力量來推行自己的思想，構建自己的理想國度，是有著理想和追求的儒士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吧。下麵，要講的太穀學派，同樣有著典型性。
清代的《國史館本傳》把他收進了儒林列傳裏麵，顯然定位是一個儒士。現在，學術界有教門和學派兩個陣營，各有理由和證據來解析槐軒學派，對劉沅是儒還是道自然也沒有統一，有人稱他為大儒，有人稱他為高道。實際上造成這一困擾的原因和清代正統道教沒落，民間道教的發展有關係，大儒們研究道教的越來越多，劉沅也差不多這樣，而且取得的成績還不錯，再寫點文章，發點論文，後世評價他有一個詞，“著作等身”，是一位難得的高產作家，所以才搞得大家分不清他的身份。
其實，這個問題在槐軒學派內部都沒有達成一致，比如劉沅的四世嫡孫劉伯穀（劉鹹炘長子）就曾經明確表示過，他們劉家人向來不認可劉門教這種說法，至於劉門，那也隻是一種自古都在用的，表示師承係的詞，這並不否認，意思是說，劉家人是否定劉門的宗教性質的。
暫時不說劉伯穀的觀點是不是代表了劉沅或者整個劉家全部人，這種說法顯然不會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大家說了，你們劉家人否認也隻代表你們的一個態度，但是劉門教發展二百年來，早就不僅僅是劉姓自己家裏的事了，而且客觀存在的東西也不是否認了就不存在的。事實上呢，從劉沅到他的子輩、孫輩，對於宗教性並不否認，而且有很多的言行都是有著明顯的道教味道的。不過綜合起來，實際上劉門不是沒有宗教性，但也不能簡單當作宗教團體來對待，而是具有教門和學派兩方麵的屬性的，在這個基礎上再研究劉沅，才是客觀的。
下麵就簡單分析一下。
首先，劉沅是教主嗎？或者說他想不想當教主？
從劉沅遇野雲老人，靜一道人兩件事上看，稍顯傳奇吧，當然這裏並不是否定這兩件事，假如這是劉沅自己虛構出來的，那麽就是宗教界慣用的神化自己的手段，如果是真的，那麽他並非純粹學者，宗教界可以說他是在“修證”，是有創教潛質的。事實上呢，在內部讓門人靜養，編纂《法言會纂》，都看得出道教的影子，都是道教對他的影響。
傳統道教科儀中行法時要請三寶，就是道、經、師，而劉沅改造的三寶成了道、經、法，道就是內修要旨，經則是經書，法則隻限於法言壇的道士內部用，這意味著什麽？要想在劉門法言壇上亮相，必須要加入劉門，這樣才可以登壇作法。根據一些資料統計，解放前，還有大約一百多位這樣的道士活躍在成都市區。
在劉沅的注疏中，有不少道教典籍，比如在《性命圭旨》中說：
盡泄乾坤秘，
璿璣本自然。
幾人窺造化，
翰運法周天。
其中還包括講金液還丹、鉛汞、火候、抽添等等內丹術語，不但在他的注疏中有大量這樣的論述，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對道教的那種尊崇也是隨處可見的。
有學者說劉沅的著作中並沒有明確講內丹修煉的功法，他讓門人們打坐、誦道經這事也沒有詳細記載，是不是他隻是了解一些內丹功法，但沒有修煉呢？馬西沙研究員曾經親赴巴蜀，找到劉沅的後人，下功夫考證過一番，掌握的情況是劉沅當年曾修煉一種稱為九段功的功夫，門內隻口授，且要求不得外傳。具體行功的細節不講了，大概和劉沅批注的《性命圭旨》中的九節功相仿佛。
他對於孔子問禮於老子的事不但承認，而且認為問的所謂的禮其實是道，因為周禮在魯國王府就是齊全的，何必跑去找老子問呢，所以實際上是向圖書館長問宇宙萬物之理。這樣，實際上老子和孔子是師傅和徒弟的關係，道儒本就一脈相承，是相通的。去過青城山的道友不知道有沒有注意過上清宮老君殿裏麵有一塊匾，“李實孔師”四字，就是槐軒門下的顏楷所書。
第二、法言壇和《法言會纂》說明什麽？
其實，造成學術界這個困擾的最大原因並不是《槐軒全書》中關於道教、關於內丹的內容，而是劉沅搞的法言壇和那部《法言會纂》。《法言會纂》的定位是道教的科儀書，所以很道教，裏麵有驅病、謝土、請水、謝火、齋醮、儀範等，什麽怎麽救度先祖，怎麽喪葬才科學，鬼神是怎麽迴事等方麵，顯然不是大儒應該研究的內容。
法言壇呢，法會在延慶寺裏舉辦，劉門興盛以後，延慶寺就成了劉氏家廟，成為劉門教宗教活動的中心，寺廟不但被擴建，還供上了文昌帝君。劉門的道場法會舉辦得非常頻繁，每年是九次，門內稱為“九會”。九會分五次大型的和四次小型的法會，大型的為期4天，小型的為期3天，有固定的名稱和日期，比如正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稱上元會，七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稱為中元會等等。每一次法會都有固定的齋醮儀式，主要是為幽苦眾魂悔罪懇恩，配合燒紙錢、救幽文、脫生符等儀式。在九皇會還要舉辦禮鬥、祈壽活動，在佛祖會還要舉辦放生會，無論從法會的舉辦時間選擇還是內容、活動的舉辦方麵，都有著濃濃的道教味道。
據說，延慶寺裏的這位文昌帝君的樣子就是參照劉沅塑的，其中寓意明顯，劉沅就是文昌星轉世唄，這種神化方式是不是很熟悉？所以，就算劉沅不想當教主，但是弟子門人也想讓他當教主，也在把劉門往劉門教方向演化。
還拿《法言會纂》來說，這是劉沅60歲以後口述，由弟子劉芬整理而成的。劉沅自己說過為什麽要整理它，原話不引用了，大概意思是說他看到鄉親們祈禳時太不正規了，甚至毫無道理，低俗、荒唐，對於一個大教育家來說真的看不下去，一個正統儒家為什麽會關注這件事？還不是對宗教有所關注？所以他就讓弟子們找來了道士們的齋醮科儀的資料來加以改造，這就是《法言會纂》的由來。當時他是54歲，也親自實踐組織過幾次法會，所以法言壇由他創建是事實。無論當時劉沅自己，還是他的兒孫、門人是否意識到這是宗教行為都不重要，總之說明劉沅具備了創教的潛質或無意識地創教行為。這一點劉沅的孫子劉鴻典有一句話其實道出了玄妙，他說：“餘病中嚐夢考生平功德，乃以創教法言羽士為第一”，當然他並不是說自己是創教的人，顯然認為爺爺當年搞這個法言壇就是在創教了，這麽看來，當年劉伯穀說他們劉家人不承認劉門的宗教性顯然隻是他個人的觀點。
其三，劉沅的兒孫們，特別是曆代掌門人是否有宗教行為？
因為劉門的掌門人都是列入法言壇的文昌譜第中的，劉沅的身份是文昌帝君，稱為清陽上帝，和他的號是一致的。第二代掌門人劉鬆文是慈惠廣佑帝君。第三代掌門人是劉梖文，他掌門期間開辟了新津老君山的根據地，期間擴建老子廟，搞過一些宗教活動，並寫過一些明顯是宗教性質的作品，他的號是慈願救世天尊。第四代掌門人是劉鹹焌，號是三元宮大道星君，還有個無妄道人的道號。是不是很值得玩味？
劉鹹焌接任教主以後，正值軍閥亂戰期間，孫培吉也到了他的門下學習，在劉鹹焌的帶領下經常集體打坐靜修，據說可以靜下心來，不用想戰亂的事。同時，還會帶著大家到延慶寺設壇，大家一起誦經，多的時候幾百人，然後各自為自己禱祝一番。
劉鹹炘在《告法言道士俚語》中說：“法是從道發出來的，要能體道有得，才能行法有效。若單說個法字，不講道字，那法就成個假排場，就不靈了。”
其他子孫也有宗教方麵的研究或活動，就不一一列舉了。實際上，法言壇在劉門發展中很微妙的處在一個重要的環節上，一個純粹的學術團體相對是鬆散的，但這個法言壇卻讓劉門的這種本應鬆散的狀況變得緊密起來，好像兩條相互平等但又影響的線，其中滋味需要細品才會感到妙不可言。還有一點要說的是，建國以後，劉家人在劉門中的地位已經不再是核心，但法言壇還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
在劉門內部，有些弟子會做些筆記，時間長了就會流出一部分來。比如有一本《法言學習記錄》的秘傳抄本，其中有這樣記載：“道不高，身不修，則法不靈。道統法，法依道，道為一，法為二。”
還有一光緒年間的舉人孫培吉，他有一本日記，記載了從18歲到74歲的各種事，其中就有大量和劉門有關係的人和事，涉及劉沅、劉梖文、劉鹹滎、劉鹹焌等，對於研究槐軒學派，研究劉門有很大價值。其中就提到，入劉門學習丹法，需要遵守五條十五戒，然後學習氣功、凝神打坐等。
最後，劉門到底是儒是道？
其實上麵全是表象，是儒是道還得看靈魂本質，所以得通過表象去研究劉沅、劉門的理論思想，當然這是個大課題，不是這裏能討論明白的，隻能簡單講一點皮毛。道教是講性命雙修的，所以在總結“性”的理論同時，劉沅指出不能忽略命，性命圓融才是根基，顯然和道教的性命雙修互通有無吧。
在此基礎上，劉沅還提出了理、氣、神的概念，而且和精、氣、神還是有很大區別的。理是指的天理，氣則是命，或者說是生命的本質，而神則是主宰，這套理論當然並不是他的原創，包括朱熹、張載這些牛人都研究過，不過以前大家都沒有把這三者放到一起，沒有加以提煉和升華，所以學者們說劉沅的養氣功夫貌似傳承自儒家，但實質上根還是在道教。
具體到功夫方麵，劉沅的養氣主要在心定，他說：“養氣者，收放心於至善之地，心定靜而氣亦安，浩然之氣自在，所謂有諸己矣。內外交積而至於充實化神，則心純乎天，氣亦無毫發之不粹，此為心不動，此為正心，古聖人皆此功也。”
劉沅所謂的氣實際上是一種先天而來的生命形質，各種唿吸之法是不能養神的，也不會和七情六欲這些影響有關係，所以養氣就是養性、養心，也就是他的性命一如的思想，也是槐軒一派的不傳秘法。入了劉門，如果想學這些功夫，不但要對天發誓，還要嚴格遵守各種戒律，這又是區別於傳統儒家而更像道教的一方麵。槐軒學派並不排斥道教和佛教，承認老子和釋迦牟尼都是聖人，而且三教都可以在人性、倫常方麵達成一致，歸根於性命學說。
無論叫槐軒學派也好，劉門也好，劉門教也好，我們可以簡單得到兩個結論：
第一，劉本並不是純粹的學術團體，學說有著明顯的宗教色彩；
第二，劉門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民間教團，是有著相當博大的學術思想體係的。
之所以至今學者們還在爭論劉門或劉門教的問題，無非就是這兩點，所以，明白了這兩個特點的存在性，再爭論下去其實沒什麽意義，就算劉沅在世時，拿這個問題問他，他都不一定給一個確定答案。
實際上劉門這種具有宗教性質的學術團體並非個例，由於沒有足夠的完善嚴密的組織、執行能力，傳統儒家思想在引導、約束底層民眾方麵總是弱項，而宗教在這方麵恰恰是有著優勢的，於是借助這種力量來推行自己的思想，構建自己的理想國度，是有著理想和追求的儒士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吧。下麵，要講的太穀學派，同樣有著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