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繁華之後的瘋狂，南宋的道教發展總體上算是正常了。到宋孝宗趙昚，這位史書上評價為南宋曆史上“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首”的皇帝，“即位之初，銳誌恢複”，無論結果如何，想幹出一番事業來的想法首先是有的，這一點是必須給予表揚和肯定。
對於道教，孝宗個人表示說我是非常崇信的，史書對他的好評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對於宗教也算是有比較正確、清楚的認識。
在《續資治通鑒》裏有這樣一段記載，在乾道四年（1168年）的某一天，在與大臣李燾談話的時候二人聊到了科舉，孝宗表示道士也好，和尚也罷，如果他們自己在深山老林裏餐風飲露，追求仙道也好，禮佛念經也好，這些都屬於個人行為，對國家本就沒有什麽危害，可是如果讓他們參加科舉，那絕對是腦袋讓門夾了。科舉事關一個國家的興亡，選拔的是治國的人才，佛經、道經是什麽？用它們讓國家修仙禮佛嗎，能變出糧食來，能打退敵人嗎？
孝宗這麽說絕對不是盲目的，沒有根據的，也不是偏激的。他本人“尤精內景”，至少對於道經是有很深地了解，所以他清楚道教的本質，才會主張政教要分開，其中也離不開高宗的治國崇道政策對他的影響，所以在他執政時期，道教在發展的同時，並沒有過多參與到政治之中。
實際上孝宗崇道的表現也離不開老三樣，無非就是修道觀，籠絡一批道士以及對道經的整理。
首先是在搞工程建設上，現在的新領導上任最喜歡搞土建，孝宗也一樣，上一章提到高宗修建顯應觀是因為那位崔府君，孝宗時進一步提升了他的地位，顯應觀也派了專人負責日常的管理，同時還增加了觀裏的道士，至於田產之類的也沒少給。其他的諸如天慶觀、崇道觀、桐柏宮等同樣有所表示，除了經常親自去宮觀裏視察工作，燒香敬神，日常修繕的銀子也沒少給。
第二是他身邊的道士圈子，經常詔見的道士有劉烈、莎衣道人、袁宗善、留用光、歐陽士鼎、顛仙傅得一等等，這些道士的生平就不多講了。孝宗除了和這些道士談些煉養、道經以外，他還經常參加一些祈禳、齋醮儀式，除了向滿天神靈求保佑，就是求雨之類的。
第三是在文化方麵，孝宗親自操刀寫了一篇論文，就是著名的《原道論》，很明顯是針對前麵講到過的韓愈那篇《原道》而寫的。韓愈的反佛反道比較偏激，前麵講過他主張對佛道“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三光政策，孝宗顯然是很不以為然，所以崇道的孝宗站在三教一致的立場上，專門寫了這篇文章。
具體內容就不講了，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找來讀讀。孝宗的結論是“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惟聖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皇帝的大作問世以後，大臣們立刻拜讀，然後儒家就感覺不好了，比如史文惠、程泰之等人就通過各種方式向孝宗表示您這篇文章不合適，得改改，要不然後世會被人詬病的。孝宗聽完了，表示你們說的有道理，那這樣吧，我把文章的題目改成《三教論》吧，這已經很顯得他虛心納諫了，至於改裏麵的觀點，那怎麽可能。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就是道藏方麵，由於徽宗時期弄的《政和萬壽道藏》毀於金兵入侵的戰火中，於是孝宗又組織道士收集、抄錄原來的《政和道藏》。據說這部道藏是福州孝光觀的珍藏，被孝宗征用來的，然後安排道士抄錄、整理，並進行必要的增添，曆時六年，最後於淳熙四年（1177年）編成《瓊章寶藏》，並賜到了各地的道觀裏，這是宋朝第六次整理道藏。
另外，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孝宗也曾經濫發度牒。徽宗時道士太多了，主要是度牒發得太濫，導致了道士隊伍質量也下降了，所以高宗曾經停止了度牒的發放，一度曾造成道士銳減。在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時又恢複了度牒的發放，可惜他沒有練到收發自如的高深境界，結果又有點失控。孝宗即位以後，於隆興二年（1164年）先是加強了度牒的審核，不過效果不明顯，甚至影響到了國家的人口分布。於是在1178年孝宗說“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麵反映孝宗的崇道態度。
既然是提倡三教一致，那麽孝宗對於佛教的態度如何呢？詳細不多講了，實際上對於佛教，孝宗比道教更加崇信一些，或者說更偏袒一些佛教。不過他的態度很明確，儒學可以治世，而道、佛則是精神層麵的，不能幹預政治。通過前輩們毀佛滅道的那些實例可以看出來，根植在社會中的宗教是不可能被毀滅的，一個高明的政治家要善於掌控，把佛教和道教向著有利於統治和國家發展的方向引導。
孝宗之後，怕老婆的光宗和兒子都早夭的寧宗先後統治了南宋三十幾年，道教話題寥寥，一筆帶過。接下來進入了宋理宗時期，據說宋理宗的血統不是很純正，關於他的生平、功業之類的不多講了。
南渡以後，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影響，道教自身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道教發展上表現出了整體上愈加世俗化的特點。在三教融合進一步深入的政治大環境下，在理宗的支持下，道教顯示出自己的特點來，符籙和內丹進一步融合，三教融合的加速，道教也吸收了很多儒學和禪宗的內容，從而世俗化有了一個飛躍性的發展。
理宗時期，和道教有關的有三件事值得講一下，一是天師道的三十五代天師張可大統領了“三山符籙”，二是理宗和女冠吳知古的故事，三是涉及了一部道教經書《太上感應篇》。
道教符籙派傳承最為久遠，也公認最為正統的三派，分別是龍虎山的張天師家的正一派、閣皂山的靈寶派和茅山的上清派。三山符籙的三山的概念提出時間，學術界普遍認可是北宋哲宗時期，徽宗時曾有統一這三山的想法。
事實上，在北宋時期三山以茅山為主，前麵講過上清一脈經南北朝及唐代發展，影響力已經極大，就連天師、靈寶同樣也在學習上清的道法。雖然上清派一直堅持上層路線，這很成功，不過在整個南宋時期茅山宗共出了十五位宗師，名氣是不小，皇帝也接見，但除了蔣宗英以外，其他人都沒有什麽著述留下來，學術氛圍遠遠不及南北朝和唐代。
隨著道教的世俗化，比較接地氣的龍虎山在民間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天師道除了有皇帝的重視，民間的聲望也越來越高。張可大和理宗關係是非常鐵的，時不時的就開著寶馬從龍虎山跑到杭州來見皇帝，幫皇帝舉辦齋醮法事，為皇帝緩解內憂外患帶來的巨大壓力。
就這樣，在寶佑二年（1254年），理宗下旨，“敕提舉三山符籙，乘禦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事”，算是官方上宣布正一派的江南的道教的龍頭老大的地位。1262年，張可大早了理宗兩年辭世，理宗極為重視他的身後事，專門安排丞相江萬裏親自撰寫碑銘。
至於理宗和女冠吳知古的不得不說的那個故事，在《宋史》中有很多記載，而且多是一種批判、否定的態度。
吳知古的生平暫時還不可考，北宋為什麽寵信她的原因也沒有記載，所以這一直算是一個謎。道友們都知道，宋朝是一個極重祖宗禮法的時代，早在北宋仁宗時期，1039年曾經有過一道算是家法的命令：“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而這位這吳知古“出入宮禁”，而且是達十多年之久，加上她還有招權納賄、幹擾朝政的行為，牟子才傳裏記載吳知古恃寵而為自己侄子吳子聰走後門弄官的事情。於是，一幹士大夫們，包括李韶、牟子才、杜範、楊棟在內，紛紛給理宗上書表示您要自律、自愛啊。比如楊棟說：“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側目而不亟去之乎？”
如果仔細研究這些記載就不難發現，這些大臣們反對吳知古實際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這個女道士隻是宮裏掌管焚香祝天這些宗教事情，為自己的侄子走個後門弄個小官兒當，古往今來這算什麽事嗎？之所以拿她來說事，要看到問題的本質。縱觀這些給皇帝的意見書，裏麵都會帶上一句和當前的國際形勢、國內危機有關的話，就是現在內憂外患，國家都已經這樣了，您老人家就別總天天不務正業了，該“自省”了。
女冠事件的並沒有取得一個雙方皆大歡喜的結局，理宗沒有表現出上位者高高在上的虛懷若穀的素質，大臣們的勸諫多數時間根本就裝沒聽到，甚至生氣的時候還會把大臣開除迴家，其幕後的原因究竟為何就無據可考了，但讓理宗和大臣們解決內憂外患的局麵，顯然是個高難度的課題。
那麽他們是否真的對這個國家放棄了呢，當然是不可能的，比如《太上感應篇》這部道經的推廣，就是他們在努力的一個證明。
很多人都應該聽到過《太上感應篇》的名字，它曾經頻繁出現在仙俠、修真小說裏的一部經書，在小說裏被套上了一層無上神秘的麵紗，至少聽起來就很高大上。喜歡修真小說的道友，可能在一些小說中看到過太上感應、冰心訣等的功法，一般為以一種非常正統、高級的秘法形式出現，實際上道教的《太上感應篇》並不是一篇道家修行的功法，更談上修仙秘法，而是一篇很樸實的勸人向善的短文，甚至有人稱他為古今第一善書。
這部經書的作者、時代都不可考了，記載較早是出現在《宋史》中，北宋末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曾為寧作過讚，徽宗時期收入了《政和萬壽道藏》。到了南宋初它就開始廣為流傳，明清時期更是成了暢銷書。
理宗時，臨安天一宮道士胡瑩微自己打算刊印了一批《太上感應篇》。這是一個非常有想法的道士，付諸行動之前他給理宗上了一份《進太上感應篇表》，打算借皇權推動這次行動。理宗看過以後，欣然采納，而且還親筆提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個大字，由此胡道士版的《太上感應篇》憑空增添了官方正統的威勢。此後，名儒大官們紛紛為這部道經作序，希望借著這本小冊子為自己增加一點名望。
那麽為什麽皇權、儒家們會推崇這篇道教的短文呢？這裏麵有多方麵的原因，首先是理宗時期的內憂外患的壓力巨大，沒有安全感的不僅僅是底層的百姓，皇帝也一樣。所以為了給脆弱的心靈一點安慰，理學產生了，封建倫常被本體化了，仁義禮智信成為了道德標準被推廣成為宇宙的法則。《太上感應篇》雖然是道教的經書，但其內容是建立在三教合一上的，它吸收了儒家的倫理觀、道德觀，當然這同樣也是道教世俗化的一個表現，所以《太上感應篇》才會得到大家的認可。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慶元黨禁以後的門戶矛盾之中，理學一直活躍在邊緣，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特別是來自蒙古人的文化威壓之下，理宗時期的理學漸漸確立了自己的“政統”地位。特別是在1241年，理宗敕令全麵接受理學，同時把周惇頤、張載、二程、朱熹等人列到孔子從祀名單之中，這就是說南宋已經全麵接受了理學的倫理觀、道德觀，而《太上感應篇》的內容和在道教中的地位，恰好符合當時“文明擴張”的需要，成為對抗蒙古人的軍事和文化侵略的工具。當然了，《太上感應篇》內容的通俗、簡潔，非常適合傳播，百姓接受起來也非常容易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關於《太上感應篇》的內容就不講了，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找找，其中列舉的很多善惡標準就算放到現在也適用。
理宗以後，南宋就日趨沒落，加速滅亡了。宋度宗趙禥是個酒色皇帝，也很幸福地死在了酒色上麵；宋恭帝趙隰成為了忽必烈的俘虜，還被強製出了家；宋端宗趙昰也沒能和高宗那樣的幸運，沒能再開創一個南宋來，流亡途中被嚇死了；末代皇帝宋衛王趙昺最可憐，隻是一個8歲的孩子，當了兩年皇帝就投水殉國，也標誌著宋朝的落幕。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皇朝更迭，百姓依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舊接受著封建統治者的剝削，道教也積極適應著不同的領導的統治，為發展、為生存努力著。
對於道教，孝宗個人表示說我是非常崇信的，史書對他的好評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對於宗教也算是有比較正確、清楚的認識。
在《續資治通鑒》裏有這樣一段記載，在乾道四年（1168年）的某一天，在與大臣李燾談話的時候二人聊到了科舉，孝宗表示道士也好，和尚也罷，如果他們自己在深山老林裏餐風飲露，追求仙道也好，禮佛念經也好，這些都屬於個人行為，對國家本就沒有什麽危害，可是如果讓他們參加科舉，那絕對是腦袋讓門夾了。科舉事關一個國家的興亡，選拔的是治國的人才，佛經、道經是什麽？用它們讓國家修仙禮佛嗎，能變出糧食來，能打退敵人嗎？
孝宗這麽說絕對不是盲目的，沒有根據的，也不是偏激的。他本人“尤精內景”，至少對於道經是有很深地了解，所以他清楚道教的本質，才會主張政教要分開，其中也離不開高宗的治國崇道政策對他的影響，所以在他執政時期，道教在發展的同時，並沒有過多參與到政治之中。
實際上孝宗崇道的表現也離不開老三樣，無非就是修道觀，籠絡一批道士以及對道經的整理。
首先是在搞工程建設上，現在的新領導上任最喜歡搞土建，孝宗也一樣，上一章提到高宗修建顯應觀是因為那位崔府君，孝宗時進一步提升了他的地位，顯應觀也派了專人負責日常的管理，同時還增加了觀裏的道士，至於田產之類的也沒少給。其他的諸如天慶觀、崇道觀、桐柏宮等同樣有所表示，除了經常親自去宮觀裏視察工作，燒香敬神，日常修繕的銀子也沒少給。
第二是他身邊的道士圈子，經常詔見的道士有劉烈、莎衣道人、袁宗善、留用光、歐陽士鼎、顛仙傅得一等等，這些道士的生平就不多講了。孝宗除了和這些道士談些煉養、道經以外，他還經常參加一些祈禳、齋醮儀式，除了向滿天神靈求保佑，就是求雨之類的。
第三是在文化方麵，孝宗親自操刀寫了一篇論文，就是著名的《原道論》，很明顯是針對前麵講到過的韓愈那篇《原道》而寫的。韓愈的反佛反道比較偏激，前麵講過他主張對佛道“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三光政策，孝宗顯然是很不以為然，所以崇道的孝宗站在三教一致的立場上，專門寫了這篇文章。
具體內容就不講了，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找來讀讀。孝宗的結論是“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惟聖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皇帝的大作問世以後，大臣們立刻拜讀，然後儒家就感覺不好了，比如史文惠、程泰之等人就通過各種方式向孝宗表示您這篇文章不合適，得改改，要不然後世會被人詬病的。孝宗聽完了，表示你們說的有道理，那這樣吧，我把文章的題目改成《三教論》吧，這已經很顯得他虛心納諫了，至於改裏麵的觀點，那怎麽可能。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就是道藏方麵，由於徽宗時期弄的《政和萬壽道藏》毀於金兵入侵的戰火中，於是孝宗又組織道士收集、抄錄原來的《政和道藏》。據說這部道藏是福州孝光觀的珍藏，被孝宗征用來的，然後安排道士抄錄、整理，並進行必要的增添，曆時六年，最後於淳熙四年（1177年）編成《瓊章寶藏》，並賜到了各地的道觀裏，這是宋朝第六次整理道藏。
另外，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孝宗也曾經濫發度牒。徽宗時道士太多了，主要是度牒發得太濫，導致了道士隊伍質量也下降了，所以高宗曾經停止了度牒的發放，一度曾造成道士銳減。在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時又恢複了度牒的發放，可惜他沒有練到收發自如的高深境界，結果又有點失控。孝宗即位以後，於隆興二年（1164年）先是加強了度牒的審核，不過效果不明顯，甚至影響到了國家的人口分布。於是在1178年孝宗說“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麵反映孝宗的崇道態度。
既然是提倡三教一致，那麽孝宗對於佛教的態度如何呢？詳細不多講了，實際上對於佛教，孝宗比道教更加崇信一些，或者說更偏袒一些佛教。不過他的態度很明確，儒學可以治世，而道、佛則是精神層麵的，不能幹預政治。通過前輩們毀佛滅道的那些實例可以看出來，根植在社會中的宗教是不可能被毀滅的，一個高明的政治家要善於掌控，把佛教和道教向著有利於統治和國家發展的方向引導。
孝宗之後，怕老婆的光宗和兒子都早夭的寧宗先後統治了南宋三十幾年，道教話題寥寥，一筆帶過。接下來進入了宋理宗時期，據說宋理宗的血統不是很純正，關於他的生平、功業之類的不多講了。
南渡以後，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影響，道教自身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道教發展上表現出了整體上愈加世俗化的特點。在三教融合進一步深入的政治大環境下，在理宗的支持下，道教顯示出自己的特點來，符籙和內丹進一步融合，三教融合的加速，道教也吸收了很多儒學和禪宗的內容，從而世俗化有了一個飛躍性的發展。
理宗時期，和道教有關的有三件事值得講一下，一是天師道的三十五代天師張可大統領了“三山符籙”，二是理宗和女冠吳知古的故事，三是涉及了一部道教經書《太上感應篇》。
道教符籙派傳承最為久遠，也公認最為正統的三派，分別是龍虎山的張天師家的正一派、閣皂山的靈寶派和茅山的上清派。三山符籙的三山的概念提出時間，學術界普遍認可是北宋哲宗時期，徽宗時曾有統一這三山的想法。
事實上，在北宋時期三山以茅山為主，前麵講過上清一脈經南北朝及唐代發展，影響力已經極大，就連天師、靈寶同樣也在學習上清的道法。雖然上清派一直堅持上層路線，這很成功，不過在整個南宋時期茅山宗共出了十五位宗師，名氣是不小，皇帝也接見，但除了蔣宗英以外，其他人都沒有什麽著述留下來，學術氛圍遠遠不及南北朝和唐代。
隨著道教的世俗化，比較接地氣的龍虎山在民間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天師道除了有皇帝的重視，民間的聲望也越來越高。張可大和理宗關係是非常鐵的，時不時的就開著寶馬從龍虎山跑到杭州來見皇帝，幫皇帝舉辦齋醮法事，為皇帝緩解內憂外患帶來的巨大壓力。
就這樣，在寶佑二年（1254年），理宗下旨，“敕提舉三山符籙，乘禦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事”，算是官方上宣布正一派的江南的道教的龍頭老大的地位。1262年，張可大早了理宗兩年辭世，理宗極為重視他的身後事，專門安排丞相江萬裏親自撰寫碑銘。
至於理宗和女冠吳知古的不得不說的那個故事，在《宋史》中有很多記載，而且多是一種批判、否定的態度。
吳知古的生平暫時還不可考，北宋為什麽寵信她的原因也沒有記載，所以這一直算是一個謎。道友們都知道，宋朝是一個極重祖宗禮法的時代，早在北宋仁宗時期，1039年曾經有過一道算是家法的命令：“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而這位這吳知古“出入宮禁”，而且是達十多年之久，加上她還有招權納賄、幹擾朝政的行為，牟子才傳裏記載吳知古恃寵而為自己侄子吳子聰走後門弄官的事情。於是，一幹士大夫們，包括李韶、牟子才、杜範、楊棟在內，紛紛給理宗上書表示您要自律、自愛啊。比如楊棟說：“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側目而不亟去之乎？”
如果仔細研究這些記載就不難發現，這些大臣們反對吳知古實際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這個女道士隻是宮裏掌管焚香祝天這些宗教事情，為自己的侄子走個後門弄個小官兒當，古往今來這算什麽事嗎？之所以拿她來說事，要看到問題的本質。縱觀這些給皇帝的意見書，裏麵都會帶上一句和當前的國際形勢、國內危機有關的話，就是現在內憂外患，國家都已經這樣了，您老人家就別總天天不務正業了，該“自省”了。
女冠事件的並沒有取得一個雙方皆大歡喜的結局，理宗沒有表現出上位者高高在上的虛懷若穀的素質，大臣們的勸諫多數時間根本就裝沒聽到，甚至生氣的時候還會把大臣開除迴家，其幕後的原因究竟為何就無據可考了，但讓理宗和大臣們解決內憂外患的局麵，顯然是個高難度的課題。
那麽他們是否真的對這個國家放棄了呢，當然是不可能的，比如《太上感應篇》這部道經的推廣，就是他們在努力的一個證明。
很多人都應該聽到過《太上感應篇》的名字，它曾經頻繁出現在仙俠、修真小說裏的一部經書，在小說裏被套上了一層無上神秘的麵紗，至少聽起來就很高大上。喜歡修真小說的道友，可能在一些小說中看到過太上感應、冰心訣等的功法，一般為以一種非常正統、高級的秘法形式出現，實際上道教的《太上感應篇》並不是一篇道家修行的功法，更談上修仙秘法，而是一篇很樸實的勸人向善的短文，甚至有人稱他為古今第一善書。
這部經書的作者、時代都不可考了，記載較早是出現在《宋史》中，北宋末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曾為寧作過讚，徽宗時期收入了《政和萬壽道藏》。到了南宋初它就開始廣為流傳，明清時期更是成了暢銷書。
理宗時，臨安天一宮道士胡瑩微自己打算刊印了一批《太上感應篇》。這是一個非常有想法的道士，付諸行動之前他給理宗上了一份《進太上感應篇表》，打算借皇權推動這次行動。理宗看過以後，欣然采納，而且還親筆提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個大字，由此胡道士版的《太上感應篇》憑空增添了官方正統的威勢。此後，名儒大官們紛紛為這部道經作序，希望借著這本小冊子為自己增加一點名望。
那麽為什麽皇權、儒家們會推崇這篇道教的短文呢？這裏麵有多方麵的原因，首先是理宗時期的內憂外患的壓力巨大，沒有安全感的不僅僅是底層的百姓，皇帝也一樣。所以為了給脆弱的心靈一點安慰，理學產生了，封建倫常被本體化了，仁義禮智信成為了道德標準被推廣成為宇宙的法則。《太上感應篇》雖然是道教的經書，但其內容是建立在三教合一上的，它吸收了儒家的倫理觀、道德觀，當然這同樣也是道教世俗化的一個表現，所以《太上感應篇》才會得到大家的認可。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慶元黨禁以後的門戶矛盾之中，理學一直活躍在邊緣，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特別是來自蒙古人的文化威壓之下，理宗時期的理學漸漸確立了自己的“政統”地位。特別是在1241年，理宗敕令全麵接受理學，同時把周惇頤、張載、二程、朱熹等人列到孔子從祀名單之中，這就是說南宋已經全麵接受了理學的倫理觀、道德觀，而《太上感應篇》的內容和在道教中的地位，恰好符合當時“文明擴張”的需要，成為對抗蒙古人的軍事和文化侵略的工具。當然了，《太上感應篇》內容的通俗、簡潔，非常適合傳播，百姓接受起來也非常容易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關於《太上感應篇》的內容就不講了，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找找，其中列舉的很多善惡標準就算放到現在也適用。
理宗以後，南宋就日趨沒落，加速滅亡了。宋度宗趙禥是個酒色皇帝，也很幸福地死在了酒色上麵；宋恭帝趙隰成為了忽必烈的俘虜，還被強製出了家；宋端宗趙昰也沒能和高宗那樣的幸運，沒能再開創一個南宋來，流亡途中被嚇死了；末代皇帝宋衛王趙昺最可憐，隻是一個8歲的孩子，當了兩年皇帝就投水殉國，也標誌著宋朝的落幕。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皇朝更迭，百姓依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舊接受著封建統治者的剝削，道教也積極適應著不同的領導的統治，為發展、為生存努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