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前人種樹,後人就有資格買個躺椅在樹下喝茶乘涼了。所以,有了一代明主兼老爸楊堅鋪好了陽關大路,別的不說,單說對待宗教的政策方麵,兒子楊廣基本上就不用再操心如何做了,更不需要再發愁改革創新了,隻要和他老爸保持一致、政策延續下去就ok了。


    和老爸的“素無術學”不同,楊廣從小就是個喜歡讀書的好孩子,也喜歡搞搞寫作,這和一些演義小說裏描寫的那個隻會吃喝玩樂的昏君還是不太一樣的,至少楊廣在當皇帝之前和當皇帝早期的表現還是很不錯的。實際上,在那個位置上坐得時間久了,能夠保持不變質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古今都一樣,早年英明神武、晚年荒淫昏聵的多了去了,所以也沒必要對楊廣有什麽成見,總體來說,他在位期間疏浚大運河、遷都洛陽、改度量衡、對外擴張等很多方麵成就都值得點讚,隻不過方式方法上不過腦子,搞得天怒人怨、天下大亂。


    在對待三教的政策上,楊廣基本上也沒有改變楊堅生前確立的總體發展戰略,同樣是以儒為主治國,攏絡佛、道二教為政治所用。他在608年下詔說,“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並“立孔子後裔為紹聖侯”可以得到證實。


    對待佛教,楊廣同樣繼承了家族一貫的信仰佛教的傳統,很早就和很多高僧有來往,特別是和禪宗大師智顗關係非常好。591年,楊廣在揚州組織召開了一個千僧大會,並且還非常虔誠的接受了菩薩戒。


    關於佛教的菩薩戒,我也並不是很了解,除了分大乘戒和小乘戒外,還有十重戒四十八輕戒和六重戒二十八輕戒等等講究,我們平時都知道的不喝酒、不殺生、不邪淫之類的都是其中的戒條,可見楊廣受戒也隻是為了做秀,表達一種姿態罷了,要讓他持戒,別逗了。至於經他之手給各地寺廟供應的錢米糧油,根本就無法計數。


    對道教,楊廣可能比他老爸更加崇尚。史學家對隋朝的大業年間,即605到618年這幾年稱為“天下承平日久”,是結束南北分裂大一統後,出現的很難得的天下太平的一段時間,道教在這段時間也得到了迅速發展,所以史書說“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眾”。當然了,隨後也有一段混亂時期,過渡到了盛唐。


    楊廣本人還特別喜歡接見道士和修建道觀,他在位期間的道士數量也有很大增長,甚至還把佛寺改成道場,把道觀改成玄壇,就怕不熱鬧。《長安誌》記載,大業初,長安內有寺一百二十座,稱為道場,有道觀十座,稱為玄壇,遷都洛陽以後,又在城內及周邊修了二十四座道觀,發展了一千一百多道士。


    不僅如此,楊廣還在皇宮裏設了座玄靖殿,建了惠日、法雲兩個道場,通真和玉真兩座玄壇,這些都是為了方便他不出宮就能供奉佛祖和天尊,對於佛、道二教倒是一碗水端得很平。


    楊廣的學術水平還是不錯的,自己曾經也愛寫作,所以對於道教的經籍的整理、編修及目錄建設都很重視。比如他在繼位之前,就在王府裏養著近百人,專門負責修撰工作,繼位後,更加注重各類書籍的編著,《隋書?經籍誌》和《通誌》裏均有這方麵的記載,當時涉及到的書目包括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等,其中道經在經籍誌裏有記載的主要包括老莊思想等。“以老子為本,次講莊子及靈寶、升玄之屬”,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當時的道教還是以老莊為主的,楊廣對於各類文獻的整理和保存作出了不小的貢獻。


    楊廣對道士的重視也比老爹更甚,與他有過親密接觸的道士不少,他對這些道士也非常迷信。據《隋書?徐則傳》說,“建安宋玉泉,會籍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鬆水自給,皆為煬帝所重”。592年開始,楊廣多次派人去請王遠知,向他執弟子禮,還封了個代王越師的頭銜。611年,又在首都給他建了座玉清玄壇,請來主持,方便時時見麵。


    對於縉雲山的徐則更加尊敬,曾寫信求教道法,早年也曾想讓這位隱世高人幫他篡位。當然,這位高人來了以後,還沒來得及發揮作用就羽化了,楊廣也對得起他,派人送他迴到天台山安葬,又“隨須供給”,“賜物千段”,還派畫工“圖其狀貌”,令方士作頌詞。稍後再詳細講一講王遠知和徐則等道士。


    當然,楊廣也對道士們還是有著警惕心的,所以他並非是一無是處的昏君,《新唐書?方技傳》記載,楊廣把各地的有名的道士都召集來,讓一個叫弘禮的和尚統一管理,“聚而禁之”。為了加強宗教管理,楊廣還專門設置了一個叫崇玄署的機構,相當於現在的宗教事務管理局,裏麵設立了令、丞等專職公務員辦公,管理佛、道二教,這就是王權對宗教的真實態度。


    當然了,演義裏的昏君形象也不是憑空捏造的,比如楊廣自己就極想長生不死,這也是他崇道的一個重要原因。《資治通鑒》裏記載了一個故事,有位道士潘誕,自稱三百歲了,說他能給楊廣煉金丹,吃了就算不能與天地同壽,也能與日月齊輝。楊廣自然高興,立刻也修了座嵩陽觀,按照豪宅別墅精裝修,僅豪華房間就好幾百間。為了照顧老神仙的起居,安排了一百二十個童男童女,丫環仆人更是好幾千人,所耗巨萬,當然了,對於平民百姓來說這是不敢想象了,但對於擁用整個國家的皇帝來說,這點小房產也花不了幾個錢。


    日常生活中,更是離不開僧道的陪同了,每次上朝結束迴來,把自己的老婆們、老爹楊堅的老婆們、兄弟家人、和尚道士們全都要聚餐,燈紅酒綠,“更相勸侑,酒酣殽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道友們知道楊廣喜歡出去玩,每次出差,當然他不用請假了,作者本人別說出差了,現在離開所在城市都要請假,當然特殊時期,大家也都理解和配合。作為皇帝,那是沒有籠子可以關他的,他是生活在籠子外麵的,所以出差、遊玩、開party等都要帶上一群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還自稱為四道場。


    算了,這位皇帝的荒唐事就不多說了,客觀點評價,他對道教發展還是做出了不小的貢獻,有學者總結了三點:整理修纂了道書目錄;組織學者、道士編寫了一些新的道書;組織抄寫了官方認可的道經,這些貢獻,對唐代的道藏的編寫有著不小的意義。


    隋朝的第三位小皇帝就不提了,給李淵當了一年的靶子,又親自把他從那個位置上拉了下來,可以忽視了。總體來說,隋朝的宗教政策,以利用和扶植為主,宗教得以發展,在政治上、經濟上享有了一定的特權。這是一種承上啟下的時期,直接為道教在唐代的發展奠定的基礎。


    在隋末的天下大亂,農民起義狼煙遍卷時,道士們是怎麽做的呢?有的選擇隱遁山林,靜待時機再出江湖,有的幹脆直接投身到逐鹿之中。比較有名的比如東都道士桓法嗣,效法那些成功的幫助楊堅上位的前輩們,支持王世充為“當代隋為天子”,期望這位一統江湖;泰山道士徐洪客則選擇了李密,當然還有著名的魏征成了同盟戰友,也曾經“進十策以幹密”,不知道這二位道門高人,特別是魏征怎麽眼光這麽失準了,好在魏征隨後又改投了唐王朝,從而成功從一位道士轉職成為了一代名相。


    等到大唐王朝氣候已成,投身到李淵麾下的道士則更多了,比如著名的樓觀道士岐暉,當李淵帶兵到蒲津關時,四處宣傳“此真君來也,必平定四方矣”,立刻組織了八十個道士去接應,自然也是為了在這位未來的皇帝心裏留下點痕跡;至於楊廣無比崇敬的王遠知道長,也果斷離開了這位昏君,自稱“奉老君之旨”向李淵“預告受命之符”。


    我們不應該批評這些道士立場不堅定的行為,在經曆大混亂時代的洗禮,能夠在夾縫中生存下來,能夠使道教傳承下去,於道教來說,他們的行為最終還是為道教的發展有益的,這就足夠我們肯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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