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友們都知道康熙是個漢學迷，尤其是喜歡程朱理學，對佛教和道教卻不怎麽感興趣，宗教政策無非就是沿續順治舊製罷了，相對來說對道教的管理還是更加嚴格一些。
想當年順治加封張應京時明確了一品大員的工資標準。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十四代天師張繼宗來覲見討封的時候，封賞顯得很多，比如除了正一嗣教真人的封號外，還加賜了一個“碧城”的號，賞下了乾坤玉劍，送了一套北京二環內的四合院，還親筆禦書了“大真人府”的匾額掛在小院門口，順便又給龍虎山上清宮寫了幅“大上清宮”的匾額。看起來賞賜很豐厚，但是卻少了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那個一品銀印，也就是說隻給張繼宗掛了一個虛名。
直到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在加封五十一、五十二和五十三代天師為光祿大夫的時候，順便才給張繼宗封了光祿大夫的官，總算明確了他的正一品的待遇。康熙雖然對道教管理相當嚴格，但是縱觀整個清代的皇帝，他對龍虎山的張天師真的算是挺照顧的。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張繼宗再次入朝覲見時死在了揚州瓊花觀，五十五代天師張錫麟承襲爵位，也被誥授光祿大夫之銜。雍正五年（1727年）張錫麟入京朝覲途中，在杭州病逝。張錫麟的兒子張遇隆接任五十六代天師，前麵提到過他。由於張遇隆當時還太小，不能襲爵嗣教，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叔叔署理教務，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才奉旨襲爵入覲，帶著一塊“教演宗傳”的匾額迴到了龍虎山。
在張遇隆掌教期間，發生了梅轂成彈劾張天師的天師降格事件，後麵會講到，這也導致了張天師降級，也就是從那時起，龍虎山正一道才開始真正的走向了衰落。張遇隆死後，僅被誥贈為通議大夫，此時已經從正一品降到了正三品。
康熙對於龍虎山張天師的優待並不表示他對道教尊崇，對道教的危害認識得相當清楚，在禦批《資治通鑒》中康熙對於宋真宗當年動不動就玩下天書雨的遊戲很不以為然，說：“天書之醜，人人得而非之”。進而說：“自古人主好釋老之教者，無益有損。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於寺，廢宗廟之血食，以麵為牲，後竟餓死台城。宋徽好道，父子皆為金虜，此可鑒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諭吏部官員們說：“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為，爾等識之。”在《大清會典》中還記錄了康熙的這樣一段話：“釋道二教，亦王化所不廢，惟嚴其禁約，毋使滋蔓。”康熙帝甚至認為“至於僧道邪教，素悖禮法，其惑世誣民尤甚。愚人遇方術之士，聞其虛誕之言，輒以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嚴行禁止。”已經把道教視為了邪教，非常想禁掉了，這些話無疑是表達了清王朝對於宗教的基本態度。
在《清朝野史大觀》記載康熙這樣說：“今日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辟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製，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閑之人，置之何處。”顯然經曆過幾十年的穩定發展，大清朝已經逐漸改變著四處風煙，到外不安定的局麵了，而道教也被打壓得隻適合“留資畫景與詩材”，禁不禁的都沒什麽影響的地步了。
總體來說，順治、康熙二帝期間清政府逐漸鞏固了統治，在初期的道教的休養生息的思想還是值得推廣的，“道法自然，為天地根，老氏之學，能養其根。流而成弊，刑名放蕩……”這也是道教沒有被一棍子打死的原因之一。
對於黃老之道的認可，這二位皇帝都對《道德經》作過批注，可見還是比較認可這部經典的。但人家心裏很清楚，《道德經》是黃老之學，道教是道教，根本就不是一迴事。黃老之道的確有用的，而道教則是流而成弊，於世無補，所以說道教還是算了吧。
時光荏苒，轉眼喜歡結交道士的胤禛接班成為了雍正皇帝，道教迎來了可以說是最後一次轉機，可惜隻是刹那芳華。
雍正還是胤禛的時候就比較喜歡和道士、和尚們來往，甚至還流傳下來不少和這些人交往的詩文。比如有一首《贈羽士》是這麽寫的：
身在蓬瀛東複東，道參天地隱壺中。
還丹訣秘陰陽要，濟世心存物已同。
朱篆綠符靈寶錄，黃牙白雪利生功。
一瓢一笠浮雲外，鶴馭優遊遍泰嵩。
這首詩當然是雍正還沒當皇帝的時候所作，可以看出他對道教教義的肯定，對道家的外丹、內丹、符籙等等也是有所了解的，對道士的生活也有那麽一點向往。
雍正還寫過兩首《碧霞祠題寶旛步虛詞》，其中一首是這樣的：
瓊宇璿宮日月長，奇花瑤草總飄香。
琉璃作殿蒼龍衛，雲霧裁帷青鳥翔。
拂露霓旌珠燦爛，禦風鸞駕玉鏗鏘。
常將天福人間錫，獎孝褒忠佑萬方。
這同樣是雍正未登基前所作，大概是希望道士們要好好學習，端正三觀，愛國講奉獻，為大清統治添磚加瓦。
影視劇中皇子們爭著上位的戲碼很多，有點實力參加競爭的王府裏都有不少狗頭軍師。據說雍正家裏也有一個叫戴鐸的家臣，也是一直操心主子的未來，不知道聽哪個遠房親戚說的，福建有個世外高人，於是就千裏迢迢跑到武夷山找到了在那隱居的賈士芳賈道長。
得知戴鐸的身份後，賈道長也不敢慢待，好煙好茶招待著便問來意。戴鐸也不遮掩，就是想替主子胤禛問問前程如何。大老遠的來了，戴鐸怎麽也不順便問問自己的前程呢？隻要知道了自己所依附的這位主子的前程就足夠了，自己就是大樹上的藤，前程如何完全取決於胤禛能不能當皇帝。
當時賈道長是如何算的無從可考，隻是非常莫測高深地寫了一個“萬”字，問什麽意思？你猜。
現在看來，賈道長是深知天機不可輕泄、話不可說滿的算命真髓。反正這個字不錯，怎麽猜怎麽解都不會出問題。等到胤禛真的成了雍正皇帝，戴鐸再迴想起這個萬字時，噢，當年賈神仙就知道主子未來要當萬歲爺的啊，真他娘的準！
民間關於賈士芳的傳說不少，在電視劇裏這位也出場過，不過有點反麵人物的意思。雍正八年時，雍正病了，應該屬於疑難雜症，常規手段怎麽也治不好的。於是雍正便在全國尋名醫，同時也訪高道，看來也希望有道法高深的道士能治病。結果浙江總督李衛向他推薦了賈士芳，而這位賈神仙的確是有水平，雍正的病很快就好了。按理說這是好事，皇帝病好了，賈神仙升官發財，皆大歡喜，可是沒兩個月雍正就把賈神仙殺了，弄得大夥都有點懵圈。特別是李衛，前幾天皇帝批迴來的奏折裏還說“朕安，已痊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薦賈士芳之力所致”，這怎麽轉眼就把人給哢嚓了呢？
經過多方分析，有人發現雍正在批閱的奏折中有這麽一句話：“一月以來，朕躬雖已大愈，然起居寢食之間，伊欲令安則安，伊欲令不安則果覺不適。”什麽意思？賈神仙有點不知深淺，讓雍正覺得自己這病好與不好就是賈士芳的喜好，想讓他好就好，想讓他犯就犯，自己這一國之老大，卻受一個妖道掌控生死，這怎麽能忍？這件事的真假暫且不論，這種行事風格倒是挺符合對雍正評價的“雄猜陰鷙”的。
實際上雍正對儒、釋、道都挺有興趣的，也比較讚成三教合一的思路。
婁近垣在《龍虎山誌》中稱雍正曾經說：“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釋、曰道。儒教本乎聖人，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經大法。而釋氏之明心見性，道家之煉氣凝神，亦於吾儒存心養氣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於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亦有補於治化，道家所用經錄符章，能祈晴禱雨，治病驅邪，其濟人利物之功驗，人所共知”，雖然主要是表達雍正對道教的認同，不過從中也可以看得出來雍正對於儒家和佛教的重視。可以說雍正是清代前期幾個帝王中，對道教態度最友好的一位，至少能肯定道教的治世上還是有作用的，可以拿過來利用一番。
雍正與佛教界的來往，很大原因是因為康熙。當年和康熙關係緊密的達賴、章嘉等，出入後宮就和自己家似的，而這位二世章嘉和胤禛的關係就是最好的，在交往過程中自然會談一些佛法之類的內容。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胤禛曾經到柏林禪寺坐禪，至於為什麽去那裏，熟悉佛教的道友可能有所了解。
柏林禪寺在河北趙縣，就是有著名的趙州橋的那個趙縣。趙縣古稱趙州，早在唐代就出了一個著名的高僧，從那時起趙州禪師就出名了。而柏林禪寺早在漢代就有了，金代時更名為柏林禪院，曆史是相當悠久了。至今柏林禪寺西北角還保留著當年雍正的行宮，實際上就是一個小四合院，當皇帝之前常在這裏住，包括後來還安排屠滅江夏鎮的年羹堯在這裏麵壁思過。
胤禛在柏林禪寺住的時候，經高僧迦陵性音的點化而開悟，不過胤禛感覺自己開悟得還差那麽點，於是第二年又來開悟了一次。對於胤禛這種親近佛教的態度章嘉非常欣賞，所以在康熙麵前沒少說胤禛的好話。
總體來說，雍正在沒有當上皇帝之前，還是比較注意與和尚、道士的交往的，各方也都比較注意，生怕有什麽不好的名聲影響到自己將來爭取上位的大事。等到胤禛變成雍正以後，就變得沒什麽顧忌了。
想當年順治加封張應京時明確了一品大員的工資標準。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十四代天師張繼宗來覲見討封的時候，封賞顯得很多，比如除了正一嗣教真人的封號外，還加賜了一個“碧城”的號，賞下了乾坤玉劍，送了一套北京二環內的四合院，還親筆禦書了“大真人府”的匾額掛在小院門口，順便又給龍虎山上清宮寫了幅“大上清宮”的匾額。看起來賞賜很豐厚，但是卻少了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那個一品銀印，也就是說隻給張繼宗掛了一個虛名。
直到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在加封五十一、五十二和五十三代天師為光祿大夫的時候，順便才給張繼宗封了光祿大夫的官，總算明確了他的正一品的待遇。康熙雖然對道教管理相當嚴格，但是縱觀整個清代的皇帝，他對龍虎山的張天師真的算是挺照顧的。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張繼宗再次入朝覲見時死在了揚州瓊花觀，五十五代天師張錫麟承襲爵位，也被誥授光祿大夫之銜。雍正五年（1727年）張錫麟入京朝覲途中，在杭州病逝。張錫麟的兒子張遇隆接任五十六代天師，前麵提到過他。由於張遇隆當時還太小，不能襲爵嗣教，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叔叔署理教務，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才奉旨襲爵入覲，帶著一塊“教演宗傳”的匾額迴到了龍虎山。
在張遇隆掌教期間，發生了梅轂成彈劾張天師的天師降格事件，後麵會講到，這也導致了張天師降級，也就是從那時起，龍虎山正一道才開始真正的走向了衰落。張遇隆死後，僅被誥贈為通議大夫，此時已經從正一品降到了正三品。
康熙對於龍虎山張天師的優待並不表示他對道教尊崇，對道教的危害認識得相當清楚，在禦批《資治通鑒》中康熙對於宋真宗當年動不動就玩下天書雨的遊戲很不以為然，說：“天書之醜，人人得而非之”。進而說：“自古人主好釋老之教者，無益有損。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於寺，廢宗廟之血食，以麵為牲，後竟餓死台城。宋徽好道，父子皆為金虜，此可鑒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諭吏部官員們說：“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為，爾等識之。”在《大清會典》中還記錄了康熙的這樣一段話：“釋道二教，亦王化所不廢，惟嚴其禁約，毋使滋蔓。”康熙帝甚至認為“至於僧道邪教，素悖禮法，其惑世誣民尤甚。愚人遇方術之士，聞其虛誕之言，輒以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嚴行禁止。”已經把道教視為了邪教，非常想禁掉了，這些話無疑是表達了清王朝對於宗教的基本態度。
在《清朝野史大觀》記載康熙這樣說：“今日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辟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製，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閑之人，置之何處。”顯然經曆過幾十年的穩定發展，大清朝已經逐漸改變著四處風煙，到外不安定的局麵了，而道教也被打壓得隻適合“留資畫景與詩材”，禁不禁的都沒什麽影響的地步了。
總體來說，順治、康熙二帝期間清政府逐漸鞏固了統治，在初期的道教的休養生息的思想還是值得推廣的，“道法自然，為天地根，老氏之學，能養其根。流而成弊，刑名放蕩……”這也是道教沒有被一棍子打死的原因之一。
對於黃老之道的認可，這二位皇帝都對《道德經》作過批注，可見還是比較認可這部經典的。但人家心裏很清楚，《道德經》是黃老之學，道教是道教，根本就不是一迴事。黃老之道的確有用的，而道教則是流而成弊，於世無補，所以說道教還是算了吧。
時光荏苒，轉眼喜歡結交道士的胤禛接班成為了雍正皇帝，道教迎來了可以說是最後一次轉機，可惜隻是刹那芳華。
雍正還是胤禛的時候就比較喜歡和道士、和尚們來往，甚至還流傳下來不少和這些人交往的詩文。比如有一首《贈羽士》是這麽寫的：
身在蓬瀛東複東，道參天地隱壺中。
還丹訣秘陰陽要，濟世心存物已同。
朱篆綠符靈寶錄，黃牙白雪利生功。
一瓢一笠浮雲外，鶴馭優遊遍泰嵩。
這首詩當然是雍正還沒當皇帝的時候所作，可以看出他對道教教義的肯定，對道家的外丹、內丹、符籙等等也是有所了解的，對道士的生活也有那麽一點向往。
雍正還寫過兩首《碧霞祠題寶旛步虛詞》，其中一首是這樣的：
瓊宇璿宮日月長，奇花瑤草總飄香。
琉璃作殿蒼龍衛，雲霧裁帷青鳥翔。
拂露霓旌珠燦爛，禦風鸞駕玉鏗鏘。
常將天福人間錫，獎孝褒忠佑萬方。
這同樣是雍正未登基前所作，大概是希望道士們要好好學習，端正三觀，愛國講奉獻，為大清統治添磚加瓦。
影視劇中皇子們爭著上位的戲碼很多，有點實力參加競爭的王府裏都有不少狗頭軍師。據說雍正家裏也有一個叫戴鐸的家臣，也是一直操心主子的未來，不知道聽哪個遠房親戚說的，福建有個世外高人，於是就千裏迢迢跑到武夷山找到了在那隱居的賈士芳賈道長。
得知戴鐸的身份後，賈道長也不敢慢待，好煙好茶招待著便問來意。戴鐸也不遮掩，就是想替主子胤禛問問前程如何。大老遠的來了，戴鐸怎麽也不順便問問自己的前程呢？隻要知道了自己所依附的這位主子的前程就足夠了，自己就是大樹上的藤，前程如何完全取決於胤禛能不能當皇帝。
當時賈道長是如何算的無從可考，隻是非常莫測高深地寫了一個“萬”字，問什麽意思？你猜。
現在看來，賈道長是深知天機不可輕泄、話不可說滿的算命真髓。反正這個字不錯，怎麽猜怎麽解都不會出問題。等到胤禛真的成了雍正皇帝，戴鐸再迴想起這個萬字時，噢，當年賈神仙就知道主子未來要當萬歲爺的啊，真他娘的準！
民間關於賈士芳的傳說不少，在電視劇裏這位也出場過，不過有點反麵人物的意思。雍正八年時，雍正病了，應該屬於疑難雜症，常規手段怎麽也治不好的。於是雍正便在全國尋名醫，同時也訪高道，看來也希望有道法高深的道士能治病。結果浙江總督李衛向他推薦了賈士芳，而這位賈神仙的確是有水平，雍正的病很快就好了。按理說這是好事，皇帝病好了，賈神仙升官發財，皆大歡喜，可是沒兩個月雍正就把賈神仙殺了，弄得大夥都有點懵圈。特別是李衛，前幾天皇帝批迴來的奏折裏還說“朕安，已痊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薦賈士芳之力所致”，這怎麽轉眼就把人給哢嚓了呢？
經過多方分析，有人發現雍正在批閱的奏折中有這麽一句話：“一月以來，朕躬雖已大愈，然起居寢食之間，伊欲令安則安，伊欲令不安則果覺不適。”什麽意思？賈神仙有點不知深淺，讓雍正覺得自己這病好與不好就是賈士芳的喜好，想讓他好就好，想讓他犯就犯，自己這一國之老大，卻受一個妖道掌控生死，這怎麽能忍？這件事的真假暫且不論，這種行事風格倒是挺符合對雍正評價的“雄猜陰鷙”的。
實際上雍正對儒、釋、道都挺有興趣的，也比較讚成三教合一的思路。
婁近垣在《龍虎山誌》中稱雍正曾經說：“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釋、曰道。儒教本乎聖人，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經大法。而釋氏之明心見性，道家之煉氣凝神，亦於吾儒存心養氣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於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亦有補於治化，道家所用經錄符章，能祈晴禱雨，治病驅邪，其濟人利物之功驗，人所共知”，雖然主要是表達雍正對道教的認同，不過從中也可以看得出來雍正對於儒家和佛教的重視。可以說雍正是清代前期幾個帝王中，對道教態度最友好的一位，至少能肯定道教的治世上還是有作用的，可以拿過來利用一番。
雍正與佛教界的來往，很大原因是因為康熙。當年和康熙關係緊密的達賴、章嘉等，出入後宮就和自己家似的，而這位二世章嘉和胤禛的關係就是最好的，在交往過程中自然會談一些佛法之類的內容。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胤禛曾經到柏林禪寺坐禪，至於為什麽去那裏，熟悉佛教的道友可能有所了解。
柏林禪寺在河北趙縣，就是有著名的趙州橋的那個趙縣。趙縣古稱趙州，早在唐代就出了一個著名的高僧，從那時起趙州禪師就出名了。而柏林禪寺早在漢代就有了，金代時更名為柏林禪院，曆史是相當悠久了。至今柏林禪寺西北角還保留著當年雍正的行宮，實際上就是一個小四合院，當皇帝之前常在這裏住，包括後來還安排屠滅江夏鎮的年羹堯在這裏麵壁思過。
胤禛在柏林禪寺住的時候，經高僧迦陵性音的點化而開悟，不過胤禛感覺自己開悟得還差那麽點，於是第二年又來開悟了一次。對於胤禛這種親近佛教的態度章嘉非常欣賞，所以在康熙麵前沒少說胤禛的好話。
總體來說，雍正在沒有當上皇帝之前，還是比較注意與和尚、道士的交往的，各方也都比較注意，生怕有什麽不好的名聲影響到自己將來爭取上位的大事。等到胤禛變成雍正以後，就變得沒什麽顧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