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南方宋人的紙醉金迷的繁華相比，在北方金人統治下的百姓不隻在接受著生活的苦難，精神上還要忍受著異族的壓迫，因此就有了向宗教尋求精神安慰的需求，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中國北方先後出現了三個新的道派。
北方的新道教的產生和發展，實際上是在階級和民族兩座大山的壓迫下的產物，列寧曾經總結過，這是宗教最深刻的根源。當人們對現實失去了希望，孤立無助的時候，從宗教中尋求精神安慰似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途徑。我們有幸生活在新社會，生活在新時代，文明的進步，讓我們對當時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屠殺沒有直觀的感受，理解不了那時底層百姓的絕望和無助。
1130年，被女真人擄掠來的三千多中原士大夫們，為了活著就在路邊要飯，結果被左路副元帥宗維這家夥看到了，對手下說：“這麽多南人聚集，萬一鬧事了怎麽辦？”於是指揮軍隊把這三千多人像趕牲口似的驅趕到城外，挖了個大坑全部活埋了。這還是對待士大夫，對待底層百姓是什麽樣的更不用說了。
當然，在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還對這個被女真人按在地下拚命摩擦的大宋皇朝存在著挺大希望，幻想著不久的將來嶽飛、韓世忠這些將軍能帶領軍隊打迴來，所以中原地區、太行山裏處處有義軍，處處有反抗武裝，特別是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小的幾千人，大的上萬、十幾萬人，一直堅持著抗金戰鬥。不過他們的結局最終都是悲劇，軟弱的趙家的子孫讓中原人民的希望一次一次地破滅，直到徹底破滅，所以，更多的南人不得不向命運低頭，默認了、接受了自己甚至比豬狗還不如的地位，加上女真貴族的默許，北方新道教為他們提供了精神慰藉而迅速崛起了。
北方三大新道派的開創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是知識分子，而並不是偶然。
後人對當時的文人士子的心態有很深刻地剖析，對這三個創教代表同樣分析得非常透徹。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文人、士族相比普通老百姓來說還是稍微有那麽一點點優勢的，出路也相對多一些。如果他們沒有勇氣盡散家財拉起一支隊伍去抗金打遊擊，又不甘心跪下來舔女真人的腳麵，那麽就可以投身宗教，準確地說是投身道教。
他們為什麽選擇道教而不是佛教呢？原因實際上很簡單，首先佛經多是舶來品，相對來說還得學點外語才能深入研究，翻譯過來的佛經相比道經來說也要難讀得多，遠不如從小就讀的《道德經》更親切；其次是當和尚還得弄個光頭，這個對於老先生、大才子們來說委實有點難以接受，頭發可是爹媽給的，哪能隨便就剃了，還是道士更親民，換個發型就ok了，而且衣服嘛款式也還不錯；還有就是當了道士還可以逃避各種徭役，從此吃穿也不愁了。當然了，也不是全都當道士了，隻不過是當和尚的相對要少一些罷了。
太一教的創派祖師蕭抱珍是河南人，他創立太一教的原因“遠法漢儀，近追前代，上稽下考，乃立教焉”。北宋被滅以後，金國得到了廣大地盤一時來不及納入版圖，而且他們也需要時間來消化、處理戰爭帶來的種種不利因素，更重要的一點是得需要一個代言人幫他們暫時管理、搜刮這些地盤，於是大家一商量，就強迫張邦昌當了皇帝。
正史對張邦昌的定義多為奸臣，近現代史料也基本上是差評，其人其事這裏不多研究了，但當皇帝這事前前後後可能還真有點冤枉這位奸臣了。總之，張邦昌當皇帝這事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群起而攻之吧，所以當了一個月皇帝以後，張邦昌也就下台了。
接著，1130年金人又把劉豫推上的皇帝位置，而且還是經過了宋高宗的冊封並建立了偽齊，負責為金國管理陝西、河南等地。史書對劉豫的評價就更差了，這家夥禍害了中原百姓長達八年，直到1137年被廢。
經過這幾年的消化，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正式成為了金國的行政區，這片土地上的南人們也正式加入了金國國籍。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蕭抱真站出來了，而且是跑到了女真人的老巢去正式立教，他想緊追的前代，自然就是北宋了，是表達自己對異族統治的不滿，還是弄個口號收買人心就難說了。
大道教的創派祖師劉德仁是滄州人，“讀書通大義”，自然也是個高學曆的。他親曆了國破家亡，於是閉門十五年以後，於1142年自稱太上老君“授以宗乘，傳以神筆，俾興大道正教，以度末世黎民”，於是這些末世的黎民翕然從風，紛紛加入大道教，跟隨這位教主，接受他的拯救。
金初時全真道則是融合三教，繼承了道家清淨無為思想和內丹學，融合禪宗，吸收儒家倫理，並迅速發展成為北方新道教的代表。
至於廣為人知的教主王重陽，同樣是“少讀書，係學籍”的文人，據說家裏也很有錢，“以財雄鄉裏”。
王重陽同樣是看不慣女真人的行徑，更不能忍受他們的統治，也有學者說他是得不到女真人的重用，總之就是“日酣於酒”，最終高唿“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吾今已過之矣！”於是失去了在金國出人頭地的希望以後便投身於道教大業了。事實證明，金國失去了一個無關緊要的小官，中國道教卻多了一個傳承近千年的道派。
1159年，王重陽正式把自己的名字從王中孚改為王喆，自號重陽真人，開始了他的創教之旅。
關於王重陽的傳說在金庸先生的小說裏講過不少，與事實也相差不大。他先是裝瘋賣傻，自稱王害風，又在村外挖了個地洞住在裏麵，這就是著名的“活死人墓”，武俠小說裏也有描寫。
接著他又在這個土洞的四隅，就是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個角上各栽海棠一株，然後稱“吾將使四海教風為一家”，說我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失敗了，那麽我就要一統江湖，成為道教至尊。誰能想得到，就是這個土洞最終成為了全真教的祖庭聖地，全真教也最終發展成為了道教北宗，和南方領了三山符籙的正一道的內修南宗南北分立。
所以說，北方新道教的發展是有著鮮明的特點的，那麽它們究竟新在哪裏了？
這三大道派都是在女真人的入主中原以後，在異族統治下創建並發展起來的，如果完全沿續和繼承傳統的道教，必然會和宋朝的舊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也就是和南方的道教是一個係統的，這是女真人的高壓的民族政策所不允許的，所以，這些創教的教主必然會尋找出讓女真人願意接受，至少是不反對的一條新的道路出來，這就意味著必須對舊道教加以改造，表麵上要和舊道教劃清界線，這樣新道教就和舊道教不可能存在什麽師承關係了，沒辦法，隻能是為了照顧統治階級的想法做出妥協。在此基礎上，新道教的教旨就有了新的變化，比如全真教“以柔弱謙下為本”，大道教“以無為清靜為宗”，太一教聲稱“弱者道之用”，向金國貴族們表達了自己是追求“柔弱”的，我們是“無為”的，完全不會反抗你們的意思。
由於道教從南北朝開始，特別是唐和北宋時期受到了統治階級的尊崇，可謂風光無限，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養成了清高的性情，脫離群眾了。如果兩宋相交這段時間，新道教繼續繼承舊道教的這種高高在上的脾氣，那麽普通百姓哪敢去高攀，所以新道教就不得已作出改變，以能解決、消除他們的精神痛苦為己任，這樣才可以吸收底層百姓以及如迷途的小羊般的文人士子的加入。所以，與傳統道教相比，新道教的組織、教義、發展等方麵都表顯出了不同的特征，總體說就是聖與俗的界限越來越不明顯，宗教和社會生活更加全麵、細致、緊密地融合，或者說道教離尋常百姓更近了，越來越接地氣了。
那麽南方的道教呢，同樣有這樣的需要發展而出現了諸如淨明道、清微道以及內修南宗等，雙方的共同特點都是更加側重於爭取底層民眾的信仰。
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哲學思想時曾經說過，宗教的苦難就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同時又是對現實的苦難的一種抗議，經過這些文化人的改造後的道教，適應了女真的壓迫，滿足了底層南人的需要，也隻有這樣，才會得到立足之地才會得到發展。至於在新道教發展過程中，委婉地、曲折地、消極地、脆弱地表達出來的那一絲絲不滿還是不提也罷，令人扼腕的是它們最終還是被女真人所收買，甚至成為了奴役、麻醉南人、鎮壓起義的工具。
北方的新道教的產生和發展，實際上是在階級和民族兩座大山的壓迫下的產物，列寧曾經總結過，這是宗教最深刻的根源。當人們對現實失去了希望，孤立無助的時候，從宗教中尋求精神安慰似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途徑。我們有幸生活在新社會，生活在新時代，文明的進步，讓我們對當時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屠殺沒有直觀的感受，理解不了那時底層百姓的絕望和無助。
1130年，被女真人擄掠來的三千多中原士大夫們，為了活著就在路邊要飯，結果被左路副元帥宗維這家夥看到了，對手下說：“這麽多南人聚集，萬一鬧事了怎麽辦？”於是指揮軍隊把這三千多人像趕牲口似的驅趕到城外，挖了個大坑全部活埋了。這還是對待士大夫，對待底層百姓是什麽樣的更不用說了。
當然，在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還對這個被女真人按在地下拚命摩擦的大宋皇朝存在著挺大希望，幻想著不久的將來嶽飛、韓世忠這些將軍能帶領軍隊打迴來，所以中原地區、太行山裏處處有義軍，處處有反抗武裝，特別是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小的幾千人，大的上萬、十幾萬人，一直堅持著抗金戰鬥。不過他們的結局最終都是悲劇，軟弱的趙家的子孫讓中原人民的希望一次一次地破滅，直到徹底破滅，所以，更多的南人不得不向命運低頭，默認了、接受了自己甚至比豬狗還不如的地位，加上女真貴族的默許，北方新道教為他們提供了精神慰藉而迅速崛起了。
北方三大新道派的開創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是知識分子，而並不是偶然。
後人對當時的文人士子的心態有很深刻地剖析，對這三個創教代表同樣分析得非常透徹。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文人、士族相比普通老百姓來說還是稍微有那麽一點點優勢的，出路也相對多一些。如果他們沒有勇氣盡散家財拉起一支隊伍去抗金打遊擊，又不甘心跪下來舔女真人的腳麵，那麽就可以投身宗教，準確地說是投身道教。
他們為什麽選擇道教而不是佛教呢？原因實際上很簡單，首先佛經多是舶來品，相對來說還得學點外語才能深入研究，翻譯過來的佛經相比道經來說也要難讀得多，遠不如從小就讀的《道德經》更親切；其次是當和尚還得弄個光頭，這個對於老先生、大才子們來說委實有點難以接受，頭發可是爹媽給的，哪能隨便就剃了，還是道士更親民，換個發型就ok了，而且衣服嘛款式也還不錯；還有就是當了道士還可以逃避各種徭役，從此吃穿也不愁了。當然了，也不是全都當道士了，隻不過是當和尚的相對要少一些罷了。
太一教的創派祖師蕭抱珍是河南人，他創立太一教的原因“遠法漢儀，近追前代，上稽下考，乃立教焉”。北宋被滅以後，金國得到了廣大地盤一時來不及納入版圖，而且他們也需要時間來消化、處理戰爭帶來的種種不利因素，更重要的一點是得需要一個代言人幫他們暫時管理、搜刮這些地盤，於是大家一商量，就強迫張邦昌當了皇帝。
正史對張邦昌的定義多為奸臣，近現代史料也基本上是差評，其人其事這裏不多研究了，但當皇帝這事前前後後可能還真有點冤枉這位奸臣了。總之，張邦昌當皇帝這事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群起而攻之吧，所以當了一個月皇帝以後，張邦昌也就下台了。
接著，1130年金人又把劉豫推上的皇帝位置，而且還是經過了宋高宗的冊封並建立了偽齊，負責為金國管理陝西、河南等地。史書對劉豫的評價就更差了，這家夥禍害了中原百姓長達八年，直到1137年被廢。
經過這幾年的消化，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正式成為了金國的行政區，這片土地上的南人們也正式加入了金國國籍。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蕭抱真站出來了，而且是跑到了女真人的老巢去正式立教，他想緊追的前代，自然就是北宋了，是表達自己對異族統治的不滿，還是弄個口號收買人心就難說了。
大道教的創派祖師劉德仁是滄州人，“讀書通大義”，自然也是個高學曆的。他親曆了國破家亡，於是閉門十五年以後，於1142年自稱太上老君“授以宗乘，傳以神筆，俾興大道正教，以度末世黎民”，於是這些末世的黎民翕然從風，紛紛加入大道教，跟隨這位教主，接受他的拯救。
金初時全真道則是融合三教，繼承了道家清淨無為思想和內丹學，融合禪宗，吸收儒家倫理，並迅速發展成為北方新道教的代表。
至於廣為人知的教主王重陽，同樣是“少讀書，係學籍”的文人，據說家裏也很有錢，“以財雄鄉裏”。
王重陽同樣是看不慣女真人的行徑，更不能忍受他們的統治，也有學者說他是得不到女真人的重用，總之就是“日酣於酒”，最終高唿“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吾今已過之矣！”於是失去了在金國出人頭地的希望以後便投身於道教大業了。事實證明，金國失去了一個無關緊要的小官，中國道教卻多了一個傳承近千年的道派。
1159年，王重陽正式把自己的名字從王中孚改為王喆，自號重陽真人，開始了他的創教之旅。
關於王重陽的傳說在金庸先生的小說裏講過不少，與事實也相差不大。他先是裝瘋賣傻，自稱王害風，又在村外挖了個地洞住在裏麵，這就是著名的“活死人墓”，武俠小說裏也有描寫。
接著他又在這個土洞的四隅，就是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個角上各栽海棠一株，然後稱“吾將使四海教風為一家”，說我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失敗了，那麽我就要一統江湖，成為道教至尊。誰能想得到，就是這個土洞最終成為了全真教的祖庭聖地，全真教也最終發展成為了道教北宗，和南方領了三山符籙的正一道的內修南宗南北分立。
所以說，北方新道教的發展是有著鮮明的特點的，那麽它們究竟新在哪裏了？
這三大道派都是在女真人的入主中原以後，在異族統治下創建並發展起來的，如果完全沿續和繼承傳統的道教，必然會和宋朝的舊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也就是和南方的道教是一個係統的，這是女真人的高壓的民族政策所不允許的，所以，這些創教的教主必然會尋找出讓女真人願意接受，至少是不反對的一條新的道路出來，這就意味著必須對舊道教加以改造，表麵上要和舊道教劃清界線，這樣新道教就和舊道教不可能存在什麽師承關係了，沒辦法，隻能是為了照顧統治階級的想法做出妥協。在此基礎上，新道教的教旨就有了新的變化，比如全真教“以柔弱謙下為本”，大道教“以無為清靜為宗”，太一教聲稱“弱者道之用”，向金國貴族們表達了自己是追求“柔弱”的，我們是“無為”的，完全不會反抗你們的意思。
由於道教從南北朝開始，特別是唐和北宋時期受到了統治階級的尊崇，可謂風光無限，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養成了清高的性情，脫離群眾了。如果兩宋相交這段時間，新道教繼續繼承舊道教的這種高高在上的脾氣，那麽普通百姓哪敢去高攀，所以新道教就不得已作出改變，以能解決、消除他們的精神痛苦為己任，這樣才可以吸收底層百姓以及如迷途的小羊般的文人士子的加入。所以，與傳統道教相比，新道教的組織、教義、發展等方麵都表顯出了不同的特征，總體說就是聖與俗的界限越來越不明顯，宗教和社會生活更加全麵、細致、緊密地融合，或者說道教離尋常百姓更近了，越來越接地氣了。
那麽南方的道教呢，同樣有這樣的需要發展而出現了諸如淨明道、清微道以及內修南宗等，雙方的共同特點都是更加側重於爭取底層民眾的信仰。
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哲學思想時曾經說過，宗教的苦難就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同時又是對現實的苦難的一種抗議，經過這些文化人的改造後的道教，適應了女真的壓迫，滿足了底層南人的需要，也隻有這樣，才會得到立足之地才會得到發展。至於在新道教發展過程中，委婉地、曲折地、消極地、脆弱地表達出來的那一絲絲不滿還是不提也罷，令人扼腕的是它們最終還是被女真人所收買，甚至成為了奴役、麻醉南人、鎮壓起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