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講到，正統道教經過有明一代的發展以後，隨著明代的衰落和滅亡而衰落下來，在清代也一直沒有機會改變這種頹勢。
明清易鼎之際，華夏大地再一次被異族踐踏，直到發生了著名的嘉定三屠的慘劇，廣大儒士們才發現一個痛苦的選擇題擺在了麵前：是留頭還是留發，或者說是要命還是要麵子。
肯定有選擇留頭發的，這些是有氣節的人，成為後世文學、影視作品中的一個個正麵角色。
留頭的人則更多，並且大家也慢慢承認了滿人的正統，習慣了留根豬尾巴的日子。
當時還有一批人選擇了另外一條路，“逃禪”或“逃道”，那些不肯剃半邊頭發的士大夫們或者當道士，或者剃光頭發當和尚，保存所謂的氣節。反正這些人為道教，為臨濟、曹洞補充了大量人才，比如著名的方以智、傅山等人就是代表，其實這個逃字用得相當恰當。
有了這些前朝遺民，而且是大量的高級知識分子的加入，對清初的佛教和道教來說就是高素質的人才、新鮮血液的加入，必然會對兩教的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事實也如此，新丹派出現了，仙佛合宗了，佛道同修的現象也更為普遍了。比如後麵要講的著名的伍衝虛，就發明出來一套天仙正傳。但是，這些人的加入也隻是促進了道教的世俗化和民間化的進程，對於正統道教來說並沒有什麽幫助，也根本改變不了皇權對道教的打擊的現實。
逃禪的話題曆來研究的學者多如江鯽，講起來是個大話題，就不展開詳細說了，列舉幾個簡單的數字吧：
據康熙年間的一次普查，當時全國敕建的大型寺院就有6073座，小一些的則有六千四百零九座（這裏不能直接寫數字，您懂的），當然這個大小規模的依據是什麽就不太清楚了。另外，還有大量的違章建築，私建的大型寺院是8458座，小型的寺院更達到恐怖的座。小學數學來了，這些寺院加起來是座。
寺院就有這麽多了，那麽和尚呢，和尚是名，女尼是8615名，加起來就是名。可能有道友問，這一平均，一座廟裏還不到兩個和尚呢，數不對吧？其實這是算的有身份證的僧人，就是由官府發的度牒的正規僧人。關於清初度牒管理後麵還會再講，當時要取得度牒難度是很大的，所以大量的僧人是沒有正式身份的，加上這些和尚僧人的話，全國至少有幾十萬。
道士的人數一如既往的比和尚少很多，當時道士一共是名，當然是有度牒的。
不知道道友們注意到沒有，每當改朝換代之初，由於經曆過戰亂，什麽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就是滿清血腥暴力的縮影。清初國內絲毫談不上統一和安定，直到康熙時南明還一直堅持戰鬥呢，各地的起義就沒斷過，甚至連吳三桂都造反了，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台灣統一，才算是海內一統，但也隻是一統罷了。所以，清初是百廢待興，最需要的是內政恢複，迅速穩定下來，讓百姓有口飯吃。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華夏人民具有超乎想象的自愈力，不用過多幹預，放任自由，人們往往會很快地恢複生產，所以大凡開國之君對老子的無為而治都比較認同，讓百姓自己休生養息似乎是最快最好的，根本不用著急上火，過多幹預反而會幫倒忙。
在這樣一個大的社會和宗教背景下，順治采取了推崇儒學的總體路線。順治十三年（1656年）十一月他對禮部官員們說：“儒釋道三教並垂，皆使人為善去惡，反邪歸正，遵王法而免禍患。”總之是先擺出我要繼承華夏光榮傳統的樣子，大講倫理綱常，同時把佛、道二教定位在輔翼王化的位置上，可以暫時穩定住清兵入境一路血腥造成的動搖的人心。
估計也是有試試無為而治的效果的這種想法，順治就研究了《道德經》，還很認同的搞出來一本《禦注道德經》。
有些道友可能關注過一則老新聞，2008年北京地壇舊書市場火爆，一套《禦注道德經》賣了15萬元，說的就是順治的這部作品。後來北京一個拍賣榜單上，這部《禦注道德經》的估價差不多到了20萬元，很是引發了一場線上線下的熱議。
《禦注道德經》的內容就不研究了，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找找看，不難找，這裏推薦順治內府刻本，了解一下這位清世袓是怎麽理解《道德經》的，又有什麽感悟和治國思想。
脫脫說過一句話，哦，脫脫是《遼史》《金史》《宋史》的主編，別瞎想啊。脫脫說過什麽呢，“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係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於漢、魏、唐、宋，而其彥文可睹矣。”
道友們迴顧一下以前講過的內容，脫脫的認識還是相當深刻的，佛、道怎麽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帝王的好惡，這才是決定佛、道孰優孰劣，甚至誰生誰死的，所以正統道教一直在維係和皇權的關係，迎合他們的好惡，這無可厚非，事關生死，躲進深山不出來那是民間的散兵遊勇，隻關心自己的一座小道觀和幾個小徒弟。
在對待華夏傳承下來的儒、釋、道三教上，順治的態度也是有區別的。由於要全麵學習漢人，利用文人、士人來統治國家，對於儒家自然是最優待的。佛、道二教則以限製為主，相對來說佛教還要優於道教，這種政策後麵的曆任皇帝基本上也都遵照執行了。
比如康熙寫過這樣一首詩：
頹波日下豈能迴，
二氏於今日可哀。
何必辟邪猶泥古，
留資畫景與詩材。
同時還說：“禦史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辟之。蓋彼教已勢微矣。”站在權力最高峰，同時還有著種族的心理優勢的皇帝，以這種姿態和語氣來說說佛、道是有資格的。
這裏有個疑問：縱觀曆史，每當北方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後，都比較重視儒、釋、道的，如北魏、蒙元等，為什麽滿清卻如此疏遠道教呢？為什麽在大清朝，道教又爭不過佛教呢？原因嘛還是有很多的，太深入的、學術性太高的這裏不研究，簡單列舉幾個淺顯的原因吧。
首先，滿人一直信仰的是薩滿教，關外是薩滿教的天下，同時喇嘛也不少，所以藏傳佛教也有一定的市場。很久以前藏傳佛教就在東北有傳播，而且滿清也是看中了喇嘛在藏地的政教合一統治地位，所以對藏傳佛教自然會更重視一些。而道教呢，不僅在關外發展的一直很不理想，而且又沒有什麽值得被人家利用的地方，地位不如佛教也就不奇怪了。
順治十年（1653年）五世喇嘛阿旺羅桑嘉措來北京朝覲，順治一番熱情款待，四月二十二日正式冊封了他一個很長的封號，簡稱答賴（這裏也要錯一個字）拉嘛。之所以如此重視答賴，還是因為藏傳佛教主動接觸、投效，以及要利用答賴在藏地的地位，可以不費事地得到整個藏地。此後康熙同樣有過加封班禪的行為，也是為了加強對藏地的控製。
注意，這裏一直在說藏傳佛教，這才是滿清比較優待的，並非通常的漢傳佛教。簡單解釋一下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的大概區別。道友們應該聽說過六字真言，去過西藏的道友應該注意到，那裏隨處可見、可聽到的“唵嘛呢叭彌吽”這六字真言，當然這六個字寫法不盡相同，總之藏傳佛教特別重視咒語。另外就是藏傳佛教有輪迴、轉世學說以及那種政教合一的體製，在古代喇嘛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有著極高的身份和地位。
從順治到嘉慶，近二百年的時間，這些皇帝沒有一個崇道，正統道教一貫的上層路線幾乎是堵得死死的，雖然出現過全真的王常月和正一的婁近垣兩位高道，這二位後麵還會詳細再說，他們確實是受到了一些禮遇，但是實質上並沒有改變整個道教被打壓的境遇。皇帝在禮遇他們的同時甚至還會解釋一下，說朕這麽做並不是崇道，而是利用道教來祈福。似乎崇道就會影響自己的英明神武的皇帝威信一般，生怕別人說自己崇道不務正業，亂政，是個昏君。可見，由於迷信道教而死，甚至亡國的教訓深入人心了，遠的不說，被自己滅掉的大明朝，特別是嘉靖皇帝這個典型的反麵教材就擺在前麵呢。
直到嘉慶時期，雖然有過婁近垣和王常月那段短暫的輝煌，有些學者稱之為輝煌，暫且這麽說吧，但是正統的道教還是不能擺脫江河日下的衰退境遇，根本的原因還是上層路線的失敗。
明清易鼎之際，華夏大地再一次被異族踐踏，直到發生了著名的嘉定三屠的慘劇，廣大儒士們才發現一個痛苦的選擇題擺在了麵前：是留頭還是留發，或者說是要命還是要麵子。
肯定有選擇留頭發的，這些是有氣節的人，成為後世文學、影視作品中的一個個正麵角色。
留頭的人則更多，並且大家也慢慢承認了滿人的正統，習慣了留根豬尾巴的日子。
當時還有一批人選擇了另外一條路，“逃禪”或“逃道”，那些不肯剃半邊頭發的士大夫們或者當道士，或者剃光頭發當和尚，保存所謂的氣節。反正這些人為道教，為臨濟、曹洞補充了大量人才，比如著名的方以智、傅山等人就是代表，其實這個逃字用得相當恰當。
有了這些前朝遺民，而且是大量的高級知識分子的加入，對清初的佛教和道教來說就是高素質的人才、新鮮血液的加入，必然會對兩教的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事實也如此，新丹派出現了，仙佛合宗了，佛道同修的現象也更為普遍了。比如後麵要講的著名的伍衝虛，就發明出來一套天仙正傳。但是，這些人的加入也隻是促進了道教的世俗化和民間化的進程，對於正統道教來說並沒有什麽幫助，也根本改變不了皇權對道教的打擊的現實。
逃禪的話題曆來研究的學者多如江鯽，講起來是個大話題，就不展開詳細說了，列舉幾個簡單的數字吧：
據康熙年間的一次普查，當時全國敕建的大型寺院就有6073座，小一些的則有六千四百零九座（這裏不能直接寫數字，您懂的），當然這個大小規模的依據是什麽就不太清楚了。另外，還有大量的違章建築，私建的大型寺院是8458座，小型的寺院更達到恐怖的座。小學數學來了，這些寺院加起來是座。
寺院就有這麽多了，那麽和尚呢，和尚是名，女尼是8615名，加起來就是名。可能有道友問，這一平均，一座廟裏還不到兩個和尚呢，數不對吧？其實這是算的有身份證的僧人，就是由官府發的度牒的正規僧人。關於清初度牒管理後麵還會再講，當時要取得度牒難度是很大的，所以大量的僧人是沒有正式身份的，加上這些和尚僧人的話，全國至少有幾十萬。
道士的人數一如既往的比和尚少很多，當時道士一共是名，當然是有度牒的。
不知道道友們注意到沒有，每當改朝換代之初，由於經曆過戰亂，什麽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就是滿清血腥暴力的縮影。清初國內絲毫談不上統一和安定，直到康熙時南明還一直堅持戰鬥呢，各地的起義就沒斷過，甚至連吳三桂都造反了，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台灣統一，才算是海內一統，但也隻是一統罷了。所以，清初是百廢待興，最需要的是內政恢複，迅速穩定下來，讓百姓有口飯吃。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華夏人民具有超乎想象的自愈力，不用過多幹預，放任自由，人們往往會很快地恢複生產，所以大凡開國之君對老子的無為而治都比較認同，讓百姓自己休生養息似乎是最快最好的，根本不用著急上火，過多幹預反而會幫倒忙。
在這樣一個大的社會和宗教背景下，順治采取了推崇儒學的總體路線。順治十三年（1656年）十一月他對禮部官員們說：“儒釋道三教並垂，皆使人為善去惡，反邪歸正，遵王法而免禍患。”總之是先擺出我要繼承華夏光榮傳統的樣子，大講倫理綱常，同時把佛、道二教定位在輔翼王化的位置上，可以暫時穩定住清兵入境一路血腥造成的動搖的人心。
估計也是有試試無為而治的效果的這種想法，順治就研究了《道德經》，還很認同的搞出來一本《禦注道德經》。
有些道友可能關注過一則老新聞，2008年北京地壇舊書市場火爆，一套《禦注道德經》賣了15萬元，說的就是順治的這部作品。後來北京一個拍賣榜單上，這部《禦注道德經》的估價差不多到了20萬元，很是引發了一場線上線下的熱議。
《禦注道德經》的內容就不研究了，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找找看，不難找，這裏推薦順治內府刻本，了解一下這位清世袓是怎麽理解《道德經》的，又有什麽感悟和治國思想。
脫脫說過一句話，哦，脫脫是《遼史》《金史》《宋史》的主編，別瞎想啊。脫脫說過什麽呢，“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係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於漢、魏、唐、宋，而其彥文可睹矣。”
道友們迴顧一下以前講過的內容，脫脫的認識還是相當深刻的，佛、道怎麽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帝王的好惡，這才是決定佛、道孰優孰劣，甚至誰生誰死的，所以正統道教一直在維係和皇權的關係，迎合他們的好惡，這無可厚非，事關生死，躲進深山不出來那是民間的散兵遊勇，隻關心自己的一座小道觀和幾個小徒弟。
在對待華夏傳承下來的儒、釋、道三教上，順治的態度也是有區別的。由於要全麵學習漢人，利用文人、士人來統治國家，對於儒家自然是最優待的。佛、道二教則以限製為主，相對來說佛教還要優於道教，這種政策後麵的曆任皇帝基本上也都遵照執行了。
比如康熙寫過這樣一首詩：
頹波日下豈能迴，
二氏於今日可哀。
何必辟邪猶泥古，
留資畫景與詩材。
同時還說：“禦史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辟之。蓋彼教已勢微矣。”站在權力最高峰，同時還有著種族的心理優勢的皇帝，以這種姿態和語氣來說說佛、道是有資格的。
這裏有個疑問：縱觀曆史，每當北方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後，都比較重視儒、釋、道的，如北魏、蒙元等，為什麽滿清卻如此疏遠道教呢？為什麽在大清朝，道教又爭不過佛教呢？原因嘛還是有很多的，太深入的、學術性太高的這裏不研究，簡單列舉幾個淺顯的原因吧。
首先，滿人一直信仰的是薩滿教，關外是薩滿教的天下，同時喇嘛也不少，所以藏傳佛教也有一定的市場。很久以前藏傳佛教就在東北有傳播，而且滿清也是看中了喇嘛在藏地的政教合一統治地位，所以對藏傳佛教自然會更重視一些。而道教呢，不僅在關外發展的一直很不理想，而且又沒有什麽值得被人家利用的地方，地位不如佛教也就不奇怪了。
順治十年（1653年）五世喇嘛阿旺羅桑嘉措來北京朝覲，順治一番熱情款待，四月二十二日正式冊封了他一個很長的封號，簡稱答賴（這裏也要錯一個字）拉嘛。之所以如此重視答賴，還是因為藏傳佛教主動接觸、投效，以及要利用答賴在藏地的地位，可以不費事地得到整個藏地。此後康熙同樣有過加封班禪的行為，也是為了加強對藏地的控製。
注意，這裏一直在說藏傳佛教，這才是滿清比較優待的，並非通常的漢傳佛教。簡單解釋一下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的大概區別。道友們應該聽說過六字真言，去過西藏的道友應該注意到，那裏隨處可見、可聽到的“唵嘛呢叭彌吽”這六字真言，當然這六個字寫法不盡相同，總之藏傳佛教特別重視咒語。另外就是藏傳佛教有輪迴、轉世學說以及那種政教合一的體製，在古代喇嘛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有著極高的身份和地位。
從順治到嘉慶，近二百年的時間，這些皇帝沒有一個崇道，正統道教一貫的上層路線幾乎是堵得死死的，雖然出現過全真的王常月和正一的婁近垣兩位高道，這二位後麵還會詳細再說，他們確實是受到了一些禮遇，但是實質上並沒有改變整個道教被打壓的境遇。皇帝在禮遇他們的同時甚至還會解釋一下，說朕這麽做並不是崇道，而是利用道教來祈福。似乎崇道就會影響自己的英明神武的皇帝威信一般，生怕別人說自己崇道不務正業，亂政，是個昏君。可見，由於迷信道教而死，甚至亡國的教訓深入人心了，遠的不說，被自己滅掉的大明朝，特別是嘉靖皇帝這個典型的反麵教材就擺在前麵呢。
直到嘉慶時期，雖然有過婁近垣和王常月那段短暫的輝煌，有些學者稱之為輝煌，暫且這麽說吧，但是正統的道教還是不能擺脫江河日下的衰退境遇，根本的原因還是上層路線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