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大獲全勝的佛教並沒有滿足，而是繼續打壓道教。舉個例子，在元末史學家陶宗儀的《輟耕錄》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個不知來曆的叫楊璉真加的人，南宋滅亡以後他在江南以佛教總管的身份幹起了摸金校尉的工作，而且是挖了宋朝的皇陵，把得來的這些錢財用來發展佛教事業去了，據說他這樣做的動機就是為了報複北宋的崇道。也許和尚們對他的行為會點讚，不過他的做法完全可以說是對江南甚至整個漢民族的一種挑戰，也是蒙元統治階級政治上的一次極大的敗筆，後世學者分析，這就是外族對漢文化曆史缺乏了解的表現。
再看幾個簡單的數字。據胡其德先生的研究統計，1244年到1304年的六十年間，蒙元政府共舉行了48次國家的法事，其中僅有十三次是由全真道士主持的。而在這十三次法事中，有五次是在開平城辯論，就是第二次辯論之前由李誌常主持的，有七次是在第三次辯論之前舉行的。第三次辯論以後，全真教地位下降，僅有一次是由全真道士主持的法事，而且還是在1291年忽必烈頒布了解禁全真教的詔令以後的事情了。
蒙元時期的三次完敗，被和尚們反複摩擦，全真教的地位逐漸排到了藏傳佛教和正一教的後麵。不過，元政府雖然不再扶植全真教了，但是並不意味著打算取締或消滅它，僅僅是壓製而已，這一點可以從全真教依然在民間有著強大的勢力和影響力上可以看得出來。
下麵簡單歸納一下蒙元時期佛道之爭涉及的政治方麵的一些問題。
佛道之爭中佛教的獲勝，有全真教自身的原因，也有統治者的態度原因，特別是藏傳佛教的影響力。
自王重陽開始創教，就一直堅持三教合一，這裏麵有融合，也有平等的意思。正如王重陽所說的，“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似一要樹生三枝”。早期的全真教可謂是人才濟濟，總體上文化層次還比較高，又不乏政治敏感性及大局觀不錯的成員，不過從第四代以後，隨著綜合素質的下降，特別是對於王重陽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不怎麽認真體會、領會、和堅持了，自然就不可能處理好與佛教的關係。
這還不算，更重要的是他們看不到全真教背後的潛在危機，不是潛下心來修心養性、研究理論，更多的是參加社會活動，追求祈福齋醮、安逸享樂、爭名逐利……甚至對正一教都視而不見。人家可是一個實力絲毫不弱於你的、屹立不倒的、傳承千年的老牌門派了，還以為自己的江湖地位穩固得不可取代，隻能說後來的全真教從掌教到小道士們都有點膨脹了，也太天真了。
前麵剛講到過，想當年丘處機西行的時候，曾經在閻立本的《太上過關圖》上提了首詩。關於這首詩，被曆來的聰明人玄化了，聲稱丘處機借詩預言了以後會有明朝滅元，甚至還預言了滿清的滅亡。自丘處機掌管天下道教事務以後，全真教有了爆發式的增長，勢力擴張很快，於是就和勢均力敵的禪宗成了對頭。隨著蒙古的勢力南下，金國隻好南遷，便留下的大量的戰後資源成了無主之物，於是全真教開始大量侵占廢棄的佛寺，反正我強一分，你就弱一分，多好的機會啊。
《至元辯偽錄》《佛祖曆代通鑒》說，當時丘處機和李誌常帶頭大肆搶占寺院和田產。寺院搶過來後就改成道觀，佛像是泥的、石頭的就砸碎了，是銅的就化了鑄道教的神像、法器。有時候搶興奮了，連儒家也搶，比如西京（大同）天成夫子廟也被改成了文城觀。就這樣，搶占了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佛祖像、白玉觀音像、舍利塔等等全都毀了，並且四處宣揚道教優於佛教的輿論，不但得觸動了佛教的利益，連儒教也得罪了，從而為佛儒聯手打壓全真教埋下了隱患。
等到忽必烈改元，全國統一以後，佛教一方隨著勢力的增大以及皇帝的支持，逐漸有了和全真教抗衡的能力，於是，那些被全真教占去的房產、地盤自然就想要迴來。如果僅是要迴來，雙方就一笑泯恩仇了，事情自然沒這麽簡單，等到皇帝都皈依我佛以後，對全真教的打壓更有力了。
統治者的宗教政策的變化，同樣起到了引導佛道之爭和導致道教完敗的重要因素。蒙元從最初的相對平等的宗教態度，到忽必烈時期的偏袒佛教，誰和皇帝走的近就偏袒誰，放到現在也一樣，所以忽必烈受了八思巴灌頂以後，蒙古貴族中皈依佛教的那就更多了，偏袒佛教就是理所應當的了。
所以，這場曆經了近三十年的宗教之爭，最終以蒙元政府的一邊倒的態度劃上了句號。
那麽蒙元政府到底是出於什麽目的引導了這次宗教之爭？
中外學者對蒙元時期的曆史還是非常感興趣的，至少在現在看來，那個時期的曆史算是跨洲的國際性的。在蒙哥時期，還在堅持執行成吉思汗的宗教平等政策，政府對於宗教還沒有出現明顯的偏向性。之所以會有宗教之爭，原因是蒙古人試圖通過這種辯論的形式，看一看究竟哪種宗教更適合於統一帝國各疆域、各民族和各種族的意識形態，更利於把這片廣袤的領土早日穩固下來。這一點，也可以從當時首都和林中有十幾座不同的宗教寺廟、教堂得到印證。
不過宗教政策的實施，肯定是要隨著疆域內的民族成份和領土的變化而改變的。熟悉曆史的朋友應該清楚，元以前的蒙古帝國實質上並不是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而是一個聯盟，這也是它允許多種宗教並存，而且至少表麵上是平等共存的一個重要因素，不過要想找到一個適應當時情況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宗教又談何容易。所以，蒙元初期，蒙古人的基本宗教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任何一種宗教必須是有助於我的統治而不能威脅到我的統治的才是好宗教，好宗教才允許存在才會得到扶植和發展，就連本族的薩滿教也不例外。
雖然還沒有證實在1255年前後究竟發生了多少次宗教辯論，不過至少可以推測出，在蒙哥時期，就是第一次佛道之爭的前後，1254年至少發生過基督教、伊斯蘭教和道教之間的辯論，和佛道辯論一樣，它們之間的辯論也是一對一的形式。1256年，又發生過噶瑪派老大噶瑪拔希和基督教之間的辯論。順便說一下，當時的蒙古人稱基督徒為“也裏可溫”，道友們看到相關文獻時明白就好。
到了忽必烈時代，西北諸王的伊斯蘭地區的分裂後，伊斯蘭教徒人數銳減，再想得到和其他宗教平等的待遇顯然不可能了。為了避免西藏也脫離出去，元政府更加重視和佛教、藏傳佛教的優渥就好理解了。對於蒙古人來說，漢地的佛教和藏地的佛教本來就是一樣的，哪有心情去區分它們。
當然了，以前成吉思汗對全真教的優渥，那是因為當時它並不強大，而且還對蒙元的統一事業有幫助。如今統一了，全真教的迅速擴張，還占有本土優勢，怎麽可能不遭人顧忌？好在蒙古人也不好意思派幾個萬人隊，把道士們抓起來全都埋了，而是采用了這種非常溫柔的辯論方式來打壓道教。
既然你敗了，那麽對不起，以後得再退讓些，所以，從李誌常以後，掌教開始由政府任命了。這說明什麽，全真教的老大已經和普通官員一樣不能你們自己說了算了，你們的老板都得由我任命，如果不聽話可以隨時換一個。
至於什麽化胡經之類的，那都不重要，這也可以從全真教歸還廟產勉強說還算順利，但是廢棄燒毀偽經卻遲遲沒有推進這一事實上看得出一二來。到1281年第三次辯論以後，在佛教的強烈要求下，全真教才把化胡經之類的偽經燒了。佛教和道教的針鋒相對，如果背後沒有統治者的推手誰相信？
此外，早在窩闊台、貴由時期就已經在為佛教撐腰了，開始是禪宗，以後是藏傳佛教。當然這也是出於政治目的，為了統治西藏，所以當時拉攏了薩迦派。到忽必烈時期，上至皇帝，下至大小貴族，皈依佛教的大有人在，道教自然就落到了下風。
實際上，佛教內部也並非一團和氣，同樣存在爭鬥的。
蒙元最初是尊奉漢地佛教的，隨著對西藏的謀求，藏傳佛教的地位越來越高，到了元朝，進一步把藏傳佛教確定為國教而推行，這說明蒙古人並不希望漢地宗教成為國教，如果說蒙古人沒有民族歧視和壓迫，打死你我也不信，所以，就有了佛教的內鬥。
初期的佛教的鬥爭，主要是漢地的禪、教各宗之爭，1288年，江南禪、教的大人物們齊聚大都，來了一場震動江湖的公開辯論大會，主要就是想聊聊教、禪的優劣，史稱教禪廷辯。
佛教的禪、教之分源於唐代了，元代又可以分為禪、教、律三派，漢傳佛教中禪宗為主，比如北方的曹洞宗、臨濟宗、海雲宗和萬鬆宗等，教則是指除了禪宗以外的其他宗派，比如天台、華嚴、慈恩、律、密等。
在佛道之爭中，忽必烈肯定是偏袒佛教的，佛教各宗之間的爭鬥，他又偏袒教而抑製禪宗。於是，在官方的政策傾斜下，禪宗地位越來越低，這同樣是忽必烈的民族等級製度在佛教中的一種反映，你再會說，理論再充分重要嗎？
前麵講到過，門巋先生說：“成吉思汗時代是無意識地放任宗教信仰發展，忽必烈時代則是有意識地把宗教信仰自由作為國策施行。”現在迴過頭來看蒙元時代的佛道之爭，是不是體會更深一些了。
經過前期的辯論，蒙元政府完成了對宗教的甄選和意識形態的確立，第三次辯論以後，則確立了蒙、藏兩族的同盟關係，開始鞏固意識形態並強行推廣。
正如蒙古人所說，漢人當然會支持漢人的宗教，蒙古人也必須支持蒙古人的宗教，怎麽可能會支持漢人的宗教，就算你們文化底蘊深又怎麽滴，給你燒了就行了，“凡有一字一書，見疾燒毀，勿留人間”。
辯論失敗後，全真教失去的不僅是聲望和那點地產以及燒掉一些道經那麽簡單，實質上這是一個轉折點，全真教開始衰落下來，而藏傳佛教則乘機開始向漢地傳播。上麵提到的楊璉真加，不但挖人家的祖墳，而且還對江南的宮觀大肆破壞，對道士們大加迫害，據說超過千數的道觀毀在了他的手裏，這無疑也代表著元政府對道教的打壓和對藏傳佛教的扶植的態度。
在北方的全真、大道和太一影響力下降的時候，南方的張宗演天師卻抓住了機遇，迅速取得了忽必烈的尊重，代替了全真教成為了道教的老大。當然，有人分析，天師這個詞和蒙語“蒂卜騰格裏”意思基本一致，再加上正一教不重修持，重符籙，敬神仙，所以正一教才會受寵。
忽必烈很聰明，正一教的興起和藏傳佛教成為國教的原因有相似之處。1239年時，南宋理宗就封張大可為“妙觀先生”，命令他提舉三山符籙，雖然當時的南宋已經風雨飄搖的，皇帝自己都坐不穩當，封的這個提舉三山也就隻是虛名罷了，但這還不是為了國家穩定？所以，南宋滅亡後，為了穩定江南，加上張可大當年的幫助，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詔令張宗演主領江南道教，“嗣漢天師”，賜二品銀印，還在首都修了一座崇真萬壽宮，安排張宗演的弟子張留孫入住主持。從此，張宗演每次進京都會帶上最優秀的弟子，為的就是在皇帝麵前露個臉，多少都有點好處，好處大的比如張留孫、吳全節、夏文詠等，都被封為了玄教大宗師，差一點的，有的安排在道教當個京官道職，也有的派到江南各地去主管教務，這麽好的機會，張宗演是能把握住的。
張宗演以後，每代天師都掌管江南道教，傳至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時，又被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後來更是被授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賜了金印。至此，張家世代頭頂正一教主的頭銜統領三山，三山也合並到了正一教，天師教也就從那時改成了正一道，與江北全真教分列南北了。
再看幾個簡單的數字。據胡其德先生的研究統計，1244年到1304年的六十年間，蒙元政府共舉行了48次國家的法事，其中僅有十三次是由全真道士主持的。而在這十三次法事中，有五次是在開平城辯論，就是第二次辯論之前由李誌常主持的，有七次是在第三次辯論之前舉行的。第三次辯論以後，全真教地位下降，僅有一次是由全真道士主持的法事，而且還是在1291年忽必烈頒布了解禁全真教的詔令以後的事情了。
蒙元時期的三次完敗，被和尚們反複摩擦，全真教的地位逐漸排到了藏傳佛教和正一教的後麵。不過，元政府雖然不再扶植全真教了，但是並不意味著打算取締或消滅它，僅僅是壓製而已，這一點可以從全真教依然在民間有著強大的勢力和影響力上可以看得出來。
下麵簡單歸納一下蒙元時期佛道之爭涉及的政治方麵的一些問題。
佛道之爭中佛教的獲勝，有全真教自身的原因，也有統治者的態度原因，特別是藏傳佛教的影響力。
自王重陽開始創教，就一直堅持三教合一，這裏麵有融合，也有平等的意思。正如王重陽所說的，“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似一要樹生三枝”。早期的全真教可謂是人才濟濟，總體上文化層次還比較高，又不乏政治敏感性及大局觀不錯的成員，不過從第四代以後，隨著綜合素質的下降，特別是對於王重陽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不怎麽認真體會、領會、和堅持了，自然就不可能處理好與佛教的關係。
這還不算，更重要的是他們看不到全真教背後的潛在危機，不是潛下心來修心養性、研究理論，更多的是參加社會活動，追求祈福齋醮、安逸享樂、爭名逐利……甚至對正一教都視而不見。人家可是一個實力絲毫不弱於你的、屹立不倒的、傳承千年的老牌門派了，還以為自己的江湖地位穩固得不可取代，隻能說後來的全真教從掌教到小道士們都有點膨脹了，也太天真了。
前麵剛講到過，想當年丘處機西行的時候，曾經在閻立本的《太上過關圖》上提了首詩。關於這首詩，被曆來的聰明人玄化了，聲稱丘處機借詩預言了以後會有明朝滅元，甚至還預言了滿清的滅亡。自丘處機掌管天下道教事務以後，全真教有了爆發式的增長，勢力擴張很快，於是就和勢均力敵的禪宗成了對頭。隨著蒙古的勢力南下，金國隻好南遷，便留下的大量的戰後資源成了無主之物，於是全真教開始大量侵占廢棄的佛寺，反正我強一分，你就弱一分，多好的機會啊。
《至元辯偽錄》《佛祖曆代通鑒》說，當時丘處機和李誌常帶頭大肆搶占寺院和田產。寺院搶過來後就改成道觀，佛像是泥的、石頭的就砸碎了，是銅的就化了鑄道教的神像、法器。有時候搶興奮了，連儒家也搶，比如西京（大同）天成夫子廟也被改成了文城觀。就這樣，搶占了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佛祖像、白玉觀音像、舍利塔等等全都毀了，並且四處宣揚道教優於佛教的輿論，不但得觸動了佛教的利益，連儒教也得罪了，從而為佛儒聯手打壓全真教埋下了隱患。
等到忽必烈改元，全國統一以後，佛教一方隨著勢力的增大以及皇帝的支持，逐漸有了和全真教抗衡的能力，於是，那些被全真教占去的房產、地盤自然就想要迴來。如果僅是要迴來，雙方就一笑泯恩仇了，事情自然沒這麽簡單，等到皇帝都皈依我佛以後，對全真教的打壓更有力了。
統治者的宗教政策的變化，同樣起到了引導佛道之爭和導致道教完敗的重要因素。蒙元從最初的相對平等的宗教態度，到忽必烈時期的偏袒佛教，誰和皇帝走的近就偏袒誰，放到現在也一樣，所以忽必烈受了八思巴灌頂以後，蒙古貴族中皈依佛教的那就更多了，偏袒佛教就是理所應當的了。
所以，這場曆經了近三十年的宗教之爭，最終以蒙元政府的一邊倒的態度劃上了句號。
那麽蒙元政府到底是出於什麽目的引導了這次宗教之爭？
中外學者對蒙元時期的曆史還是非常感興趣的，至少在現在看來，那個時期的曆史算是跨洲的國際性的。在蒙哥時期，還在堅持執行成吉思汗的宗教平等政策，政府對於宗教還沒有出現明顯的偏向性。之所以會有宗教之爭，原因是蒙古人試圖通過這種辯論的形式，看一看究竟哪種宗教更適合於統一帝國各疆域、各民族和各種族的意識形態，更利於把這片廣袤的領土早日穩固下來。這一點，也可以從當時首都和林中有十幾座不同的宗教寺廟、教堂得到印證。
不過宗教政策的實施，肯定是要隨著疆域內的民族成份和領土的變化而改變的。熟悉曆史的朋友應該清楚，元以前的蒙古帝國實質上並不是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而是一個聯盟，這也是它允許多種宗教並存，而且至少表麵上是平等共存的一個重要因素，不過要想找到一個適應當時情況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宗教又談何容易。所以，蒙元初期，蒙古人的基本宗教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任何一種宗教必須是有助於我的統治而不能威脅到我的統治的才是好宗教，好宗教才允許存在才會得到扶植和發展，就連本族的薩滿教也不例外。
雖然還沒有證實在1255年前後究竟發生了多少次宗教辯論，不過至少可以推測出，在蒙哥時期，就是第一次佛道之爭的前後，1254年至少發生過基督教、伊斯蘭教和道教之間的辯論，和佛道辯論一樣，它們之間的辯論也是一對一的形式。1256年，又發生過噶瑪派老大噶瑪拔希和基督教之間的辯論。順便說一下，當時的蒙古人稱基督徒為“也裏可溫”，道友們看到相關文獻時明白就好。
到了忽必烈時代，西北諸王的伊斯蘭地區的分裂後，伊斯蘭教徒人數銳減，再想得到和其他宗教平等的待遇顯然不可能了。為了避免西藏也脫離出去，元政府更加重視和佛教、藏傳佛教的優渥就好理解了。對於蒙古人來說，漢地的佛教和藏地的佛教本來就是一樣的，哪有心情去區分它們。
當然了，以前成吉思汗對全真教的優渥，那是因為當時它並不強大，而且還對蒙元的統一事業有幫助。如今統一了，全真教的迅速擴張，還占有本土優勢，怎麽可能不遭人顧忌？好在蒙古人也不好意思派幾個萬人隊，把道士們抓起來全都埋了，而是采用了這種非常溫柔的辯論方式來打壓道教。
既然你敗了，那麽對不起，以後得再退讓些，所以，從李誌常以後，掌教開始由政府任命了。這說明什麽，全真教的老大已經和普通官員一樣不能你們自己說了算了，你們的老板都得由我任命，如果不聽話可以隨時換一個。
至於什麽化胡經之類的，那都不重要，這也可以從全真教歸還廟產勉強說還算順利，但是廢棄燒毀偽經卻遲遲沒有推進這一事實上看得出一二來。到1281年第三次辯論以後，在佛教的強烈要求下，全真教才把化胡經之類的偽經燒了。佛教和道教的針鋒相對，如果背後沒有統治者的推手誰相信？
此外，早在窩闊台、貴由時期就已經在為佛教撐腰了，開始是禪宗，以後是藏傳佛教。當然這也是出於政治目的，為了統治西藏，所以當時拉攏了薩迦派。到忽必烈時期，上至皇帝，下至大小貴族，皈依佛教的大有人在，道教自然就落到了下風。
實際上，佛教內部也並非一團和氣，同樣存在爭鬥的。
蒙元最初是尊奉漢地佛教的，隨著對西藏的謀求，藏傳佛教的地位越來越高，到了元朝，進一步把藏傳佛教確定為國教而推行，這說明蒙古人並不希望漢地宗教成為國教，如果說蒙古人沒有民族歧視和壓迫，打死你我也不信，所以，就有了佛教的內鬥。
初期的佛教的鬥爭，主要是漢地的禪、教各宗之爭，1288年，江南禪、教的大人物們齊聚大都，來了一場震動江湖的公開辯論大會，主要就是想聊聊教、禪的優劣，史稱教禪廷辯。
佛教的禪、教之分源於唐代了，元代又可以分為禪、教、律三派，漢傳佛教中禪宗為主，比如北方的曹洞宗、臨濟宗、海雲宗和萬鬆宗等，教則是指除了禪宗以外的其他宗派，比如天台、華嚴、慈恩、律、密等。
在佛道之爭中，忽必烈肯定是偏袒佛教的，佛教各宗之間的爭鬥，他又偏袒教而抑製禪宗。於是，在官方的政策傾斜下，禪宗地位越來越低，這同樣是忽必烈的民族等級製度在佛教中的一種反映，你再會說，理論再充分重要嗎？
前麵講到過，門巋先生說：“成吉思汗時代是無意識地放任宗教信仰發展，忽必烈時代則是有意識地把宗教信仰自由作為國策施行。”現在迴過頭來看蒙元時代的佛道之爭，是不是體會更深一些了。
經過前期的辯論，蒙元政府完成了對宗教的甄選和意識形態的確立，第三次辯論以後，則確立了蒙、藏兩族的同盟關係，開始鞏固意識形態並強行推廣。
正如蒙古人所說，漢人當然會支持漢人的宗教，蒙古人也必須支持蒙古人的宗教，怎麽可能會支持漢人的宗教，就算你們文化底蘊深又怎麽滴，給你燒了就行了，“凡有一字一書，見疾燒毀，勿留人間”。
辯論失敗後，全真教失去的不僅是聲望和那點地產以及燒掉一些道經那麽簡單，實質上這是一個轉折點，全真教開始衰落下來，而藏傳佛教則乘機開始向漢地傳播。上麵提到的楊璉真加，不但挖人家的祖墳，而且還對江南的宮觀大肆破壞，對道士們大加迫害，據說超過千數的道觀毀在了他的手裏，這無疑也代表著元政府對道教的打壓和對藏傳佛教的扶植的態度。
在北方的全真、大道和太一影響力下降的時候，南方的張宗演天師卻抓住了機遇，迅速取得了忽必烈的尊重，代替了全真教成為了道教的老大。當然，有人分析，天師這個詞和蒙語“蒂卜騰格裏”意思基本一致，再加上正一教不重修持，重符籙，敬神仙，所以正一教才會受寵。
忽必烈很聰明，正一教的興起和藏傳佛教成為國教的原因有相似之處。1239年時，南宋理宗就封張大可為“妙觀先生”，命令他提舉三山符籙，雖然當時的南宋已經風雨飄搖的，皇帝自己都坐不穩當，封的這個提舉三山也就隻是虛名罷了，但這還不是為了國家穩定？所以，南宋滅亡後，為了穩定江南，加上張可大當年的幫助，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詔令張宗演主領江南道教，“嗣漢天師”，賜二品銀印，還在首都修了一座崇真萬壽宮，安排張宗演的弟子張留孫入住主持。從此，張宗演每次進京都會帶上最優秀的弟子，為的就是在皇帝麵前露個臉，多少都有點好處，好處大的比如張留孫、吳全節、夏文詠等，都被封為了玄教大宗師，差一點的，有的安排在道教當個京官道職，也有的派到江南各地去主管教務，這麽好的機會，張宗演是能把握住的。
張宗演以後，每代天師都掌管江南道教，傳至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時，又被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後來更是被授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賜了金印。至此，張家世代頭頂正一教主的頭銜統領三山，三山也合並到了正一教，天師教也就從那時改成了正一道，與江北全真教分列南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