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簡單聊一聊全真教的教義、功法等方麵的內容。
王重陽給全真教的定位非常明確，“忠君”加“修煉心性”，在這一基礎上改造傳統道教而來的全真教，“內修真功，外修真行”。首先得適應這個亂世，能夠存在、生存下去，才談得上修行，所以全真道士在精神上安撫曆盡苦難的百姓，得到統治階級的扶植，在內修煉真靈，追求仙道。
內修方麵，全真教不同於傳統道教的修煉，雖然也講究性命雙修，但卻反對由外丹入手而肉身成仙的理論，而是對鍾呂內丹思想加以繼承和發展，並且更加注重追求精神上的超越，更多的是從元神、真靈的修煉上下功夫，說白了就是靈魄成仙，這就是“全真而仙”。
外修方麵，受宋代理學思想影響，特別是那個著名的“存天理，滅人欲”理論，全真道士對自己提出了極為嚴格的要求，苦已利人，不僅出家清修，而且清規戒律之嚴也創了新高。按照王重陽的觀點，舍不得肉身的享受，哪能心無旁騖地修煉元神？另外，利人則涉及了儒家的封建倫理道德思想，道士同樣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這一點是不可能迴避的，所以這同樣被視為全真而仙的基本條件。
馬鈺接掌祖庭以後，修道思想是以清淨為核心的，清淨的境界就是體悟無為、自性的結果，是他認為能夠最終成仙證道之路，也是他在哲學範疇所能達到的最高層次。在三教合一方麵，馬鈺讚同和吸收儒家的倫理觀，但是否定他們的倫理思想，因為這是對精神修煉的束縛。佛教方麵，他主要是吸收和借鑒了禪宗的思想，尤其是認同道、佛的空無本源之說。馬鈺的內修功法中，有很多與南派惠能的攝心法相同，可惜，一心參悟，澄心蕩念，無為大道卻未走遠，剛逾花甲便駕鶴西歸了。
馬鈺留下了數百首詩詞，水平也是極高的，這裏引用一篇他羽化前幾個月時寫的一首詞，可以體悟一些這位道門高人的境界。這首詞名為《琴操?歸山操並序》，至今在馬鈺老家煙台牟平區範園裏仍有這塊石碑，字跡宛然。實際上，馬鈺早就有感於自己即將歸去，在與僧、儒老友聚會時，請了一位王道士鼓琴，因琴聲清越悠長，如出塵天籟，大家難得沉醉其中，更是吸引來四鄉居民。琴聲漸消，馬鈺心有所感，便提筆寫下這首詞及序：
鈺與雲水僧竺律師、殿試範壽卿相會於郡城之北三教堂，因焚香宴坐，命酈州道士王大師鼓琴久之，亦一時之勝會。日昊則有鄉人雲集，由此作琴操，蓋鈺有歸真之意也。丹陽馬鈺。
能無為兮無不為，能無知兮無不知。
知此道兮誰不為，為此道兮誰複知。
風蕭蕭兮木葉飛，聲嗷嗷兮雁南歸。
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猶貪癡。
傷人世兮魂欲飛，嗟人世兮心欲摧。
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
青山夜兮明月飛，青山曉兮明月歸。
饑餐霞兮渴飲溪，與世隔兮人不知。
無乎知兮無乎為，此心滅兮那複疑。
天庭忽有雙華飛，登三宮兮遊紫薇。
道友們有緣煙台一遊，可以探訪一下這座石碑，不過現在已經用玻璃罩子保護起來，不能觸摸當年的曆史，隻能悟一絲歸真之意了。
關於馬鈺的內修思想，其成就實則並不低，這裏就不再多講了。
丘處機是全真教發展中功績最為卓越的，在他掌教以後，全真教規模空前擴張，上有皇權支持，下有百姓崇信，宮觀、弟子數量迅速膨脹，和龍虎山一南一北分立，這是王重陽一直希望而未能實現的遠大目標。
思想上，丘處機繼承了王重陽和師兄馬鈺的核心，同樣主張清心寡欲，“一念無生即自由，心頭無物即仙佛”，在基本理論方麵，真正做到了內修心性和外修功行兩手抓。
內修心性簡單說就是修身養性，心中雜念不生，誰見了都自然以為這就是一位得道的世外高人的感覺。具體到功法，說實話，全真教可絕對不是武俠小說裏那樣，有著絕世無雙的內功心法，學個皮毛就可以縱橫江湖了，恰好相反，比起儒學和佛經來說，全真的心法反而以簡單易懂接地氣為特色。比如丘處機就是主張通過讀書思考、出家修道、雲遊四方、靜坐調息、磨煉意誌等途徑來修煉心性的。
丘處機同樣繼承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思想，結合了儒家的仁義等理論和禪宗的明心見性等理論，當然了，前麵也提到過，丘處機是反對禪宗的頓悟說的，認為沒有長期吃苦的過程，哪來的修成正果，什麽頓悟，那就是想偷懶。
丘處機是真正看到了三教合一背後的政治意義，因此，他在貫徹發展三教合一思想的道路上，更好得把握了與統治階級、儒、佛和底層百姓的關係，全真教在他帶領下發展達到了高峰。
在丘處機看來，儒釋道三家在哲學原理方麵存在共通之處，比如心性、天命、天道等，曆史上三教的確一直在相互吸收，特別是從隋唐以來的共存和取長補短，到北宋時期的兼容並存，是三教高人的共識。比如讚寧和尚說過：“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而儒家宋太初則說：“禮之中庸，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為，其歸一也”。相比來說，一直處於弱勢的道教又有什麽理由不為自己的未來和發展著想，讚成三教合一呢，抵觸二教，為自己樹立強大的對手，那真的是腦子被門夾了。
從階級性方麵來看，三教合一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性，特別是金、元入主中原，自然會尋找一種適合自己統治的思想來治理這個漢人為主的社會，迅速、有效地穩定自己的統治，王重陽也好，丘處機也好，他們都看到了這個深層次的問題，才會極力發展和推行三教合一思想。
另外，從民族性來看，這一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又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新時期，外來民族和宗教的湧入，對漢民族的衝擊是巨大的。統治階級不可能隻允許漢民族存在，其他民族同樣是他們治下的百姓，因此，客觀上就要求各民族相互認同、相互接受對方的存在，而三教合一的思想，恰好對於多民族、多文化的現實的一個非常好的思路。
當然了，全真弟子們選擇了最適合道教的儒、佛，並沒有選擇伊斯蘭、基督等文化差異較大的宗教進行融合，比起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眼界還是窄了些，換句俗話，也是屁股決定腦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沒在那個位置，沒到那個高度，想的自然就有局限了。
丘處機以三教融合的思想為前提，才是真正得到成吉思汗的認同的前提和關鍵，才談得上勸他去暴止殺、濟世安民，才能夠使全真教得到蒙元的認可並迅速發展壯大起來。他和成吉思汗的論道，也影響著耶律楚材，影響著他後期的改革思路。在窩闊台的支持下，耶律楚材按照漢民族的傳統習慣而推行的新稅法等，非常有效地緩解了北方尖銳的民族矛盾，迅速恢複了經濟生產和社會穩定，對於蒙元加速統一進程的作用不言而喻。
當然了，丘處機雖然主張儒釋道三教平等合一，反過來卻又支持“老子化胡”的觀點，這可以從他在西行途中在閻立本的《太上過關圖》中題的一首詩中看出一二：
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
群胡皆稽首，大道複開基。
由於全真教得到統治階級的扶持，後輩們很容易滋生那麽一點點小驕傲，除了蒙古人，看其他人的時候鼻孔就稍稍有點朝天了。前麵說過，全真教搶了很多因戰亂而荒廢的佛寺，改改就成了道觀了，這還不算，又重新翻出了《老子化胡經》，重新用它來打擊佛教，這種舊賬重提，拿著剩飯天天來炒，看官們都煩了，更何況是當事人，於是觸怒了六根清淨的佛門高僧，一場佛道之爭又重啟了。丘處機也沒有想到，1258年，佛教一方以少林寺主持福裕為隊長，道教一方則是以全真教掌教張致敬（丘處機的徒孫）為代表舉行了一次辯論，結果全真教一敗塗地，不但要歸還原來搶占來改造的佛寺，還燒了化胡經，最關鍵的是全真教從此走上了下坡路。關於元朝的佛道之爭，後麵再詳細交待。
總體來說，丘處機的曆史功績是應該得到承認的，當然，他的曆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也是客觀存在的，不能過高得希望他能從根本上改變當時的民族壓迫和剝削的現狀，也不可能改變被蒙元統治者利用，成為統治階級利用的工具的命運，同樣不可能真正為底層的百姓服務。作為後人，我們可以批評他，也可以認可他，不過他對於中國道教發展的貢獻、對於民族融合和國家統一的貢獻，是不能否定的。
王重陽給全真教的定位非常明確，“忠君”加“修煉心性”，在這一基礎上改造傳統道教而來的全真教，“內修真功，外修真行”。首先得適應這個亂世，能夠存在、生存下去，才談得上修行，所以全真道士在精神上安撫曆盡苦難的百姓，得到統治階級的扶植，在內修煉真靈，追求仙道。
內修方麵，全真教不同於傳統道教的修煉，雖然也講究性命雙修，但卻反對由外丹入手而肉身成仙的理論，而是對鍾呂內丹思想加以繼承和發展，並且更加注重追求精神上的超越，更多的是從元神、真靈的修煉上下功夫，說白了就是靈魄成仙，這就是“全真而仙”。
外修方麵，受宋代理學思想影響，特別是那個著名的“存天理，滅人欲”理論，全真道士對自己提出了極為嚴格的要求，苦已利人，不僅出家清修，而且清規戒律之嚴也創了新高。按照王重陽的觀點，舍不得肉身的享受，哪能心無旁騖地修煉元神？另外，利人則涉及了儒家的封建倫理道德思想，道士同樣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這一點是不可能迴避的，所以這同樣被視為全真而仙的基本條件。
馬鈺接掌祖庭以後，修道思想是以清淨為核心的，清淨的境界就是體悟無為、自性的結果，是他認為能夠最終成仙證道之路，也是他在哲學範疇所能達到的最高層次。在三教合一方麵，馬鈺讚同和吸收儒家的倫理觀，但是否定他們的倫理思想，因為這是對精神修煉的束縛。佛教方麵，他主要是吸收和借鑒了禪宗的思想，尤其是認同道、佛的空無本源之說。馬鈺的內修功法中，有很多與南派惠能的攝心法相同，可惜，一心參悟，澄心蕩念，無為大道卻未走遠，剛逾花甲便駕鶴西歸了。
馬鈺留下了數百首詩詞，水平也是極高的，這裏引用一篇他羽化前幾個月時寫的一首詞，可以體悟一些這位道門高人的境界。這首詞名為《琴操?歸山操並序》，至今在馬鈺老家煙台牟平區範園裏仍有這塊石碑，字跡宛然。實際上，馬鈺早就有感於自己即將歸去，在與僧、儒老友聚會時，請了一位王道士鼓琴，因琴聲清越悠長，如出塵天籟，大家難得沉醉其中，更是吸引來四鄉居民。琴聲漸消，馬鈺心有所感，便提筆寫下這首詞及序：
鈺與雲水僧竺律師、殿試範壽卿相會於郡城之北三教堂，因焚香宴坐，命酈州道士王大師鼓琴久之，亦一時之勝會。日昊則有鄉人雲集，由此作琴操，蓋鈺有歸真之意也。丹陽馬鈺。
能無為兮無不為，能無知兮無不知。
知此道兮誰不為，為此道兮誰複知。
風蕭蕭兮木葉飛，聲嗷嗷兮雁南歸。
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猶貪癡。
傷人世兮魂欲飛，嗟人世兮心欲摧。
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
青山夜兮明月飛，青山曉兮明月歸。
饑餐霞兮渴飲溪，與世隔兮人不知。
無乎知兮無乎為，此心滅兮那複疑。
天庭忽有雙華飛，登三宮兮遊紫薇。
道友們有緣煙台一遊，可以探訪一下這座石碑，不過現在已經用玻璃罩子保護起來，不能觸摸當年的曆史，隻能悟一絲歸真之意了。
關於馬鈺的內修思想，其成就實則並不低，這裏就不再多講了。
丘處機是全真教發展中功績最為卓越的，在他掌教以後，全真教規模空前擴張，上有皇權支持，下有百姓崇信，宮觀、弟子數量迅速膨脹，和龍虎山一南一北分立，這是王重陽一直希望而未能實現的遠大目標。
思想上，丘處機繼承了王重陽和師兄馬鈺的核心，同樣主張清心寡欲，“一念無生即自由，心頭無物即仙佛”，在基本理論方麵，真正做到了內修心性和外修功行兩手抓。
內修心性簡單說就是修身養性，心中雜念不生，誰見了都自然以為這就是一位得道的世外高人的感覺。具體到功法，說實話，全真教可絕對不是武俠小說裏那樣，有著絕世無雙的內功心法，學個皮毛就可以縱橫江湖了，恰好相反，比起儒學和佛經來說，全真的心法反而以簡單易懂接地氣為特色。比如丘處機就是主張通過讀書思考、出家修道、雲遊四方、靜坐調息、磨煉意誌等途徑來修煉心性的。
丘處機同樣繼承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思想，結合了儒家的仁義等理論和禪宗的明心見性等理論，當然了，前麵也提到過，丘處機是反對禪宗的頓悟說的，認為沒有長期吃苦的過程，哪來的修成正果，什麽頓悟，那就是想偷懶。
丘處機是真正看到了三教合一背後的政治意義，因此，他在貫徹發展三教合一思想的道路上，更好得把握了與統治階級、儒、佛和底層百姓的關係，全真教在他帶領下發展達到了高峰。
在丘處機看來，儒釋道三家在哲學原理方麵存在共通之處，比如心性、天命、天道等，曆史上三教的確一直在相互吸收，特別是從隋唐以來的共存和取長補短，到北宋時期的兼容並存，是三教高人的共識。比如讚寧和尚說過：“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而儒家宋太初則說：“禮之中庸，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為，其歸一也”。相比來說，一直處於弱勢的道教又有什麽理由不為自己的未來和發展著想，讚成三教合一呢，抵觸二教，為自己樹立強大的對手，那真的是腦子被門夾了。
從階級性方麵來看，三教合一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性，特別是金、元入主中原，自然會尋找一種適合自己統治的思想來治理這個漢人為主的社會，迅速、有效地穩定自己的統治，王重陽也好，丘處機也好，他們都看到了這個深層次的問題，才會極力發展和推行三教合一思想。
另外，從民族性來看，這一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又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新時期，外來民族和宗教的湧入，對漢民族的衝擊是巨大的。統治階級不可能隻允許漢民族存在，其他民族同樣是他們治下的百姓，因此，客觀上就要求各民族相互認同、相互接受對方的存在，而三教合一的思想，恰好對於多民族、多文化的現實的一個非常好的思路。
當然了，全真弟子們選擇了最適合道教的儒、佛，並沒有選擇伊斯蘭、基督等文化差異較大的宗教進行融合，比起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眼界還是窄了些，換句俗話，也是屁股決定腦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沒在那個位置，沒到那個高度，想的自然就有局限了。
丘處機以三教融合的思想為前提，才是真正得到成吉思汗的認同的前提和關鍵，才談得上勸他去暴止殺、濟世安民，才能夠使全真教得到蒙元的認可並迅速發展壯大起來。他和成吉思汗的論道，也影響著耶律楚材，影響著他後期的改革思路。在窩闊台的支持下，耶律楚材按照漢民族的傳統習慣而推行的新稅法等，非常有效地緩解了北方尖銳的民族矛盾，迅速恢複了經濟生產和社會穩定，對於蒙元加速統一進程的作用不言而喻。
當然了，丘處機雖然主張儒釋道三教平等合一，反過來卻又支持“老子化胡”的觀點，這可以從他在西行途中在閻立本的《太上過關圖》中題的一首詩中看出一二：
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
群胡皆稽首，大道複開基。
由於全真教得到統治階級的扶持，後輩們很容易滋生那麽一點點小驕傲，除了蒙古人，看其他人的時候鼻孔就稍稍有點朝天了。前麵說過，全真教搶了很多因戰亂而荒廢的佛寺，改改就成了道觀了，這還不算，又重新翻出了《老子化胡經》，重新用它來打擊佛教，這種舊賬重提，拿著剩飯天天來炒，看官們都煩了，更何況是當事人，於是觸怒了六根清淨的佛門高僧，一場佛道之爭又重啟了。丘處機也沒有想到，1258年，佛教一方以少林寺主持福裕為隊長，道教一方則是以全真教掌教張致敬（丘處機的徒孫）為代表舉行了一次辯論，結果全真教一敗塗地，不但要歸還原來搶占來改造的佛寺，還燒了化胡經，最關鍵的是全真教從此走上了下坡路。關於元朝的佛道之爭，後麵再詳細交待。
總體來說，丘處機的曆史功績是應該得到承認的，當然，他的曆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也是客觀存在的，不能過高得希望他能從根本上改變當時的民族壓迫和剝削的現狀，也不可能改變被蒙元統治者利用，成為統治階級利用的工具的命運，同樣不可能真正為底層的百姓服務。作為後人，我們可以批評他，也可以認可他，不過他對於中國道教發展的貢獻、對於民族融合和國家統一的貢獻，是不能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