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隋書》記載，在公元583年，楊堅曾下過一道詔書，說“行仁蹈義，名教所先，厲俗敦風，宜見褒獎”。又經過幾年的四處平定，589年消滅了陳，此時南北基本完成了統一，同年四月又下詔說“喪亂已來，緬將十載，君無君德，臣失臣德，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婦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可見此時雖然基本上完成了統一，但內政還是一團糟，楊堅還是能看得出，宗教在這種時期對於快速穩定內政有著極好的效果。
在京城有座禪定寺，587年時主持稠師圓寂了，對於日理萬機的皇帝來說，這本應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怎麽也不應當引起皇帝的注意才對，但是楊堅偏偏就親自關心並過問了這件事。他下詔請來了徐州的高僧曇遷，由他來當禪定寺的主持，並且還一直與曇遷保持著密切的來往，經常要抽時間喝個茶、聊聊天。楊堅每次出差時，也會叫上曇遷陪同，甚至晚上也要讓他陪著睡覺聊天，足見他對佛教的重視和親近，也看到了佛教對於穩定當前的社會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通過這件貌似很小的事來看，在隋朝初期，楊堅對於佛、道二教是一種保護、拉攏的態度。南北統一以後，大隋也由對外征伐轉向了內政建設，佛、道二教的發展建設，也成了楊堅內政建設要重點考慮的一部分。
再比如，在600年底，楊堅下詔讓各地建廟立祀，並且說誰要是再敢偷盜、毀壞佛像、天尊像，都要嚴懲，這顯然是對北周時期對佛寺的嚴重破壞有太深的感觸了。當然了，他還特別指出，如果有和尚或道士毀壞佛像、天尊像的情況，那更要嚴懲，因為這種性質更惡劣。
那麽是如何嚴懲的呢？史書記載是“以惡逆論”。這個惡逆罪在隋代是重罪，當時的刑法中是“十惡之條”，列舉了十條重罪，而惡逆就是這十大罪之一。對於犯了這十大罪條人的處理，一般都是掉腦袋完事。如果僥幸中了彩票，恰好趕上皇帝娶老婆、生兒子、新皇登基之類的大喜事，就會有大赦天下這種好事，但“雖會赦，猶除名”，就是說就算遇上大赦放了你，但是也不能恢複原來的身份地位。比如原來有的官職、功名之類的吧，就是你因犯這十惡罪被赦後，最多就是個平民百姓了，想恢複政治地位那就別想了。這可以說是隋朝在法律上對佛、道二教加以了保護。
沒過幾天，楊堅又下詔稱佛道並重，“佛法深妙，道教虛融，鹹將大慈，濟度群品，凡在含識，皆蒙複護。……”，所以，說到底，還是因為佛、道二教經過大混亂的發展時代後，都有了很好的群眾基礎，繼續打擊是不現實的，利用好的話可以更好的為統治階級服務。
如果說上麵這些態度、政策，是表達了隋政府對佛、道二教的一種扶持態度的話，那麽對於恢複和扶持佛、道二教，特別是在佛教上，楊堅具體有哪些實際行動呢？
601年，楊堅先後兩次下詔，要求各地興寺建塔，同時也極為關心各地寺廟的僧人數量，說我大搞房地產開發，給你們修了這麽多別墅，到時候沒有和尚住進去就尷尬了，所幸經過十幾年的恢複，就算房子不夠住，也沒影響和尚的數量。至於鼓勵並安排眾高僧翻譯佛經，弘揚佛法，送錢送物這些事，那更不用細說了，不可計數。
可以看出，楊堅對佛教還是天然就有親切感的，各方麵照顧有加，這和他從小就信仰佛道是離不開的。那麽對於道教呢，他實際上也並沒有特別偏見，沒有因為信佛就敵視道教，總體上也是以扶持為主。
《隋書?王邵傳》還記載了一個故事，王邵給楊堅上表時說，在陳留老子祠裏有一棵老柏樹，枯死很久了，民間傳說老子不久要來度世，這棵枯柏就會從東南方向生出新枝。南齊時，果然東南方向生出新枝，當時還是亳州刺史的楊堅聽說後，親自來到樹下，正好應了老子度世的傳說。
由於有過這樣一段淵源，楊堅對道教，特別是老子就非常看重了，自己就是老子派下來度世之人，所以對各地的老子祠的營建工作非常重視，很多時候都要親自過問。在《全隋文》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楊堅稱帝後，581年下詔稱“法無內外，萬善同歸，教有深淺，殊途共致。朕付膺道化，念存清靜，慕釋氏不二之門，貴老生得一之義，總齊區有，思至無為，若能高蹈清虛，勤求出世，鹹可獎勵，貽訓垂範”，同年，下詔修複了周至縣的老子廟，足見對老莊道家的崇尚。583年，又在龍首原新建了三十六所道觀，稱為玄壇，並且度道士二千人。
楊堅以前曾去過樓觀台的宗聖觀，對於這個尊奉老子的道派非常重視，除了下令重修道觀，度了一百二十個道士外，並且還刻了四體的道德經收藏在道觀裏。
前麵講到樓觀道士王延，一直在京都，楊堅為他專門修了座國立的宗教研究院——玄都觀，請他去當主持，甚至最後還“齋誠受智慧大戒”。對於樓觀道的重視，和“田穀十老”中的王延和嚴達有著重要的關係。
對於其他的有名道士，楊堅也經常詔見，比如588年召見孟靜素，把他安排住在至德觀，魏郡仇嶽洞曉老莊，也被召見一起交流玄理，為一個叫呂師的建了座清虛觀，為孫昂建清都觀，為孟靜素建至德觀，還在益州建了至真觀、三洞觀、三聖觀等。
楊堅的開皇年號的來曆，同樣是與道教有關。上一篇末提到的樓觀道士王延等人整理的《三洞珠囊》，其中就有“似元皇君號開皇元年，隋家亦象號開皇元年是也”的記載，《隋書?經籍誌》也有相近說法。實際上“開皇”就是道教中一劫之始，楊堅確定年號為開皇，也有利用道教的天命所歸的寓意，來為自己開創的新王朝增加氣運，想來也寄托了、承載了這位堪比始皇帝的一代大帝對美好未來的期待。
總之，在楊堅的有意識的扶持利用下，隋朝的道教是呈發展趨勢的，無論是道觀還是道士，規模、數量上都有所增長，道士們的參政議政也是封建統治階級所樂見其成的。
楊堅在位期間，還有個關於佛、道相爭的有意思的事兒。楊堅經常會請些道士進京來講座，開些學術交流會，當然他親自參加的時候不多，不過卻要求大臣們都得去聽聽講，接受點新知識、新思想。
對於這種情況，和尚們感覺不太爽了，於是也去會場聽，當然他們是帶著攪和的目的去的，所以那邊台上剛講了個開頭，就有個光頭站起來搶麥提問，問題自然不會是友好交流的，而是詰難，這樣講座一般也就無法進行下去了。和尚們達到了目的，高高興興去慶祝了，道士們就不高興了，於是就向皇帝告狀，皇帝說沒事沒事，以後就不讓和尚們參加了，你們安心搞活動吧。
道士們一聽挺高興，心說這下可以安心講課了。沒想到，和尚們知道後，根本就不聽那一套，以僧粲為首的一眾和尚們照舊直接闖進會場，搶麥攪和照舊，講座自然就更沒辦法辦下去了。
當然了，好皇帝都是搞平衡的高手，聽說這件事後楊堅反而很高興，“斯朕之福也！”通過這事，也足見隋朝對佛、道二教的包容與重視了。
據《廣弘明集》記載，由於北齊的排斥道教的政策，曾一度使境內道教幾乎被滅絕，雖然稍有所誇張，但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在隋前，道教的生存麵臨著挑戰，所幸“迄於隋初，漸開其術”。假如楊堅同樣持續打壓、排斥道教的政策的話，道教的危機將更加大，更談不上還有所發展了。
所以，蔑道之說並不盡實，當然了，類似這種前後矛盾、不一致的問題，史書中是極為常見的，前麵也說過，這裏就不囉嗦了。
總之，也正是楊堅的這種對道教的扶持和利用的政策，為唐朝的道教大興打下了不錯的基礎。
在京城有座禪定寺，587年時主持稠師圓寂了，對於日理萬機的皇帝來說，這本應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怎麽也不應當引起皇帝的注意才對，但是楊堅偏偏就親自關心並過問了這件事。他下詔請來了徐州的高僧曇遷，由他來當禪定寺的主持，並且還一直與曇遷保持著密切的來往，經常要抽時間喝個茶、聊聊天。楊堅每次出差時，也會叫上曇遷陪同，甚至晚上也要讓他陪著睡覺聊天，足見他對佛教的重視和親近，也看到了佛教對於穩定當前的社會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通過這件貌似很小的事來看，在隋朝初期，楊堅對於佛、道二教是一種保護、拉攏的態度。南北統一以後，大隋也由對外征伐轉向了內政建設，佛、道二教的發展建設，也成了楊堅內政建設要重點考慮的一部分。
再比如，在600年底，楊堅下詔讓各地建廟立祀，並且說誰要是再敢偷盜、毀壞佛像、天尊像，都要嚴懲，這顯然是對北周時期對佛寺的嚴重破壞有太深的感觸了。當然了，他還特別指出，如果有和尚或道士毀壞佛像、天尊像的情況，那更要嚴懲，因為這種性質更惡劣。
那麽是如何嚴懲的呢？史書記載是“以惡逆論”。這個惡逆罪在隋代是重罪，當時的刑法中是“十惡之條”，列舉了十條重罪，而惡逆就是這十大罪之一。對於犯了這十大罪條人的處理，一般都是掉腦袋完事。如果僥幸中了彩票，恰好趕上皇帝娶老婆、生兒子、新皇登基之類的大喜事，就會有大赦天下這種好事，但“雖會赦，猶除名”，就是說就算遇上大赦放了你，但是也不能恢複原來的身份地位。比如原來有的官職、功名之類的吧，就是你因犯這十惡罪被赦後，最多就是個平民百姓了，想恢複政治地位那就別想了。這可以說是隋朝在法律上對佛、道二教加以了保護。
沒過幾天，楊堅又下詔稱佛道並重，“佛法深妙，道教虛融，鹹將大慈，濟度群品，凡在含識，皆蒙複護。……”，所以，說到底，還是因為佛、道二教經過大混亂的發展時代後，都有了很好的群眾基礎，繼續打擊是不現實的，利用好的話可以更好的為統治階級服務。
如果說上麵這些態度、政策，是表達了隋政府對佛、道二教的一種扶持態度的話，那麽對於恢複和扶持佛、道二教，特別是在佛教上，楊堅具體有哪些實際行動呢？
601年，楊堅先後兩次下詔，要求各地興寺建塔，同時也極為關心各地寺廟的僧人數量，說我大搞房地產開發，給你們修了這麽多別墅，到時候沒有和尚住進去就尷尬了，所幸經過十幾年的恢複，就算房子不夠住，也沒影響和尚的數量。至於鼓勵並安排眾高僧翻譯佛經，弘揚佛法，送錢送物這些事，那更不用細說了，不可計數。
可以看出，楊堅對佛教還是天然就有親切感的，各方麵照顧有加，這和他從小就信仰佛道是離不開的。那麽對於道教呢，他實際上也並沒有特別偏見，沒有因為信佛就敵視道教，總體上也是以扶持為主。
《隋書?王邵傳》還記載了一個故事，王邵給楊堅上表時說，在陳留老子祠裏有一棵老柏樹，枯死很久了，民間傳說老子不久要來度世，這棵枯柏就會從東南方向生出新枝。南齊時，果然東南方向生出新枝，當時還是亳州刺史的楊堅聽說後，親自來到樹下，正好應了老子度世的傳說。
由於有過這樣一段淵源，楊堅對道教，特別是老子就非常看重了，自己就是老子派下來度世之人，所以對各地的老子祠的營建工作非常重視，很多時候都要親自過問。在《全隋文》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楊堅稱帝後，581年下詔稱“法無內外，萬善同歸，教有深淺，殊途共致。朕付膺道化，念存清靜，慕釋氏不二之門，貴老生得一之義，總齊區有，思至無為，若能高蹈清虛，勤求出世，鹹可獎勵，貽訓垂範”，同年，下詔修複了周至縣的老子廟，足見對老莊道家的崇尚。583年，又在龍首原新建了三十六所道觀，稱為玄壇，並且度道士二千人。
楊堅以前曾去過樓觀台的宗聖觀，對於這個尊奉老子的道派非常重視，除了下令重修道觀，度了一百二十個道士外，並且還刻了四體的道德經收藏在道觀裏。
前麵講到樓觀道士王延，一直在京都，楊堅為他專門修了座國立的宗教研究院——玄都觀，請他去當主持，甚至最後還“齋誠受智慧大戒”。對於樓觀道的重視，和“田穀十老”中的王延和嚴達有著重要的關係。
對於其他的有名道士，楊堅也經常詔見，比如588年召見孟靜素，把他安排住在至德觀，魏郡仇嶽洞曉老莊，也被召見一起交流玄理，為一個叫呂師的建了座清虛觀，為孫昂建清都觀，為孟靜素建至德觀，還在益州建了至真觀、三洞觀、三聖觀等。
楊堅的開皇年號的來曆，同樣是與道教有關。上一篇末提到的樓觀道士王延等人整理的《三洞珠囊》，其中就有“似元皇君號開皇元年，隋家亦象號開皇元年是也”的記載，《隋書?經籍誌》也有相近說法。實際上“開皇”就是道教中一劫之始，楊堅確定年號為開皇，也有利用道教的天命所歸的寓意，來為自己開創的新王朝增加氣運，想來也寄托了、承載了這位堪比始皇帝的一代大帝對美好未來的期待。
總之，在楊堅的有意識的扶持利用下，隋朝的道教是呈發展趨勢的，無論是道觀還是道士，規模、數量上都有所增長，道士們的參政議政也是封建統治階級所樂見其成的。
楊堅在位期間，還有個關於佛、道相爭的有意思的事兒。楊堅經常會請些道士進京來講座，開些學術交流會，當然他親自參加的時候不多，不過卻要求大臣們都得去聽聽講，接受點新知識、新思想。
對於這種情況，和尚們感覺不太爽了，於是也去會場聽，當然他們是帶著攪和的目的去的，所以那邊台上剛講了個開頭，就有個光頭站起來搶麥提問，問題自然不會是友好交流的，而是詰難，這樣講座一般也就無法進行下去了。和尚們達到了目的，高高興興去慶祝了，道士們就不高興了，於是就向皇帝告狀，皇帝說沒事沒事，以後就不讓和尚們參加了，你們安心搞活動吧。
道士們一聽挺高興，心說這下可以安心講課了。沒想到，和尚們知道後，根本就不聽那一套，以僧粲為首的一眾和尚們照舊直接闖進會場，搶麥攪和照舊，講座自然就更沒辦法辦下去了。
當然了，好皇帝都是搞平衡的高手，聽說這件事後楊堅反而很高興，“斯朕之福也！”通過這事，也足見隋朝對佛、道二教的包容與重視了。
據《廣弘明集》記載，由於北齊的排斥道教的政策，曾一度使境內道教幾乎被滅絕，雖然稍有所誇張，但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在隋前，道教的生存麵臨著挑戰，所幸“迄於隋初，漸開其術”。假如楊堅同樣持續打壓、排斥道教的政策的話，道教的危機將更加大，更談不上還有所發展了。
所以，蔑道之說並不盡實，當然了，類似這種前後矛盾、不一致的問題，史書中是極為常見的，前麵也說過，這裏就不囉嗦了。
總之，也正是楊堅的這種對道教的扶持和利用的政策，為唐朝的道教大興打下了不錯的基礎。