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第四任皇帝是宋仁宗趙禎，1023年-1063年在位，繼位時隻有十三歲，所以開始是太後掌權，之所以有仁宗這個廟號，是由於他有堪稱千古第一仁君的美名。
仁宗老爸留給他們孤兒寡母的並不是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強盛的帝國，恰恰相反，經過前三位帝王的苦心經營一甲子，內憂外患依然如故，遼、西夏時不時的派大軍入境轉悠一圈，國內農民起義也沒消停過，天天沉浸在封禪和全民進獻祥瑞中的老爸絲毫不理會洶洶民怨，留給孤兒寡母一個空架子就去找始祖趙玄朗了。
仁宗在位期間，雖然西夏、遼國先後入侵，國內壓力巨大，但他的帶領下，使國家進入繁榮發展時期，史書稱仁宗盛世。仁宗時期的繁榮表現在各方麵，唐宋八大家，六大家都出自他在位時期，其他還有範仲淹、包拯、柳永等名人，科技發展方麵，有沈括、蘇頌這樣的科學家，四大發明有三項是他在位期間搞出來的。社會各方麵的發展這裏就不多講了，對了，前麵講到的疑似八仙中的那個曹國舅，傳說也是他舅，《水滸》開篇那個洪太尉就是奉他的命令去龍虎山上清宮，然後打開伏魔殿放出了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所以說，仁宗在民間的名氣雖然沒有宋太祖、宋徽宗他們大，但他對宋朝乃至華夏的貢獻卻是不可忽視的。
作為一國老大的仁宗呢，他對道教是什麽態度呢？
外部民族邊患、內部積貧積弱，國家現狀如此，刺激著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的濟世情懷，士人百姓需要道教來慰藉被現實困擾著的脆弱心靈。另一方麵，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文人士大夫們複興儒家思想的運動漸漸升溫，在客觀上又抵製了道教的發展。
前麵提到過韓愈的那次反佛事件，無論如何，這位儒學大家對宋朝的深入持久的反宗教思想運動有著深遠的影響，真宗期間的佛道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神道設教就不說了，佛教發展同樣不弱，對社會影響越來越深，隨著儒學的倡導與發展，對佛道二教有意見的人越來越多。朱熹說：“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他的觀點是說歐陽修是從理法上排佛，而程顥、程頤二程則從理的方麵入手排佛。
柳開就是以韓愈的接班人自居，聲稱自己要投身到“聖道之途”中。他用儒家的仁義道德畫了一條線，一邊是沉溺於佛老之中的人，整天想些荒誕不經的亂七八糟的東西，嘴裏說的也是不知所謂，他們離仁義道德越來越遠。還有一類人則是心懷仁義大道，重視德性培養。
還有一位是王禹偁，同樣極為排斥佛老，989年曾上疏勸趙光義“少度僧經，少崇寺觀”，因為那些和尚道士都是蠹人，就是蛀蟲，看著沒什麽效果，真宗繼位第二年又上疏，建議真宗“沙汰僧尼，使民無耗”，因為這些和尚們快把國家吃空了。
柳開和王禹偁這二位為代表就是宋初反佛老的前驅，但在真宗的崇道政策下，顯得很微弱。
當仁宗上位以後，在儒學思想的影響下，終於迎來了反佛老的高潮，從廟堂到民間，其深度、廣度和持久性遠超以前，其形式上主要是朱熹所說的那種從禮法上的反佛老，仁宗對道教政策也相應的有所調整，所以這種反對思想對仁宗的宗教態度有著積極作用的。至於二程的反佛思想，下一章再講。
反佛反老是建立在儒學複興的基礎上的，自身都苟延殘喘的時候，哪裏有心情有能力去管別人家的事情，而仁宗時期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其中的積極分子主要有範仲淹、孫複、宋祁、石介、歐陽修、李覯、蔡襄、王令、曾鞏、司馬光等等。對這些人的著述加以整理，就可以理順出仁宗時代的儒家的反佛老的總體情況，這裏以四川大學劉複生教授的研究觀點為核心簡單歸納一下：
第一，利用儒家的正統來打擊佛道二教。孫複說過，“華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弟子石介更是宣揚“自伏羲、神農、黃帝……周公、孔子至於今，天下一君也，中國一教也，無他道也。”並用此來攻擊“三教皆可尊”的觀點，說今天那些把儒家的聖人們和佛、道並列為聖人，簡直是駭人聽聞，三教之說更是荒謬之極。讚成孫複師徒二人觀點的儒士有很多，也都各有觀點，不過總體上相差不多。
第二，用儒家的治國治民的入世思想抨擊佛老的出世思想，認為他們是逃避現實，逃避責任，隻追求個人的利益，沒有大局觀，沒有家國大義。歐陽修的《本論》可以說是確定了一個國家興盛、強國強軍的基調，倡導多學禮義，用仁義教化萬民，雖然沒有把矛頭直接指向佛道二教，但中心也是在宣揚儒家才是治國根本。範仲淹在1027年《上執政書》中說，和尚道士之流就是“天下之大蠹”，佛經道經“非今理天下之道”，提出這一思想的還有王令有的《代韓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書》、李覯的《潛書》《富國策》等。
第三，深刻揭露佛道兩教造成的嚴重的經濟危害。當年韓愈曾斥責佛道造成人民“窮且盜”的事實，李覯在《富民策》中列舉了佛老十項危害，諸如男不耕女不織等等，基本上包括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麵麵，曾鞏也發文《兜率院記》，說一個小縣，出家當和尚的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寺廟建得宏偉華麗，和尚們吃好的，穿好的，出入有馬車，日子比封疆大員都不差，言外之意似乎是官吏可以，士大夫可以，僧道就不可以。
第四，排斥佛教為夷狄，佛道亂了中國的禮法文化，這算是老生常談了，石介《中國論》、曾鞏《說非異》、歐陽修的《本論》中均有這方麵的論述，不再引用。
第五，用事例證明佛教的騙人事實，眾多儒士們翻著本本古籍，從裏麵找尋了若幹件可以證實佛教不靈光的案例，加以綜合後一一羅列出來，如餘靖、蔡襄等就舍利揭露佛教的不可信等等。
仁宗時期，反佛反道的思想越來越活躍，儒士們的家國情懷更來越高漲。
據史料記載，1029年六月，當年真宗花費巨資修建的玉清昭應宮被一把大火燒光，那一大片焦土廢墟著實丟皇家的麵皮，所以太後就打算重修。王曙、王曾、呂夷簡、範雍等大臣立刻上疏反對，認為這都是因為真宗造的孽，聽信了方士們的妖言，蠹耗無數財用，所以才天降災禍“戒其侈而不經”，如果再花錢重修，還會遭到天罰，堅決反對重建，薛諷、賈黯等人也表示不應重建。實際上，他們一方麵反對崇道，另一方麵又用天道來說事。
你們反對重修玉清宮，仁宗母子感覺對不起天上諸神眾仙和真宗，1030年三月，仁宗就打算裝修太一宮和洪福院，既然不讓我重修動大工程，我搞點裝修總行了吧。結果工程預算員說得需要不少建築材料，別的不說，僅上好木材就得九萬多根，據說陝西那裏有好材料，還沒等仁宗派采購員出發呢，當時剛請辭離京下基層任河中府通判的範仲淹就聽說了，立刻上疏堅決反對，請陛下“罷修寺觀”，你這樣大興土木，是在勞民傷財。十幾年後，1044年，慶曆四年六月，趙光義修的那座舍利塔也被燒掉了，仁宗又想重修的時候，餘靖、蔡襄等紛紛上疏反對。仁宗末年，司馬光又給仁宗交了份《論寺廟額劄子》，原因是仁宗特事特辦，給那些“自來未有名額”的寺廟、道觀都賜了名，意味著這些黑戶從此就合法了。司馬光說“釋老之教無益治世”，就連司馬光這樣的政治家對宗教都完全加以否定了，更何況那些沒什麽格局的鄉間儒生和腐儒們呢。
儒家的反佛老思潮作用還是相當明顯的，儒士們一直處於上風，直到張載、二程的理學興起，一直排斥佛老之學。在這種反佛老的思潮下，仁宗對於宗教的態度雖然沒有本質的變化，但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讓步，出台一些限製宗教的政策。比如齋醺由過去一年四十九次改為二十次，五節天下賜宴的活動也取消了，同時還大量裁減了各地宮觀的保潔員和保安。
仁宗從1025年到1034年，多次裁減每年披度僧道的指標，還關停了大量沒有正式執照的寺廟。這裏有一組數據，從真宗末年開始，直到宋神宗末年的六十多年中，僧道尼女冠的總數分別是：1021年約50萬，1034年約45萬，1042年約41萬，1058年約31萬，1068年約27萬，1077年約25萬，1078年約24萬，可以看得出，佛道二教的規模縮減了一半左右，相應的，國家在新建、修複的寺廟宮觀上的投入也大量減少，並且一改以前的動不動就是大工程、大製作、豪華裝修的侈華風氣，節省大量人、財、物的同時，也利於宗教的健康發展。
不過，仁宗的限佛限道的政策大多數是在他執政的前期，這也符合一般規律，多數當權者初期都是雄心萬丈，想著幹出一番大事業來的，等到浸淫多年被打磨成老油條，迷失在權力和金錢中以後那就變成另一個人了，所以仁宗在慶曆以後就有所放鬆，當然這和他本人一直沒有放棄崇佛禮道也有關係。
有一個理由，即便是儒家也沒有辦法說出仁宗你就應該反佛反道來。由於真宗給趙家找了一個道教的始祖，如果仁宗放棄崇道也就意味著背棄了儒家的孝道，自己的老爸的堅持崇道，自己家的老祖宗是道教神仙，反對道教就意味著不孝，而且這還不僅僅是孝道方麵的原因，同時也有道教文化對仁宗和士人們的千百年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北宋初期道教的興盛，對士風和文風的影響是深遠的，真宗曾經作過一首《崇道賦》，說“朕觀三教，惟道至尊”，有這種思想的，絕不止他一個人。道教所構建的那個越來越完美的精神世界，對於人類的心靈影響之強不是一句儒學才是治國根本所能抹殺掉的。道教對士人的影響力往往更大，比如其中一個表現就是隱士的增多，他們對現實的失望，為了逃避動蕩的社會，宋初就有林逋、魏野、陳摶、九僧、陳輔、潘閡等，他們大體上都為了追求那種淡泊寧靜的世外桃源的生活。還有一種隱逸的人，不是有句話“大隱隱於世”嘛，他們是隱於廟堂之中，有學者定義這種隱逸模式為“吏隱”，唐代的白居易是吏隱的表率，仁宗時期的典型代表有範仲淹、歐陽修等。
仁宗有“仁厚”的美稱，但被貶的官員還是一個接一個的，比如範仲淹就曾經三起三落，有了一個“三光”典故。被貶以後的他們才發現，雖然一直在被教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具體要怎麽調節自己被貶被冷落的心情卻需要自己去解決，於是道家的隱逸、灑脫就成了他們化解鬱結的方法，比如範仲淹發配到越州時賦詩一首曰：
越中山水絕纖塵，
溪口風光步步新。
若得會籍藏拙去，
白雲深處亦行春。
蘇舜欽退隱後也說：“吟對疏鍾俗機盡，已疑身世屬仙曹。”
後世人對仁宗時期這些吏隱的寵辱不驚、淡泊灑脫悠然而神往，而這種風氣又直接影響到了宋代的文風，從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範仲淹、王安石等這些大人物們詩文的字裏行間有所體現。比如範仲淹的《寄西湖林處士》《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梅堯臣的《詠嚴子陵》，從中可以看到他們心底那種對仕途坎坷的感慨，對道士的超然的向往，在儒、釋、道相互影響、滲透的時代，造就了和唐代不同的一種內斂的、理智的宋代文化特性。
相關的文化方麵的更深入的研究就不是我所能駕馭得了，點到為止吧。
仁宗老爸留給他們孤兒寡母的並不是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強盛的帝國，恰恰相反，經過前三位帝王的苦心經營一甲子，內憂外患依然如故，遼、西夏時不時的派大軍入境轉悠一圈，國內農民起義也沒消停過，天天沉浸在封禪和全民進獻祥瑞中的老爸絲毫不理會洶洶民怨，留給孤兒寡母一個空架子就去找始祖趙玄朗了。
仁宗在位期間，雖然西夏、遼國先後入侵，國內壓力巨大，但他的帶領下，使國家進入繁榮發展時期，史書稱仁宗盛世。仁宗時期的繁榮表現在各方麵，唐宋八大家，六大家都出自他在位時期，其他還有範仲淹、包拯、柳永等名人，科技發展方麵，有沈括、蘇頌這樣的科學家，四大發明有三項是他在位期間搞出來的。社會各方麵的發展這裏就不多講了，對了，前麵講到的疑似八仙中的那個曹國舅，傳說也是他舅，《水滸》開篇那個洪太尉就是奉他的命令去龍虎山上清宮，然後打開伏魔殿放出了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所以說，仁宗在民間的名氣雖然沒有宋太祖、宋徽宗他們大，但他對宋朝乃至華夏的貢獻卻是不可忽視的。
作為一國老大的仁宗呢，他對道教是什麽態度呢？
外部民族邊患、內部積貧積弱，國家現狀如此，刺激著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的濟世情懷，士人百姓需要道教來慰藉被現實困擾著的脆弱心靈。另一方麵，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文人士大夫們複興儒家思想的運動漸漸升溫，在客觀上又抵製了道教的發展。
前麵提到過韓愈的那次反佛事件，無論如何，這位儒學大家對宋朝的深入持久的反宗教思想運動有著深遠的影響，真宗期間的佛道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神道設教就不說了，佛教發展同樣不弱，對社會影響越來越深，隨著儒學的倡導與發展，對佛道二教有意見的人越來越多。朱熹說：“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他的觀點是說歐陽修是從理法上排佛，而程顥、程頤二程則從理的方麵入手排佛。
柳開就是以韓愈的接班人自居，聲稱自己要投身到“聖道之途”中。他用儒家的仁義道德畫了一條線，一邊是沉溺於佛老之中的人，整天想些荒誕不經的亂七八糟的東西，嘴裏說的也是不知所謂，他們離仁義道德越來越遠。還有一類人則是心懷仁義大道，重視德性培養。
還有一位是王禹偁，同樣極為排斥佛老，989年曾上疏勸趙光義“少度僧經，少崇寺觀”，因為那些和尚道士都是蠹人，就是蛀蟲，看著沒什麽效果，真宗繼位第二年又上疏，建議真宗“沙汰僧尼，使民無耗”，因為這些和尚們快把國家吃空了。
柳開和王禹偁這二位為代表就是宋初反佛老的前驅，但在真宗的崇道政策下，顯得很微弱。
當仁宗上位以後，在儒學思想的影響下，終於迎來了反佛老的高潮，從廟堂到民間，其深度、廣度和持久性遠超以前，其形式上主要是朱熹所說的那種從禮法上的反佛老，仁宗對道教政策也相應的有所調整，所以這種反對思想對仁宗的宗教態度有著積極作用的。至於二程的反佛思想，下一章再講。
反佛反老是建立在儒學複興的基礎上的，自身都苟延殘喘的時候，哪裏有心情有能力去管別人家的事情，而仁宗時期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其中的積極分子主要有範仲淹、孫複、宋祁、石介、歐陽修、李覯、蔡襄、王令、曾鞏、司馬光等等。對這些人的著述加以整理，就可以理順出仁宗時代的儒家的反佛老的總體情況，這裏以四川大學劉複生教授的研究觀點為核心簡單歸納一下：
第一，利用儒家的正統來打擊佛道二教。孫複說過，“華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弟子石介更是宣揚“自伏羲、神農、黃帝……周公、孔子至於今，天下一君也，中國一教也，無他道也。”並用此來攻擊“三教皆可尊”的觀點，說今天那些把儒家的聖人們和佛、道並列為聖人，簡直是駭人聽聞，三教之說更是荒謬之極。讚成孫複師徒二人觀點的儒士有很多，也都各有觀點，不過總體上相差不多。
第二，用儒家的治國治民的入世思想抨擊佛老的出世思想，認為他們是逃避現實，逃避責任，隻追求個人的利益，沒有大局觀，沒有家國大義。歐陽修的《本論》可以說是確定了一個國家興盛、強國強軍的基調，倡導多學禮義，用仁義教化萬民，雖然沒有把矛頭直接指向佛道二教，但中心也是在宣揚儒家才是治國根本。範仲淹在1027年《上執政書》中說，和尚道士之流就是“天下之大蠹”，佛經道經“非今理天下之道”，提出這一思想的還有王令有的《代韓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書》、李覯的《潛書》《富國策》等。
第三，深刻揭露佛道兩教造成的嚴重的經濟危害。當年韓愈曾斥責佛道造成人民“窮且盜”的事實，李覯在《富民策》中列舉了佛老十項危害，諸如男不耕女不織等等，基本上包括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麵麵，曾鞏也發文《兜率院記》，說一個小縣，出家當和尚的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寺廟建得宏偉華麗，和尚們吃好的，穿好的，出入有馬車，日子比封疆大員都不差，言外之意似乎是官吏可以，士大夫可以，僧道就不可以。
第四，排斥佛教為夷狄，佛道亂了中國的禮法文化，這算是老生常談了，石介《中國論》、曾鞏《說非異》、歐陽修的《本論》中均有這方麵的論述，不再引用。
第五，用事例證明佛教的騙人事實，眾多儒士們翻著本本古籍，從裏麵找尋了若幹件可以證實佛教不靈光的案例，加以綜合後一一羅列出來，如餘靖、蔡襄等就舍利揭露佛教的不可信等等。
仁宗時期，反佛反道的思想越來越活躍，儒士們的家國情懷更來越高漲。
據史料記載，1029年六月，當年真宗花費巨資修建的玉清昭應宮被一把大火燒光，那一大片焦土廢墟著實丟皇家的麵皮，所以太後就打算重修。王曙、王曾、呂夷簡、範雍等大臣立刻上疏反對，認為這都是因為真宗造的孽，聽信了方士們的妖言，蠹耗無數財用，所以才天降災禍“戒其侈而不經”，如果再花錢重修，還會遭到天罰，堅決反對重建，薛諷、賈黯等人也表示不應重建。實際上，他們一方麵反對崇道，另一方麵又用天道來說事。
你們反對重修玉清宮，仁宗母子感覺對不起天上諸神眾仙和真宗，1030年三月，仁宗就打算裝修太一宮和洪福院，既然不讓我重修動大工程，我搞點裝修總行了吧。結果工程預算員說得需要不少建築材料，別的不說，僅上好木材就得九萬多根，據說陝西那裏有好材料，還沒等仁宗派采購員出發呢，當時剛請辭離京下基層任河中府通判的範仲淹就聽說了，立刻上疏堅決反對，請陛下“罷修寺觀”，你這樣大興土木，是在勞民傷財。十幾年後，1044年，慶曆四年六月，趙光義修的那座舍利塔也被燒掉了，仁宗又想重修的時候，餘靖、蔡襄等紛紛上疏反對。仁宗末年，司馬光又給仁宗交了份《論寺廟額劄子》，原因是仁宗特事特辦，給那些“自來未有名額”的寺廟、道觀都賜了名，意味著這些黑戶從此就合法了。司馬光說“釋老之教無益治世”，就連司馬光這樣的政治家對宗教都完全加以否定了，更何況那些沒什麽格局的鄉間儒生和腐儒們呢。
儒家的反佛老思潮作用還是相當明顯的，儒士們一直處於上風，直到張載、二程的理學興起，一直排斥佛老之學。在這種反佛老的思潮下，仁宗對於宗教的態度雖然沒有本質的變化，但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讓步，出台一些限製宗教的政策。比如齋醺由過去一年四十九次改為二十次，五節天下賜宴的活動也取消了，同時還大量裁減了各地宮觀的保潔員和保安。
仁宗從1025年到1034年，多次裁減每年披度僧道的指標，還關停了大量沒有正式執照的寺廟。這裏有一組數據，從真宗末年開始，直到宋神宗末年的六十多年中，僧道尼女冠的總數分別是：1021年約50萬，1034年約45萬，1042年約41萬，1058年約31萬，1068年約27萬，1077年約25萬，1078年約24萬，可以看得出，佛道二教的規模縮減了一半左右，相應的，國家在新建、修複的寺廟宮觀上的投入也大量減少，並且一改以前的動不動就是大工程、大製作、豪華裝修的侈華風氣，節省大量人、財、物的同時，也利於宗教的健康發展。
不過，仁宗的限佛限道的政策大多數是在他執政的前期，這也符合一般規律，多數當權者初期都是雄心萬丈，想著幹出一番大事業來的，等到浸淫多年被打磨成老油條，迷失在權力和金錢中以後那就變成另一個人了，所以仁宗在慶曆以後就有所放鬆，當然這和他本人一直沒有放棄崇佛禮道也有關係。
有一個理由，即便是儒家也沒有辦法說出仁宗你就應該反佛反道來。由於真宗給趙家找了一個道教的始祖，如果仁宗放棄崇道也就意味著背棄了儒家的孝道，自己的老爸的堅持崇道，自己家的老祖宗是道教神仙，反對道教就意味著不孝，而且這還不僅僅是孝道方麵的原因，同時也有道教文化對仁宗和士人們的千百年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北宋初期道教的興盛，對士風和文風的影響是深遠的，真宗曾經作過一首《崇道賦》，說“朕觀三教，惟道至尊”，有這種思想的，絕不止他一個人。道教所構建的那個越來越完美的精神世界，對於人類的心靈影響之強不是一句儒學才是治國根本所能抹殺掉的。道教對士人的影響力往往更大，比如其中一個表現就是隱士的增多，他們對現實的失望，為了逃避動蕩的社會，宋初就有林逋、魏野、陳摶、九僧、陳輔、潘閡等，他們大體上都為了追求那種淡泊寧靜的世外桃源的生活。還有一種隱逸的人，不是有句話“大隱隱於世”嘛，他們是隱於廟堂之中，有學者定義這種隱逸模式為“吏隱”，唐代的白居易是吏隱的表率，仁宗時期的典型代表有範仲淹、歐陽修等。
仁宗有“仁厚”的美稱，但被貶的官員還是一個接一個的，比如範仲淹就曾經三起三落，有了一個“三光”典故。被貶以後的他們才發現，雖然一直在被教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具體要怎麽調節自己被貶被冷落的心情卻需要自己去解決，於是道家的隱逸、灑脫就成了他們化解鬱結的方法，比如範仲淹發配到越州時賦詩一首曰：
越中山水絕纖塵，
溪口風光步步新。
若得會籍藏拙去，
白雲深處亦行春。
蘇舜欽退隱後也說：“吟對疏鍾俗機盡，已疑身世屬仙曹。”
後世人對仁宗時期這些吏隱的寵辱不驚、淡泊灑脫悠然而神往，而這種風氣又直接影響到了宋代的文風，從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範仲淹、王安石等這些大人物們詩文的字裏行間有所體現。比如範仲淹的《寄西湖林處士》《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梅堯臣的《詠嚴子陵》，從中可以看到他們心底那種對仕途坎坷的感慨，對道士的超然的向往，在儒、釋、道相互影響、滲透的時代，造就了和唐代不同的一種內斂的、理智的宋代文化特性。
相關的文化方麵的更深入的研究就不是我所能駕馭得了，點到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