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1161年-1189年，即金世宗統治時期。
真正讓金強盛起來的是金世宗完顏雍，他在位有29年中，開創了“大定盛世”，道教也在他統治時期得到了飛速發展，是三大新道教爆發式的發展階段。
金世宗早年的確是信奉過道教和佛教，這裏麵有社會環境的影響，有儒學思想的影響，也有來自母親的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地位的提高，特別是世宗即位以後，對道教和佛教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頗惑之，旋悟其非”，這是他自己說的話，說明了他開始不再信奉佛道了。
1162年，世宗的一條“詔免二稅戶為民”的命令，在維護了金人的統治和利益的同時，對佛寺經濟的打擊卻是沉重的，進一步說明了他對宗教的態度的轉變。
世宗的頭腦可以說遠超完顏家的先輩們了，甚至比絕大多數漢人皇帝要高明。他的政治眼光相當高，不僅不歧視南人，而且還拉攏、重用南人，特別是地主階級、文人士子，因為他們對於金人的統治都有用。對於道教，他同樣基於政治的角度，對於高道名道、道門首領以拉攏、安撫為主，對於底層的道教信眾及道教體係則嚴格管理，真是兩手抓，兩手都非常硬。
在拉攏道教高層方麵，1167年，世宗詔見大道教創始人劉德仁，安排他住在了中都的天長觀裏，賜號東嶽真人。1169年，專門為太一教的汲縣祖庭贈下了“萬壽額碑”。1186年，又請來了太一教三代祖師蕭誌衝來天長觀小住。
對於全真教則接見較晚，1187年十一月詔見玉陽真人王處一，1188年二月，又請來了長春真人丘處機主持萬春節的齋醮儀式，直到八月才讓這師兄弟二人帶上十萬錢離京。世宗臨死前還詔見王處一，王處一於1189年正月初三趕到時，世宗已於初二那天提前閉眼，二人最終沒有再見上一麵。
經過了皇帝的接見、招撫以後，北方這三個新興道教得到了迅速發展。太一教得到“萬壽額碑”以後，“聲教大振，門徒增盛，東漸於海”。劉德仁被皇帝接見迴來以後，大道教“傳其道者幾遍國中”。全真二子從中都迴來以後，《紫微觀記》描述了全真教“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隅，甲乙授受，牢不可破”，“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曆廣漠，雖十廬之邑，必有香火一席之奉”，可見發展勢頭如何之猛。
凡事過猶不及，民間宗教發展如果過度，必然會引起統治階級的警惕，最終會發生限製甚至毀佛滅道的悲劇。1173年大名和尚智究起義，1174年四月，世宗就向大臣們表示修那麽多寺廟完全就是浪費錢財，絕對是腦袋進水了，是到了限製的時候了。大定十五年（1175年），世宗宣布禁止“農民避課役為僧道”，大定十八年（1178年），下令“禁民間無得創興寺觀”，大定二十五年又數次下令民間禁止私自修建寺廟道觀，禁止私自出家，隻不過那時候的執行力差了很多。
晚年的世宗對人世間有了更多的留戀，對長生也產生了一些期望，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他在上京出差的時候，留守的皇太子完顏恭的突然病逝、對他又造成了極為沉重的打擊。國事的壓力、遲暮之年喪儲之痛，即便這樣都沒使他迷信佛道，反而是對儒家的天命觀非常認可，相信隻有上天才有權對人的進行獎懲，所以說世宗繼位以後一直把道教視為了一種政治工具，一手胡蘿卜重點拉攏，一手大棒加強管理，世宗對待宗教的清晰認識的確是少有人比。道教在世宗統治時期，以三大新道教為代表的道教如燎原般的迅速壯大，成為道教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
第三階段是1190年到1120年。
金章宗是世宗的孫子，他在位期間金國國力由盛轉衰，此時的道教發展勢頭引起了上層集團的恐慌。讀了些史書的女真貴族們也知道當年張角、孫恩、李弘之流的利用道教起義的事情，加之財政一直赤字，地裏也收不上來糧食，老百姓看起來越來越不安穩了，沒準哪天又冒出一個李角、王恩之類的拿宗教來反抗他們，於是金國加強了宗教的管控。
1190年明昌元年正月，官方明令“禁自披剃為僧道者”，十一月“以惑眾亂民”為由，正式“禁罷全真及五行毗廬”，1191年十月，“禁太一混元籙和私造庵室者”。對於官方的度牒管理，“敕僧道三年一試”，而且是八十取一，從而更嚴格地控製了僧道人數的增長。管理上，要求僧道“並聽拜父母”，“敕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諸如此類，對佛道的控製明顯加強了。
1190年以後的短短三年中，章宗發布了一係列的限製佛道的政策，沒有皇帝特批的寺廟道觀全部被收歸國有，“自是門庭蕭索，道侶散逸”，就連全真教的祖庭都被沒收了，北方的新道教迎來了寒冬，可謂損失慘重。
當然了，打擊是相對的，有針對性的，對於佛道兩教的高層，皇帝還是有特殊優待的。1197年開始，章宗連連詔見三教的高層，也經常會舉辦一些“普天大醮”，顯然還是離不開這些道教的活動的。
不久以後，由於政策的放鬆，三教又有所複蘇，“勢如風火，逾撲逾熾”，“已絕而複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複動矣”。
第四階段是1220年以後，金末元初是道教發展的又一個重要的時期，蒙古大軍的南侵，經曆了女真人百年統治的漢人，大多數已經接受並認同了女真人的統治地位，當又一次麵臨著另一個異族來滅國的命運時，而且蒙古人的民族屠殺政策可是更狠的，對他們的衝擊也就更為劇烈，所以又有一大批人選擇加入了道教。所以說，金初、金末兩次民族入侵的衝擊，是國家、民族的危機，卻是道教的發展契機。
金代不可迴避的一個現實問題是嚴重的民族壓迫，所以反抗女真人的起義一直沒有斷過。作為統治者政治工具的道教得到了優待，這裏麵除了能夠為金人所用來麻醉人民以外，還和這些新道教主動地或被動地投身於緩解或處理民族矛盾有關係。
早在1214年的時候，山東登州和海州百姓發動反金起義時，女真人就請了丘處機去對義軍進行“招諭”，結果憑借個人魅力和聲望，憑借三寸之舌，丘處機“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丘道長一人足抵萬人大軍了。
1220年金軍麵對蒙古人的閃電戰式的大舉南侵招架無力的時候，山東河北農民起義大麵積地暴發了，特別是著名的紅襖軍給了女真人沉重打擊，很快就在於忙兒的領導下打下了海州（連雲港）。八月，宋、夏兩國商量了一番後，決定趁他病要他命，相約著一起對金國發起了進攻，金國迅速衰落下來。
1232年，金國已經無力迴天了，當百姓紛紛逃離開封時，貪婪的女真人還在黃河渡口弄了收費站，於是百姓們便借著全真教的名義造反了。這時候全真教的玄微真人李誌遠開著寶馬就趕來了，在百姓麵前大開道場，大談“柔良”、“仁風”，一通忽悠下來，把這次反金運動化解了。
類似這種道教協助金國統治階級撲滅反金起義的事件並不少見，相較來說，新道教的發展對於北方的民族融合所做的些微貢獻來說，為金人統治各民族百姓的作用反而更大，特別是全真教，不僅沒有反過金，也沒有反過元。重要的代表人物丘處機就曾經多次替金、元化解起義，一些學者認為他們是在挽救人民免遭鎮壓，是在拯救他們，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完全不認可這種觀點，稱他們完全是扮演著異族鷹犬的角色。
1233年九月，金國派出了使臣向理宗求和，希望大家握手言歡，以後和平共處，現在嘛，大家一起共抗蒙古，要知道唇亡齒寒啊。不知道整個南宋朝廷是怎麽想的，麵對宿敵的一致對外的請求，很無情地拒絕也許是最後一次挽救自己的機會，所以1234年正月，金亡，四十五年以後的1279年二月，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趙昺投海殉國，宋朝也滅亡了，大元朝完成了南北一統。
真正讓金強盛起來的是金世宗完顏雍，他在位有29年中，開創了“大定盛世”，道教也在他統治時期得到了飛速發展，是三大新道教爆發式的發展階段。
金世宗早年的確是信奉過道教和佛教，這裏麵有社會環境的影響，有儒學思想的影響，也有來自母親的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地位的提高，特別是世宗即位以後，對道教和佛教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頗惑之，旋悟其非”，這是他自己說的話，說明了他開始不再信奉佛道了。
1162年，世宗的一條“詔免二稅戶為民”的命令，在維護了金人的統治和利益的同時，對佛寺經濟的打擊卻是沉重的，進一步說明了他對宗教的態度的轉變。
世宗的頭腦可以說遠超完顏家的先輩們了，甚至比絕大多數漢人皇帝要高明。他的政治眼光相當高，不僅不歧視南人，而且還拉攏、重用南人，特別是地主階級、文人士子，因為他們對於金人的統治都有用。對於道教，他同樣基於政治的角度，對於高道名道、道門首領以拉攏、安撫為主，對於底層的道教信眾及道教體係則嚴格管理，真是兩手抓，兩手都非常硬。
在拉攏道教高層方麵，1167年，世宗詔見大道教創始人劉德仁，安排他住在了中都的天長觀裏，賜號東嶽真人。1169年，專門為太一教的汲縣祖庭贈下了“萬壽額碑”。1186年，又請來了太一教三代祖師蕭誌衝來天長觀小住。
對於全真教則接見較晚，1187年十一月詔見玉陽真人王處一，1188年二月，又請來了長春真人丘處機主持萬春節的齋醮儀式，直到八月才讓這師兄弟二人帶上十萬錢離京。世宗臨死前還詔見王處一，王處一於1189年正月初三趕到時，世宗已於初二那天提前閉眼，二人最終沒有再見上一麵。
經過了皇帝的接見、招撫以後，北方這三個新興道教得到了迅速發展。太一教得到“萬壽額碑”以後，“聲教大振，門徒增盛，東漸於海”。劉德仁被皇帝接見迴來以後，大道教“傳其道者幾遍國中”。全真二子從中都迴來以後，《紫微觀記》描述了全真教“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隅，甲乙授受，牢不可破”，“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曆廣漠，雖十廬之邑，必有香火一席之奉”，可見發展勢頭如何之猛。
凡事過猶不及，民間宗教發展如果過度，必然會引起統治階級的警惕，最終會發生限製甚至毀佛滅道的悲劇。1173年大名和尚智究起義，1174年四月，世宗就向大臣們表示修那麽多寺廟完全就是浪費錢財，絕對是腦袋進水了，是到了限製的時候了。大定十五年（1175年），世宗宣布禁止“農民避課役為僧道”，大定十八年（1178年），下令“禁民間無得創興寺觀”，大定二十五年又數次下令民間禁止私自修建寺廟道觀，禁止私自出家，隻不過那時候的執行力差了很多。
晚年的世宗對人世間有了更多的留戀，對長生也產生了一些期望，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他在上京出差的時候，留守的皇太子完顏恭的突然病逝、對他又造成了極為沉重的打擊。國事的壓力、遲暮之年喪儲之痛，即便這樣都沒使他迷信佛道，反而是對儒家的天命觀非常認可，相信隻有上天才有權對人的進行獎懲，所以說世宗繼位以後一直把道教視為了一種政治工具，一手胡蘿卜重點拉攏，一手大棒加強管理，世宗對待宗教的清晰認識的確是少有人比。道教在世宗統治時期，以三大新道教為代表的道教如燎原般的迅速壯大，成為道教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
第三階段是1190年到1120年。
金章宗是世宗的孫子，他在位期間金國國力由盛轉衰，此時的道教發展勢頭引起了上層集團的恐慌。讀了些史書的女真貴族們也知道當年張角、孫恩、李弘之流的利用道教起義的事情，加之財政一直赤字，地裏也收不上來糧食，老百姓看起來越來越不安穩了，沒準哪天又冒出一個李角、王恩之類的拿宗教來反抗他們，於是金國加強了宗教的管控。
1190年明昌元年正月，官方明令“禁自披剃為僧道者”，十一月“以惑眾亂民”為由，正式“禁罷全真及五行毗廬”，1191年十月，“禁太一混元籙和私造庵室者”。對於官方的度牒管理，“敕僧道三年一試”，而且是八十取一，從而更嚴格地控製了僧道人數的增長。管理上，要求僧道“並聽拜父母”，“敕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諸如此類，對佛道的控製明顯加強了。
1190年以後的短短三年中，章宗發布了一係列的限製佛道的政策，沒有皇帝特批的寺廟道觀全部被收歸國有，“自是門庭蕭索，道侶散逸”，就連全真教的祖庭都被沒收了，北方的新道教迎來了寒冬，可謂損失慘重。
當然了，打擊是相對的，有針對性的，對於佛道兩教的高層，皇帝還是有特殊優待的。1197年開始，章宗連連詔見三教的高層，也經常會舉辦一些“普天大醮”，顯然還是離不開這些道教的活動的。
不久以後，由於政策的放鬆，三教又有所複蘇，“勢如風火，逾撲逾熾”，“已絕而複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複動矣”。
第四階段是1220年以後，金末元初是道教發展的又一個重要的時期，蒙古大軍的南侵，經曆了女真人百年統治的漢人，大多數已經接受並認同了女真人的統治地位，當又一次麵臨著另一個異族來滅國的命運時，而且蒙古人的民族屠殺政策可是更狠的，對他們的衝擊也就更為劇烈，所以又有一大批人選擇加入了道教。所以說，金初、金末兩次民族入侵的衝擊，是國家、民族的危機，卻是道教的發展契機。
金代不可迴避的一個現實問題是嚴重的民族壓迫，所以反抗女真人的起義一直沒有斷過。作為統治者政治工具的道教得到了優待，這裏麵除了能夠為金人所用來麻醉人民以外，還和這些新道教主動地或被動地投身於緩解或處理民族矛盾有關係。
早在1214年的時候，山東登州和海州百姓發動反金起義時，女真人就請了丘處機去對義軍進行“招諭”，結果憑借個人魅力和聲望，憑借三寸之舌，丘處機“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丘道長一人足抵萬人大軍了。
1220年金軍麵對蒙古人的閃電戰式的大舉南侵招架無力的時候，山東河北農民起義大麵積地暴發了，特別是著名的紅襖軍給了女真人沉重打擊，很快就在於忙兒的領導下打下了海州（連雲港）。八月，宋、夏兩國商量了一番後，決定趁他病要他命，相約著一起對金國發起了進攻，金國迅速衰落下來。
1232年，金國已經無力迴天了，當百姓紛紛逃離開封時，貪婪的女真人還在黃河渡口弄了收費站，於是百姓們便借著全真教的名義造反了。這時候全真教的玄微真人李誌遠開著寶馬就趕來了，在百姓麵前大開道場，大談“柔良”、“仁風”，一通忽悠下來，把這次反金運動化解了。
類似這種道教協助金國統治階級撲滅反金起義的事件並不少見，相較來說，新道教的發展對於北方的民族融合所做的些微貢獻來說，為金人統治各民族百姓的作用反而更大，特別是全真教，不僅沒有反過金，也沒有反過元。重要的代表人物丘處機就曾經多次替金、元化解起義，一些學者認為他們是在挽救人民免遭鎮壓，是在拯救他們，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完全不認可這種觀點，稱他們完全是扮演著異族鷹犬的角色。
1233年九月，金國派出了使臣向理宗求和，希望大家握手言歡，以後和平共處，現在嘛，大家一起共抗蒙古，要知道唇亡齒寒啊。不知道整個南宋朝廷是怎麽想的，麵對宿敵的一致對外的請求，很無情地拒絕也許是最後一次挽救自己的機會，所以1234年正月，金亡，四十五年以後的1279年二月，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趙昺投海殉國，宋朝也滅亡了，大元朝完成了南北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