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說道教為什麽不被滿清皇帝喜歡。
第二點應該是明朝皇帝的反麵典型起的作用。不但漢族人能看到，滿清人同樣不傻，不但親眼看到了崇禎和李自成最後上演的那幕戰爭大片，嘉靖崇道敗國的壯舉其實也沒過去多少年，至今猶曆曆在目嘛。
康熙三年（具體是公元哪一年就不注了，因為裏麵有那個太過敏感的數字，用了就會出問題），當走投無路的崇禎皇帝把一切希望都賭在了張天師主持的七七四十九天羅天大醮之上，期待著最後能夠逆天改勢、出現奇跡。說實話，街角賣烤白薯的大爺都能看出來，這個飽受天災人禍蹂躪的大明要想天下太平難度至少是地獄級的，崇禎皇帝說：“我，朕隻要在太原老實停下來，別再來北京了就行，噢，最好關外的多爾袞也能感冒發燒迴家養病去，別總圍著山海關轉悠了。”
這個要求過分嗎，其實挺過分的，老百姓沒有活路了才造反的，張天師的羅天大醮又不能讓老百姓吃飽，當然不可能救國了。李自成二月十六日打進太原，三月十七日就包圍了北京，這速度也沒誰了，要知道這一路上可是還要攻城拔寨的。令崇禎都想不到的是，北京這樣一座天下雄城第二天就破了，而堅持“國君死社稷”沒有南下的崇禎皇帝殺了老婆孩子，自己跑到萬歲山自掛了東南枝。
多爾袞在關外看完了這個腐朽帝國最後貢獻出的這部大片以後，對於裝神弄鬼的道士怎麽可能有好印象？道士如果真有那麽大本事，崇禎也就不會掛到景山那棵歪脖子樹上去了。
第三個原因，應該是受到了那些高舉反清複明大旗的人的牽連。
反清複明題材的小說或影視劇相當多，從側麵也反映了清初的不穩定的現狀，這實在是夠順治、康熙頭疼的了。
大量前朝遺民長期堅持以神道為名行反清複明之事，並不隻是清初才有的。比如，順治三年六月，白蓮教、大成教、混元教、無為教等動不動就聚起一群人來，“或起異謀，或從盜賊”，順治被弄得腦袋都大，聲稱以後發現一例就滅一例，絕不容情。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發生的山東李雪臣、李興邦父子的白蓮教案，對道教的負麵影響非常大。
雍正十一年（1733年）江西的羅教案、大乘教黃森官案，如此等等吧，同樣令滿清政府提高了對宗教的警惕性，甚至最終形成了宗教就是“糾黨倡道，滋害地方”這樣的認識，道教又怎麽可能不被人家小心警惕地對待呢。
清初的皇帝中，康熙對道教是最為警惕的，限製也比順治嚴厲得多，他曾經說過：“至於僧道邪教，素悖禮法，其惑世誣民尤甚。愚人遇方術之士，聞其虛誕之言，輒以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嚴行禁止。”
所以，當道教和反清複明再有所牽連以後，無論你願不願意，你幹沒幹過，都不可能有什麽好果子給你吃，沒有一下子禁教就算是幸運之極了。所以說一國之君對道教持這種態度，正統道教還想通過走上層路線得到國家的尊崇，難度，再定義一下就是史詩級吧。
無心插柳，清代正統道教的發展雖然遇到了困難，但是道教在世俗化、民間化方麵卻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由於更加親民了，道教的社會影響力反而更大了。直到鴉片戰爭之前，道教在民間發展得還是相當不錯的，先後出現了黃天教、齋教、弘陽教、羅教、聞香教、清茶門教、龍天教、圓頓教、一柱香教、八卦教、一貫道、真空教等等教團、組織。有人統計過，當時大約有107個宗教性質的民間組織，聽起來很多，有點百花齊放的樣子，不過這些民間的小教派並沒有對道教的教義、科儀或理論方麵有什麽創新，吸引人入教也無非是通過治病、消災、祈求精神解脫等，讓人念的最多的就是“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唵嘛呢叭彌吽”這些咒語，最終成為某些個人或組織達到某些目的工具罷了。這些民間教派的影響力還是非常巨大的，對道教的民俗化，為中國民俗文化發展貢獻還是很大的，比如民間的紅白喜事、陰陽風水等方麵，老的風俗文化至今還能看到。
在這些組織中，八卦教是反清的，它的教眾眼裏隻有教主，根本就沒有清政府，這自然也會影響到滿清對其他小教派，甚至包括正統道教的態度。
其實並不僅僅是清初，整個滿清統治期間，地方官對宗教都相當小心。比如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就給皇帝發了個微信說：“我們這裏有好多人信羅教，天天沒事可做，而且還隻吃素不吃肉，請批準我大力整飭，嚴令禁止”。雍正一聽氣得鼻子都不通氣了，聽說過禁止邪教蠱惑百姓的，從來沒聽說過人家吃齋吃素也要禁止的，你這不是吃飽了撐住了嗎，想禁也得想個好點的理由出來吧。不過這也說明了各地的地方官對於治下出現的教團組織是相當緊張的，生怕出事的現狀。
到乾隆時期，對民間的宗教管理就更加嚴厲了，乾隆說：“邪教煽惑愚民，最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嚴切根查”，可以說從上到下認識相當統一。
乾隆三十九年，清水教王倫起義，幾天就占領了壽張、陽穀、堂邑三個縣，戰鬥力還挺強，打得大清八旗兵大爺們一點脾氣都沒有。一月以後，被重兵圍殺起義失敗，僅被抓後殺死的就1700多人。
乾隆四十二年，甘肅河州發生的王伏林的圓頓教起義，不久被陝甘總督勒爾謹撲滅，殺了444人，抓了522人，當然據說很多都是殺良冒功的，這也符合那時的光榮傳統。乾隆卻對此表示了肯定，還說以後不論哪裏再有類似事情發生，都可以先過去剿滅了然後再上報。
還有伊斯蘭教的事，比如乾隆四十八年的石峰堡起義的失敗，清政府便開始支持老教打擊新教，把那些新教統稱為邪教。
還有就是天主教的禮儀之爭，就是圍繞著關於天主的譯名和祭祖、祭孔等這些問題，根源就是羅馬教廷和清政府的政治觀點上的衝突，這段曆史有點複雜，不多講了。直到鴉片戰爭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以後，天主教才逐漸馳禁，沒辦法，誰讓洋人的大炮火力猛呢，你拳頭硬就有理。
清初時的宗教關係非常複雜，有國內和西方的，有傳統與現代的，還有民族的，而清政府閉關自守又是出了名的，並不是晚清才那樣的，所以除了選擇了正統的儒學以外，實際上其他的都是要打擊的。順治二年恢複了科舉製，順治十四年把孔子的“大成文宣”升格為“至聖先師”，順治二十二年又加封孔子為“萬世師表”，對儒家可謂抬高到了極高的地位。到康熙平定三藩和準噶爾之亂以後，滿清在政治上已經形成了尊孔敬儒的基本國策，漢族讀書人也給麵子，很快就承認了滿人的封建正統地位。
為了穩定，皇帝也不會采取過於激進的政策處理道教。宗教存在了千百年，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宗教自身也在不斷地適應社會的發展，不是簡單暴力的手段就可以消滅的。在滿清政府統治下，任何宗教都隻能定位在服務王道之上，隻能接受“神道設教”，在大一統的政治下存在。
民間的那些眾多的道派的出現，並不會考慮正統道教能否發展、出路在哪裏的問題，也不會為道教事業的發展去搞什麽科研、創新，所以，正統道教必須要有所改變，而“聖俗一體”和“聖賢仙佛無別”的道路就是一種選擇和嚐試。
正統道教希望通過對自己做了一次大手術，把一些不夠傳統的東西剔除掉，從儒家的角度來重新整理、定義自己的教義，發展出讓皇權滿意的教義，這就是王常月和婁近垣的努力。
最後還有一個原因，個人感覺就是龍虎山張天師沒有在滿清打進北京以後主動去當舔狗，整個道教界在滿清入主中原的過程中，表現出一副事不關己的特別淡然的樣子，既沒有激烈反抗表示忠於大明朝，又沒有主動來投效，奉一些異象、圖讖什麽的表示滿清是天命所歸，這種坐觀局勢發展做法不但沒有一點人情味，還讓人感覺就是站在牆頭看風向，怎麽能讓滿清對你有什麽好感。
不過也可能是有點冤枉張天師了。崇禎死後，福王朱由崧馬上在南京組建了南明政權，江西龍虎山自然不能投降滿清，這個本來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但是滿清人肯定會不高興的。因為在他們看來，誰能阻擋大清的鐵蹄，大軍南下是多麽簡單的事情，如此明朗的局勢，小小的龍虎山還不早早納頭就拜，反而端起架子來坐看雲起雲落、花謝花開，你哪來的那麽大的優越感啊，明顯是瞧不起我們北方異族嘛。這種情緒很自然地就會推而廣之，對整個道教有了意見，因為龍虎山的確有資格代表正統道教嘛。
沒有道教，沒有佛教都可以啊，這不是還有儒家嗎，離了你們好像更好，所以特別想學習漢人的滿清開始尊孔敬儒，“黜異端以崇正學”。
其實要說道教界沒人去捧滿清的場也不是很準確，根據婁近垣在《龍虎山誌》裏說，五十二代天師張應京曾經打算去北方恭迎滿人的，不過卻被人家懷疑要去福建追南明皇帝，有點弄巧成拙了。好在從順治開始張天師的地位雖然地位逐漸下降，總算是一直保留著一定的待遇。
順治尚且有儒、釋、道三教並重的意識，認為三教都是導人向善的，所以雖然采取了嚴厲的政策限製道教，甚至可以說離禁教也就一步之差了，但是對張天師還算不錯。順治六年，張應京來北京為生病的皇子祈福，順治看在天師大老遠地來了不容易，再遵照前朝的舊例，敕給他一個“正一嗣教大真人”的封號，而且還賜了枚一品銀印，讓他管理龍虎山及上清宮等本山的教務，不過剝奪了以前的掌天下教事的實權。
同時，順治還很嚴肅地對張應京說，“茲特命爾襲職，掌理道錄，統率族屬，各使異端方術，不得惑亂愚民。……爾其中申飭教規，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屬，賢愚不同，悉聽糾察，此外不得幹預。爾尤宜法祖奉道，謹德修行，身立模範，禁約該管員役，俾之一守法紀，毋致生事”。總之你要管好自己，管好教內的弟子，不要試圖蠱惑人心，不要把手伸到教外事務上來。
不知道張應京是懷著怎樣的心情迴山的，反正是還沒到龍虎山就死在路上了。
1655年，五十三代天師張洪任來到北京，為的當然也是討一個皇帝的敕封，這樣才能名正言順的當天師。順治還算給麵子，不但封了天師，還免了龍虎山的徭役，以後的張天師們雖然也數次進京表示出臣服，但卻一直沒有收獲滿清的崇信。
第二點應該是明朝皇帝的反麵典型起的作用。不但漢族人能看到，滿清人同樣不傻，不但親眼看到了崇禎和李自成最後上演的那幕戰爭大片，嘉靖崇道敗國的壯舉其實也沒過去多少年，至今猶曆曆在目嘛。
康熙三年（具體是公元哪一年就不注了，因為裏麵有那個太過敏感的數字，用了就會出問題），當走投無路的崇禎皇帝把一切希望都賭在了張天師主持的七七四十九天羅天大醮之上，期待著最後能夠逆天改勢、出現奇跡。說實話，街角賣烤白薯的大爺都能看出來，這個飽受天災人禍蹂躪的大明要想天下太平難度至少是地獄級的，崇禎皇帝說：“我，朕隻要在太原老實停下來，別再來北京了就行，噢，最好關外的多爾袞也能感冒發燒迴家養病去，別總圍著山海關轉悠了。”
這個要求過分嗎，其實挺過分的，老百姓沒有活路了才造反的，張天師的羅天大醮又不能讓老百姓吃飽，當然不可能救國了。李自成二月十六日打進太原，三月十七日就包圍了北京，這速度也沒誰了，要知道這一路上可是還要攻城拔寨的。令崇禎都想不到的是，北京這樣一座天下雄城第二天就破了，而堅持“國君死社稷”沒有南下的崇禎皇帝殺了老婆孩子，自己跑到萬歲山自掛了東南枝。
多爾袞在關外看完了這個腐朽帝國最後貢獻出的這部大片以後，對於裝神弄鬼的道士怎麽可能有好印象？道士如果真有那麽大本事，崇禎也就不會掛到景山那棵歪脖子樹上去了。
第三個原因，應該是受到了那些高舉反清複明大旗的人的牽連。
反清複明題材的小說或影視劇相當多，從側麵也反映了清初的不穩定的現狀，這實在是夠順治、康熙頭疼的了。
大量前朝遺民長期堅持以神道為名行反清複明之事，並不隻是清初才有的。比如，順治三年六月，白蓮教、大成教、混元教、無為教等動不動就聚起一群人來，“或起異謀，或從盜賊”，順治被弄得腦袋都大，聲稱以後發現一例就滅一例，絕不容情。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發生的山東李雪臣、李興邦父子的白蓮教案，對道教的負麵影響非常大。
雍正十一年（1733年）江西的羅教案、大乘教黃森官案，如此等等吧，同樣令滿清政府提高了對宗教的警惕性，甚至最終形成了宗教就是“糾黨倡道，滋害地方”這樣的認識，道教又怎麽可能不被人家小心警惕地對待呢。
清初的皇帝中，康熙對道教是最為警惕的，限製也比順治嚴厲得多，他曾經說過：“至於僧道邪教，素悖禮法，其惑世誣民尤甚。愚人遇方術之士，聞其虛誕之言，輒以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嚴行禁止。”
所以，當道教和反清複明再有所牽連以後，無論你願不願意，你幹沒幹過，都不可能有什麽好果子給你吃，沒有一下子禁教就算是幸運之極了。所以說一國之君對道教持這種態度，正統道教還想通過走上層路線得到國家的尊崇，難度，再定義一下就是史詩級吧。
無心插柳，清代正統道教的發展雖然遇到了困難，但是道教在世俗化、民間化方麵卻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由於更加親民了，道教的社會影響力反而更大了。直到鴉片戰爭之前，道教在民間發展得還是相當不錯的，先後出現了黃天教、齋教、弘陽教、羅教、聞香教、清茶門教、龍天教、圓頓教、一柱香教、八卦教、一貫道、真空教等等教團、組織。有人統計過，當時大約有107個宗教性質的民間組織，聽起來很多，有點百花齊放的樣子，不過這些民間的小教派並沒有對道教的教義、科儀或理論方麵有什麽創新，吸引人入教也無非是通過治病、消災、祈求精神解脫等，讓人念的最多的就是“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唵嘛呢叭彌吽”這些咒語，最終成為某些個人或組織達到某些目的工具罷了。這些民間教派的影響力還是非常巨大的，對道教的民俗化，為中國民俗文化發展貢獻還是很大的，比如民間的紅白喜事、陰陽風水等方麵，老的風俗文化至今還能看到。
在這些組織中，八卦教是反清的，它的教眾眼裏隻有教主，根本就沒有清政府，這自然也會影響到滿清對其他小教派，甚至包括正統道教的態度。
其實並不僅僅是清初，整個滿清統治期間，地方官對宗教都相當小心。比如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就給皇帝發了個微信說：“我們這裏有好多人信羅教，天天沒事可做，而且還隻吃素不吃肉，請批準我大力整飭，嚴令禁止”。雍正一聽氣得鼻子都不通氣了，聽說過禁止邪教蠱惑百姓的，從來沒聽說過人家吃齋吃素也要禁止的，你這不是吃飽了撐住了嗎，想禁也得想個好點的理由出來吧。不過這也說明了各地的地方官對於治下出現的教團組織是相當緊張的，生怕出事的現狀。
到乾隆時期，對民間的宗教管理就更加嚴厲了，乾隆說：“邪教煽惑愚民，最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嚴切根查”，可以說從上到下認識相當統一。
乾隆三十九年，清水教王倫起義，幾天就占領了壽張、陽穀、堂邑三個縣，戰鬥力還挺強，打得大清八旗兵大爺們一點脾氣都沒有。一月以後，被重兵圍殺起義失敗，僅被抓後殺死的就1700多人。
乾隆四十二年，甘肅河州發生的王伏林的圓頓教起義，不久被陝甘總督勒爾謹撲滅，殺了444人，抓了522人，當然據說很多都是殺良冒功的，這也符合那時的光榮傳統。乾隆卻對此表示了肯定，還說以後不論哪裏再有類似事情發生，都可以先過去剿滅了然後再上報。
還有伊斯蘭教的事，比如乾隆四十八年的石峰堡起義的失敗，清政府便開始支持老教打擊新教，把那些新教統稱為邪教。
還有就是天主教的禮儀之爭，就是圍繞著關於天主的譯名和祭祖、祭孔等這些問題，根源就是羅馬教廷和清政府的政治觀點上的衝突，這段曆史有點複雜，不多講了。直到鴉片戰爭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以後，天主教才逐漸馳禁，沒辦法，誰讓洋人的大炮火力猛呢，你拳頭硬就有理。
清初時的宗教關係非常複雜，有國內和西方的，有傳統與現代的，還有民族的，而清政府閉關自守又是出了名的，並不是晚清才那樣的，所以除了選擇了正統的儒學以外，實際上其他的都是要打擊的。順治二年恢複了科舉製，順治十四年把孔子的“大成文宣”升格為“至聖先師”，順治二十二年又加封孔子為“萬世師表”，對儒家可謂抬高到了極高的地位。到康熙平定三藩和準噶爾之亂以後，滿清在政治上已經形成了尊孔敬儒的基本國策，漢族讀書人也給麵子，很快就承認了滿人的封建正統地位。
為了穩定，皇帝也不會采取過於激進的政策處理道教。宗教存在了千百年，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宗教自身也在不斷地適應社會的發展，不是簡單暴力的手段就可以消滅的。在滿清政府統治下，任何宗教都隻能定位在服務王道之上，隻能接受“神道設教”，在大一統的政治下存在。
民間的那些眾多的道派的出現，並不會考慮正統道教能否發展、出路在哪裏的問題，也不會為道教事業的發展去搞什麽科研、創新，所以，正統道教必須要有所改變，而“聖俗一體”和“聖賢仙佛無別”的道路就是一種選擇和嚐試。
正統道教希望通過對自己做了一次大手術，把一些不夠傳統的東西剔除掉，從儒家的角度來重新整理、定義自己的教義，發展出讓皇權滿意的教義，這就是王常月和婁近垣的努力。
最後還有一個原因，個人感覺就是龍虎山張天師沒有在滿清打進北京以後主動去當舔狗，整個道教界在滿清入主中原的過程中，表現出一副事不關己的特別淡然的樣子，既沒有激烈反抗表示忠於大明朝，又沒有主動來投效，奉一些異象、圖讖什麽的表示滿清是天命所歸，這種坐觀局勢發展做法不但沒有一點人情味，還讓人感覺就是站在牆頭看風向，怎麽能讓滿清對你有什麽好感。
不過也可能是有點冤枉張天師了。崇禎死後，福王朱由崧馬上在南京組建了南明政權，江西龍虎山自然不能投降滿清，這個本來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但是滿清人肯定會不高興的。因為在他們看來，誰能阻擋大清的鐵蹄，大軍南下是多麽簡單的事情，如此明朗的局勢，小小的龍虎山還不早早納頭就拜，反而端起架子來坐看雲起雲落、花謝花開，你哪來的那麽大的優越感啊，明顯是瞧不起我們北方異族嘛。這種情緒很自然地就會推而廣之，對整個道教有了意見，因為龍虎山的確有資格代表正統道教嘛。
沒有道教，沒有佛教都可以啊，這不是還有儒家嗎，離了你們好像更好，所以特別想學習漢人的滿清開始尊孔敬儒，“黜異端以崇正學”。
其實要說道教界沒人去捧滿清的場也不是很準確，根據婁近垣在《龍虎山誌》裏說，五十二代天師張應京曾經打算去北方恭迎滿人的，不過卻被人家懷疑要去福建追南明皇帝，有點弄巧成拙了。好在從順治開始張天師的地位雖然地位逐漸下降，總算是一直保留著一定的待遇。
順治尚且有儒、釋、道三教並重的意識，認為三教都是導人向善的，所以雖然采取了嚴厲的政策限製道教，甚至可以說離禁教也就一步之差了，但是對張天師還算不錯。順治六年，張應京來北京為生病的皇子祈福，順治看在天師大老遠地來了不容易，再遵照前朝的舊例，敕給他一個“正一嗣教大真人”的封號，而且還賜了枚一品銀印，讓他管理龍虎山及上清宮等本山的教務，不過剝奪了以前的掌天下教事的實權。
同時，順治還很嚴肅地對張應京說，“茲特命爾襲職，掌理道錄，統率族屬，各使異端方術，不得惑亂愚民。……爾其中申飭教規，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屬，賢愚不同，悉聽糾察，此外不得幹預。爾尤宜法祖奉道，謹德修行，身立模範，禁約該管員役，俾之一守法紀，毋致生事”。總之你要管好自己，管好教內的弟子，不要試圖蠱惑人心，不要把手伸到教外事務上來。
不知道張應京是懷著怎樣的心情迴山的，反正是還沒到龍虎山就死在路上了。
1655年，五十三代天師張洪任來到北京，為的當然也是討一個皇帝的敕封，這樣才能名正言順的當天師。順治還算給麵子，不但封了天師，還免了龍虎山的徭役，以後的張天師們雖然也數次進京表示出臣服，但卻一直沒有收獲滿清的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