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次禁佛運動中，三武一宗算是規模最大的四次，而唐武宗的滅佛無論是規模、影響，還是對佛教的打擊程度來說都可以說是這四次中最大的一次，所以在《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大量史書均有詳細記載，佛史中同樣也有詳細記載。那麽這次毀佛具體有哪些影響呢？
首先，對於推動者來說，就是統治階級或者說國家，增加了大量的土地和納稅人。據統計，會昌五年，全國納稅戶共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戶，這是安史之亂以後唐朝人口最多的時期，這是不是看得到的最直接的好處？
對於受害者來說呢，經過這次滅佛，造成的影響幾乎是致命的。大量的寺廟遭廢、經籍散佚，佛寺財產被剝奪，大量僧尼還俗，同時，佛教宗派因為失去了繼續繁榮下去的客觀條件，從此也由盛極而走向衰微了。
具體來說，首先，毀佛後全國的寺院數量僅餘四成左右，拆毀後的寺廟和土地，當然包括裏麵的財富全部收歸政府所有，財政創收效果顯著。個人認為上一章給出的滅佛前統計數字和滅佛後統計的數字有誤，道友們再看一下上一章的數據：毀佛前，會昌五年四月，全國有大的寺廟四千六百多座，招提、蘭若四萬多，總計有僧尼二十六萬五百，毀佛後，會昌五年八月，共毀了大的寺廟四千六百多座，招提、蘭若四萬多，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這兩組數字明顯相同，如果按這個數據來說，佛教就是被連根拔起一鍋端了。所以，這個四成左右還是有一定可信性，當然，這也是我通過對一些數字統計分析後推測而來的，主要是受到一些節度使或州鎮皇權影響力度不大，毀佛執行力不強的因素影響，否則這一比例還應該會增加很多。無論如何，總比那個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滅佛率更靠譜一些吧。
其次就是人口，通過上一章可以知道，有幸被保留下來的寺廟所能收納的僧尼數量也極其有限了，特別是還規定了上限，所以就有大量僧尼被強製還俗，不但增加了納稅、徭役的人口，客觀上也減輕了人民供養僧尼的經濟負擔。當然了，也不是全部僧尼都老老實實下山種地上稅，還有大量僧尼為了避禍遠遁山林，千年前那可真的是地廣人稀，處處是荒山野嶺啊，隨便往山裏一鑽，多少人都消化得掉。結果，這些逃避的僧尼最終形成了以山林為中心的新興佛教勢力，比如禪宗就是在那時候逐步完善了農、禪並重的禪修模式發展起來的，所以，這次毀佛實際上刺激了佛教的變革，催生出了一種新型的傳播方式和發展路徑。
另外，受了打擊的佛教，為了重整河山，有幸被保留下來的佛寺和僧尼們，也學會了忍耐和低調，說得難聽點就是不再趾高氣揚了，學會夾起尾巴來做人——做和尚了。此時的和尚、尼姑們沒有了大量的財富可供肆意揮霍了，得向往日都不屑一顧的底層階級討飯吃了，這反而推動了佛教的世俗化。比如在俗講、變文、寶卷等裏麵增加了很多世俗的內容，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文學發展。
那麽什麽是“俗講”呢，它實際上是和尚們把佛經通俗化以後，用說唱的方式講給百姓聽的一種形式。古代可沒有電視、手機、網絡啊，極度缺乏娛樂的時代，和尚們搞出這麽個又唱又說的節目，一下子就吸引了人們的目光，更主要的是那些晦澀深奧的佛理通俗化以後就能讓普通人聽明白了。後來還出現了一種街頭表演的講解方式，表演內容也從佛經延伸到更加通俗的曆史故事，進一步推動了佛教的世俗化和影響力。
道友們都應該知道，曆代文人學者，特別是有名氣的，和佛寺來往密切的極多，這次毀佛也影響到了這些文人，至少沒了混吃混喝，住宿打尖的地方了，也就少了很多靈感突現時的作品問世，所以對後世的詩歌、小說、戲曲等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對敘事文學的發展影響很大。據有些學者統計，武宗李炎毀佛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與佛教相關的文學作品數量明顯收了個大陰線。
對於佛教的藝術、經籍來說這是一場浩劫無疑了，從而進入了衰落期，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同樣受到了嚴重打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外文化交流。這一方麵同樣也有意外發生，雖然大量文本經書被毀，逼著僧人們參禪念佛時減少了對經書的依賴性，最終促成了宋代的“禪淨合一”，就是禪淨雙修。
相對來說，這次毀佛對禪宗的影響要小一些，主要是禪宗“不立文字”和“教外別傳”的特性，本就沒什麽可毀的，恰好躲避了典籍被毀的厄運。和法相、天台、華嚴宗等重義理的學派不同，禪宗追求的是以心傳心，它不在文字闡釋上下功夫，而是把功夫放在了由開悟禪師引導，追求明心見性上。禪宗史上有一花開五葉之說，就是指晚唐五代時期南宗禪衍生出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和法眼宗五個分支的事，其中這個溈仰宗大約就出現在會昌法難，臨濟宗則稍晚一點，但也沒差幾年，大約成立在宣宗時期，對於佛教來說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吧。
這裏提到了明心見性，道友們應該會想到著名的慧能禪師吧，還有那個他和神秀有關的著名的“菩提本無樹”的偈語吧。打住，再說又多了，我這點佛學水平也要露餡了。
最後一點影響，對於其他從西域傳來的宗教，諸如祆教（就是拜火教，這裏的祆字讀音是先，不是祆字啊）、摩尼教和景教（基督教分支）等均受到打擊，部分成為地下佛教，秘密進行傳播，以後逐漸出現了以彌勒佛和摩尼教的明王治世融合而成的白蓮教，是不是很熟悉呢，這些宗教在現代的影視、文學作品中出鏡率可以相當高的。
武宗的大刀揮下，是徹底得罪了廣大佛教信眾，收獲有限，但也對統治帶來了危機，社會開始出現了動蕩。
846年，會昌六年三月，“帝重方士頗服食修攝，親受法籙。至是藥躁，喜怒失常，疾既篤，旬日不能言。是月二十三日，宣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樞前即位，是日崩，時年三十三”。基於對道教的信仰，對長生的沉迷，李炎最後終於獻身於吃仙丹求永生的偉大事業，扔下個爛攤子找老君去檢討去了。
隨著李炎離世，宣宗即位，按唐書記載，先是誅殺了劉玄靖等十二個道士，特殊優待了趙歸真，一頓亂棍打死了，接著下令複興佛教，毀佛也就沒有再進行下去了。
當然，前麵也講了，劉玄靖是否被殺存疑，據說趙歸真也有奇遇，據《劇談錄》記載，趙道長還是很有些法力的，最後“竄逐嶺表”逃過了殺身之禍。《劇談錄》是晚唐康駢寫的一部傳奇小說，小說嘛，真實性和故事性是要作者說了算的，對不對？
對了，令人無語的是，我們這位要複興佛教的宣宗皇帝最後也是吃了“太醫李元白所治長年藥”，最終“疽發背而崩”，光榮地成為唐代服丹藥而亡的六位皇帝之一，當然和這次毀佛沒什麽關係了。
上麵我也隻是把會昌毀佛膚淺的東西講了一遍，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更深入地分析深層次的問題，還是那句話，那是學者們的事，我們隻是對這段曆史有個相對完整的認識就可以了。必須要說，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唐武宗的政治智慧，他的毀佛也絕不是受道教的影響而一時的衝動的行為，更談不上是為了扶持道教而去打擊佛教。我們的分析是片麵的、有局限性的，如果對武宗總體研究後就能發現，裏麵還有儒、佛間的矛盾，比如韓愈就是一位代表人物，是位反佛崇儒的代表（下麵還會具體講），其他的還有姚崇、李夷簡、石昂父子等。
唐代的儒、釋、道三教都很繁榮，早期三教間還存在比較激烈的競爭，而且還經常有儒、道合夥對抗佛教的情況，但是到中晚唐以後，三教的相互融合、吸收取代了原來的競爭排斥成為主流，所以學者們普遍認可的是，“會昌毀佛”不是宗教鬥爭的結果，而是世俗政府對勢力過於膨脹以至於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宗教組織的一次打擊行動。
在垂暮的大唐皇朝毀佛的時候，遠在吐蕃的達瑪讚普似乎有心靈感應一般，幾乎同時開始了滅佛行動，二者在時間、內容、結果以及對後世影響等諸多方麵都驚人的相似，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曆史的必然呢？由於音譯的原因，達瑪這個名字在不同文獻中可能不同，比如朗達瑪、達瑪日瑪、達磨、赤達瑪?烏東讚等，敦煌古藏文裏叫烏依冬讚、烏依冬丹、烏東丹等，道友們知道是一個人就好了。
首先，對於推動者來說，就是統治階級或者說國家，增加了大量的土地和納稅人。據統計，會昌五年，全國納稅戶共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戶，這是安史之亂以後唐朝人口最多的時期，這是不是看得到的最直接的好處？
對於受害者來說呢，經過這次滅佛，造成的影響幾乎是致命的。大量的寺廟遭廢、經籍散佚，佛寺財產被剝奪，大量僧尼還俗，同時，佛教宗派因為失去了繼續繁榮下去的客觀條件，從此也由盛極而走向衰微了。
具體來說，首先，毀佛後全國的寺院數量僅餘四成左右，拆毀後的寺廟和土地，當然包括裏麵的財富全部收歸政府所有，財政創收效果顯著。個人認為上一章給出的滅佛前統計數字和滅佛後統計的數字有誤，道友們再看一下上一章的數據：毀佛前，會昌五年四月，全國有大的寺廟四千六百多座，招提、蘭若四萬多，總計有僧尼二十六萬五百，毀佛後，會昌五年八月，共毀了大的寺廟四千六百多座，招提、蘭若四萬多，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這兩組數字明顯相同，如果按這個數據來說，佛教就是被連根拔起一鍋端了。所以，這個四成左右還是有一定可信性，當然，這也是我通過對一些數字統計分析後推測而來的，主要是受到一些節度使或州鎮皇權影響力度不大，毀佛執行力不強的因素影響，否則這一比例還應該會增加很多。無論如何，總比那個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滅佛率更靠譜一些吧。
其次就是人口，通過上一章可以知道，有幸被保留下來的寺廟所能收納的僧尼數量也極其有限了，特別是還規定了上限，所以就有大量僧尼被強製還俗，不但增加了納稅、徭役的人口，客觀上也減輕了人民供養僧尼的經濟負擔。當然了，也不是全部僧尼都老老實實下山種地上稅，還有大量僧尼為了避禍遠遁山林，千年前那可真的是地廣人稀，處處是荒山野嶺啊，隨便往山裏一鑽，多少人都消化得掉。結果，這些逃避的僧尼最終形成了以山林為中心的新興佛教勢力，比如禪宗就是在那時候逐步完善了農、禪並重的禪修模式發展起來的，所以，這次毀佛實際上刺激了佛教的變革，催生出了一種新型的傳播方式和發展路徑。
另外，受了打擊的佛教，為了重整河山，有幸被保留下來的佛寺和僧尼們，也學會了忍耐和低調，說得難聽點就是不再趾高氣揚了，學會夾起尾巴來做人——做和尚了。此時的和尚、尼姑們沒有了大量的財富可供肆意揮霍了，得向往日都不屑一顧的底層階級討飯吃了，這反而推動了佛教的世俗化。比如在俗講、變文、寶卷等裏麵增加了很多世俗的內容，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文學發展。
那麽什麽是“俗講”呢，它實際上是和尚們把佛經通俗化以後，用說唱的方式講給百姓聽的一種形式。古代可沒有電視、手機、網絡啊，極度缺乏娛樂的時代，和尚們搞出這麽個又唱又說的節目，一下子就吸引了人們的目光，更主要的是那些晦澀深奧的佛理通俗化以後就能讓普通人聽明白了。後來還出現了一種街頭表演的講解方式，表演內容也從佛經延伸到更加通俗的曆史故事，進一步推動了佛教的世俗化和影響力。
道友們都應該知道，曆代文人學者，特別是有名氣的，和佛寺來往密切的極多，這次毀佛也影響到了這些文人，至少沒了混吃混喝，住宿打尖的地方了，也就少了很多靈感突現時的作品問世，所以對後世的詩歌、小說、戲曲等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對敘事文學的發展影響很大。據有些學者統計，武宗李炎毀佛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與佛教相關的文學作品數量明顯收了個大陰線。
對於佛教的藝術、經籍來說這是一場浩劫無疑了，從而進入了衰落期，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同樣受到了嚴重打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外文化交流。這一方麵同樣也有意外發生，雖然大量文本經書被毀，逼著僧人們參禪念佛時減少了對經書的依賴性，最終促成了宋代的“禪淨合一”，就是禪淨雙修。
相對來說，這次毀佛對禪宗的影響要小一些，主要是禪宗“不立文字”和“教外別傳”的特性，本就沒什麽可毀的，恰好躲避了典籍被毀的厄運。和法相、天台、華嚴宗等重義理的學派不同，禪宗追求的是以心傳心，它不在文字闡釋上下功夫，而是把功夫放在了由開悟禪師引導，追求明心見性上。禪宗史上有一花開五葉之說，就是指晚唐五代時期南宗禪衍生出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和法眼宗五個分支的事，其中這個溈仰宗大約就出現在會昌法難，臨濟宗則稍晚一點，但也沒差幾年，大約成立在宣宗時期，對於佛教來說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吧。
這裏提到了明心見性，道友們應該會想到著名的慧能禪師吧，還有那個他和神秀有關的著名的“菩提本無樹”的偈語吧。打住，再說又多了，我這點佛學水平也要露餡了。
最後一點影響，對於其他從西域傳來的宗教，諸如祆教（就是拜火教，這裏的祆字讀音是先，不是祆字啊）、摩尼教和景教（基督教分支）等均受到打擊，部分成為地下佛教，秘密進行傳播，以後逐漸出現了以彌勒佛和摩尼教的明王治世融合而成的白蓮教，是不是很熟悉呢，這些宗教在現代的影視、文學作品中出鏡率可以相當高的。
武宗的大刀揮下，是徹底得罪了廣大佛教信眾，收獲有限，但也對統治帶來了危機，社會開始出現了動蕩。
846年，會昌六年三月，“帝重方士頗服食修攝，親受法籙。至是藥躁，喜怒失常，疾既篤，旬日不能言。是月二十三日，宣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樞前即位，是日崩，時年三十三”。基於對道教的信仰，對長生的沉迷，李炎最後終於獻身於吃仙丹求永生的偉大事業，扔下個爛攤子找老君去檢討去了。
隨著李炎離世，宣宗即位，按唐書記載，先是誅殺了劉玄靖等十二個道士，特殊優待了趙歸真，一頓亂棍打死了，接著下令複興佛教，毀佛也就沒有再進行下去了。
當然，前麵也講了，劉玄靖是否被殺存疑，據說趙歸真也有奇遇，據《劇談錄》記載，趙道長還是很有些法力的，最後“竄逐嶺表”逃過了殺身之禍。《劇談錄》是晚唐康駢寫的一部傳奇小說，小說嘛，真實性和故事性是要作者說了算的，對不對？
對了，令人無語的是，我們這位要複興佛教的宣宗皇帝最後也是吃了“太醫李元白所治長年藥”，最終“疽發背而崩”，光榮地成為唐代服丹藥而亡的六位皇帝之一，當然和這次毀佛沒什麽關係了。
上麵我也隻是把會昌毀佛膚淺的東西講了一遍，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更深入地分析深層次的問題，還是那句話，那是學者們的事，我們隻是對這段曆史有個相對完整的認識就可以了。必須要說，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唐武宗的政治智慧，他的毀佛也絕不是受道教的影響而一時的衝動的行為，更談不上是為了扶持道教而去打擊佛教。我們的分析是片麵的、有局限性的，如果對武宗總體研究後就能發現，裏麵還有儒、佛間的矛盾，比如韓愈就是一位代表人物，是位反佛崇儒的代表（下麵還會具體講），其他的還有姚崇、李夷簡、石昂父子等。
唐代的儒、釋、道三教都很繁榮，早期三教間還存在比較激烈的競爭，而且還經常有儒、道合夥對抗佛教的情況，但是到中晚唐以後，三教的相互融合、吸收取代了原來的競爭排斥成為主流，所以學者們普遍認可的是，“會昌毀佛”不是宗教鬥爭的結果，而是世俗政府對勢力過於膨脹以至於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宗教組織的一次打擊行動。
在垂暮的大唐皇朝毀佛的時候，遠在吐蕃的達瑪讚普似乎有心靈感應一般，幾乎同時開始了滅佛行動，二者在時間、內容、結果以及對後世影響等諸多方麵都驚人的相似，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曆史的必然呢？由於音譯的原因，達瑪這個名字在不同文獻中可能不同，比如朗達瑪、達瑪日瑪、達磨、赤達瑪?烏東讚等，敦煌古藏文裏叫烏依冬讚、烏依冬丹、烏東丹等，道友們知道是一個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