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講過神樂觀，這是朱元璋為管理國家祭祀、典禮而成立的一個機構，由於道士在齋儀方麵比較專業，所以在裏麵上班的有很多道士。不是說國家大事在祀與戎嘛，古人哪有不信天不信命的，而敬天啊、祭祀啊之類的就顯得特別莊重，也比較神秘，所以神樂觀的成立為道士步入官場開了一道方便之門。
清初時神樂觀還在沿用舊製，滿人皇帝想學漢人，禮樂方麵的東西對他們來說還有點高深，暫時弄不懂就沒有過多插手，裏麵依舊有道士按時上班，有事的時候一般也是道士主持，他們的待遇和普通官員也一致。
到乾隆七年（1743年）時，乾隆開始對神樂觀進行改製，裏麵的道士全部被清退了，留下來的樂官們也被要求保證不信奉道教，否則也會被辭退。經過這次重組，神樂觀裏最終留下了480人。
不久，在太常寺的主導下，神樂觀又經曆了一次去道教化，裏麵的天師、文昌之類的神隻全被請了出去，並且具有道教色彩的印信、官職名稱等等也全部被取消重新設計，可以說徹底抹去了道教的痕跡。哦對了，神樂觀這個名字聽起來好像是個道觀，所以被改成了神樂所。
對神樂觀的改變表明了一個負責國家祭祀、禮樂的重要部門完全和道教脫離了關係，在體製上和道教劃清了界限，成為了一個國家體製內的普通部門，道士們再也不可能通過神樂觀這條終南捷徑進入官場了。
接著，乾隆進一步加強了對道士的統一管理，管理機構沿用明朝舊製，中央設道錄司，歸禮部的祠祭司管理，大領導就是司長，下麵設八位管事，分別是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和左右玄義，具體負責各項管理工作。府一級則設置道紀司，裏麵設有從九品的正副都紀各一位，州一級則設置道正司，裏麵有道正一位，縣一級則設置道會司，裏麵設有道會一位。注意，這些是管理道教的機構和官員，並不是道教機構，裏麵上班的也不是道士。
另外，乾隆專門為龍虎山安排了一位提點，輔佐張天師管理道教事務，當然也算是朝廷對龍虎山的一種監督。
通過這種從上到下的分級管理的體係，至少表麵上看起來是把全國的道士們管理起來了，而且是把道士完全從體製內剝離出去，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納入了國家的統一管理。
製度有了，管理機構也有了，接下來是房地產方麵的政策。
順治時期對現存的宮觀並沒有特殊的政策，總體上是保護為主，承認道士對這些房地產的所有權，不過對新建、擴建有比較嚴格的管控。
乾隆接班後對建新寺觀的管控更加嚴格，規定隻允許修修補補，堅決不允許新建。之所以這麽規定，原因是乾隆總感覺民間有一股喜新厭舊的不良風氣，很多舊的寺觀實際上還可以用一百年呢，就是因為小或因為舊了就想推倒新建，這是對土地和財富的巨大浪費。
另外，乾隆還怕道士們借著修補道觀乘機斂財，特別是那些較大的敕建宮觀，如果有修繕的工程，必須要派地方官員去監管。比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丫髻山玉皇閣重修的時候，乾隆就派人去當監工。
對於新建寺觀的問題，雖然原則上是不允許的，但是事無絕對，所以乾隆要求地方官府要把好關，要嚴格審批。
當然了，乾隆的想法是不錯，不過下麵人執行得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到了乾隆八年，幹脆就正式下令禁止新建道觀，這個禁令對佛、道二教，特別是對道教的發展影響還是相當大。
如果說上麵這些還隻是限製道教的話，那麽度牒的管理對道教的發展影響就大了。
從順治後期度牒的管理就越來越嚴格，對於沒有度牒的僧、道原則上要求迴家種地，直到雍正時期，宗教管理的政策一直比較穩定，度牒發放的也不多。
到乾隆時期，度牒管理進一步加強。乾隆認為和尚道士們天天躲在深山寺觀裏，大門一關，誰也不知道裏麵什麽情況，萬一藏汙納垢、傷風敗俗怎麽辦。還有更可怕的，要是聚起一幫子綠林好漢，行反清複明之事怎麽辦，這些都得提高警惕，得提前預防，得好好管理，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控製道士的人數，越少越安全。
最初，乾隆規定，除了龍虎山張天師可以發一部分度牒以外，不管哪個門派，想當道士必須得到官府申請，經過嚴格政審，祖宗八輩都要查個底掉才可能給你發證。至於想弄個假證，悄悄地出家，那是犯罪，有膽你就試試看。
乾隆二年，又開始實行度牒管理的保甲製，這招就厲害了，想出家就要有知根知底的人給你擔保，出了事要受牽連的那種，所以沒有把握誰會給你擔保？這樣不但進一步加強了道士的管理，還增加了出家的難度，希望出家的人會少一些吧。
如果一套流程走下來沒有什麽問題，道士終於拿到了這張朝思暮想的度牒，從此就正式成為有身份的人，這裏友情提醒：注意千萬要小心收藏，勿使遺失，這東西可比現代人的身份證重要得多。
政府同時要把道士造冊，各地逐級匯總後交到省督撫老爺手裏，在乾隆想來，這是一套相當完美的流程。
看在龍虎山的麵子上，乾隆同意正一道士由龍虎山自己發放度牒，當然數量是有限的。這項優惠政策卻沒有給北方的全真教，想報名參加全真教的人也需要經地方官府批準辦手續。由此可見，全真教的地位顯然比正一道差了不少。
事實上，乾隆還是想得有點簡單了，因為再完美的想法都過不了江湖這一關。這套度牒的管理製度從開始執行的那一天起就被下麵人各種操作，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演繹得那叫一個精彩。四年以後，乾隆拿到了一份統計報表，一看嚇了一跳，全國共發放了三十多萬份度牒，準確數字是份，這和自己預想的千八百的數差距有點忒他娘的大吧，原諒乾隆爆粗口，因為下麵人簡直是不拿皇帝的命令當迴事嘛。
於是乾隆又想了一個辦法，決定施行師徒傳牒製，也就是說徒弟是沒有度牒的，隻能等著繼承師傅的遺產，政府以後就不再發放新度牒了。
在乾隆想來，這樣和尚、道士的數量總不會再增加了吧。這個政策推行下去以後，乾隆很期待自己這個英明的想法到底效果如何，更想知道和尚、道士每年能減少多少，於是就很期待地要求各地督撫及時統計上報。
轉眼十幾年過去了，經過手下多名高級會計師的統計分析，令乾隆欣慰的是，從數字上看，各地上報的僧、道數量的確是在減少，當然這隻是紙麵上的數字遊戲，實際上是多了還是少了乾隆心裏也多少有點數。
後來乾隆也想明白了，政策總歸是要手下人去執行的，最難猜的就是人心嘛，所以說有人就有江湖，在處理這個有千百年曆史的宗教問題上還是要更謹慎一些，否則就可能給社會帶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為了社會的穩定，乾隆最終也轉變了思路，決定緩慢推進，首先要保證和尚、道士們老老實實地呆在寺廟宮觀裏，不要出去四處搞事，其他的來日方長。
等到了乾隆後期，由於國富民安，社會安定，乾隆也就慢慢地不再把和尚、道士的這點小事兒放在心上了，甚至感覺以前過多重視處理那些事情有點過於敏感了。感覺這也是乾隆的一種極度自信的表現，自信這些人不會掀起什麽風浪了，就算有什麽情況發生了自己也可以談笑間瀟灑應對。
從此，嚴格的度牒製度也就逐漸廢弛了，不過那時候真正有度牒的道士已經很少了，以至於各地官府想找個道士出任道官都找不到人，於是就有人建議補發一些度牒。有讚成的自然就有反對的，反對方說有度牒的道士是少了很多，不過私下裏出家的和尚、道士加一起恐怕都有幾百萬了，那麽發多少張才合適？另外就是對於有本事的道士來說，有沒有那度牒也沒什麽大關係，政策堅持下來也不容易，就別改了吧。
乾隆想了想，度牒製度對於宗教管理、限製取得了成功，也完成了使命了，以後就不限製了，誰願意出家就出家吧。
到嘉慶登基以後，以尊儒重孔為中心的國家各項製度已經成型，不需要有過大的改變。嘉慶也比較穩重，繼續沿著重視封建禮教，極力抬高孔子地位的道路砥礪前行，聲稱自己要以文教治理天下，要以孝治理天下，至於佛教、道教，哪有心思管它們，隻要是不鬧事，不添麻煩，在民間自己發展就行了。
此後的皇帝基本上就沒什麽可講的了，哦對了，道光年間，龍虎山的五十九代天師張鈺曾經收到過一封掛號信，信是皇帝派人送來的，張鈺心血來潮，感覺不會有什麽好事。果然，皇帝敕令說：“停其朝覲，著不準來京”，這意味著龍虎山徹底失去了接近皇權的機會，想要恢複以前的榮耀，難度係數不知道高了多少了。
不算努爾哈赤、皇太極這兩位，順康雍乾嘉這五代皇帝對於道教都談不上崇信，雖然出於政治目的或者個人的喜好對一些道士有所寵信，但是從本質上說對道教都非常警惕，甚至有很大的偏見，總體上也是以限製和打壓為主旋律。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人們對於宗教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道教的生存空間逐漸被壓縮，也就不再值得皇帝去關注了。
清初時神樂觀還在沿用舊製，滿人皇帝想學漢人，禮樂方麵的東西對他們來說還有點高深，暫時弄不懂就沒有過多插手，裏麵依舊有道士按時上班，有事的時候一般也是道士主持，他們的待遇和普通官員也一致。
到乾隆七年（1743年）時，乾隆開始對神樂觀進行改製，裏麵的道士全部被清退了，留下來的樂官們也被要求保證不信奉道教，否則也會被辭退。經過這次重組，神樂觀裏最終留下了480人。
不久，在太常寺的主導下，神樂觀又經曆了一次去道教化，裏麵的天師、文昌之類的神隻全被請了出去，並且具有道教色彩的印信、官職名稱等等也全部被取消重新設計，可以說徹底抹去了道教的痕跡。哦對了，神樂觀這個名字聽起來好像是個道觀，所以被改成了神樂所。
對神樂觀的改變表明了一個負責國家祭祀、禮樂的重要部門完全和道教脫離了關係，在體製上和道教劃清了界限，成為了一個國家體製內的普通部門，道士們再也不可能通過神樂觀這條終南捷徑進入官場了。
接著，乾隆進一步加強了對道士的統一管理，管理機構沿用明朝舊製，中央設道錄司，歸禮部的祠祭司管理，大領導就是司長，下麵設八位管事，分別是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和左右玄義，具體負責各項管理工作。府一級則設置道紀司，裏麵設有從九品的正副都紀各一位，州一級則設置道正司，裏麵有道正一位，縣一級則設置道會司，裏麵設有道會一位。注意，這些是管理道教的機構和官員，並不是道教機構，裏麵上班的也不是道士。
另外，乾隆專門為龍虎山安排了一位提點，輔佐張天師管理道教事務，當然也算是朝廷對龍虎山的一種監督。
通過這種從上到下的分級管理的體係，至少表麵上看起來是把全國的道士們管理起來了，而且是把道士完全從體製內剝離出去，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納入了國家的統一管理。
製度有了，管理機構也有了，接下來是房地產方麵的政策。
順治時期對現存的宮觀並沒有特殊的政策，總體上是保護為主，承認道士對這些房地產的所有權，不過對新建、擴建有比較嚴格的管控。
乾隆接班後對建新寺觀的管控更加嚴格，規定隻允許修修補補，堅決不允許新建。之所以這麽規定，原因是乾隆總感覺民間有一股喜新厭舊的不良風氣，很多舊的寺觀實際上還可以用一百年呢，就是因為小或因為舊了就想推倒新建，這是對土地和財富的巨大浪費。
另外，乾隆還怕道士們借著修補道觀乘機斂財，特別是那些較大的敕建宮觀，如果有修繕的工程，必須要派地方官員去監管。比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丫髻山玉皇閣重修的時候，乾隆就派人去當監工。
對於新建寺觀的問題，雖然原則上是不允許的，但是事無絕對，所以乾隆要求地方官府要把好關，要嚴格審批。
當然了，乾隆的想法是不錯，不過下麵人執行得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到了乾隆八年，幹脆就正式下令禁止新建道觀，這個禁令對佛、道二教，特別是對道教的發展影響還是相當大。
如果說上麵這些還隻是限製道教的話，那麽度牒的管理對道教的發展影響就大了。
從順治後期度牒的管理就越來越嚴格，對於沒有度牒的僧、道原則上要求迴家種地，直到雍正時期，宗教管理的政策一直比較穩定，度牒發放的也不多。
到乾隆時期，度牒管理進一步加強。乾隆認為和尚道士們天天躲在深山寺觀裏，大門一關，誰也不知道裏麵什麽情況，萬一藏汙納垢、傷風敗俗怎麽辦。還有更可怕的，要是聚起一幫子綠林好漢，行反清複明之事怎麽辦，這些都得提高警惕，得提前預防，得好好管理，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控製道士的人數，越少越安全。
最初，乾隆規定，除了龍虎山張天師可以發一部分度牒以外，不管哪個門派，想當道士必須得到官府申請，經過嚴格政審，祖宗八輩都要查個底掉才可能給你發證。至於想弄個假證，悄悄地出家，那是犯罪，有膽你就試試看。
乾隆二年，又開始實行度牒管理的保甲製，這招就厲害了，想出家就要有知根知底的人給你擔保，出了事要受牽連的那種，所以沒有把握誰會給你擔保？這樣不但進一步加強了道士的管理，還增加了出家的難度，希望出家的人會少一些吧。
如果一套流程走下來沒有什麽問題，道士終於拿到了這張朝思暮想的度牒，從此就正式成為有身份的人，這裏友情提醒：注意千萬要小心收藏，勿使遺失，這東西可比現代人的身份證重要得多。
政府同時要把道士造冊，各地逐級匯總後交到省督撫老爺手裏，在乾隆想來，這是一套相當完美的流程。
看在龍虎山的麵子上，乾隆同意正一道士由龍虎山自己發放度牒，當然數量是有限的。這項優惠政策卻沒有給北方的全真教，想報名參加全真教的人也需要經地方官府批準辦手續。由此可見，全真教的地位顯然比正一道差了不少。
事實上，乾隆還是想得有點簡單了，因為再完美的想法都過不了江湖這一關。這套度牒的管理製度從開始執行的那一天起就被下麵人各種操作，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演繹得那叫一個精彩。四年以後，乾隆拿到了一份統計報表，一看嚇了一跳，全國共發放了三十多萬份度牒，準確數字是份，這和自己預想的千八百的數差距有點忒他娘的大吧，原諒乾隆爆粗口，因為下麵人簡直是不拿皇帝的命令當迴事嘛。
於是乾隆又想了一個辦法，決定施行師徒傳牒製，也就是說徒弟是沒有度牒的，隻能等著繼承師傅的遺產，政府以後就不再發放新度牒了。
在乾隆想來，這樣和尚、道士的數量總不會再增加了吧。這個政策推行下去以後，乾隆很期待自己這個英明的想法到底效果如何，更想知道和尚、道士每年能減少多少，於是就很期待地要求各地督撫及時統計上報。
轉眼十幾年過去了，經過手下多名高級會計師的統計分析，令乾隆欣慰的是，從數字上看，各地上報的僧、道數量的確是在減少，當然這隻是紙麵上的數字遊戲，實際上是多了還是少了乾隆心裏也多少有點數。
後來乾隆也想明白了，政策總歸是要手下人去執行的，最難猜的就是人心嘛，所以說有人就有江湖，在處理這個有千百年曆史的宗教問題上還是要更謹慎一些，否則就可能給社會帶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為了社會的穩定，乾隆最終也轉變了思路，決定緩慢推進，首先要保證和尚、道士們老老實實地呆在寺廟宮觀裏，不要出去四處搞事，其他的來日方長。
等到了乾隆後期，由於國富民安，社會安定，乾隆也就慢慢地不再把和尚、道士的這點小事兒放在心上了，甚至感覺以前過多重視處理那些事情有點過於敏感了。感覺這也是乾隆的一種極度自信的表現，自信這些人不會掀起什麽風浪了，就算有什麽情況發生了自己也可以談笑間瀟灑應對。
從此，嚴格的度牒製度也就逐漸廢弛了，不過那時候真正有度牒的道士已經很少了，以至於各地官府想找個道士出任道官都找不到人，於是就有人建議補發一些度牒。有讚成的自然就有反對的，反對方說有度牒的道士是少了很多，不過私下裏出家的和尚、道士加一起恐怕都有幾百萬了，那麽發多少張才合適？另外就是對於有本事的道士來說，有沒有那度牒也沒什麽大關係，政策堅持下來也不容易，就別改了吧。
乾隆想了想，度牒製度對於宗教管理、限製取得了成功，也完成了使命了，以後就不限製了，誰願意出家就出家吧。
到嘉慶登基以後，以尊儒重孔為中心的國家各項製度已經成型，不需要有過大的改變。嘉慶也比較穩重，繼續沿著重視封建禮教，極力抬高孔子地位的道路砥礪前行，聲稱自己要以文教治理天下，要以孝治理天下，至於佛教、道教，哪有心思管它們，隻要是不鬧事，不添麻煩，在民間自己發展就行了。
此後的皇帝基本上就沒什麽可講的了，哦對了，道光年間，龍虎山的五十九代天師張鈺曾經收到過一封掛號信，信是皇帝派人送來的，張鈺心血來潮，感覺不會有什麽好事。果然，皇帝敕令說：“停其朝覲，著不準來京”，這意味著龍虎山徹底失去了接近皇權的機會，想要恢複以前的榮耀，難度係數不知道高了多少了。
不算努爾哈赤、皇太極這兩位，順康雍乾嘉這五代皇帝對於道教都談不上崇信，雖然出於政治目的或者個人的喜好對一些道士有所寵信，但是從本質上說對道教都非常警惕，甚至有很大的偏見，總體上也是以限製和打壓為主旋律。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人們對於宗教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道教的生存空間逐漸被壓縮，也就不再值得皇帝去關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