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接著聊李隆基和道教。
如果想把一件工具運用到得心應手，至少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熟悉和磨合，要想把宗教利用好，作為統治工具使用好，同樣也需要深入了解他，所以，李隆基對於道經的搜集整理和編纂等工作是極為重視的。即便是出於研究、了解的目的去接觸道經也難免會被一些內容吸引甚至喜歡上它，比如當年李治就很喜歡寫青詞、表章，然後讓道士們在祭獻、祈禱時用，李隆基同樣也喜歡這個調調，這就帶動了一批文人、大臣競相仿效，從而反過來又提高了道經科書的文學水平。
道友們可能比較熟悉宋、明兩朝有很多皇帝尤其喜歡青詞，特別是嘉靖帝，也湧現出很多寫青詞的高手，比如著名的嚴嵩和他的兒子嚴世蕃，在《水滸》中就有宋江讓公孫勝寫青詞上奏天帝的情節，《喻世明言》裏也有關於青詞的情節，這裏就不多說了。
為了進一步整理道經，李隆基登基不久後就下詔太清觀的史崇玄等首都的諸位名道，聯合昭文館、崇文館的大學士們，一起對各方收集來的數千卷道經“討論義理，尋繹衝微”，最終編纂成《一切道經音義》一百四十卷，並親自為此經作序。後期，又派人到民間各地廣搜道經，最後於748年勘訂成冊，即《三洞瓊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也有學者稱七千三百卷），由崇玄館繕寫，再統一散播出去。這就是曆史上第一部道藏，也稱《開元道藏》。從名字上來看，同樣是按三洞十二部來編纂的。
李隆基所做的這些不但推動了道教向著義理化深入發展，唐代佛教禪宗的形成和發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老莊思想盛行的影響，隋唐時期逐漸出現的\"重玄派\"也如同打了興奮劑似的異軍突起，這方麵的詳細內容後麵會專列章節細講。
據杜光庭《曆代崇道記》記載，到唐僖宗（就是被黃巢追著四處跑的那位馬球明星）時期，全國官方控製的宮觀就達一千九百多，度道士一萬五千多人，從側麵說明了道教的興盛。不過有學者對杜光庭這兩個數字表示懷疑，認為真實數值要遠遠不止這麽少，宮觀至少在4000~5700座，道士應該在~人左右，這還不算那些沒有注冊的野道士和野女冠，相關的學術文章就不再引用了。
唐玄宗開元年間修過一部法典《大唐六典》，簡稱《唐六典》，名字取自《周禮》，指治、禮、政、刑等。其中記載了全國道觀有1617所，這一數字與杜光庭的記載相近，理論上說這一數字還是更可信一些。同樣，其中還記載了全國佛寺共5358所，這樣看來，佛教的勢力還是遠遠大於道教的啊。
通過這些數字，如果說李隆基是一個完全迷信道教並且排斥佛教的人就有點不合理了。實際上，從種種跡象上來看，他的心目中道教和佛教同樣都是為了服務大唐的統治而存在的，人總是需要精神上的寄托的，國家就離不開宗教，所以，佛教同樣是統治的工具，沒有理由不用的。
李隆基的治國理念，雖然是以道家的清靜無為為中心，這從他起用的姚崇、宋璟等與他政治觀點相同的賢相上也能看出來。初期是為了盡快解決武則天當政時的窮奢極欲、濫刑苛政而造成的社會危機，要想讓大唐重振，恢複老李家的往日榮耀，必須要繼續抬高老子和道教的地位，進一步神化李唐皇朝，這完全是一步政治牌。而他的清靜無為的治國思想，簡政輕刑、與民休息的政策，也都恰好符合當時的社會需要，所以很快就實現了“開元之治”。這也隻是說明統治階級需要道教發展以更好地為統治提供服務，所以才有崇道的表現，並非是說明就信仰道教，佛教亦同。
說到武周時期的濫刑苛政，突然想起來一本書《羅織經》。686年正月，武則天羞答答地表演了一出還政於睿宗的戲碼，然後才誌得意滿地臨朝稱製，這樣給自己立牌坊的行為，自己也怕天下人都不服氣，所以這個喜歡玩弄權術的女人先是搞出一個征集意見箱出來，“置銅匭受密奏”，接著又“盛開告密之門”。隻要是來告密的，不管你是農夫還是打柴的都能得到召見，然後是重賞加封官，就算最後查出來你是誣告也不治罪，於是天下興起了告密狂風。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受到重用的酷吏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如魚得水，害人無數，“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來俊臣就是在當時寫出這本《羅織經》，表現了他出神入化的害人的功夫，可謂震驚了古今中外啊，有興趣的道友可以翻翻這本奇書。
表麵上道教是國教，受到皇家的全方麵的扶持，但群眾基礎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增長上去的。唐玄宗的確是把道教舉得很高，但也沒有過多來打擊佛教，隻是從寺院裏取迴被他們侵占的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政治，而不是為了打擊而打擊。
對於佛教的這種態度，也和唐玄宗曾經信仰密宗有著一定關係。佛教的密宗興起於玄宗時期，是由天竺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位僧人開創，吸收了古密教的經咒、婆羅門教、大小乘教，所以並不是什麽創新的教派，但他特別注重現世享樂，還鼓勵縱欲，不用守五戒，玄宗一聽，嘿，這個不錯啊，於是就接受了不空的灌頂，皈依密宗。
另外，道教還是比較注重與上層階級的關係，佛教則有更多的注重發展底層市場，群眾基礎更好，這也是兩教規模一直存在差異的一個原因。
前麵提到過，唐玄宗成長在武、韋專權的時代，一直生活在連生命都沒有保證的環境中，從小就聰明地借助道教謙柔安身，所以很幸運地躲過了殺身之禍。登基以後，更是把道家的理身理國思想運用如意，開創了開元盛世。不過在晚年，卻用無為思想給自己的懶政怠政不作為找借口，受不了奸佞的糖衣炮彈，腐化敗落，搞出了個安史之亂，害了老婆害了自己，更害了國家和天下百姓。
但是深入研究李隆基的政治思想，實際上更多的還是儒家的王道思想，學術界都認為唐玄宗崇道，但他是否真正崇道，道教在他的心目中是個什麽樣的地位，這裏麵更多的深層次的學術問題就不多說了，推薦一篇文章，有興趣的道友可以看看陳金鳳教授的《唐玄宗泰山封禪與道教之關係》。
盛唐隨著安史之亂的轉衰，道教也不可避免得受到了影響，雖然後麵的每代帝王同樣不忘大聖祖，道士們也受到種種優待，但不再可能達到高武和玄宗時期的盛況了，直到唐憲宗和武宗，同樣受了法籙，道教算是還有一次短暫的小興盛吧，不過這也是建立在佛教被過度打擊之上的表象罷了。
這裏還有個小插曲，753年，大唐即將經曆安史之亂走向衰退前期，長安城來了一個日本使團，大使是藤原清河，除了正常的外交活動之外，還向玄宗表達了要請鑒真和尚去日本小住幾天的想法。鑒真東渡這件事兒道友們應該都從中小學的課本裏學過吧，但這背後的小故事估計了解的差不多了。
玄宗說讓鑒真去你們做客沒問題，另外我這裏還有很多道士也想出國旅遊——嗯，交流交流，正好有這麽個公費出國的機會，就跟你們一起去吧。沒想到人家日本人卻來了一句“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可能感覺直接拒絕太不給強國老大麵子了，然後又是說船太小，超員了，反正就是不同意。
在強國老大表示不滿之前，最後還是勉強答應了留下春桃原等四人學習道法，然後迴國後把道教這些理念帶迴國，至於您想強行安插道士去日本還是算了吧。這後麵的背景實際上很複雜，就不展開細講了，有興趣的道友可以看看日本的安藤更生、森公章、東野治之等學者的文章，裏麵有更深層次問題的分析和研究。
如果想把一件工具運用到得心應手，至少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熟悉和磨合，要想把宗教利用好，作為統治工具使用好，同樣也需要深入了解他，所以，李隆基對於道經的搜集整理和編纂等工作是極為重視的。即便是出於研究、了解的目的去接觸道經也難免會被一些內容吸引甚至喜歡上它，比如當年李治就很喜歡寫青詞、表章，然後讓道士們在祭獻、祈禱時用，李隆基同樣也喜歡這個調調，這就帶動了一批文人、大臣競相仿效，從而反過來又提高了道經科書的文學水平。
道友們可能比較熟悉宋、明兩朝有很多皇帝尤其喜歡青詞，特別是嘉靖帝，也湧現出很多寫青詞的高手，比如著名的嚴嵩和他的兒子嚴世蕃，在《水滸》中就有宋江讓公孫勝寫青詞上奏天帝的情節，《喻世明言》裏也有關於青詞的情節，這裏就不多說了。
為了進一步整理道經，李隆基登基不久後就下詔太清觀的史崇玄等首都的諸位名道，聯合昭文館、崇文館的大學士們，一起對各方收集來的數千卷道經“討論義理，尋繹衝微”，最終編纂成《一切道經音義》一百四十卷，並親自為此經作序。後期，又派人到民間各地廣搜道經，最後於748年勘訂成冊，即《三洞瓊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也有學者稱七千三百卷），由崇玄館繕寫，再統一散播出去。這就是曆史上第一部道藏，也稱《開元道藏》。從名字上來看，同樣是按三洞十二部來編纂的。
李隆基所做的這些不但推動了道教向著義理化深入發展，唐代佛教禪宗的形成和發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老莊思想盛行的影響，隋唐時期逐漸出現的\"重玄派\"也如同打了興奮劑似的異軍突起，這方麵的詳細內容後麵會專列章節細講。
據杜光庭《曆代崇道記》記載，到唐僖宗（就是被黃巢追著四處跑的那位馬球明星）時期，全國官方控製的宮觀就達一千九百多，度道士一萬五千多人，從側麵說明了道教的興盛。不過有學者對杜光庭這兩個數字表示懷疑，認為真實數值要遠遠不止這麽少，宮觀至少在4000~5700座，道士應該在~人左右，這還不算那些沒有注冊的野道士和野女冠，相關的學術文章就不再引用了。
唐玄宗開元年間修過一部法典《大唐六典》，簡稱《唐六典》，名字取自《周禮》，指治、禮、政、刑等。其中記載了全國道觀有1617所，這一數字與杜光庭的記載相近，理論上說這一數字還是更可信一些。同樣，其中還記載了全國佛寺共5358所，這樣看來，佛教的勢力還是遠遠大於道教的啊。
通過這些數字，如果說李隆基是一個完全迷信道教並且排斥佛教的人就有點不合理了。實際上，從種種跡象上來看，他的心目中道教和佛教同樣都是為了服務大唐的統治而存在的，人總是需要精神上的寄托的，國家就離不開宗教，所以，佛教同樣是統治的工具，沒有理由不用的。
李隆基的治國理念，雖然是以道家的清靜無為為中心，這從他起用的姚崇、宋璟等與他政治觀點相同的賢相上也能看出來。初期是為了盡快解決武則天當政時的窮奢極欲、濫刑苛政而造成的社會危機，要想讓大唐重振，恢複老李家的往日榮耀，必須要繼續抬高老子和道教的地位，進一步神化李唐皇朝，這完全是一步政治牌。而他的清靜無為的治國思想，簡政輕刑、與民休息的政策，也都恰好符合當時的社會需要，所以很快就實現了“開元之治”。這也隻是說明統治階級需要道教發展以更好地為統治提供服務，所以才有崇道的表現，並非是說明就信仰道教，佛教亦同。
說到武周時期的濫刑苛政，突然想起來一本書《羅織經》。686年正月，武則天羞答答地表演了一出還政於睿宗的戲碼，然後才誌得意滿地臨朝稱製，這樣給自己立牌坊的行為，自己也怕天下人都不服氣，所以這個喜歡玩弄權術的女人先是搞出一個征集意見箱出來，“置銅匭受密奏”，接著又“盛開告密之門”。隻要是來告密的，不管你是農夫還是打柴的都能得到召見，然後是重賞加封官，就算最後查出來你是誣告也不治罪，於是天下興起了告密狂風。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受到重用的酷吏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如魚得水，害人無數，“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來俊臣就是在當時寫出這本《羅織經》，表現了他出神入化的害人的功夫，可謂震驚了古今中外啊，有興趣的道友可以翻翻這本奇書。
表麵上道教是國教，受到皇家的全方麵的扶持，但群眾基礎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增長上去的。唐玄宗的確是把道教舉得很高，但也沒有過多來打擊佛教，隻是從寺院裏取迴被他們侵占的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政治，而不是為了打擊而打擊。
對於佛教的這種態度，也和唐玄宗曾經信仰密宗有著一定關係。佛教的密宗興起於玄宗時期，是由天竺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位僧人開創，吸收了古密教的經咒、婆羅門教、大小乘教，所以並不是什麽創新的教派，但他特別注重現世享樂，還鼓勵縱欲，不用守五戒，玄宗一聽，嘿，這個不錯啊，於是就接受了不空的灌頂，皈依密宗。
另外，道教還是比較注重與上層階級的關係，佛教則有更多的注重發展底層市場，群眾基礎更好，這也是兩教規模一直存在差異的一個原因。
前麵提到過，唐玄宗成長在武、韋專權的時代，一直生活在連生命都沒有保證的環境中，從小就聰明地借助道教謙柔安身，所以很幸運地躲過了殺身之禍。登基以後，更是把道家的理身理國思想運用如意，開創了開元盛世。不過在晚年，卻用無為思想給自己的懶政怠政不作為找借口，受不了奸佞的糖衣炮彈，腐化敗落，搞出了個安史之亂，害了老婆害了自己，更害了國家和天下百姓。
但是深入研究李隆基的政治思想，實際上更多的還是儒家的王道思想，學術界都認為唐玄宗崇道，但他是否真正崇道，道教在他的心目中是個什麽樣的地位，這裏麵更多的深層次的學術問題就不多說了，推薦一篇文章，有興趣的道友可以看看陳金鳳教授的《唐玄宗泰山封禪與道教之關係》。
盛唐隨著安史之亂的轉衰，道教也不可避免得受到了影響，雖然後麵的每代帝王同樣不忘大聖祖，道士們也受到種種優待，但不再可能達到高武和玄宗時期的盛況了，直到唐憲宗和武宗，同樣受了法籙，道教算是還有一次短暫的小興盛吧，不過這也是建立在佛教被過度打擊之上的表象罷了。
這裏還有個小插曲，753年，大唐即將經曆安史之亂走向衰退前期，長安城來了一個日本使團，大使是藤原清河，除了正常的外交活動之外，還向玄宗表達了要請鑒真和尚去日本小住幾天的想法。鑒真東渡這件事兒道友們應該都從中小學的課本裏學過吧，但這背後的小故事估計了解的差不多了。
玄宗說讓鑒真去你們做客沒問題，另外我這裏還有很多道士也想出國旅遊——嗯，交流交流，正好有這麽個公費出國的機會，就跟你們一起去吧。沒想到人家日本人卻來了一句“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可能感覺直接拒絕太不給強國老大麵子了，然後又是說船太小，超員了，反正就是不同意。
在強國老大表示不滿之前，最後還是勉強答應了留下春桃原等四人學習道法，然後迴國後把道教這些理念帶迴國，至於您想強行安插道士去日本還是算了吧。這後麵的背景實際上很複雜，就不展開細講了，有興趣的道友可以看看日本的安藤更生、森公章、東野治之等學者的文章，裏麵有更深層次問題的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