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後是宋英宗，在位僅五年，三十幾歲就崩了，其後的宋神宗和宋哲宗基本上都沿續了仁宗時期的宗教政策，道教規模也基本穩定，道士女冠數量一直保持在兩萬人左右。
學者們經常喜歡用“積貧積弱”這個詞來形容宋朝，貌似宋朝一直就是一個花架子，繁華的背後永遠是弱小，永遠缺錢。宋神宗趙頊接過大宋江山來以後，三冗（冗員、冗兵、冗費）現象越來越嚴重，國家負擔越來越重，階級矛盾更加尖銳，神宗感覺自己被巨大的包袱拖得快喘不過氣來了，唉，怎麽哪都要銀子啊，我可是一國之主，怎麽這麽窮啊，心情更不好了。
1069年二月，宋神宗接班後的第三年，為了富國強兵，啟用王安石開始變法，曆史上又稱為熙寧變法，具體的變法過程、內容、影響和王安石的功過是非就不多講了，道友們應該都了解，這裏隻簡單講一些涉及宗教方麵的內容。
為了解決三冗問題，變法過程中需要大量裁員。裁員在任何時代都屬於砸飯碗的舉動，後續如果沒有妥善的應對措施，很容易造成嚴重後果。當時的做法是把變法中裁下來的官員們發配到了各地的道觀裏，至於哪些人被裁了就不是我們需要關心的了。當然了，並不是讓他們出家當道士，而是去宮觀裏當個閑職，領點工資養老，所以道教在王安石變法推行中也成了重要的一個部分。
在宮觀裏安置官員這件事還要從真宗說起，當時他不是修建了不少宮觀嘛，同時還附送一批管理人員去打理，以示對道教的重視，後來逐漸就形成一個新的祠?製度。這些被裁掉的官員，或多或少的都有圈子有人脈有背景，勢力也不容忽視，退休的老幹部同樣能發揮餘熱嘛，所以這些人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道教的發展，這應該不難理解。
感覺自己依然缺錢，很缺錢的神宗還進一步收緊、加強了披度製度，特別是僧人的披度，這樣做既可以加強對寺廟的控製，又可以撈錢，一張度牒和貨真價實的貨幣建立了對應關係，需要錢的時候發一批，和尚多了可以再收緊一些，真是一箭雙雕的好辦法，這種摟錢的辦法不用人教，神宗自己就會運用自如。
另外改革中的青苗法、免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國庫收入，不過免役法在執行的時候，除了原來免役的官僚大地主們也得交錢以外，原來同樣不用負擔差役的寺院宮觀也得繳納一半的役錢，稱為“助役錢”，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製了道教的發展。
當然了，神宗在精神上、政治統治上同樣是離不開道教的，雖然沒有像真宗那樣大修大建，但也修建了一些宮觀，給一些高道加封尊號，至於祈福道場這是涉及國家的禮製肯定是要舉辦的。神宗招攬的道士中有一個叫陳景元，他在道學研究上還是有一定成就的，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陳景元曾經主持修編過《道德經》《南華經》《靈寶經》等道教經籍，與王安石等人交往密切，頗受神宗尊崇。
神宗時期的科舉製度同樣深受道教影響，特別是王安石變法以後，大家開口新政，閉口性命，誰都得讀幾本老莊，要不然和別人都聊不到一起。司馬光說過：“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為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出門見著個熟人，總得接著你探討幾句道可道，此風著實令人堪憂啊”。這種風氣，逐漸蔓延到科舉應試中，考生們都喜歡引用老莊作答，考官也喜歡看這些答卷。當然，最初的時候老莊並不在科舉考試之內的，後來出題的考官都開始在老莊中找題目了。
1080年十月十六日，時任右街道錄的張居善請示神宗說：“陛下，以後再招道官時，要適當嚴格一些，至少要考試《道德經》《靈寶度人經》和《南華經》這些經典經義，再口試科儀祝讀，要不然一些混飯吃的都進來了，顯得太不嚴肅了。”神宗一聽主意不錯，於是下詔宣布以後的道官招收要實行考試製度。這種考試製度的推出，一方麵加強了官方對道教的控製力，另一方麵也加深了道教官辦的背景，長遠上看是更利於道教發展的。
再說幾句神宗時期的佛教吧。上一章提到了二程就理上論反佛，之所以反佛而並沒有針對道教，二人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從前麵列出的數據上可以看得出來，相比有幾十萬僧尼的佛教來說，道教這一兩萬人實在是顯得太微不足道了，太可憐了，所以二程的矛頭主要是對準了佛教，對於道教雖然也是貶多褒少，但還會偶爾給個好評，這裏也就不再詳細展開說了，簡單說一下。
首先，二程對佛教了解是相當透徹的，因為他們曾經多次去寺廟裏實地考察，“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與大德高僧們深入交談，其學說中也吸收了一些佛學的內容，但儒釋天然就存在不可調節的世界觀，所以他們是排斥佛教的。
佛教構建的是虛幻的世界觀，他們認為儒家常住的世界觀是不合理的，而且在生滅變化觀和人性上的觀點同樣有悖於儒學。儒家的忠孝仁義的封建倫理綱常又是建立在家國天下的基礎上的，君臣父子是根基，佛教的出世，舍棄妻子、君父、世俗，脫離現實隻為了追求自己超脫輪迴成佛的那一套，是倡導三綱五常的儒家們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二程直接說“釋氏之說，其歸欺詐”，“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二程說佛教的自私自利的人生觀是違背自然的，是違背天理的，佛教的很多理論前後不連貫甚至相互矛盾，哲學層麵上，佛學又是隻務上達而沒有下學，如此種種吧，二程是在立足儒家的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對佛學加以深刻的批判，這種思想影響極為深遠，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均在他們的思想基礎上，逐漸發展形成了唯心理學和唯心的心學體係，從此占據了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直到五四運動才被終結。
限於對佛學和儒學的腦容量的嚴重不足，這裏隻能講些皮毛，深入的哲學層麵的內容不是我能駕馭得了的，所以不再多講了。
正是由於新儒學的興起，到了百年以後的哲宗時期，也就是在大約1087年，官方正式下詔“考試官於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莊子出題”，半年後再次下詔重申此命令，從此在華夏大地上儒學正式確立起了正統地位。
學者們經常喜歡用“積貧積弱”這個詞來形容宋朝，貌似宋朝一直就是一個花架子，繁華的背後永遠是弱小，永遠缺錢。宋神宗趙頊接過大宋江山來以後，三冗（冗員、冗兵、冗費）現象越來越嚴重，國家負擔越來越重，階級矛盾更加尖銳，神宗感覺自己被巨大的包袱拖得快喘不過氣來了，唉，怎麽哪都要銀子啊，我可是一國之主，怎麽這麽窮啊，心情更不好了。
1069年二月，宋神宗接班後的第三年，為了富國強兵，啟用王安石開始變法，曆史上又稱為熙寧變法，具體的變法過程、內容、影響和王安石的功過是非就不多講了，道友們應該都了解，這裏隻簡單講一些涉及宗教方麵的內容。
為了解決三冗問題，變法過程中需要大量裁員。裁員在任何時代都屬於砸飯碗的舉動，後續如果沒有妥善的應對措施，很容易造成嚴重後果。當時的做法是把變法中裁下來的官員們發配到了各地的道觀裏，至於哪些人被裁了就不是我們需要關心的了。當然了，並不是讓他們出家當道士，而是去宮觀裏當個閑職，領點工資養老，所以道教在王安石變法推行中也成了重要的一個部分。
在宮觀裏安置官員這件事還要從真宗說起，當時他不是修建了不少宮觀嘛，同時還附送一批管理人員去打理，以示對道教的重視，後來逐漸就形成一個新的祠?製度。這些被裁掉的官員，或多或少的都有圈子有人脈有背景，勢力也不容忽視，退休的老幹部同樣能發揮餘熱嘛，所以這些人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道教的發展，這應該不難理解。
感覺自己依然缺錢，很缺錢的神宗還進一步收緊、加強了披度製度，特別是僧人的披度，這樣做既可以加強對寺廟的控製，又可以撈錢，一張度牒和貨真價實的貨幣建立了對應關係，需要錢的時候發一批，和尚多了可以再收緊一些，真是一箭雙雕的好辦法，這種摟錢的辦法不用人教，神宗自己就會運用自如。
另外改革中的青苗法、免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國庫收入，不過免役法在執行的時候，除了原來免役的官僚大地主們也得交錢以外，原來同樣不用負擔差役的寺院宮觀也得繳納一半的役錢，稱為“助役錢”，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製了道教的發展。
當然了，神宗在精神上、政治統治上同樣是離不開道教的，雖然沒有像真宗那樣大修大建，但也修建了一些宮觀，給一些高道加封尊號，至於祈福道場這是涉及國家的禮製肯定是要舉辦的。神宗招攬的道士中有一個叫陳景元，他在道學研究上還是有一定成就的，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陳景元曾經主持修編過《道德經》《南華經》《靈寶經》等道教經籍，與王安石等人交往密切，頗受神宗尊崇。
神宗時期的科舉製度同樣深受道教影響，特別是王安石變法以後，大家開口新政，閉口性命，誰都得讀幾本老莊，要不然和別人都聊不到一起。司馬光說過：“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為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出門見著個熟人，總得接著你探討幾句道可道，此風著實令人堪憂啊”。這種風氣，逐漸蔓延到科舉應試中，考生們都喜歡引用老莊作答，考官也喜歡看這些答卷。當然，最初的時候老莊並不在科舉考試之內的，後來出題的考官都開始在老莊中找題目了。
1080年十月十六日，時任右街道錄的張居善請示神宗說：“陛下，以後再招道官時，要適當嚴格一些，至少要考試《道德經》《靈寶度人經》和《南華經》這些經典經義，再口試科儀祝讀，要不然一些混飯吃的都進來了，顯得太不嚴肅了。”神宗一聽主意不錯，於是下詔宣布以後的道官招收要實行考試製度。這種考試製度的推出，一方麵加強了官方對道教的控製力，另一方麵也加深了道教官辦的背景，長遠上看是更利於道教發展的。
再說幾句神宗時期的佛教吧。上一章提到了二程就理上論反佛，之所以反佛而並沒有針對道教，二人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從前麵列出的數據上可以看得出來，相比有幾十萬僧尼的佛教來說，道教這一兩萬人實在是顯得太微不足道了，太可憐了，所以二程的矛頭主要是對準了佛教，對於道教雖然也是貶多褒少，但還會偶爾給個好評，這裏也就不再詳細展開說了，簡單說一下。
首先，二程對佛教了解是相當透徹的，因為他們曾經多次去寺廟裏實地考察，“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與大德高僧們深入交談，其學說中也吸收了一些佛學的內容，但儒釋天然就存在不可調節的世界觀，所以他們是排斥佛教的。
佛教構建的是虛幻的世界觀，他們認為儒家常住的世界觀是不合理的，而且在生滅變化觀和人性上的觀點同樣有悖於儒學。儒家的忠孝仁義的封建倫理綱常又是建立在家國天下的基礎上的，君臣父子是根基，佛教的出世，舍棄妻子、君父、世俗，脫離現實隻為了追求自己超脫輪迴成佛的那一套，是倡導三綱五常的儒家們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二程直接說“釋氏之說，其歸欺詐”，“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二程說佛教的自私自利的人生觀是違背自然的，是違背天理的，佛教的很多理論前後不連貫甚至相互矛盾，哲學層麵上，佛學又是隻務上達而沒有下學，如此種種吧，二程是在立足儒家的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對佛學加以深刻的批判，這種思想影響極為深遠，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均在他們的思想基礎上，逐漸發展形成了唯心理學和唯心的心學體係，從此占據了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直到五四運動才被終結。
限於對佛學和儒學的腦容量的嚴重不足，這裏隻能講些皮毛，深入的哲學層麵的內容不是我能駕馭得了的，所以不再多講了。
正是由於新儒學的興起，到了百年以後的哲宗時期，也就是在大約1087年，官方正式下詔“考試官於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莊子出題”，半年後再次下詔重申此命令，從此在華夏大地上儒學正式確立起了正統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