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道教發展史中，道教從明、清兩朝開始進入衰退期，乾隆時代則是這一階段的一個最重要的轉折點。
很多網文作者有一個很相似的觀點，他們對曆朝初期的那些盛世、某某之治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朝人口數量減少，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再分配，所以隻要無為而治就會國富民強了。如果按照這個觀點來看，所謂的康乾盛世並不是滿清人有多高的內政水平，到底是不是如此就不多研究了，不過有一個事實卻不能否認，就是當時的君主專製程度幾乎達到封建社會時期的巔峰，特別是到乾隆統治時期，這可不是無為而治就能做到的。既然是專製程度高，對於道教的管理自然也不會鬆弛，專製的結果使道教從那時起便一蹶不振了。
影響乾隆對道教的態度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信仰佛教。
乾隆和三世章嘉從小就在一起玩，一起長大，二人關係非常親密。登基後，乾隆對章嘉同樣非常照顧，比如乾隆九年（1744年），專門把雍王府改成雍和宮，作為皇家直屬的喇嘛廟，同時還派了大臣專門負責管理，儼然成為了全國藏傳佛教事務的管理中心。
乾隆信仰藏傳佛教，便在宮裏裝修了不少佛堂，比如養心殿裏就有一座，方便自己隨時隨地燒香禮佛。當然了，宮外也得有寺廟，包括弘仁寺、闡福寺等都是皇家專用的藏傳佛教的寺廟。另外乾隆還看了很多佛經，並且安排人把藏文的經書翻譯成滿、漢兩種文字，著實為藏傳佛教的傳播做了巨大貢獻。
去過清東陵的道友肯定進過乾隆的裕陵地宮，那是被人讚為地下佛堂的陵寢，從第一道石門往裏，水平牆、券頂上全是藏文、梵文的佛經，處處顯示著這位帝王對藏傳佛教的虔誠。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正式接受了三世章嘉活佛的灌頂，從那以後就有點膨脹了，當然也可能是真的開悟了，總之是感覺自己佛法實在是太精深了，已經達到宗師的境界了，甚至還說自己是文殊菩薩的化身，轉生這一世就是“轉輪聖王”。道友們可想而知，一個如此癡迷佛教的皇帝對道教會有什麽態度呢？
另外，乾隆比較重視薩滿教和滿族人傳承下來的其他宗教信仰，因為這些對於族內的團結友愛還是挺有用的。比如他曾經安排莊親王允祿等人把滿族的各種祭祀儀式、祝辭、服飾等等全都整理了出來，1747年集成了一部《滿族祭祀儀式大典》。書成的時候，乾隆不但親自給書定名，還親自作序，命令用滿文印刷，顯然對其代表的民族價值非常重視。
時間先迴到雍正暴斃那一年。
1735年八月雍正駕崩後，當時的大事小情都需要乾隆操心，可以說是千頭萬緒，可是就在這種情況下，乾隆卻下了這樣一道口諭：“皇考萬幾餘暇，聞外間有爐火修煉之說，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閑之具……”。
意思很簡單，是說我聽到了外麵有一些流言，所以要為老爸辟謠，澄清一下。我老爸雍正帝當年根本就沒有吃什麽丹藥，更沒有天天煉丹不務正業，至於西苑的那個丹爐，那是他老人家工作累了以後用來消遣娛樂用的。另外還有人傳言雍正養了很多道士，也是為了幫他煉丹，這就更不可能了，因為雍正心目中的道士就是一些不務正業的市井無賴，怎麽可能供養他們呢？
無論別人是怎麽想的，反正乾隆懷疑雍正是吃丹藥中毒死的，所以，他馬上就處理了那批參與煉丹的道士，還不錯，沒有把他們推到菜市口砍了，而是教育、警告了一番，下過封口令，就是禁止亂說雍正的壞話後全部趕跑了。
其實乾隆自己也應該清楚，再掩飾用處也不大。別人傳言雍正煉丹吃丹，這個你可以否認，但是雍正時不時的就賞賜給大臣幾顆丹藥，分享自己的勞動果實這總沒辦法掩蓋吧，而且那首流傳出去的《燒丹》詩也是白紙黑字，不過話又說迴來了，那首詩寫得還真不錯。
所以乾隆這麽著急想掩蓋，反而令人更加懷疑雍正的死因，您想，這位從小就和佛教關係親密，自稱菩薩轉世的皇帝，對道教怎麽可能會有好印象。
還有，前麵講到過那些民間的宗教勢力在乾隆期間同樣沒有安穩多少。比如1774年發生過山東清水教起義，1786年有天地會起義，這個在小說裏經常會提到，這些和宗教有關係的起義使乾隆對於宗教，特別是一些巫祝類的民間信仰越發警惕，也越發反感，限製甚至打擊也就正常了。
當然，乾隆本身還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不是腦袋一熱就會衝動的人，不會對道教施行過激的政策。在農耕社會，乾隆最重視的自然是農業，對於那些既不上稅又不出徭役的道士非常有意見，特別是這些人還不勞動，又講究吃穿，據手下分析說至少需要三個勤勞的農民才能勉強供養一個道士，當然和尚也一樣。於是乾隆扳著指頭算了算賬，最終得到了一個結論：少一個和尚或者一個道士，不但增加了一個農民，同時還解放了三個農民，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原來可以增加這麽多勞力啊。慢慢限製道教發展，還能增加勞動力，完美。
當然，乾隆的這個思路也不盡對，就如同現在的社會，大量的不從事物質生產的人群也是社會發展離不開的。在精神生活相對貧乏的封建社會，宗教是民眾們重要的精神食糧，不能隻重視創造實物價值的行業而看不到從事精神糧食生產的人群嘛，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都得抓才可以。
當然，可能還有一些其他方麵的原因，反正乾隆是清初幾代帝王中對道教限製最為嚴厲的一個，具體都有哪些限製，先從前麵提到的天師降格事件說起吧。
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曾經專門就道教的活動限製問題開過會，當時的決議是限製道教隻能在龍虎山一帶開展活動，其他地區則禁止傳教。
乾隆七年（1742年）張遇隆進京朝覲，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接任天師的事情需要和乾隆說一聲，順便得到皇帝的正式加封。張天師平時在龍虎山上一住，存在感本來還是挺低的，很多朝廷大員平時都想不起來他，可是張遇隆這次一來，卻讓鴻臚寺卿梅瑴成注意到了，於是便給乾隆上了道本子狀告張天師。
梅瑴成字玉汝，安徽人，梅文鼎的孫子，祖孫兩個名氣還是挺大的，屬於典型的儒家官僚，瞧張天師不順眼太正常了。
告狀信的原話就不引用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說天師也好，道士也好，都會一些祈禳驅邪，畫符捉鬼之類的專業技術，讓他們憑這些本事生存發展還是可以的，但是讓一個江湖道士和我們這些儒門大臣們一起參加如此嚴肅、正式的朝會，參與商議國家大事，這風格也不搭嘛。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這個道士的品級還不低。
可以理解，在這些十年寒窗苦讀，秀才、舉人、進士一路考過來，再進翰林院或者到地方慢慢熬資曆升上來，胡子都白了才能在朝堂上有個位置的士人眼中，一個道士憑什麽就和我一樣，甚至品級還比我更高？
乾隆想想也是這個理兒，正好張遇隆來了，於是就很正式地對他說：“以後你不用年年都來了，路挺遠的，又沒有飛機、高鐵，來一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來了也沒什麽正事，以後就三年來一次吧。”其實乾隆主要是想說，你別沒事總來北京晃悠了，沒看到那些大員們看到你眼睛紅的都跟兔子似的了？
事情到這還沒完，1747年，想想那個討厭的張天師又快來了，梅瑴成又給乾隆上了個折子，直指張天師的品級待遇過高的問題，認為張天師天天整些沒用的旁門左道，憑什麽給他這麽高的待遇，應該降級降品。
於是乾隆又接受了這個建議，命禮部把張天師從正二品降到了正五品，銀印也沒收了。
由於梅瑴成的幾次出手，對龍虎山打擊有點大了，麵對這種局麵，張遇隆也是心急啊，吃不下，睡不好，起了滿嘴的水泡。就這樣熬了二十幾年，龍虎山終於等來了一個機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天下大旱，每逢天災必定是道士出手的好時機，就算乾隆不怎麽待見道士，還是被迫請來了張天師，對了，此時已經是五十七代天師張存義了，舉行祈雨大醮。
萬幸這次祈雨很成功，總算讓乾隆對龍虎山有了點好臉色，不但把張存義升為了正三品的通議大夫，其他獎賞也不少，要知道在最落魄的時候，張天師的品秩比婁近垣還低。而婁近垣隻不過是龍虎山上的一個法官，並且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所以這次升官，對於張天師來說真是去了一塊心病。
可惜好景不長，乾隆五十四年的時候，乾隆又對張存義說，你以後別再三年來一次了，五年來一次就行了。
乾隆對於龍虎山總體上還算是有些優待的，當然了，對張天師的這些恩遇並不表示對道教的政策發生了改變，有人說乾隆對於張天師這種態度是清代儒、道之爭的一種反映，感覺說的很有道理。
很多網文作者有一個很相似的觀點，他們對曆朝初期的那些盛世、某某之治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朝人口數量減少，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再分配，所以隻要無為而治就會國富民強了。如果按照這個觀點來看，所謂的康乾盛世並不是滿清人有多高的內政水平，到底是不是如此就不多研究了，不過有一個事實卻不能否認，就是當時的君主專製程度幾乎達到封建社會時期的巔峰，特別是到乾隆統治時期，這可不是無為而治就能做到的。既然是專製程度高，對於道教的管理自然也不會鬆弛，專製的結果使道教從那時起便一蹶不振了。
影響乾隆對道教的態度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信仰佛教。
乾隆和三世章嘉從小就在一起玩，一起長大，二人關係非常親密。登基後，乾隆對章嘉同樣非常照顧，比如乾隆九年（1744年），專門把雍王府改成雍和宮，作為皇家直屬的喇嘛廟，同時還派了大臣專門負責管理，儼然成為了全國藏傳佛教事務的管理中心。
乾隆信仰藏傳佛教，便在宮裏裝修了不少佛堂，比如養心殿裏就有一座，方便自己隨時隨地燒香禮佛。當然了，宮外也得有寺廟，包括弘仁寺、闡福寺等都是皇家專用的藏傳佛教的寺廟。另外乾隆還看了很多佛經，並且安排人把藏文的經書翻譯成滿、漢兩種文字，著實為藏傳佛教的傳播做了巨大貢獻。
去過清東陵的道友肯定進過乾隆的裕陵地宮，那是被人讚為地下佛堂的陵寢，從第一道石門往裏，水平牆、券頂上全是藏文、梵文的佛經，處處顯示著這位帝王對藏傳佛教的虔誠。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正式接受了三世章嘉活佛的灌頂，從那以後就有點膨脹了，當然也可能是真的開悟了，總之是感覺自己佛法實在是太精深了，已經達到宗師的境界了，甚至還說自己是文殊菩薩的化身，轉生這一世就是“轉輪聖王”。道友們可想而知，一個如此癡迷佛教的皇帝對道教會有什麽態度呢？
另外，乾隆比較重視薩滿教和滿族人傳承下來的其他宗教信仰，因為這些對於族內的團結友愛還是挺有用的。比如他曾經安排莊親王允祿等人把滿族的各種祭祀儀式、祝辭、服飾等等全都整理了出來，1747年集成了一部《滿族祭祀儀式大典》。書成的時候，乾隆不但親自給書定名，還親自作序，命令用滿文印刷，顯然對其代表的民族價值非常重視。
時間先迴到雍正暴斃那一年。
1735年八月雍正駕崩後，當時的大事小情都需要乾隆操心，可以說是千頭萬緒，可是就在這種情況下，乾隆卻下了這樣一道口諭：“皇考萬幾餘暇，聞外間有爐火修煉之說，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閑之具……”。
意思很簡單，是說我聽到了外麵有一些流言，所以要為老爸辟謠，澄清一下。我老爸雍正帝當年根本就沒有吃什麽丹藥，更沒有天天煉丹不務正業，至於西苑的那個丹爐，那是他老人家工作累了以後用來消遣娛樂用的。另外還有人傳言雍正養了很多道士，也是為了幫他煉丹，這就更不可能了，因為雍正心目中的道士就是一些不務正業的市井無賴，怎麽可能供養他們呢？
無論別人是怎麽想的，反正乾隆懷疑雍正是吃丹藥中毒死的，所以，他馬上就處理了那批參與煉丹的道士，還不錯，沒有把他們推到菜市口砍了，而是教育、警告了一番，下過封口令，就是禁止亂說雍正的壞話後全部趕跑了。
其實乾隆自己也應該清楚，再掩飾用處也不大。別人傳言雍正煉丹吃丹，這個你可以否認，但是雍正時不時的就賞賜給大臣幾顆丹藥，分享自己的勞動果實這總沒辦法掩蓋吧，而且那首流傳出去的《燒丹》詩也是白紙黑字，不過話又說迴來了，那首詩寫得還真不錯。
所以乾隆這麽著急想掩蓋，反而令人更加懷疑雍正的死因，您想，這位從小就和佛教關係親密，自稱菩薩轉世的皇帝，對道教怎麽可能會有好印象。
還有，前麵講到過那些民間的宗教勢力在乾隆期間同樣沒有安穩多少。比如1774年發生過山東清水教起義，1786年有天地會起義，這個在小說裏經常會提到，這些和宗教有關係的起義使乾隆對於宗教，特別是一些巫祝類的民間信仰越發警惕，也越發反感，限製甚至打擊也就正常了。
當然，乾隆本身還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不是腦袋一熱就會衝動的人，不會對道教施行過激的政策。在農耕社會，乾隆最重視的自然是農業，對於那些既不上稅又不出徭役的道士非常有意見，特別是這些人還不勞動，又講究吃穿，據手下分析說至少需要三個勤勞的農民才能勉強供養一個道士，當然和尚也一樣。於是乾隆扳著指頭算了算賬，最終得到了一個結論：少一個和尚或者一個道士，不但增加了一個農民，同時還解放了三個農民，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原來可以增加這麽多勞力啊。慢慢限製道教發展，還能增加勞動力，完美。
當然，乾隆的這個思路也不盡對，就如同現在的社會，大量的不從事物質生產的人群也是社會發展離不開的。在精神生活相對貧乏的封建社會，宗教是民眾們重要的精神食糧，不能隻重視創造實物價值的行業而看不到從事精神糧食生產的人群嘛，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都得抓才可以。
當然，可能還有一些其他方麵的原因，反正乾隆是清初幾代帝王中對道教限製最為嚴厲的一個，具體都有哪些限製，先從前麵提到的天師降格事件說起吧。
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曾經專門就道教的活動限製問題開過會，當時的決議是限製道教隻能在龍虎山一帶開展活動，其他地區則禁止傳教。
乾隆七年（1742年）張遇隆進京朝覲，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接任天師的事情需要和乾隆說一聲，順便得到皇帝的正式加封。張天師平時在龍虎山上一住，存在感本來還是挺低的，很多朝廷大員平時都想不起來他，可是張遇隆這次一來，卻讓鴻臚寺卿梅瑴成注意到了，於是便給乾隆上了道本子狀告張天師。
梅瑴成字玉汝，安徽人，梅文鼎的孫子，祖孫兩個名氣還是挺大的，屬於典型的儒家官僚，瞧張天師不順眼太正常了。
告狀信的原話就不引用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說天師也好，道士也好，都會一些祈禳驅邪，畫符捉鬼之類的專業技術，讓他們憑這些本事生存發展還是可以的，但是讓一個江湖道士和我們這些儒門大臣們一起參加如此嚴肅、正式的朝會，參與商議國家大事，這風格也不搭嘛。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這個道士的品級還不低。
可以理解，在這些十年寒窗苦讀，秀才、舉人、進士一路考過來，再進翰林院或者到地方慢慢熬資曆升上來，胡子都白了才能在朝堂上有個位置的士人眼中，一個道士憑什麽就和我一樣，甚至品級還比我更高？
乾隆想想也是這個理兒，正好張遇隆來了，於是就很正式地對他說：“以後你不用年年都來了，路挺遠的，又沒有飛機、高鐵，來一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來了也沒什麽正事，以後就三年來一次吧。”其實乾隆主要是想說，你別沒事總來北京晃悠了，沒看到那些大員們看到你眼睛紅的都跟兔子似的了？
事情到這還沒完，1747年，想想那個討厭的張天師又快來了，梅瑴成又給乾隆上了個折子，直指張天師的品級待遇過高的問題，認為張天師天天整些沒用的旁門左道，憑什麽給他這麽高的待遇，應該降級降品。
於是乾隆又接受了這個建議，命禮部把張天師從正二品降到了正五品，銀印也沒收了。
由於梅瑴成的幾次出手，對龍虎山打擊有點大了，麵對這種局麵，張遇隆也是心急啊，吃不下，睡不好，起了滿嘴的水泡。就這樣熬了二十幾年，龍虎山終於等來了一個機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天下大旱，每逢天災必定是道士出手的好時機，就算乾隆不怎麽待見道士，還是被迫請來了張天師，對了，此時已經是五十七代天師張存義了，舉行祈雨大醮。
萬幸這次祈雨很成功，總算讓乾隆對龍虎山有了點好臉色，不但把張存義升為了正三品的通議大夫，其他獎賞也不少，要知道在最落魄的時候，張天師的品秩比婁近垣還低。而婁近垣隻不過是龍虎山上的一個法官，並且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所以這次升官，對於張天師來說真是去了一塊心病。
可惜好景不長，乾隆五十四年的時候，乾隆又對張存義說，你以後別再三年來一次了，五年來一次就行了。
乾隆對於龍虎山總體上還算是有些優待的，當然了，對張天師的這些恩遇並不表示對道教的政策發生了改變，有人說乾隆對於張天師這種態度是清代儒、道之爭的一種反映，感覺說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