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僅僅是給老君封了皇帝，裝修裝修道觀，對道教發展的刺激是遠遠不夠的，於是武則天接下來還主持在全國大修道觀，發展道士，同時加大了道經的收集整理和編撰工作。閑下來的時候，興之所至，她偶爾親自操刀，寫了不少東西，比如有《一切道經》《洞淵神咒經》等，這些對於道教經籍建設的作用來說，絕對不是增加一兩本藏書那麽簡單，它極大地推動了道教的理論化建設，引領了一種潮流，出現了以注解老莊為主的重玄學，同時也為《開元道藏》的編寫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些內容後麵再詳細介紹。
接下來還有更大的動作，武則天向李治建議，要求王公百官都要認真學習《老子》，並且把《道德經》納入科舉考試，“自今以後，《道德經》並為上經，貢舉人皆須兼通”。從此，在科舉考試中增加了《道德經》，和《孝經》《論語》一起考試，並把《道德經》列為上經，所有讀書人都必須要認真學習領會。此外，她還前後舉辦過七次佛道辯論大賽，內容涉及兩教的哲學本體論、發生論和認識論等眾多方麵，這就是打算從文化領域入手在意識形態上下功夫了。等到741年，唐玄宗又正式推行了道舉考試，把《老子》《莊子》《列子》等道教典籍作為考試內容，這是後話了。自此，道教實際上才算得上正式成為了皇族宗教了。
有關唐朝的科舉，和道友們非常熟悉的後世那種八股完全不同，唐朝的考試、形式、內容要豐富得多，所以人才選拔還是比較成功的。比如一年一度的常貢科，就包括明經科、進士、明法、書、算等等。唐代除了在明經科中增加了《老子》以外，還把明經科進一步細分成了三傳科、三史科、三禮科和崇玄科等專業，這個崇玄科自然就是道士專業的考試了。科舉考試的其他詳細內容就不多講了，也不是一兩句話能講清楚的。
為了提升道教的影響和地位，把道教的經典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中，但是為什麽會把《老子》和《孝經》《論語》一起考試，而不是和其他的呢？這裏再簡單解釋一下，深層次的原因就不多分析了，隻說說個人的認識，就是這和中國傳統的儒學思想中極為重視的忠孝思想有關係。
忠孝思想恰好是佛教的短板，在前麵講到佛道之爭時，道士們常拿忠孝問題來說事，以此攻擊佛教，很多皇帝也由此厭惡佛教。比如北周武帝滅佛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因為“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應退還家”，當然了，道教也沒有完全脫了幹係，同樣受到了一些牽連。
624年傅奕上疏廢佛也有“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這一理由，“移孝為忠”，忠、孝本來就是一迴事，所以，和尚們的不孝行為就等於是不忠行為，你都不忠於這個國家，那還不滅了你啊。所以，為了補全這個短板，佛教不得不臨時造了部偽經《父母恩重經》。道教呢，雖然沒有被直接指責不忠不孝，但眼看老對手都能厚著臉皮弄了本假書出來了，宣揚自己既忠且孝了，怎麽也不能落於其後，於是，隋唐時期也出現了不同版本的道教報恩經。
早期涉及報恩思想的道經有《洞玄靈寶道要經》和《太上洞玄靈寶八仙王教誡經》，大約出自隋末唐初時期，後來又逐漸出現了《元始洞真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玄天真一報父母恩重經》和《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生經》，所以，有學者根據這一時期的曆史特點，專門研究了道教的報恩思想的形成及發展，這裏就不深入研究了。
接著說科舉的事，《孝經》作為十三經之一，和《論語》一起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證明“孝”一直是唐朝統治階級極為重視的教化內容，而《老子》能和這二書一並列入科舉，也說明了統治階級對它的重視，裏麵也許也有對道教報恩思想的認可吧。
如果您以為這就是武則天所能做到的極致了，那就錯了。為了更進一步提升道士的地位，她還改革了宗教管理機構，道士、女冠由原來的鴻臚寺管理改為“道士、女冠隸宗正寺”，地位僅次於親王。如果道士、女冠犯了法，由教規處理就行，地方法律不能處理他們。同時還要求每州必須修建不同規模和數量的道觀，道士的數量也都有國標統一遵照執行。這些規定，就是純粹為了提升道士的地位了，造就了一批地位僅次於宗室的、遊離於法律之外的特權階級出來。
唐初時，宗教的管理統一都是由鴻臚寺負責的，寺廟、宮觀、和尚、道士等都包括在內。鴻臚寺道友們可能在文學作品裏經常聽到，這是一個負責管理朝會、賓客、吉兇儀禮的機構。為了抬高道教的地位，武則天把道教的管理從鴻臚寺裏剝離出來，放到了專門管理天子族親屬籍的宗正寺裏，並在下麵單設一個崇玄署，編置上給配置了一令一丞二府二史二掌固六典事的公務員編製體係。這裏稍一想就發現，道士由管理自己家族事務的機關負責了，意味著皇室把道士看成自己家裏人了，比和尚們的檔次那就明顯高了不少。
當然了，皇室如此重視道教，道教迅速發展，規模也日益擴大，僅在頂層設置管理機構是完全不夠的，因此，為了更好的管理道教，唐政府一直推行以教管教的政策，在全國設置了地區性的道官，稱為道門威儀，也叫道門威儀使，職責就是“監領諸道士”。
隨著道教地位的提高，想要當道士的人自然就會增加，但在統一的管理體製下，當道士的門檻是很高的，可不是隨便什麽人都能當道士的。同樣，道官的選拔更加嚴格，比如擔任過全國性威儀的道士有唐玄宗開元時代的胡紫陽、司馬秀，天寶時期的蕭園裕、王虛真等人。
不熟悉道教的道友們可能都沒聽說過這些人，這些可都是道法高深的名道，僅就胡紫陽來說，他是李白的好友，李白還曾給他寫過一篇《漢東紫陽先生碑銘》，對他的一生作了簡單總結，足見他在當時的影響力之高。
另外，他的弟子胡齊物，是玄宗時負責《道藏》編纂的主要道士。弟子元丹丘，同樣也是一位高道，同樣和李白關係極好，李白給他寫的詩就更多了，比如《聞丹丘子於城北山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仆離群遠懷亦有西遁之誌因敘舊以贈之》《穎陽別元丹丘之淮陽》《以詩代書答元丹丘》《酬岑勳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與元丹丘方城談玄詩》《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題元丹丘山居》《題元丹丘穎陽山居並序》《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可能還有別的，就不再一一列舉了，不得不對李白大大說聲服，不愧詩仙，僅和這位道士有關的詩就寫了如此之多。當然，這從側麵也說明了元丹丘和李白關係不一般，人以群分，不是什麽人都能和詩仙做朋友的。所以，弟子如此有名，當老師的胡紫陽水平怎麽可能會低。
上麵所說的全國級的威儀道士，在道教的管理體製中，國級下麵就是地區級的，最基層的則是每個宮觀，選拔同樣嚴格。僅就每一個宮觀來說，按規製要設三綱，分別是“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一人，共綱統眾事”，就是這三位來具體負責掌管一個宮觀的宗教活動，算是政府委任的最基層道官，大約相當於現在的社區居委會吧。
由此，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宮觀，大唐就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道官製度。政府任命的道官，一般來說都是道士，體現了道、俗兩個渠道，這當然是一種君權至上的體現，又使道教保持了相對獨立性，同時避免出現那種宗教淩駕於皇權之上或宗教獨立於皇權之外的情況產生。
在高武時期，李治雖然一直病歪歪，武則天則扮演好了一位好妻子的角色，裏裏外外一把抓，不但打理好了內政外政，還幫著老李家處理好宗教問題，通過一係列政策和實際行動，道教發展達到了第一個高峰期，實在是功不可沒。不過這樣一位有野心的女人，在李治死了以後，失去了最後束縛的那顆不安分的心，對道教是福還是禍呢？且聽下迴分解。
接下來還有更大的動作，武則天向李治建議，要求王公百官都要認真學習《老子》，並且把《道德經》納入科舉考試，“自今以後，《道德經》並為上經，貢舉人皆須兼通”。從此，在科舉考試中增加了《道德經》，和《孝經》《論語》一起考試，並把《道德經》列為上經，所有讀書人都必須要認真學習領會。此外，她還前後舉辦過七次佛道辯論大賽，內容涉及兩教的哲學本體論、發生論和認識論等眾多方麵，這就是打算從文化領域入手在意識形態上下功夫了。等到741年，唐玄宗又正式推行了道舉考試，把《老子》《莊子》《列子》等道教典籍作為考試內容，這是後話了。自此，道教實際上才算得上正式成為了皇族宗教了。
有關唐朝的科舉，和道友們非常熟悉的後世那種八股完全不同，唐朝的考試、形式、內容要豐富得多，所以人才選拔還是比較成功的。比如一年一度的常貢科，就包括明經科、進士、明法、書、算等等。唐代除了在明經科中增加了《老子》以外，還把明經科進一步細分成了三傳科、三史科、三禮科和崇玄科等專業，這個崇玄科自然就是道士專業的考試了。科舉考試的其他詳細內容就不多講了，也不是一兩句話能講清楚的。
為了提升道教的影響和地位，把道教的經典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中，但是為什麽會把《老子》和《孝經》《論語》一起考試，而不是和其他的呢？這裏再簡單解釋一下，深層次的原因就不多分析了，隻說說個人的認識，就是這和中國傳統的儒學思想中極為重視的忠孝思想有關係。
忠孝思想恰好是佛教的短板，在前麵講到佛道之爭時，道士們常拿忠孝問題來說事，以此攻擊佛教，很多皇帝也由此厭惡佛教。比如北周武帝滅佛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因為“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應退還家”，當然了，道教也沒有完全脫了幹係，同樣受到了一些牽連。
624年傅奕上疏廢佛也有“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這一理由，“移孝為忠”，忠、孝本來就是一迴事，所以，和尚們的不孝行為就等於是不忠行為，你都不忠於這個國家，那還不滅了你啊。所以，為了補全這個短板，佛教不得不臨時造了部偽經《父母恩重經》。道教呢，雖然沒有被直接指責不忠不孝，但眼看老對手都能厚著臉皮弄了本假書出來了，宣揚自己既忠且孝了，怎麽也不能落於其後，於是，隋唐時期也出現了不同版本的道教報恩經。
早期涉及報恩思想的道經有《洞玄靈寶道要經》和《太上洞玄靈寶八仙王教誡經》，大約出自隋末唐初時期，後來又逐漸出現了《元始洞真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玄天真一報父母恩重經》和《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生經》，所以，有學者根據這一時期的曆史特點，專門研究了道教的報恩思想的形成及發展，這裏就不深入研究了。
接著說科舉的事，《孝經》作為十三經之一，和《論語》一起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證明“孝”一直是唐朝統治階級極為重視的教化內容，而《老子》能和這二書一並列入科舉，也說明了統治階級對它的重視，裏麵也許也有對道教報恩思想的認可吧。
如果您以為這就是武則天所能做到的極致了，那就錯了。為了更進一步提升道士的地位，她還改革了宗教管理機構，道士、女冠由原來的鴻臚寺管理改為“道士、女冠隸宗正寺”，地位僅次於親王。如果道士、女冠犯了法，由教規處理就行，地方法律不能處理他們。同時還要求每州必須修建不同規模和數量的道觀，道士的數量也都有國標統一遵照執行。這些規定，就是純粹為了提升道士的地位了，造就了一批地位僅次於宗室的、遊離於法律之外的特權階級出來。
唐初時，宗教的管理統一都是由鴻臚寺負責的，寺廟、宮觀、和尚、道士等都包括在內。鴻臚寺道友們可能在文學作品裏經常聽到，這是一個負責管理朝會、賓客、吉兇儀禮的機構。為了抬高道教的地位，武則天把道教的管理從鴻臚寺裏剝離出來，放到了專門管理天子族親屬籍的宗正寺裏，並在下麵單設一個崇玄署，編置上給配置了一令一丞二府二史二掌固六典事的公務員編製體係。這裏稍一想就發現，道士由管理自己家族事務的機關負責了，意味著皇室把道士看成自己家裏人了，比和尚們的檔次那就明顯高了不少。
當然了，皇室如此重視道教，道教迅速發展，規模也日益擴大，僅在頂層設置管理機構是完全不夠的，因此，為了更好的管理道教，唐政府一直推行以教管教的政策，在全國設置了地區性的道官，稱為道門威儀，也叫道門威儀使，職責就是“監領諸道士”。
隨著道教地位的提高，想要當道士的人自然就會增加，但在統一的管理體製下，當道士的門檻是很高的，可不是隨便什麽人都能當道士的。同樣，道官的選拔更加嚴格，比如擔任過全國性威儀的道士有唐玄宗開元時代的胡紫陽、司馬秀，天寶時期的蕭園裕、王虛真等人。
不熟悉道教的道友們可能都沒聽說過這些人，這些可都是道法高深的名道，僅就胡紫陽來說，他是李白的好友，李白還曾給他寫過一篇《漢東紫陽先生碑銘》，對他的一生作了簡單總結，足見他在當時的影響力之高。
另外，他的弟子胡齊物，是玄宗時負責《道藏》編纂的主要道士。弟子元丹丘，同樣也是一位高道，同樣和李白關係極好，李白給他寫的詩就更多了，比如《聞丹丘子於城北山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仆離群遠懷亦有西遁之誌因敘舊以贈之》《穎陽別元丹丘之淮陽》《以詩代書答元丹丘》《酬岑勳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與元丹丘方城談玄詩》《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題元丹丘山居》《題元丹丘穎陽山居並序》《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可能還有別的，就不再一一列舉了，不得不對李白大大說聲服，不愧詩仙，僅和這位道士有關的詩就寫了如此之多。當然，這從側麵也說明了元丹丘和李白關係不一般，人以群分，不是什麽人都能和詩仙做朋友的。所以，弟子如此有名，當老師的胡紫陽水平怎麽可能會低。
上麵所說的全國級的威儀道士，在道教的管理體製中，國級下麵就是地區級的，最基層的則是每個宮觀，選拔同樣嚴格。僅就每一個宮觀來說，按規製要設三綱，分別是“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一人，共綱統眾事”，就是這三位來具體負責掌管一個宮觀的宗教活動，算是政府委任的最基層道官，大約相當於現在的社區居委會吧。
由此，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宮觀，大唐就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道官製度。政府任命的道官，一般來說都是道士，體現了道、俗兩個渠道，這當然是一種君權至上的體現，又使道教保持了相對獨立性，同時避免出現那種宗教淩駕於皇權之上或宗教獨立於皇權之外的情況產生。
在高武時期，李治雖然一直病歪歪，武則天則扮演好了一位好妻子的角色，裏裏外外一把抓，不但打理好了內政外政，還幫著老李家處理好宗教問題，通過一係列政策和實際行動，道教發展達到了第一個高峰期，實在是功不可沒。不過這樣一位有野心的女人，在李治死了以後，失去了最後束縛的那顆不安分的心，對道教是福還是禍呢？且聽下迴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